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杀了多少内阁首辅（攘外必先安内是此人提出的）

明朝末年，朝纲不举军备废弛，内忧外患狼烟四起。外有皇太极的后金铁骑在辽东虎视眈眈，内有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人为首的农民起义。崇祯皇帝可谓是焦头烂额，如何应对眼下的危局成了头等大事。由于皇太极领导的后金时常侵扰大明边境，在加上内部的农民起义层出不穷，大明双线作战已无法避免。既然双线作战已经无法避免，那么就应该考虑孰轻孰重的问题，毕竟双线作战会导致兵力捉襟见肘的窘状。那是先全力对付关外的皇太极，还是先集中兵力对付内部的农民起义军高迎祥李自成呢？

这个时候朝堂内部分为两种策略，第一种策略认为先安内部的农民起义军，然后全力消灭辽东的皇太极。第二种策略认为要想平息辽东的后金，首先就要消灭内部的农民起义军。而第二种策略的首脑任务便是杨嗣昌，正是他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杨嗣昌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熟读儒家经典，熟悉历代典章制度。万历三十八年考中进士，崇祯元年任河南副使加右参政。公元1634年，杨嗣昌被崇祯皇帝提升为兵部侍郎兼都察院佥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由于屡立战功，杨嗣昌不久后被升为兵部尚书，他深得明崇祯皇帝信任,力主“安内方可攘外”。杨嗣昌提出“四正六隅十面网”战术，计划用三个月消灭李自成农民起义。

崇祯皇帝继位后，各路农民起义层出不穷，但还没有形成规模。但是到了崇祯八年(公元1636年),各路起义军将领大会荣阳。荣阳大会之后，起义军各首领决定共同作战,势不可挡。面对愈演愈烈的农民起义，杨嗣昌由于通晓历史善于言谈从而得崇横帝欣赏，并被任命为兵都尚书,主持围剿农民起义。他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围剿计划。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如此谓之十面之网，公元1636年12月到至次年2月为“灭贼之期”。但到了次年三月,农民起义军不仅没有被消灭,声势反而越来越浩大。

于是朝廷大臣特别是东林党人群起弹劾杨嗣昌，认为他“灭贼逾期”。由于崇祯皇帝力排众议,杨嗣昌并没有被定罪。这年的六月份，杨嗣昌被改任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继续布置围剿事务。五个月之后，起义军首领李自成先后被洪承酶和孙传庭击败，躲人商洛山。张献忠也寡不敌众，孤立无援，无奈接受了朝廷的招安。杨嗣昌的计划颇有成效,于是崇祯皇帝更加信任他。崇祯十二年,后金皇太极领兵进攻明朝,蓟辽保定总督吴阿衡醉酒中被金军杀死,蓟州失守。由于蓟州的失守，京师危在旦夕，崇祯皇帝急忙命卢象升率军增援。卢象升由于与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杨嗣昌的主张不合，于是杨嗣昌命令诸将不要轻易与皇太极交战。

明军将领本来就惧畏后金，都不敢迎战,于是作壁上观,导致许多城池失守。而杨嗣昌在作战中总是不能决断,《明史》说他:“嗣昌虽有才,然好自用,射亲薄书,过于繁碎。军行必自决进止,千里待报,坐失机会。“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杨嗣昌经常将军情上报朝廷，等崇祯皇帝同意才行动。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结果等到圣旨来到时,军情已经发生新的变化。这次行动杨嗣昌贻误战机,致使卢象升战死。崇桢十二年五月,被招安的张献忠在谷城再度起兵,李自成也杀出商洛山,农民起义烈火复燃。崇祯皇帝任命杨嗣昌为督师,赐尚方宝剑,再次进行围剿。杨嗣昌制定计划,先集中兵力,包围张献忠,然后一举消灭。

次年二月,在玛瑙山大败张献忠,张献忠奋力突破包围,撤军四川。杨嗣昌虽然屡次下令追击,但各路将领为求自保都按兵不动，使张献忠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崇祯十四年初,休整后的张献忠挥师沿江东进,接连击败明军。二月,张献忠攻占襄阳,杀了襄王朱翊铭。不久，李自成攻陷洛阳,杀福王朱常洵。杨嗣昌听闻二王被杀后，仰天长叹，遂拔剑自刎，时年54岁。崇桢皇帝闻杨嗣昌死讯后痛哭:“自杨昌殁,无复有能督师平贼者。”杨嗣昌死后,定国公等人上奏，按照失城陷地给杨嗣昌定罪。崇祯皇帝却不允许，称赞杨嗣昌“临戎二载，屡建捷功,尽瘁频身,勤劳难泯”,不仅没有给他定罪,反而赐祭,并追封杨嗣昌为太子太傅。

参考资料:《明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