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格瓦拉出狱消息（窃格瓦拉是对格瓦拉革命反叛精神的一种亵渎）

恩内斯托·切·格瓦拉·德·拉·塞尔纳，作为整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最具感召力的形象之一，曾经激起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热情。当下的年轻人又是如何认识切·格瓦拉的呢？或许是四处可见的印有格瓦拉形象的T恤、打火机或者香烟盒。切·格瓦拉形象的商业化流行，似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就已经开展。但是，切·格瓦拉的形象却因此走向全面的商业化和扁平化。而当今“窃·格瓦拉”的流行，到底是一种对严肃的彻底消解，还是在后现代意义下的消极反抗？如果其中有反抗的存在，那么为什么一定是切·格瓦拉？这其中反映了年轻人对格瓦拉怎样的理解与想象？

在取消了对历史全面、深度了解的今天，我们要怎样才可能穿越历史的地平线，去寻找真正的切·格瓦拉，去感知全球六十年代激昂的历史？在西方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今天，整个西方世界以民粹主义为首的右翼思想正在抬头，重提切·格瓦拉的国际主义精神又有怎样的意义？

按照阿伦特的说法，未来潜藏于历史之中，我们只有重新叩访历史，才有可能找到当下危机的答案。我们需要召唤回切·格瓦拉的“幽灵”。

《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切·格瓦拉著，郭昌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

近日，切·格瓦拉所写的《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全新译本出版，新京报专访此书译者郭昌晖，和他探讨关于切·格瓦拉的经历与思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以及如何在今日世界重新开启切·格瓦拉的精神遗产。

郭昌晖，1947年生，青少年时期在沪求学至高三毕业后学业戛然中断。下乡十载，1978年再进学堂。毕业后在北京高校教授英语，2007年退休，教书匠从一而终。翻译是教书之余之爱好，曾受聘为商务印书馆《英语世界》杂志特邀译者。

切·格瓦拉凸显了一个大无畏的反叛形象

新京报：注意到你之前翻译过切·格瓦拉的另一本著作《玻利维亚日记》，为什么选择翻译切·格瓦拉？在你的生命经验中，你是如何与切·格瓦拉相遇的？是什么样的东西驱使着你去翻译切·格瓦拉？

郭昌晖：实话实说，译此书并非我的自主选择。出版社邀我译书，我没有婉拒译格瓦拉，是因为格瓦拉是一个例外——古巴革命胜利后，他本可以躺在权力的宝座上享受，但他却义无反顾地抛弃斗争得来的一切，重新回到原始的丛林，直至遭敌人杀害。格瓦拉为什么就这么特殊？

我第一次与古巴有“瓜葛”，还是幼时在游行队伍里高呼“古巴西，扬基诺”

（“要古巴，不要美国佬”）

。五十多年后，我表面是在译有关古巴的书，心里翻腾的却一直是有关当下的问题。

切·格瓦拉

新京报：美国学者詹明信认为全球六十年代开启于1959年元旦古巴革命胜利，在你看来，古巴革命战争之于六十年代，甚至之于整个20世纪的历史为何重要？而切·格瓦拉之于六十年代的意义何在？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切·格瓦拉的形象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

郭昌晖：上世纪六十年代世界的基本格调是国家要独立，人民要革命。世界范围内的反殖民统治，反帝运动以及社会主义运动掀起高潮，到处弥漫着革命的理想主义和谋求平等正义的“乌托邦”的时代精神。仅1960年一年，非洲就有17个国家独立，所以1960年也被称为“非洲独立年”。

古巴革命其实就是这些新兴国家崛起的浪潮中的一朵浪花，但不同的是，它紧邻美国，让美国感到东方阵营威胁到了自己。苏联的势力和影响开始渗透至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从地缘政治看，这自然对美国形成巨大威胁。

施莱辛格曾说：“革命的古巴有一股在其他共产党国家都找不到的不顾你死我活和无法无天的热情。”他们担心的不仅是一个古巴，而是在北美和欧洲左翼知识分子的心目中都对古巴革命寄予信任，怀有希望，担心打破当时暂时的美苏平衡状态。

