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为什么是从三家分晋开始（资治通鉴为什么要选三家分晋作为起点）

咱们聪明的老祖宗们历来就重视事情的本源所在，他们觉得只要问题浮出水面了，想补救就已经晚了，无力回天了属于是，所以那些圣人们都会说这样的话：

《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尚书》中说：“一日二日万几。”

我们的关注重点，从来不是事物的具体表现形式，而是它形成的原因。因为事情的发展都是有逻辑的，不是一蹴而就的。

司马光也在《资治通鉴》中的第一个“臣光曰”写到：

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

这就可以看出，司马光想传达的观点和那些上古圣人们是一样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后来历史的“致乱之源”在哪？是什么事件让历史一步步发展到不可收拾的？

司马光认为，这个事件就是——三家分晋。他认为这个事坏了名分，名分乱了，一切牛鬼蛇神就都出来了。

我们都知道三家分晋是历史的拐点，大家对这个故事都耳熟能详，恨不得都倒背如流。但是很多人都低估了这个历史事件的意义。

现在，我们就来探讨一下，三家分晋是怎么造成历史的“雪崩”的。

01

首先，我们来看看三家分晋之前的事。

周王朝建立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一共有643年。

在这643年间，不管华夏大地上有多乱套，但是名义上周王朝的“封建”制度还是管用的。

西周时期就不用说了。

进入到春秋时期，礼乐开始崩坏，什么杀兄弑父篡位，臣子弑君啥的都开始有了。但这些事就是听起来吓人，其实没出什么大格，还都算是懂规矩。就比如说大臣杀国君，宋国的华父督把宋殇公杀了，但也不是自己做国君，而是立了宋殇公的儿子。再比如说杀兄篡位，鲁桓公杀了鲁隐公夺位。左不过是贵族亲戚们之间的事，也算是肉烂在锅里。

诸侯国之间互相攻伐，也都是贵族老爷们互相博弈，输赢都是自己家的事。郑庄公那么跋扈，也没说把周桓王射死；齐桓公那么厉害，也得尊王攘夷；楚庄王都问鼎中原了，但也就是问问；晋文公那么厉害，也没啥别的想法。

那时候世道是乱，但大家还有在一个制度框架里。而只要还在这个制度框架里，把制度修修补补，大家相敬如宾，日子还能凑活过下去。

直到有一天周威烈王做了个决定：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完了，绷不住了。在这之前，阶级固化非常严重，你该是啥就是啥，老老实实呆着，不要有啥想法。诸侯、大夫、士各司其职，要想改变身份往上爬，比登天还难。

这下好了，大夫们把诸侯打倒不仅成为了可能，还获得了周天子的正式册封。这不仅让大夫们都跃跃欲试，也让诸侯们心思活络了起来，都像是闻到血腥味的鲨鱼，让他们看到了制度创新的可能。

哟，大夫打倒诸侯都没啥事，那更进一步，诸侯打倒天子是不是也没啥事？

周王朝的“封建”制度开始迅速崩塌。

02

这件事就像是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它的连锁反应马上就要凸显了。

在发生三家分晋的十七年后，就发生了田氏代齐事件。公元前386年，周安王正式册命田和为齐侯。虽然田单谋划了将近一百年，但是如果没有赵、魏、韩三家在前面打样，田氏应该还会继续策划下去，等待时机。

这个时候，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经散了，社会主流价值观也就此改变，从“仁义礼智信”变成了“实力为王”。

各国迅速开始变法，只以提升自己的实力为目标，为建立新王朝，获取最高权力做准备。

经过196年的“炼蛊”，秦国脱颖而出，于公元前207年，完成了统一大业。

统一之后，秦始皇觉得之前周朝那一套肯定是行不通了，要是那玩意好使，根本就轮不上他嬴政当始皇帝，所以他废了分封，搞了郡县。创造出了一套官僚体系，实现中央集权，将权力一竿子插到底，同时他还创新出了很多新制度，比如说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等等等，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基础。

但好景不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爆发了，秦二世而亡。

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撩动了亿万人的心弦。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史记中记载，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是打着秦国大公子扶苏、楚国抗秦名将项燕的旗号的。

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徒属皆曰：“敬受命。”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袒右，称大楚。

为什么？

这个逻辑就是，你秦国是诸侯，我楚国也是诸侯，咱们同样都是贵族，为什么你秦国就能当皇帝，我楚国就不能当？

这就是名分混乱的结果。名分是什么时候乱的？三家分晋啊！！

在这种情况下，摘取最高权力果实的前提条件，已经不是身份了，而是功业！什么特么天子，谁的地盘大，谁的实力强，谁就是天子！

03

陈胜、吴广们失败了，接着就是楚汉相争。刘邦赢了项羽，建立了汉朝。在功成之时，汉王刘邦的小弟们劝刘邦当皇帝。

刘邦推辞说：

汉王曰：“吾闻帝贤者有也，空言虚语，非所守也，吾不敢当帝位。”

那意思是说，皇帝得是好人才能当，我不是好人，所以不能当皇帝。

小弟们接着劝说道：

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大王不尊号，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

然后，刘邦就同意了。从这对话我们可以看出，此时要当皇帝，硬件还得是“功业”。谁最厉害谁就是皇帝。

但是“谁最厉害”这是个相对的概念？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所以，刘邦为了江山能够千秋万代，把有可能成为“最厉害”的那些人都杀了，还搞了个“白马之盟”巩固自己家族的权力。然而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用处，刘邦死后，吕后临朝称制，要不是“军功集团”以命相搏，大汉差点从此姓吕。

