历史上的20则古文 历史的尘埃经今古文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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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20则古文 历史的尘埃经今古文之争

历史上的20则古文 历史的尘埃经今古文之争

由于五经博士设置后,立于学官的,基本上都是今文经,而古文不得立,于是乃有经今古文之争。

今文经是用汉代流行的隶字书写的。古文经是用先秦六国时流行的字体书写的。今古文经,不只是字体书写上的不同,而在文字内容、篇章多寡以及学风等方面也有所不同。

在今文经学领域里,董仲舒是很有影响的大师。他的大一统思想,适应了当时发展中的政治形势;他的阴阳五行灾异的说法,为汉家的皇权涂上了神秘的灵光;他的春秋公羊学很受重视。但今文经学在前进的路程上显然走上了不健康的道路。一是烦琐说经,一经说到百余万字,少也有数十万字,令人生厌。一是宣扬迷信,如求雨、止雨的法术和以孔子名义捏造谶纬。这二者都是不能保持今文经学已有的地位而滋长其内部陈腐的因素。汉哀帝时,刘歆揭露今文学派的儒生说:“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亡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疾妒,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这指出了今文学派于烦琐说经的同时,甚至疲老不能究一经,抱残守缺、目光短浅,死抱着师法,拒绝进步。这实际上是反映今文学派的衰落,但他们仍坚持学官的地位,不肯向古文经学让步。

汉景帝时大会白虎观,这正是总结今文经学的良好机会。但今文学派的博士和儒生没有人能把这个任务承担起来。承担这个任务的反而是古文学者班固,是他写出了《白虎通》,把今文经学系统地作了总结。也还是在章帝时,他让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左氏春秋》,不受学官,然皆摧高第和封爵,给事廷署。这对于古文学者,虽还不能立于学官,但承认了其在政治上学术上的合法地位。以上这两件事表明古文经学的势力在相对地增长,而今文经学在相应地削弱。

东汉出现了不少的经学大师,先有郑兴、郑众、贾逵,后有马融、郑玄。他们都是在古文经学上有成就,而且不为古文经学所限。

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官太中大夫。以不善谶,不为朝廷所重。郑众,字仲师,是郑兴的儿子,官大司农。建初八年(公元83年)卒。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官至侍中,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卒,年七十二。

郑兴、郑众、贾逵,都以通春秋左氏学见称。郑兴为左氏撰条例、章句、训诂。郑众亦为左氏作注。郑兴和郑众又各著《周官解诂》。贾逵,他的父亲贾徽是一个博学的人,曾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贾逵悉传父业,深明《左氏传》,为之解诂五十一篇。复奉命论次《左传》与二传同异,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齐、鲁、韩诗与《毛诗》同异,又作《周官解故》。贾逵的经学,已远较前人为恢廓,能融合古今文而观其大体。今古之争,至此可能已有了新的转变,而经学的旧樊篱已有显著的突破了。《后汉书》本传说:“世言左氏者多祖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又说:“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这可见郑贾之学影响之大。

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桓帝时为南郡太守。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卒,年八十八。史称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字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高徒,后列女乐。”所注书多种,有《易》、《尚书》、《诗》、《三礼》、《诗经》、《孝经》、《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不惟不为古今文所限,且不为《五经》所限。融尝欲训《左氏春秋》,见到了贾逵、郑众注后,乃说:“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他只著了《三传异同说》。《三传异同说》,显然是贯穿古今经学的著作。“既精既博”,则可说是马融学风上的特点。精则不烦琐,博则不墨守,这都是与今文经学流行的学风很不相同的,但又不以此自我标榜。马融的成就,已跨过经今古文之争了。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早年投师,学《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学《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因涿郡卢植的介绍,师事马融。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融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在一次与计算有关的活动中,郑玄以善于计算,有较多接触马融的机会,得以质疑问难。玄辞归时,融喟然谓门人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玄在外游学十余年。归家之日,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

郑玄不乐仕进。对于朝廷和地方权力的征石,他总是避而不就,有时甚至于偷偷地跑掉。但当他偶然处在官宦聚集场合的时候,他还是以他的学识使人们敬服。所注书,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有《天文七政论》、《鲁礼祫义》、《六艺论》、《毛诗讲》、《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门人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建安六年(公元201年),玄卒于元城,年七十四。

跟郑玄同时的任城樊人何休,好《公羊春秋》,著《春秋公羊解诂》,十七年不窥门。他认为《公羊》义法必须坚持,《左氏》已病入膏育,《穀梁》已废不能兴,因著《公羊墨守》、《左氏膏盲》、《穀梁废疾》,以申其说。郑玄站在何休的对立面,著《发墨守》《针膏育》、《起废疾》,以驳休说。玄林之争已不是简单的今古经学之争。郑玄所主持者有今文经学,何休所反对者亦有今文经学。实际上,今古文经学之争已近尾声。到了魏晋以后,玄学就取而代之了。何休也见到了郑玄所著之书,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何休颇有自居下风之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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