所以，古巴革命胜利初期，美国就策动了猪湾事件。赫鲁晓夫于1962年又趁机利用古巴，秘密部署核导弹，引发了一场险些毁灭世界的危机。这一切都将古巴革命推向了东西方两大集团争斗的世界动荡的漩涡，成了全球瞩目的中心。

在这场斗争中，格瓦拉凸显了一个既强烈反美，又不愿依附苏联的大无畏的反叛形象。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世界动荡不仅表现为新兴国家的崛起，也表现在东西方两个阵营都不安生。格瓦拉的形象成了西方动乱——巴黎的“五月风暴”，伦敦的动荡，美国的反越战浪潮——的催化剂。

这种影响的深入和持久性非常令我震撼。自1965年出走古巴，他试图把古巴的革命火种带往拉美后，便真正开始履行自己信仰的国际主义义务，美国唯恐拉美这座美国的后院被这位全球的叛逆者点燃起造反的烈火，动摇其对拉美的控制和掠夺，便动用了中情局的力量，配合玻利维亚政府当局对格瓦拉的游击队进行围剿，直至最后将其杀害。

这一事件震惊了世界，也为格瓦拉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起到了最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格瓦拉的传奇地位从此开始形成。1960年《时代》周刊评选格瓦拉为二十世纪“世界偶像”之一，而且是高票当选。他的反美的国际主义斗士的形象就此确立。此后的世界虽然不像以前那样充满火药味，格瓦拉也渐成一种流行的符号被社会的方方面面消费起来，但他却始终是青年人心中的偶像，不管对他的一生是否有所了解，反正可以对他进行无限的解读。

切·格瓦拉的国际主义行动是当时的世界大势所趋

新京报：在切·格瓦拉短暂而又辉煌的生命中，从环游拉丁美洲，到参与革命战争，最后前往玻利维亚作战，他的思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郭昌晖：格瓦拉从小就是个不安分的人，这种难以更改的性格上的遗传从小就决定了他一生的方向。小时候虽有哮喘病的他，非参加最激烈的体育活动不可。学医期间便与朋友一起骑着摩托车开始了他们的南美洲之行，这一革命前夕的摩托车之旅由于穿梭在最底层的民众中，自然对他良心是个极大的触动，他看到了民众的苦难和社会的不公，对大多数穷苦人逐渐萌生出怜悯和同情。与一般青年从书本上获得的体验相比，格瓦拉的情感显然更加刻骨铭心，他曾说：要了解一个民族，不能只凭天主教堂、当地的神庙、博物馆甚至什么圣母显灵地，这些只是最表象的东西。在医院里的病人、监狱里的犯人或是忧心忡忡的路人身上，才会体现出一个民族的真正灵魂。这种人道的关怀没有与底层民众的鱼水一样的接触是不会生成的。

格瓦拉思想的逐步升华和他在旅行中亲身参与民众的斗争，以及在斗争中与各国共产党人的接触是分不开的。在智利的铜矿，在秘鲁的麻风病院他不仅为民众治病，还参与他们的斗争，在斗争中他经常与共产党人交谈，逐渐使自己的人生目标与民众的苦难融为一炉。

格瓦拉在危地马拉的经历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目睹了美国中情局勾结危地马拉军人集团发动政变、颠覆了总统阿本斯的政权后，他确信进行武装斗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必要性。他当时的悲痛心情使他“和所有的危地马拉人站在了一起，希望为痛苦不堪的国家摸索出重建未来的道路”。

他越来越关注美国资本和南美各国垄断阶层的勾结及其与当地贫民百姓的矛盾，逐渐成为一位忽视自己国籍的国际主义者。此后，在墨西哥他和卡斯特罗会面，当即就成了古巴未来远征军中的一员。中国革命对他也有深入骨髓的影响。在中苏论战时，卡斯特罗倒向了苏联一边，格瓦拉则站到了中国一边。当格瓦拉1961年访问中国时，毛泽东拉着他的手，说他读过格瓦拉的文章《研究古巴革命思想意识的笔记》，还说他很赞成文章中的思想。这让极为钦佩毛泽东的他大为惊讶，也让他深受感动和激励。

