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的辛酸岁月（我终于离开农村上大学）

我终于离开农村上大学

作者：沈志强

就这样我又回到了插队的乡村，好在我并没有消极沉沦，反而自得其乐，我行我素，总想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谁知道呢？属于心态很好的“乐观主义者”。 时间一晃到了1973年，我已经比人家1971年就上调去工作或者去上大中专院校的其他上海知青在农村多呆了两年，也验证了公社的工作人员的那句话：两年之内不考虑。

1973年国务院就对1973年将入学的第三届工农兵大学生的招生工作提出了新的意见，要采取“推荐和文化考查相结合”的形式，就是要在入学前进行一次“文化考查”，相当于现在的“高考”，要考政治、语文、数学和理化四门功课，用“开卷考”的形式。好在还有好几个月的准备时间，复习还来得及，但是对我这样一个初一都没有读完的所谓初中毕业生来讲，太勉为其难的了，先不说初二以上以及高中的内容根本没有学过，就是初一学的东西也早忘了。好在我们生产队对面有个“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师”的五连，连队里有个湖南籍的戴老师，他知道后说他会全力帮助我的，中学所有的教科书他都有，他可以借给我，他说只要你统统翻一遍，留下个印象，不懂的就去问他，那些公式、定律、定理什么的要背下来是不可能的了，但是由于是开卷考，再说第一次恢复，估计不会很难的，只要考试的时候看到某个题能大体有个方向，大概在书上什么位置，能翻到那个地方就行，剩下的就靠临场发挥了。我就按照他的要求专心致志地开始复习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孜孜不倦地学习，白天时间不够了，就在晚上点了煤油灯看书学习，靠毅力把这一堆书“啃”完了。

