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1955年4月11日，一架载有8名新中国外交部及新闻工作者在内的隶属于印度航空公司的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前往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

然而不幸的是，飞机起飞4小时35分钟后在马来西亚的北婆罗洲海域附近失去联系。

后经证实，克什米尔公主号在该海域坠机，除3名机组人员外，包括机长在内的11人全部遇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坠机事件。

图丨克什米尔公主号残骸

按照预定的飞行计划，克什米尔公主号是在香港启德机场加完油后正常起飞的。事实上，对于克什米尔公主号的起飞，当时我国政府是非常关注的，与其说是关注，或许用“担心”两个字更为恰当。

尤其是周总理，他当时身处昆明，从克什米尔公主号降落在香港的那一刻起，他就一刻不停地守在电话旁，时刻等待着有关克什米尔公主号的一切动态消息。

当克什米尔公主号失去联系的消息传到昆明时，周总理心头为之一紧，而在场的所有人虽然不愿相信，但也不得不准备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飞机十有八九遇难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周总理如此关心飞机的安全，又令所有人在没有得到确凿证据之前就如此笃定飞机出事了呢？

原来，早在飞机起飞之前，我国政府就曾获取过一个重要情报，即台湾当局将会对克什米尔公主号进行有组织的破坏！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工作人员为何要执意搭乘克什米尔公主号前往印尼呢？而台湾方面又为何要对一架不属于大陆的客机进行破坏呢？

且让我们将时间再拉回到66年前，那个波谲云诡的外交风云时期吧！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了全方位的封锁与制裁，尤其在外交方面，欧美国家对我国的外交进行了围追堵截，致使我国虽然是当时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却一直被排斥在联合国大门之外，在世界外交舞台上没有得到一个大国应该享有的地位和权利。

图丨周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

为此，以周总理为首的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以其强大的外交能力开始寻求外交上的突破，他们力求以一个崭新的面貌来得到世界各国对新中国的认可。

于是，在周总理强力而有魅力的外交手段下，很多国家开始承认了新中国，尤其是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参加的第一个国际重大会议。

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总理不卑不亢、有礼有节、幽默诙谐而又充满智慧的外交风范给各国代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所以在这一基础上，由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五国发起的万隆会议便向新中国抛来了橄榄枝。

1955年1月15日，印度尼西亚总理代表五国正式邀请中国参加4月18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中国政府欣然应允。

万隆会议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西方国家参与下独自召开的国际会议，会议旨在加强亚非国家的合作，扩大亚非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从而真正摆脱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谋求各地区的真正独立。

可以说，万隆会议的召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次大势所趋，但却是很多西方国家所不能接受的，因为这预示着西方国家的殖民时代即将彻底落幕，尤其是万隆会议还邀请了中国，这就更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不能容忍。

而除了美国之外，新中国参加万隆会议也令另一个“国家”不能容忍，这个“国家”就是败退台湾的“中华民国”。

图丨蒋介石

当时的蒋介石对新中国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事实感到担心，虽然他的“中华民国”还窃取着联合国的席位，但很显然这个席位已经越来越不稳了。

新中国的外交官们频频亮相世界舞台，而他“中华民国”的名声和影响力却越来越弱，这一点从此次万隆会议上就能看出来。

当时参加万隆会议的二十多个国家，绝大部分都是与“中华民国”有建交关系的国家，只有少数几个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邀请“中华民国”却邀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自然让蒋介石很生气也很担心，如果让新中国成功参加了这次会议，那么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尤其是在亚非国家中的影响力将会进一步提高，如果任由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如此飞速前进，那么“中华民国”必然会彻底丧失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而反攻大陆也就成了一纸空谈！

为此蒋介石甚至将1955年4-5月称之为“中华民国”外交最危险的时期，所以，蒋介石认为必须阻止新中国参加万隆会议，而这一决定自然也得到了美国的认可。

阻止新中国参加万隆会议的决策定下来之后，具体实施方案就落到了台湾保密局的身上，时任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参与该计划的制定。毛人凤认为，新中国外交能够取得如此突飞猛进的进步与周恩来的个人能力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没有周恩来就没有新中国外交，因此，在毛人凤的授权下，台湾当局制定了暗杀周恩来的“1”号暗杀计划。

图丨毛人凤

暗杀计划出笼后，保密局随即开始寻找暗杀的时机。

经过一番仔细的谋划，他们敏锐地发现，当时的新中国没有直飞印度尼西亚的航线，也没有大型客机，所以新中国的外交人员必然会租用他国客机转道前往万隆，而这样一来就给了国民党特务可乘之机。

果不其然，当周恩来一行人的行程确定下来后，国民党特务很快就查清了他们的行程，不出他们所料，周恩来一行租用了印度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

克什米尔公主号当时是来往印度与香港的客机，后来中国政府与印度航空公司达成协议，克什米尔公主号于4月11日中午抵达香港后便停止对外售票，由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租用，然后客机从香港起飞前往雅加达。