在1964年的联合国大会上，他不仅抨击美国，而且还谴责苏联。在这次会上淋漓尽致地阐明了自己的为穷人奋战献身的国际主义理想：“我出生在阿根廷，这对谁都不是一个秘密。我是古巴人，也是阿根廷人，如果拉丁美洲各位尊敬的先生不介意的话，我认为我是一个绝不比任何人逊色的拉丁美洲的爱国主义者。任何时候我都甘愿为拉丁美洲任何一个国家的解放献出自己的生命，而绝不会向任何人索取任何报酬，提出任何要求。”这已经明确透露出他作为一名国际主义斗士的理想。1965年，他再次访问中国，此次出访后，格瓦拉就再也没有在古巴国内露面，直到出现在非洲刚果和南美玻利维亚的丛林中。

新京报：在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切·格瓦拉对敌人战俘生命的尊重，在你看来，切·格瓦拉是如何做到在“游击战争”与“珍视生命”之间的平衡？他那种带有浓厚浪漫主义的对人类的爱是如何成为他革命思想的一部分？

郭昌晖：游击队和人民群众是鱼水关系，没有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游击战就成了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游击战和珍视人民生命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无需刻意去调整。作为《游击战》一书的作者，格瓦拉必然深谙此理。1960年他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而一下子风靡全球时，人们都称他是“最强劲的游击队司令和游击大师”，他却始终说：“毛泽东是游击战大师，我只是个小学生。”可见，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理论早已深入其骨髓。

尽管他并没有真正领会毛泽东理论的精髓

（古巴革命的成功有其偶然性，他随后在刚果和玻利维亚斗争的失败也是明证）

。这位出生于上流社会的人物，如果不深入至拉美穷乡僻壤的最底层的贫困人中间，不体会和参与到他们的斗争之中，就永远也萌生不了自己的社会良心和人道主义的关怀。

可以说，他的拉美之旅是酝酿他革命种子的土壤，是他革命的前奏。他的革命的第二次升华是与不少共产党的人士的接触

（他是古巴革命中最早接触共产党的人士）

，从中接触到大量马列的革命理论。没有这种接触，他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只是他个人情感上的变化而已。

格瓦拉是个文化人，他读马列，读萨特、弗洛伊德，他是智利诗人聂鲁达的爱好者。他在行军中休息时卧床读埃米尔·路德维格的《哥德传记》是最让我震撼的照片之一。这个文化人身处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挎着枪杆又拥抱各色进步书籍，萌发出浪漫的国际主义理想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接着，他又与卡斯特罗的相遇，直接为他实现理想提供了一个战场——古巴。格瓦拉并不是一个平时高唱理想，革命一来转身就逃的好龙的叶公，而是一个真正的革命现实主义者。他知道要反抗什么，要爱什么。因此，在古巴的山林中他对劳苦大众的爱统统真真切切地表露出来：每到一地他就利用自己的学医的专长为百姓治病；即使在攻打敌人据点时，也考虑如何将火力避开老百姓的住所，保护百姓的生命

（因为他知道游击战必须依靠百姓）

；甚至在烧毁敌人兵营撤退前还为受伤的敌人进行包扎

（因为他知道，这也是“克敌制胜的一个因素” ）

。他的整个革命历程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踩踏出来的，尽管有时会失败，有时会走错方向，但一点也不虚幻。

行军中读书的格瓦拉

新京报：你觉得是什么使得切·格瓦拉在古巴独立之后，选择前往非洲，并支持玻利维亚的革命战争？

郭昌晖：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从我接手译书任务开始直到结束，甚至到现在我也不敢说自己有了清晰的答案。其实，我并不赞成格瓦拉这种到异国去传播革命火种的做法，毕竟，各国的事还得靠本国人民自己的觉悟和适合各自国情的方法去解决。格瓦拉在刚果和玻利维亚丛林中游击战的失败，也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看一个人，还得把他放到他所处的大环境中才能认识。格瓦拉的一生是和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大动荡密不可分的，那是个国家要独立，人民要革命的年代，是左倾思潮波澜壮阔地兴起、反叛成为最高级时尚的年代。当美国在世界各地进行高压掠夺控制强行干涉时，当古巴遭遇美国敌视并被南美大多数国家质疑围剿时，格瓦拉毅然离开古巴，引领南美摆脱美国的新殖民压迫也许是唯一可行之路。当强国向小国举起了暴力的屠刀，当然不能对反抗者的暴力横加指责。