皇天不负有心人，几个月后我抱了一大堆书去县城永德参加考试，进考场时，我看到同时进去的好多人似乎只带了一支笔，几乎没有带书，难道他们不知道是开卷考吗？那次我考得非常出色，居然考了永德县的第一名“状元”。我填志愿时很牛、自信心满满，第一志愿：上海科技大学，第二志愿：昆明医学院（后来成为我老婆的张一平当时就在那里读到二年级了），第三志愿及以下：空白——我想，凭我的成绩，第一、第二志愿可能不录取我吗？ 阅卷后录取前，上海科大的招生的老师到永德找到我来当面考察一下，说录取你进科大没问题，一是你成绩考得好，二是在农村表现不错，三是作为上海知青，我们就是要招上海知青。我是高兴得不得了，非常兴奋，想想命运马上会改变，由农民变成上海科大的大学生，圆了我小时候得想当“科学家”的梦，前途无量啊，再说能直接回到上海，到时爸爸妈妈到火车站来接我会有多么高兴啊！那位老师临走时还对我说，来上海时帮我带点云南的土特产，如香菇、木耳之类的，这点要求也太简单、太朴素了吧，简直不算一回事，我当然一口答应。也更确信了我一定会被上海科技大学录取的。 我就安安心心回生产队继续开我的拖拉机——“站好最后一班岗”。但是好事就是多磨——注意，第四个大大的“空心汤圆”要来了——这个时候跳出一个“白卷英雄”张铁生，他在考试时考了个0分不算，还在卷子后面洋洋洒洒地发了一通大兴：大概意思是文化考查就是难了他这样的在生产队里老老实实劳动的没有时间复习的人，而那些不好好劳动，只知道埋头复习功课的走“白专道路”的反而能上大学了。此时正好在发动一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正好找到了政治上的借口。那么理所当然这次文化考查就算“黄”了，非但考试成绩不算了，还要严格地重新审查，看看有没有“白专”人员混进来了。科大的招生老师也接到上级的指示，要求他对拟录取人员“严格把关”，那个老师就去县里调看我的档案，当然除了明摆着的家庭出身差点，非但没有什么问题，还有临沧专区知青积极分子的“光环”。他不罢休，还想打电报到我爸爸单位“外调（就是调查我爸爸的政治历史等问题）”，县里知青办还算帮忙的，就告诉县城街上唯一的一家邮电所，说是如果有人来打电报“外调”，就告诉他这是纪律不允许的，外调要用“函调（寄出公函去调查）”方式，而当时一封信的来回，至少要二十几天，估计这事也会时过境迁了。但是这位老师不依不饶，县城不给打电报，他就到临沧专区所在的临沧邮电局发电报，他成功了，回电也来了，后来有人告诉我，说回电上是这么9个字：“此人政历（政治历史的简写）复杂，不宜取”，据说是我爸爸的上级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回的电报，这个电报也是很荒唐的，“此人”是指我爸爸，而“不宜取”又是针对我说的。这么一来，科大真的不录取我了，我的科大梦自然就彻底没戏了，吃了第四个一生中最大的“空心汤圆”！有人戏称我是“空心汤圆大王”。我得到这个消息倒也没有“晴天霹雳”那么夸张，只是有点沮丧，再想想，也是情理之中，因为我的“家庭出身”太糟糕了，从爷爷、外公，到爸爸、妈妈、伯父，没有一个是硬邦邦的工农兵出身的，要么是工商地主、要么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再不济也是资方代理人和摘帽右派，还有海外关系，这样的家庭背景放在当时绝对没有好果子吃，不算你“黑五类”出身已经算是很客气的了。好吧，既然如此，我也释然了，既然大学梦破了，调理好心态，摆正态度，还是回去好好开我的拖拉机吧。后来有人问我哭了没有？当然没有！只是稍稍有些沮丧而已，这点心理承受能力还是有的。 回生产队没多久，有一天没出车，下午在田里劳动，一位老乡跑来通知我，说是村里有线广播里叫了，让你下午五点到大队部接一个长途电话。因为当时各生产队（组）是没有电话的，就大队部有一部手摇电话，大队部要通知生产队（组）什么事，就只有靠家家户户都挂的有线广播喇叭来播送这个通知了，好在被这个老乡听到了，我得到消息后放下农活就赶大队部去，四点几公里路程，也得走差不多一个小时，我早早就候在那里等电话，五点钟一到，铃声准时响起，我马上接起来，原来是曾经在另一个公社插队的中学校友张同学打来的，她已经上调到临沧地区革委会工作，她受托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读大学的事又有点眉目了，问我是否愿意调剂志愿？科大当然没戏了，而医学院名额录满了，想不想调剂去昆明师范学院？我开始还有点格楞，要去当老师啊？还在想着当科学家的梦呢。她在电话里说了，现在物理系有个名额，去不去？一听是物理系，我一口答应了，当然去当然去，就这么给她说定了。 此时昆明的大学已经开学了好几天了，我马上回来准备准备，就张罗买长途车票经临沧到昆明的事了，因为临沧到这里的邮件要两三天，就等正式的入学通知书一到就出发。

离开生产队的那天，是我的徒弟杨太生开拖拉机送我去公社的，那天我们组的村民几乎都来送我了，从村口跟着拖拉机送到一公里外的公路边，有个小孩拎着一个小篮子，里面放了几个鸡蛋，说是让我带路上吃，还有个小孩就从拖拉机上拿下我的一个网兜拎在手里，一路跟着，算是尽他的能力能做的事，表示一份心意。说实话，离开上海时我没有哭，那个时候大概太不懂事，对未来前途的憧憬和对美丽的云南的向往更甚于伤感；而此时，我哭了，老乡们也许也会想，这小沈去了昆明读大学，估计是不会回转了，怕是难得再看到了，都含着眼泪送我。我挥手告别了老乡们，开始了命运的新的篇章。我的命运从这个时候开始真正的转折了。

