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有哪些特色呢(当湖南之富饶被世界窥见)
1913年,有个名叫太田世外雄的日本人,在湖南溜达一圈后,写了份调查报告。报告说,“湖南地大物博,人民富裕,……其为日本的飞腾之地无疑。”
以前,我们常说自己“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其实,这种宣传很招人惦记,一看就欠劫几次。就跟印度似的,那么温和的奶牛,谁会不爱不挤呢?
其实,洋人早就在湖南到处溜达了,还帮着湖南搞地质和矿产勘察。比如新化锡矿山锑矿,原以为是锡矿,炼了200多年没炼出锡,洋人跑过去一看,Oh my god!原来是锑矿!
早先,洋人在长江经济带上点了一堆城市开埠,汉口、沙市、岳阳、九江……压根就没看上长沙,为啥?因为货船从岳阳顺水而下,可以一路漂到上海,非常丝滑。
因为区位优势,有小伙伴说,为啥不把岳阳作为湖南省会。
其实,省会要综合考量,经济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就像沿海省份的双核驱动,广州与深圳、南京与苏州、济南与青岛……经济中心靠海更近,有利于海洋贸易;省会更靠近内陆,有利于辐射统筹全省。
另外,岳阳雨季汛期,很容易人为鱼鳖泡在水里;距离武汉太近,要么被武汉灯下黑,要么黑武汉;岳阳自古是四战之地,这也是为啥鲁肃在这里练水师、建阅军楼(岳阳楼)。
为啥抗战时期,常德、长沙、衡阳等地都打了保卫战,但岳阳没有,无险可守嘛!日军吃完晚饭6点进攻,一阵突突,晚上9点就可以在城里吃宵夜。
1899年,岳阳开埠后,洋人跑到岳阳一看才发现,这地方不南不北像个孤岛,湖北不疼湖南不爱。于是大伙皆云“岳州埠难有用处”,要求“再开长沙”。
那会,湖南巡抚陈宝箴已创建了水口山铅锌矿、益阳板溪锑矿、平江黄金洞金矿等一堆大型官办企业。为啥都是官办呢?这事,我们多聊几句。
当时,有三种经营模式:一是官办,不招商股,纯国企;二是官督商办,由商请办,纯私企;三是官商合办,股份制公司。其中的“商”,指的就是民族资本家和买办。
所谓买办,就是替洋人做买卖、跑腿办事的人。但这玩意最早是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货玩出来的,他俩最早跑出去搞大航海抢殖民地嘛!
华尔街就是买办们折腾起来的。当年,资本家把华尔街当仓库。货船开进纽约港,船工装卸货物,船长们就上岸喝个小酒、泡个小妞什么的,脑袋灵光的人就跑去问卖不卖货、缺不缺钱之类的。
一来二去,华尔街就成了倒爷、二道贩子的集聚地,这些人就相当于买办。
在大清,最初的买办也就是拿工资干活,本身没啥权力,跟二鬼子似的,一开始还被人鄙视。但时间一长就发现,这还是个高门槛岗位,必须具备一定文化基础,还得有外语沟通能力。
晚清能干这事的人没几个,只有沿海开明的知识分子才能胜任。另外,大清那些年被洋人打怕了,觉得与洋人打交道是“邦交大事”,于是特令买办需要清廷特批才行。
这样一来,就吉普变马丁,买办的逼格马上就起来了,还多了层官方属性。比如前两年死的“澳门赌王”何鸿燊,他们家早先就是英国怡和洋行买办。
王晶和刘德华以他为原型拍了两部《赌城大亨》,还贯彻了他的名言,“不赌就是赢”。
陈宝箴开矿办厂那会,长沙还没开埠,洋行买办进不来,所以天使投资人只能是民族资本家。但他们大多是小作坊主,玩不了矿产这种重投,只能玩点轻工业。
1902年,清政府在与英国签订《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中约定,长沙于1904年7月正式开埠,然后根据“利益均沾”,美、日、法等就都一窝蜂跑来了,没一个善茬。跑来干啥呢?
一是在太平街一带建了一堆洋行码头:美孚洋行、怡和洋行、太古洋行、日清洋行、开利洋行……1924年达到91家,传统列强就不说了,连挪威都从北冰洋跑过来了。
二是在橘子洲上建公馆别墅,富丽堂皇得不像人间。然后居家过日子搞娱乐,偶尔调戏长沙妹陀,享受长沙异域风情。
其中,有一座米黄色欧式建筑就是长沙海关税务公馆,税务司由美国人夏立士担任,无比的魔幻,但对于活宝大清来说,这很正常。
一鸦和二鸦后,大清不是欠了一堆赔款吗?列强们担心大清赖账不还钱,后来确实也穷得还不起钱。英国人多机灵啊,马上派赫德过来监督还钱。
赫德跑过来一看,大清确实又穷又瘦。穷没关系!你倒是收税啊!于是他帮大清设计了关税系统,手把手教大清收税,收了税再还赔款。
此后,赫德担任大清总税务司,掌握大清经济命脉近半个世纪。等大清没了,英国人走下坡路后,美国人再接再厉。美国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文官们都是挂着机枪、开着坦克挨家挨户武装讨税。
后来,哈佛大学毕业的宋子文有样学样,也搞了一支三万多人美械装备的税务部队,相当精锐。
当时,洋行买办主要收购湖南农副产品、矿砂卖到国外,再把成品和YA片倒腾回湖南。央视最近热播的《一代洪商》里,就有人在烟馆里吞云吐雾,这玩意又叫“福寿膏”,听名字还以为是保健品。
农副产品主要是大米、茶叶和中药材。当时,湖南是全国卖米顶流,“四大米市”之首。但这不是啥好话,为啥?一边卖米一边饿死人,每年都爆发“抢米风潮”。
这事估计印度人体会最深。印度每年出口大米1300万吨,但家里每年饿死一堆人,所以又叫“饥饿出口”,为啥?