正如格瓦拉所说：“暴力并非总由剥削者所垄断，被剥削者也能够使用它，当时机到来之时，更应该利用它。”卡斯特罗就对质疑格瓦拉到他国从事革命行动的人痛加批判，他说，如果有谁能拿出自己的不同方案，而且能提供与切的理念完全不同的原则和贯彻这一原则的神奇途径，“那就请他们站出来向切发起挑战吧”。所以，他的行动首先是世界大势所驱。

其次，有没有古巴革命后国内的因素呢？从我译的两本书内也很少能找到什么蛛丝马迹。仅有的一条线索是在《玻利维亚日记》一书的附录里“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生平”里的一句话：“一九六五年四月格瓦拉离开了古巴，这是他加入古巴革命运动以来一直就有的打算。”这里实际上排除了格瓦拉出走的国内因素，但恰恰是这句话给人提供了无穷的猜疑。格瓦拉1965年出访四大洲回到哈瓦那后与卡斯特罗长谈了近四十个小时，至今还是历史学家最想破解的谜。

其实，革命初期的古巴在美国还是很得人心的。华盛顿一开始就承认了古巴革命政府，还派去了一名新的大使。卡斯特罗在对国内实行的大规模的社会整肃和改革时，曾对外宣扬为“人道主义的革命”，声称这种革命将避免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两种专制。这种观点一度引起美国政府官方政策的混乱。但格瓦拉在这点上与卡斯特罗的观点相左。他认为土改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正义战争。格瓦拉在1960年访问前苏联时，一再请求他们帮助建立工业化迫切需要的炼钢厂，但遭到苏联的推诿和拒绝。卡斯特罗访问苏联后，接受了苏联的援助，同意恢复大规模甘蔗种植，让古巴再次成为“世界糖王”，这对于一心想进行工业化的格瓦拉无疑是一大打击，他认为依附于苏联与依附于美国毫无区别。因此，种种国内改革的分歧不能不说是格瓦拉出走古巴的缘由之一。

当然，格瓦拉的出走最重要的还是他个人坚定的信仰。如果说卡斯特罗是古巴革命的精神领袖的话，那么格瓦拉则是坚定拉丁美洲革命的国际主义斗士。他的信仰的种子早在他在拉丁美洲的漫游和探索中已经生根发芽，古巴革命的成功只表明他的理想在一国之内开花结果，无疑更加吹旺了他内心一直燃烧的国际主义烈火。

切·格瓦拉

在今日之世界，我们要如何重启切·格瓦拉的遗产？

新京报：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今天，从英国独立党领导人法拉奇，美国总统特朗普，法国“国民阵线”主席勒庞，到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又或者是纪录片《民主的边缘》所记录的巴西左翼的衰落，右翼以及极右翼的胜利。整个西方世界以民粹主义为首的右翼思想的抬头似乎是冷战结束后的世界问题，那么，重提切·格瓦拉的国际主义精神有怎样的意义？

郭昌晖：我只能说，民族主义今天在全球高涨似乎与各国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导致的两极分化愈来愈烈有关，还与国与国之间在全球化发展中所获得的利益不均有关。本来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的本义是，为美国能在其中获最大利益，现在美国一看利益流向其他国家，尤其是流向与它意识形态不同的大国，逆全球化的民族主义便汹涌而起，造成了目前的局面。