这是我离开生产队前在拖拉机上的留影，穿得笔挺，不像干活的样子。

我离开生产队以前整理行李时还放进了我用了四年的那把锄头，我就把木柄卸掉，把钢锄头塞进行李，想留个纪念，但是后来客车经过半路上叫“羊头岩”的地方遇到泥石流，车子无法前进，要每个旅客扛着自己的行李走过几百米宽的泥石流到对面换乘接驳车，由于行李实在太重扛不过去，只能打开箱子把锄头和一些书扔了。 到学校后才知道，我能有幸上昆明师院读书这里面的故事的曲折多得去了。 话说上海科大不要我了，此时第二志愿的昆明医学院的招生的周继纯师傅（他是医学院的“工人毛泽东想思想宣传队”的成员，所以不是老师）就提出来作为第二志愿来录取，但是临沧地区招生办不同意，说是上海科大不要，你云南学校要，大家都是平级的学校，你不是自己降低云南学校的档次吗？但周师傅不依不饶，说我只看条件，只要符合我们学校的条件，我就要录取。就这样据理力争了一个星期后，招办终于松口，那你就录取吧。但此时医学院名额已经录满，他就问昆明师范学院来招生的李宁生老师，师院还有没有名额？说是还有一个物理系的，但是由于我没有填昆明师院的志愿，必须征得我的同意，才能调剂，这才有了前面打长途电话的一幕。

由于争取我的名额颇费周折，耽误了一个星期，所以我入学也比其他学员晚了一周。直到我走进师院的大门，我才真正意识到，美梦终于实现了，“空心汤圆大王”的称号可以暂时放一边去了。

进昆明师范学院时我并不知道它有多大的名气，后来慢慢了解到，它有着显赫的身世：抗战开始后，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西迁到长沙，于1937年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但好景不长，长沙也遭日军空袭，就经教育部批准，再西迁昆明，于1938年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任校长。西南联大有好多名声如雷贯耳的教授：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胡适、钱钟书、朱光潜、袁家骅、陈省身、华罗庚、吴大猷、周培源、吴晗等等等等。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国立西南联大停止办学，这三所学校“复员”回北京和天津，就成建制地留下了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在原址办学，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解放后改名“昆明师范学院”，1984年又改称“云南师范大学”。也就是说，昆明师范学院的前身就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复员时留下的“国立昆明师范学院”。

昆明师范学院毕业后，就分配去了云南省地矿局楚雄地质基地的“楚雄地质中学”教了十年的书——教高中物理、初中数学，最离谱的是还教过小学的音乐课，学校没有专业的音乐老师，就让我顶上去。在云南插队、读书、工作了18年后于1987年调来无锡，在无锡工作了25年后于2012年在无锡退休。“塞翁失马”的故事就暂告一个段落了。

照片中前排右的就是当年昆明医学院来招生的周继纯师傅；后排右是与我同时进昆明师范学院的董再斐同学，他在我同一个生产队的南胖组插队，他与我既是插队的插友，也是我中学新中中学的校友，还是大学校友，他就读于化学系；后排左是任祝三同学，也是同一年入学的，他是在永德县小勐统公社插队的上海知青，也是我中学的校友，他就读于云南大学的植物系。1973年我们永德县在昆明上学的就我们三个，因为都是周师傅招来的，到昆明后我们就去照相馆合影留念。

这是入学时我与董再斐同学在师院大门口的“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照壁”前合影留念。

这是我和招我进昆明师范学院的我的恩师李宁生老师的合影，他夫人孙政老师教我们班的英语课。几乎每周六我都会去他们家“混”饭吃，剥虾仁的“绝技”就是孙老师传授给我的。

这是2009年回母校时在学校大门口与时任云南师范大学校长、后任党委书记的伊继东同学在大门口合影留念，他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毕业后留校。

这是老校区了，属于“全国历史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在呈贡有占地2000多亩地的新校区，气派多了。

这是2013年回母校时拍的校门的照片。校门的左边的是当年西南联大的校训“刚毅坚卓”，右边书有“中国历史名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

这是2018年回母校时拍的大门照片。

这是当年西南联大留下的唯一的一间铁皮屋顶的教室，牌子上写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原教室”。

铁皮屋顶教室内部。我读书时这里是“回民食堂”，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是老校区校园里复建的原来西南联大的校门，2009年返校时与伊继东同学合影。

这是2013年在云南师范大学举办物理系1976届同学聚会时的25位同学（全班共30位同学，已有四位同学去世）与当年的7位当年的任课老师的合影。

2013年与当年的同班同学黄德生合影留念。

整个这一片现在都是“国保单位”了。

作者：沈志强1968年初中毕业赶上“上山下乡”，1969年四月去云南省临沧专区永德县永康公社忙捞大队前进生产队的沙沟组插队落户。

来源：知青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