当国民党特务收到这一消息后，他们立即决定在香港实施暗杀计划，而暗杀的方式就是提前将炸弹安装在飞机上，企图以这种方式将包括周总理在内的中国代表团一网打尽。

台湾当局自认为自己制定的暗杀计划滴水不漏，但他们还是小看了用几十年战火生涯中锻造出来的新中国的情报搜集能力，早在4月9日，即飞机失事前两天，中国外交部就已经获悉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

但是，即便是这样，中国政府依旧没能阻止事情的发生，克什米尔公主号还是被国民党当局成功破坏了，不得不说，这是非常遗憾非常痛心但也是非常无奈的。

图丨周恩来总理抵达印尼

4月9日，就在周总理获悉暗杀计划后，他立即向外交部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外交部将这一情况火速转告香港新华分社和将要登机的中国代表团，要他们立即向香港当局提出交涉，严肃对待这一消息并必须保证中方人员的安全；同时又指示外交部火速约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

对于周总理的紧急指示，外交部不敢有丝毫放松，他们分别向英方和港方通报了此事，新华社香港分社甚至深夜派专人到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分公司的经理家中与其沟通。

但无奈的是，英方虽然表面上表现得非常重视，但却没有更进一步的动作，他们只是象征性地通知了香港方面，而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经理也因为深夜被打扰而表现得极不耐烦，他不相信有人会破坏飞机，他此时只想睡个好觉，但中方人员的坚定态度又让他有些无所适从，加之他当时只想尽快让这些“不速之客”赶快离开，于是才表示一定会指示相关人员做好起飞前的安全检查，确保万无一失。

然而面对中方的屡屡警告，英方和港方，甚至航空公司方面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重视，这一点从中方人员登机前的情形就能看出来。

当时只有一些武警在机场外围警戒，而飞机附近是没有任何警卫的，当时只有一个领班在场，而这个领班甚至在凶手的怂恿诱惑下也成为了帮凶！

正是由于这种种因素，致使本就是机场工作人员的杀手很轻而易举的进入了飞机内部并成功安装炸弹。

港英当局的这种近乎于敷衍的态度令中国方面很无奈，但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我们在那里没有执法权，无法去亲自保护我们的外交人员，所以只能寄希望于港英，然而事实证明，西方国家对于新中国的蔑视、打压体现在方方面面。

港英当局的敷衍纵容了台湾当局的嚣张气焰，他们视法律与生命于无物，公然杀害新中国众多优秀的新闻外交工作人员，如此行径，实难为人！

图丨谷正文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后，由于英国方面的消极对待，调查一直没有取得有效进展，而本已经被港英方面控制的嫌疑人也统统被英国方面释放。直到事件发生后40年，台湾《中国时报》刊登了一篇名为“专访谷正文谈筹划刺杀周恩来始末”一文，当年的这起空难才被彻底曝光。

谷正文，时任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资深的国民党特务，当年就是他一手策划了那场空难。

当年台湾情报机构获悉周恩来总理即将率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时就决定要对其进行暗杀，正如前面所说，他们分析新中国没有直飞印尼的航线，所以代表团肯定会选择包机转机，而事实上，新中国百废待兴，一时间也没有能力实现中印直飞，正因为如此才给了台湾当局可乘之机，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新中国才不得不把自己优秀的外交人员的生命交给不靠谱的港英当局。

当中国代表团选择印度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时，谷正文着手联系香港方面的特务，经过一番周折后，他们策反了一名机场工作人员，由他将炸弹带入机场安装到飞机上，这名被策反的机场工作人员就是亲手实施了暗杀的凶手——周驹。

周驹是香港人，当年只有二十多岁，是机场的正式职工，但在机场做的是清洁工作，一名清洁工作人员能够顺利进入飞机安装炸弹，通过这一点也能看出当时机场的检查保护措施是非常差劲的。

周驹虽然有一份正式工作，但他生活非常拮据，因为他不仅好色，而且还嗜赌如命，所以他一直都是单身，更不用谈结婚了。

对于自己的处境，周驹非常清楚，而谷正文等人选中周驹的最主要因素也是他的嗜赌如命，不需要刻意地去洗脑，对于赌徒来讲，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份重金足以打动周驹去做任何事情。

图丨克什米尔公主号

60万港币！

当特务将60万港币摆在周驹面前的时候，周驹的大脑瞬间空白，或许他之前从未见过这么多钱，而60万对于一个机场的清洁工来讲诱惑力也足够大了，于是他不假思索的接受了任务。

不过，特务们也不傻，他们担心周驹拿了钱不办事，所以他们将钱和周驹的父亲一起安排到了一间旅馆，用略带威胁的语气警告周驹，只有将炸弹成功安装到机场上，才可以拿着钱带着父亲离开香港，如果事情办砸了，那就是另一个后果了。