因为家里没别人想要的东西,学不了俄罗斯的骚操作,不友好国家必须拿卢布来买能源。所以只能出口粮食,有了外汇才能买飞机什么的,毕竟每年摔那么多飞机,需求非常大。
洋行买办多会搞事情啊,善于用市场手段解决问题,非常犀利。锑砂“从前每吨价昂至三百余金者,今且跌至六七十金而已”,“工拙相越,贵贱相悬”,原材料和成品几十倍价格差。
无数人在深不见底的矿洞里,没日没夜地挖,但价格倒挂成这样,人力再低也扛不住啊!湖南官办矿业亏得一塌糊涂,怎么办呢?
“官督商办”私有化呗!电视剧《走向共和》里面,汉阳铁厂就这样搞过,还多次冲上西方报纸头条。
在没化验铁矿石的情况下直接建了酸性炉,结果铁矿石中含磷矿石,炼出来的铁轨很不靠谱,死活没人要,每月巨亏八九万两。不但心态崩了,还没钱更换碱性马丁炉,然后盛宣怀带着一伙买办商人股改汉阳铁厂。
不过那会儿,这种事很多。大伙都一肚子实业救国的激情,压不住火,干啥事都是一时冲动就开干,干完再想对不对,又二又勇,还充满浪漫主义气质。
汉阳铁厂这事对湖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啥?盛宣怀接手铁厂后,提出开采江西萍乡煤矿,为了把煤从萍乡运到汉口,詹天佑主持修筑了株萍铁路和粤汉铁路。
有了铁路加成,株洲,乃至整个湖南都坐到了风口上。
建国后,京广铁路、国道107、京港澳高速等都是以此为基础选线布局的,这让湖南至少领先江西一个身位。加入世贸后,凭借这些大动脉,湖南更是快速融入了珠三角。
这时期的买办大多脚踩两只船,既跟清廷大员关系特别好,又是洋行买办。但湖南基本都是“小微买办”,与上海那种“巨型买办”没法比,比如晚清“四大买办”(席正甫、唐廷枢、徐润、郑观应)。
进入民国,国力持续走弱,很多买办就干了不少坏事。为啥?因为买办的立命之本,就在于本土企业与国外企业的技术差。啥意思呢?
国内技术越弱势,国外产品就越强势,可以搞垄断倾销,买办就容易获利。所以屁股决定脑袋,他们跟民族产业是死敌。这事到现在也没变,比如“贸工技”和“技工贸”。
电影《1921》里面有个镜头,就是长沙学生游行抵制日货,支持国货。地点就在现在的长沙太平街,因为日本太古洋行和日清洋行都在那里。
发泄一下可以,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毕竟快乐的男耕女织干不过轰隆隆的机器大生产。勉强活下来,大难不死,还必有补刀。
1928年,南京出台《划分国家收入地方收入标准案》,相当于分税制,就是容易收的关税归南京,不好收的税归地方。南京为了保证收入,就大量进口外国货,民族企业惨得一批。
地方大员和军头们的致富门路就是搞走私、加税,就没他们不敢干的。有的地方把税收到了2018年,更扯的是川陕边防督办刘存厚,这哥们下手没轻没重,收到了2050年。
1934年,长沙有122家工厂,涉及纺织、机械、冶金、印刷、火柴、电器等24个行业,等到解放前,几乎都被干趴了,在坑里蹲着。
建国后的湖南制造业,我们在前文中也聊过,就不说了。文末再讲个湖南人的小故事,这人叫范旭东,湘阴人。当时,西方国家制碱业处于垄断地位,将纯碱价格抬高七八倍,搞得很多工厂陷于停顿。
范旭东曾到卜内门洋行英国本部参观,英国人说,反正你也看不懂制碱工艺,就看锅炉房吧。结果,不远万里跑过去就看了个锅炉房,气人不?
回国后就发飙,“我搞不成碱,宁可自杀”。于是在自己家里搞了个实验室,工艺流程全靠摸,锅炉总烧坏,自己也日常中毒,危险程度相当于坐在火药桶上玩二踢脚。
咬牙折腾8年,最终在1926年造出合格碱。不仅把纯碱干到白菜价,产品还远销日本、印度和东南亚等地。
所以,其实每个时代都苦逼,但也充满机遇。有的人成了买办,帮着洋人欺负自己人;有的人成了民族资本家,扛起实业救国的大旗。
历史有很多峰回路转,道路也会有很多崎岖不平,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的艰苦奋斗来实现,千万别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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