世界发展到今天，并不是各种制度相互排斥的过程，各种制度都存在各自的长短和优劣，谁也不要狂妄自大。各国呈现出今天纷繁多样的状态是各种制度相互融合的永无止境的过程。谁封闭谁就落后，谁都不能在全球自封“一尊”，拿自己的方案指导他国的实践。世界不应该由清一色的观念来统一，形形色色的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和才智，要学会尊重人类生存的基本法则，千万不能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世界。真正的国际主义应该有这种眼光和气魄，不受意识形态的羁绊。

切·格瓦拉

新京报：北大教授戴锦华在《叩访六十年代》中讲到，切·格瓦拉是她生命的偶像。而切·格瓦拉作为六十年代最迷人、最具感召力的形象，这一形象本身就指代着革命的理想与反叛的激情。而在冷战结束后，中国就处于“告别革命”的进程中，革命成为一种幽灵，而对于今日世界，需要重新叩访革命历史，去开启与清算六十年代所遗留的巨大历史遗产与债务。你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郭昌晖：戴锦华老师说得比较学术和含蓄。现在大多数人恐怕都有一种感觉，我们逐渐变得冷淡。冷淡就是对格瓦拉永不衰退的理想主义和反叛精神的一种反动。这种冷漠不仅表现在道德上

（大街上老人摔倒无人敢扶已经无数次成为舆论批评的对象）

，还渗透至方方面面，大家似乎对任何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都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如同生活在真空里一样。幼年时，大家接受的教育是“要关心国家大事”，而如今大家向往的是岁月静好，一想到这些就不免让人感叹世界为何如此善变。

我很认同戴锦华的这一说法：“突然之间我们都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哈姆雷特”，是的，我们都处在哈姆雷特的“to be, or not to be”的艰难窘境之中。

格瓦拉所说的“永远对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针对任何人的、任何非正义的事情都有最强烈的反感”宝贵的品质在当下已变得稀薄，为天下苍生不避斧钺的志士仁人更是凤毛麟角。有人会说，当你生活在困苦中而无出头之日时，你应该坚定地起来反抗。现在物质比任何时候都丰富，生活如此安定，还有必要唤醒格瓦拉的精神吗？我们应该认识到，暴力的手段和非理性的反抗虽然不该提倡，但是对生存环境的不懈抗争是永恒的，因为人类永远有一个对更公平更美好的世界的不断追求。

我来说一个肯尼迪时代的美国的例子。1960年肯尼迪入主白宫时，美国是一个到处充斥着心满意足气氛的年代，经济在向前发展，失业率低，军队没有在外国领土上打仗。但是，作为总统，他首先向国民传达了对美国理念和制度的深刻批判态度，而这中理念和制度正是艾森豪威尔统治十年来整个社会深感弥足珍贵的东西，谁要是批判它，谁就会名誉扫地，还会被戴上卖国的帽子。肯尼迪的做法释放了国民的批判能量，使自我批判在国民眼里有了新的认识，对麦卡锡的恐惧也逐渐消失。终于扭转了十年的全国死水一潭的状态，使美国社会有了新的发展。可见，即使在人人都满意的富足社会，也不能否认自我批判的价值。

新京报：在九十年代前后，全球出现了大量切·格瓦拉形象的流行，被印在T恤上、打火机上，成为青年一代的流行偶像；再到现在，中国大众舆论制造了一个“窃·格瓦拉”——广西一男子曾四次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因2015年被捕后接受采访时表示“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而走红，又因其长相酷似切·格瓦拉，而被网友戏称为“窃·格瓦拉”。你怎么看待这些现象？

郭昌晖：传奇人物随着时间的流逝转为符号继续流传几乎就是一种规律。格瓦拉作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叛逆和造反的英雄对当时欧美左翼的青年学生运动起着直接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在玻利维亚丛林里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指挥下的玻利维亚政府军杀害更是一个转折点。我们平时说，人在而不知其珍。格瓦拉是生就是英雄，死更成传奇。

传奇就是流行，他的形象——英俊而略带忧郁的脸庞，带有伤感的微笑和闪烁着令世界燃烧的性感着火的双眼——被艺术界转化为电影、画册、海报、壁画和旗帜，他更是躲不开全球商业化大潮的利用和消费，成了商家雪茄、手表、啤酒等商品的代言，更为流行的是千千万万青年的T恤的前胸印的都是格瓦拉的画像。

