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爷的那些霸气车技（茬架立规矩京城第一车）

那时，以部队孩子为主的“大院派”和安林所属的“社会派”经常在一起茬架，抢衣服、抢漂亮姑娘、滑冰滑得不好都可能挨揍，北京人叫“拔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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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的一天下午，附近中学的学生找安林学北京方言，安林很乐于跟年轻人讲关于老北京的一切。摄影/新京报记者 杨静茹

早上九点多钟，还没热闹起来的南锣鼓巷响起“叮叮当当”的声音，安林出车了，他的三轮车把上系着一排铜铃，百米外就能听到清脆的响声。

安林今年70岁,身板硬朗，皮肤黝黑，短短的一层头发露出了白茬。天热，他敞怀穿一件中式盘扣褂子，前襟别一只古铜色怀表，阔腿束口裤，白底黑面功夫鞋。

1982年，安林成为走街串巷的三轮车夫，一晃35年过去，他从“小安”变成了“安老爷子”。眼看着锣鼓巷从贵族府宅变成寻常人家，又从生活街区变成商业闹市，他的人生随着胡同的变迁跌宕起伏。

▲安林的车把上系了五个铜铃，是父亲当年舞的狮子上的。“文革”时期狮子皮被烧了，安林从废墟里把铃铛捡了回来。摄影/新京报记者 杨静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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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矩”

安林有脾气，用他自己话讲挺“各”的。

坐他的车，从来不讲价，“连逛带讲下来50分钟到一个小时，150块钱。”

客人再讲价，他就回一句“您再看看吧”。

附近车夫要价都是150，讲价的话120、100、80都有人拉，他不，“我要150就是150，因为我值这个价。”

有乘客提前约好下午4点坐车，5点才来，拉着安林解释“碰见一熟人聊会儿天耽误了”。

“对不起，您坐别人车吧，我下班啦。”乘客再说什么也没用，“这人不讲信誉不行。”

他要把故事讲给诚心听历史的人。好几次拉上俩大人带一个小孩儿，孩子又哭又闹，安林直接跟客人说，“您下车，我也不要钱，讲不成别瞎耽误工夫。”

没客人的时候，他就坐在三轮上，离锣鼓巷南口第一个保安岗不远，不断有游客过来问路，有的小保安刚来不熟，安林全代劳回答。

叫声大爷，去哪他都给指得清清楚楚，“后海啊，您出这条胡同，看见一条河，往北，水怎么拐弯，你怎么拐弯，就到啦。”

要是上来就问“哎，哪哪怎么走”，安林就装没听见。“还有不长眼的看你不搭理他，凑跟前来说，老头儿问你呢。”这时候老爷子脾气就上来了，“叫谁呢，你回家管你爸妈叫‘哎’吗?”

北京爷们儿爱讲礼义廉耻，不顺眼的事儿都得管管。胡同里的公共厕所有的是单间不分男女，去年有个小混混经常拿手机从门缝下边偷拍。安林自己躲进厕所，把废纸筐子从门上边扔下来，扣了小混混一头。

锣鼓巷其他车夫都敬着安林，刚来的人都跟他走活，学他讲解。

一条胡同里做生意，常有车夫因为抢活起了龃龉，这时候老爷子就得出面“铲事儿”，大家伙都坐下来，活儿是谁的说清楚，钱该给谁给谁，过错方请喝酒，事儿过了还得互相照应。

安林的徒弟张革堂跟他拉了八年车，他说车行混杂，老爷子不欺负弱者，不怕强者，锣鼓巷这么多年没出现过车夫漫天要价的宰客行为，“老爷子在，规矩就在”。

老爷子馋酒，一顿白酒二斤，啤酒无数，自言从没醉过。不光饭点喝，平时出车也喝，他出车带一个1000ml的透明大水瓶子装茶水，还有一个不锈钢水壶装酒，冰柜里拿出来的冰镇啤酒倒进水壶，一会儿就喝一瓶。“天热，喝这个得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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茬架

安林不是“拉车的”出身。1947年，他出生在南锣鼓巷板厂胡同的一座四进四合院里，排行老七。两岁时全家搬到福祥胡同的一处小院。按他的说法，祖上是爱新觉罗这一姓的，是满清皇族血统，可惜家谱在“文革”的时候烧了，无从考证。

他小时候，锣鼓巷主街还是沥青路面，街上只有四五家商店：“四十八店”是公家的副食店，现在文宇奶酪店的位置原来是个棺材铺，蓑衣胡同把角是一个奶站，还有一家煤铺。

白天大人上班，孩子上学，街上安安静静。孩子们一放学，挨个胡同乱窜。70年代之前，两侧胡同都还是土路，木头电线杆子，一条胡同只有一个自来水龙头。晚上出门点个蜡，用纸罩住，男孩调皮，一摇一晃，纸就着了，点火玩儿。

安林说，北京城过去讲究“南寒北贫，东富西贵”，锣鼓巷住的是达官贵人，胡同都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没有邪的歪的。小时候，所有四合院都规规矩矩、方方正正，小孩儿玩儿捉迷藏都没地方躲，有的爬到屋里大衣柜顶上。

“文革”期间，以部队孩子为主的“大院派”和安林所属的“社会派”经常在一起茬架，一点小事儿都能茬一架，抢衣服、抢漂亮姑娘、滑冰滑得不好都可能挨揍，北京人叫“拔份儿”。严重了板儿砖拍在脑袋上，手一捂，一手血。

当时的警察骑自行车巡逻，打架的年轻人看见有巡逻的，蹬上车子就跑，警察追都追不上。

冬天一到，年轻人聚在什刹海冰场溜冰，大院派孩子穿将校呢大衣、小冰靴，安林他们穿大棉鞋，冰刀拿鞋带绑脚底下。两派一茬架，社会派孩子冰刀一解就是武器，大院孩子还得脱鞋。

安林个子高，敦实，自称打架没吃过亏，现在讲起那段日子，他一边笑一边摆手，“真是胡来。”

前两年电影《老炮儿》在后海附近取景，安林跟人开玩笑说，“这电影我演合适啊，跟我们年轻时候一样。”

但是他怀念那时候的北京城。一帮小伙子没事儿骑车满四九城转。“现在的二环路当时就是城墙，该哪个城门哪个城门，漂亮!”