文帝上台，与民休养生息，但是“军功集团”们又开始尾大不掉，对皇权产生了威胁。文帝听从了贾谊的建议，开始“温水煮青蛙”，分散“军功集团”权贵们的势力。

贾谊的《治安策》是一针见血，他指出：“第一，亲疏不是主要问题，即同姓诸侯王不比异姓王可靠。第二，是强者先反叛，弱者后反叛，在这样的封国条件下，最后都是要威胁中央集权政权的。贾谊提出解决的办法就是“众建诸侯王而少其力”，即分割诸侯王国的势力，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在“胜者为王”的历史环境下，反叛是肯定要反叛的，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

为什么？因为名分乱了，什么高低贵贱已经没有了。你文帝姓刘，你弟弟也姓刘，你可以是天子，我就不能是天子？别人又说了，这个世道是看实力，你刘家能打，我周家就不能打吗？

名分是什么时候乱的？三家分晋啊！！

接着到了景帝，他觉着时机差不多了，接受了晁错的建议，开始消藩，平定七国之乱。之后下令诸侯王不得治民，损黜其官制，王国官吏由皇帝任免。至此，汉朝才摆脱周朝的“封建”余毒。

04

到了武帝这里，依然面临着“坐天下”的问题，你不能只因为你姓刘，就理所当然的当皇帝。这位雄心壮志的帝王，要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他要一次性解决名分混乱带来的困扰，他觉得之前的用“黄老之术”没啥用，于是，他的秘书董仲舒同志，给他提供了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然后进一步改革创新，说自己母亲是“梦阳入腹”生的他，搞出了“君权神授”的概念。自此，皇帝就是受命于天，是老天爷的代言人，跟什么“功业”都没啥关系了。

“君权神授”跟“儒家”相辅相成，为汉武帝提供了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

天命在德，别想着“舞刀弄枪”了，你们没有资格，都把刀放一放。

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人都接受了这些概念。

这样，汉武帝就使自己的名分唯一化，大幅度的降低了维护名分的成本。

再也不用天天担惊受怕的跟防贼一样的防着亲戚和大臣们了。

至此，秦汉帝国政体的根基，在彻底的完成了加固和定型。

由三家分晋导致的名分混乱问题，到汉武帝这，才用了另一种制度做到一定程度的修复。

05

然而好景不长，汉武帝的这套概念的bug就让人找到了。你说皇帝受命于天，而受命于天的关键在于德，德行好的人，才会被老天爷看重。

只过了100多年，问题就出现了，怎么你后面的皇帝一个不如一个？水平不行也就算了，吃喝嫖赌啥也不落？这就有德？就这德行的人，怎么能当皇帝？老天爷是瞎了眼了吗？如果老天爷瞎了眼了，那我为什么要信老天爷？

这时候一个“神”一样的人物——王莽，出现了。

王莽，用近乎完美的德行征服了所有人，他让所有人认为，他才是天命所在，老天爷如果眼睛不瞎，就应该让王莽当皇帝，他成功的让所有人都为他投了票。

但是王莽不争气啊，就是一个绣花枕头。上台之后胡搞瞎搞，搞的民不聊生，支持率直线下跌。不久就被轰下来了。

这时候人们觉得，以德行来作为评判标准，确实是不靠谱。还不如以功业作为标准，来吧，干就完了。

这时，名分又乱了。

06

其实这个时候，“受命于天”还是有用的，当时无论揭竿而起的草寇也好，世家大族也罢，都要找一个刘姓宗亲去当大哥，以示正统。

但是直到光武帝刘秀横空出世，一系列操作秀的人头皮发麻，继承西汉，刘姓宗室再成为皇帝时，人们才再一次相信受命于天的理论。

这就给人一种表象：“看来天命还真是在老刘家，咱们都受不起，还是老实待着吧。”

刘秀也很懂，他恢复汉制，大兴儒学、推崇气节，进一步控制意识形态。

这一下又坚持了两百年。

同样，东汉也遇到了跟西汉一样的问题：怎么你后面的皇帝一个不如一个？水平不行也就算了，吃喝嫖赌啥也不落，还有搞修仙的，搞同性恋的！这就有德？就这德行的人，怎么能当皇帝？老天爷是瞎了眼了吗？如果老天爷瞎了眼了，那我为什么要信老天爷？

世人的信仰又一次崩塌了。

而踢出临门一脚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董卓了。

07

董卓这个臭盲流子，一脚把洛阳的大门踹开，把皇帝这个老天爷的儿子放在手中把玩，不听话的话，就废，废完就杀。把皇帝整的跟叫花子一样，带着东奔西走。

世人这一看，这特么就是天命？

可拉到吧，什么特么天命，原来都是糊弄人的！皇帝真要是受命于天，为什么不惩罚董卓？老天爷是瞎了眼了吗？

从此，两汉400年的统治基础动摇了，汉武帝搞的那套“君权神授”完全不好使了，糊弄不住人了。

名分，又一次成为了军阀们手里的玩物，玩乱了套了都。

而天下理所应当地就陷入大乱之中，三国时代开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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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写到这儿吧，回归主题。

为什么司马光写《资治通鉴》要从三家分晋作为起点？

因为三家分晋就是名分混乱的开始。司马光在开篇就直抒胸臆：

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纵观咱们的历史长河，说白了就是名分之争。

名分确定，摆正了人的长幼尊卑，天下就会太平。反之，就会天下大乱。

小到家庭，大到国家，古今莫不如此。

所以，司马光选择了历史上第一个破坏名分的历史事件去写，就是为了说明如果破坏了名分，影响会有多么深远，以警示后人做事之前要三思而行。

以上。

PS：本文章是某乎问题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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