由于历史逐渐久远，可能大部分青年并不了解他，但至少他已成为被青年仰慕和崇拜的概念化的形象。我曾对朋友说，格瓦拉的《玻利维亚日记》和《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这样的书，如果你想当作小说，当作猎奇来看，会觉得枯燥得毫无意义。但作为见证历史的史料来说，它是无价之宝。不管在人们心中格瓦拉有千万个不同的解读，但最终都能从史料中恢复他原来的意义。如果说现在的年轻人穿着印有他头像的T恤已不再是革命的象征，但至少还显现出他们身上自由反叛的文化意味。

而当下中国流行媒体上出现的所谓“窃·格瓦拉”却是对格瓦拉革命反叛精神的一种亵渎，反映出社会最无聊庸俗和丑陋的一面，制造这一现象的媒体应该感到可耻，他们最该了解格瓦拉的革命意义，却对他蓄意进行了歪曲和篡改。

切·格瓦拉

新京报：在你看来，切·格瓦拉以及整个全球六十年代留给了我们什么样的遗产？在今日之世界，我们要如何开启切·格瓦拉的遗产？

郭昌晖：我的一位学生得知我译了《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后，表达了对格瓦拉的不同看法。我回答说，尽管对格瓦拉的看法因人而异，我个人认为格瓦拉可以作为共产主义者的一面照妖镜，形形色色的两面人在这面照妖镜前都赤裸地暴露出来，无处逃遁。

他之所以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成为全球的“世纪偶像”至今还留在人民的记忆中，不仅是因为他本人对时代不公不义的大无畏的反叛精神，更在于他自觉地追求把自己升华为一个完人，一个新人。

他曾对游击队员说：“这场斗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脱胎换骨转变成革命者的机遇，而革命者是人类最高的一个层次；如果有人无法达到上述的任何一个境界，现在就应该坦言离开这场斗争。”执政不是目的，为最广大的民众倡导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才应该是至高无上的理想。一旦舆论监督乏力，政权和权力的异化似乎就成了一种常态。因此，从上到下都应该保持警惕。一旦尝到“甜头”，产生舒适和安逸感，堕落和异化就不可避免。

从格瓦拉的身上，我看到的是一个没有被异化、坦坦荡荡的不戴面具的革命者的原型。这正是我们今天迫切需要从历史的瓦砾堆中重新挖掘出的格瓦拉的精神。

二十多年前，一位西方人认为，互不明了身份是对一个人人品的严厉考验。当别人不知道我们的身份姓名时，我们极易去干与我们身份不相宜的事。如果开车人都把大名印在驾驶牌照上，开车的陋习就会大大减少；如果人人胸前都佩戴着表明自己身份的姓名牌的话，我们的文明容易得到复兴。我一直很认同他关于对人品考验的论点，但他提倡的做法却不免有些幼稚可笑。他的初衷可能很好，杜绝组织里的两面人的产生。不过，实际上，这是人为地为大家设计了一个有形的面具。我倒觉得最好的办法是人人按本色生活、工作和学习，这样，才能铲除两面人的土壤。我看到一张照片，画面是古巴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两周年大会的主席台，格瓦拉手捧着烟斗，坐在主席台的桌子上，严肃地发表讲话。

你可以说格瓦拉不懂礼仪，不懂规矩，也许他真是性格粗野，坏毛病也不少，但我从中看到的是他不事掩饰、不图虚名的本色精神。人的本色就是向往民主自由和追求更富裕和谐的生活。在法律和道德的规范下，让人按本色生活，在不同思想观念的碰撞中，高尚会挤走卑鄙，诚信会代替虚伪，友善会谴责仇恨。否则，在家说真话，在外说假话，在组织内说空话，在组织外说实话。真要是出现事端，遇到大风大浪，这些两面人是最会变脸的人，自然是最危险的人。

采写丨吴俊燊

编辑丨张进

校对丨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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