一出二环，他们把二六自行车的座位拔老高，在麦田和村庄里使劲蹬，“真自由啊!”安林当时就想，“以后我要当邮递员，骑大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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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第一车”

1972年，安林受父亲影响，当起了木匠。80年代初，娶妻生子，后来母亲得上食道癌，一个月72块钱的工资捉襟见肘。

当时工作的厂子在刘家窑，下午下班安林推着车往家走，见到饭店就进去问人家刨菜墩吗，“一次挣个十块二十的，有的不愿给钱管顿饭也行。”一般到家就夜里11点了。

后来听人说蹬三轮挣钱，他花140块钱买了辆旧三轮，重喷遍漆跟新的一样。1982年夏天，安林第一天出车，穿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车擦得锃亮，往西单商场门口一摆，很快就上来俩客人，第一趟挣了15块钱。

那一天他出车12个小时，挣了75块钱，顶一个月工资，街坊管他叫“七张半”。

一看这生意能做，安林把工作辞了。后来才知道，他赶上了好时候，1981年，北京市决定，在城区有限制地恢复人力客运三轮车运输，解决市民出行的问题。

没当成邮递员，蹬上了三轮车，同样走街串巷，也算实现了理想。

安林常说，蹬车这活是正经人的营生，又馋又懒的人干不了。三十年前，北京的冬天比现在冷，早上六点钟，他就出车，从天安门拉看完升旗的人。

那时候上下班街上黑压压一片自行车，公交车少，出租车更少，有钱人爱坐黄包车，豁亮还能看景，路边买点东西也方便。

安林拉过从东四去机场的，上午十点之前拉上，下午两点来钟到，一个人连行李三百。那时候还没有机场高速，走的是水泥路，水泥接头的地方，咯噔一声。三元桥大上坡，蹬不动，下来拿绳子勒在肩膀上，像纤夫一样把车拖上去。

他还记得当时的刀削面只要1块钱一碗，6块钱来一瓶二锅头，中午吃完，下午又一身好力气。

三年下来有了积蓄，安林置办了现在的这辆三轮车，全北京最早一辆不锈钢的，三千五，加上装饰铜活，一共五千。

安林说，他这辆车讲究，车把上五个铃铛，是“文革”破四旧时从要被烧完的舞狮嘴里抢出来的，铃铛中间摆个龙，叫五福捧寿;车座是进口凤头自行车上拆下来的，全牛皮;脚蹬子枣木做的，刻上格纹;车尾镶了一块八卦，辟邪保平安。

其他三轮车都是红顶篷，他的不同，是杏黄的顶篷。他专门在车上挂了个牌子，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爱新觉罗·安林。见到游客问就解释，“我是满族镶黄旗，祖上是清朝王爷。”

安林最爱给人讲车斗两侧的两个貔貅，“这东西太贪婪了，把珠宝吞尽还要贪日月，我把他们放在这就是要告诫自己，做人做生意不能太贪婪。”

自从换了这辆车，安林的生意更好做了，车漂亮，人精神，好多时候客人上来直接说去哪，都不问价。

1995年，有媒体在什刹海录节目拍到了安林这辆车，说他这是“京城第一车”，这个称号一直流传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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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不走的家

安林一辈子没用过存折，他有个存钱罐一样的木头箱子，每天把挣的钱往里一塞。他用这箱子里的钱给两位老人养老送终，把一双儿女养大成人。

上世纪90年代，北京城飞速发展，环路、地铁都建了，路上的汽车多起来，“有的大车你一凑近，尾气能把人脸熏黑，真呛。”

过去乘客说的都是老地名，磁器口、五路居、某某胡同，安林指哪打哪从来没错过方向。后来一上车都是这个大厦、那个小区，越来越多他没听过的地儿。

随着游客增多，1995年什刹海有了胡同游，安林回到了熟悉的地方。奥运会以后，南锣鼓巷商业化发展，他随着到了家门口。他管年轻时候拉散客叫“拉脚儿”，现在拉游客叫“拉游儿”。

儿女大学毕业分别去了美国、意大利，他也老了，蹬不动了。两年前，他给三轮车装上了电瓶。

身边人都劝他别出车了，他不肯，这是他的念想。早上九点出车，下午五点收车，开不开张没关系，有人跟他说话就成。

两个月前，安林从住了一辈子的福祥胡同搬了出来，文物腾退，建筑工人最近正改造他老宅，大门口用红砖封了一半。

他的拆迁房在北苑，12层，别人看了说“您这房子不错，视野真好。”安林觉得跟坐监狱一样。

“原来我往我们家门口一站，胡同从东头看到西头，那多带劲啊。”

虽然家具物件搬走了，锣鼓巷还是他的家，他在附近租了间房，出车累了、喝多了落落脚。

别人问他，都说“胡同文化”，到底什么是“胡同文化”?

安林回答，“一是这建筑风格，再就是市井生活。”

蹬了大半辈子三轮儿，市井里泡了一辈子，老来有吃有喝、有人敬重，他很知足。

新京报记者 杨静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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