诱惑与威胁刺激着周驹不敢怠慢，他在特务的安排下，反复学习并演练炸弹的安装与调试。

这枚炸弹是最新研制的TNT炸弹，由美国方面提供，经海运辗转运到香港，炸弹的外型虽然小巧但威力巨大，在11日周驹进入机场之前，特务特意将炸弹伪装成牙膏的模样，由其带入。

当时机场的工作人员是被允许带入自己私人的洗涮工具的，所以周驹非常轻而易举的将炸弹带入了机场。

虽然印度航空驻香港公司经理亲自到现场进行监管，不过，这名经理一直把重点放在外人和可疑的工作人员身上，而周驹非常的善于伪装自己，他一直装作非常繁忙的样子，再加上他身体本就瘦小，因此周驹并没有引起经理和其他现场人员的注意，所有人都本能地认为周驹只是一个普通的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工作人员，于是，周驹非常顺利的将炸弹安装到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的行李舱内。

图丨周总理

在安装炸弹的过程中，当时在场的领班余培发现了周驹可疑的行为，为了计划顺利实施，周驹欺骗余培说这是西药并诱惑余培绝无危险，事成之后给他一笔不菲的好处费，于是，余培决定帮助周驹完成这次“偷运”。

就这样，领班余培无意中成为了这起空难的另一个凶手，即便他是不知情的，但他的私心也足以令世人所不耻。

周驹成功安放炸弹后，他按照事先设计好的路线逃出机场，然后在特务的安排下很快就拿着钱和父亲去了台湾。

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坠毁在太平洋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然而不幸中的万幸，周恩来总理、陈毅元帅等人并不在飞机上，原来他们之前接受了缅甸总理吴努邀请先到了昆明，然后准备由昆明飞往缅甸首都仰光，访问结束后，再飞往香港，从香港飞往万隆。

而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就是发生在周总理在昆明等待前往仰光期间。因为提前得知台湾当局企图破坏此次行程的消息，周总理时刻关注着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情况，当飞机失事的消息传到昆明时，周总理久久不语。

所有人都劝他取消万隆之行，但周总理却毫无惧色，毅然决然地说：“为了亚洲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友谊，即使发生什么也是值得的，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

就这样，周总理只能暂时收起了悲痛和愤怒，登上前往仰光的飞机，继续一往无前。

图丨周总理与夫人邓颖超女士

后来，在给邓颖超的回信中，周总理如此写道：“......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再见”。

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

周总理深知此行的危险，深知新中国外交事业的重重困难，他跋涉万难，如履薄冰，在新中国外交战线上奋勇前行，不畏生死！

4月16日，周总理率领代表团抵达印尼首都雅加达。

因为有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印尼方进一步加强了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的安保，然而即便是这样，台湾当局依旧不死心，他们甚至组织了一支敢死队要不惜一切代价除掉周总理，幸运的是，在这批敢死队的队员中，有一名成员幡然醒悟，他匿名向中国代表团写了一封信，信中详细说明了台湾当局组建敢死队的前后过程，这是一批逃亡到印尼的原国民党中下级军官组成的28人敢死队，由台湾当局组织，敢死队得到美国人的支持，每人都配发了无声手枪。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和这封匿名信让印尼不敢对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的安保有一丝的懈怠，在中印两方的共同努力下，周总理安全而出色的出席了之后的万隆会议。

万隆会议上，周总理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暗杀等不耻行径形成鲜明对比，让亚非拉等众发展中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看到了周总理临危不惧的英雄本色以及新中国对世界人民的友好态度，以如此方式展现新中国的大国风范，足以折服在场的每一位与会国代表！

图丨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讲话

周总理顺利完成印尼一行，然而8位新中国新闻外交人员和3位外国记者却永远长眠在太平洋上，成为中国外交史上永远抹不去的痛！

事情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即就此事发布重要声明并直言不讳地揭露道：“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同时向英国政府提出质疑，对港英当局在我方事先报警的情况下，未能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表示强烈的不满。

但遗憾的是，虽然在我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英国方面答应就此事进行详细调查，但由于英国与美国蛇鼠一窝，参与策划此事件的所有有关人员无一例外全部逍遥法外！

尤其是主凶周驹，在港英当局采取措施之前就逃到了台湾，而英国方面以与台湾没有引渡条例为由，拒绝要求台湾将其引渡回港接受法律的制裁！

而美国方面也无耻地说这次空难是由于飞机本身出现了意外所导致的！

一句“意外”将这场暗杀叙述得如此轻描淡写，美国人的虚伪和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但可惜的是，那时候的我们无力为牺牲的八位烈士讨回公道，我们只能将这颗复仇的种子深深地埋在心里，直到我们重新站在世界巅峰的那一刻！

最后，让我们重新缅怀八位烈士，永远铭记他们用生命换来的新中国外交事业！他们是：

李肇基，35岁，外交部外交官；石志昂，41岁，中国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钟步云，42岁，中央警卫人员；沈建图，40岁，新华社记者；黄作梅，40岁，新华社记者；李平，26岁，新华社兼《光明日报》记者；郝风格，29岁，摄影记者；杜宏，37岁，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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