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广州知青上山下乡（到云南下乡成了留守知青）

上海知青张德喜是1969年3月中旬在彭浦火车站乘车离开上海的，历时十多天，他们一行六名初中同学到达了云南省永仁县境内的云峰大队，六名上海知青被分派在云峰大队第一生产小队插队落户。

云峰大队自然条件不好，真的是穷山僻壤，宣传资料上描写的七彩云南似乎跟云峰大队沾不上边。但那里气候宜人，四季如春，这一点或多或少让张德喜他们心里多了一丝欣慰。云峰大队第一生产小队汉族人口较多，差不多有一半，有三分之一是彝族，队长叫李龙池，是汉族，他淳朴热情，对远道来的知青非常照顾。

大队书记原本计划把六名上海知青分到两个生产小队，可二队社员不愿意接收插队知青，再加上二队队长是彝族，语言交流上有障碍，一队李队长就把六名上海知青都留在了一队。

张德喜他们居住的地方是一队队部旁边的两间土坯房子里，一间房子做卧室，一间房子做厨房，临时给知青做饭的是李队长家的女儿李彩云，李队长的媳妇有时也来帮忙。

李彩云比张德喜大一岁，别看她年龄不大，熬菜做饭可是一把好手，长得也漂亮，勤快又善良。她挑着两桶水赤脚走泥泞路稳稳当当，张德喜他们空走都跌跟头。张德喜问李彩云：“你怎么不穿鞋？”李彩云笑了笑，没回答。后来，张德喜总算明白了当地人为什么不喜欢穿鞋了。

那个时候的云峰大队还很贫穷，社员们的生活都不富裕，最困难的是路难走，从村子到通往公社的公路有一段崎岖不平的山路，架子车都无法通行，知青们的口粮是李队长带领两名壮劳力从公社挑回来的。云峰大队的耕地以山地为主，地块也不大，有的耕地连耕牛都转不开，只能用锄头刨挖。当时社员们以瓜菜为主食，苞谷红薯还占不到口粮的一半，马铃薯也算主食。

到达云南的第三年年末，张德喜他们提前就买好了一些当地的土特产，准备回上海探亲过春节，就在他们准备启程的头一天半夜，张德喜突然发起了高烧，还一个劲说胡话，一位叫陈志成的知青赶紧去找李队长，李队长叫来了邻村的赤脚医生，一测体温，四十度。赤脚医生给张德喜打了退烧针，一直守到天亮，张德喜的体温还是三十九度。

看张德喜高烧不退，大家都不好意思说回上海的事，陈志成就说：“家里亲人都盼着呢，也都准备好了，你们走吧，我留下来陪德喜。”“我吃上两片退烧药，能走，咱们一起回上海。”看大家都为自己担心，都不想回上海，张德喜强撑着坐起来，一边说一边要下床。

“德喜，路途这么远，你不能走，万一路上再发烧，可不好办。”李队长不同意张德喜发着高烧回上海，陈志成也坚持要留下来陪伴张德喜。看大家争来争去都不肯回上海，李队长说：“你们都回吧，家里亲人都盼着呢，志成也回，这里有我呢。”最后，在李队长的劝说下，陈志成他们五人回上海去了。

吃过早饭，赤脚医生又给张德喜注射了退烧药和消炎药，还开了草药方让李队长上山采药。李队长回家叫来他媳妇照看着张德喜，他背上竹篓去了后山。

到了第二天晚上，赤脚医生又来给张德喜注射了退烧针和消炎针，张德喜还是高烧不退，那位赤脚医生建议去公社卫生院看看，他担心张德喜有别的毛病，以免耽误了治疗。

第三天一早，李队长叫来两名年轻体壮的社员，他们准备抬着张德喜去公社卫生院做进一步检查。大家慌忙来到队部（知青们居住的地方），李队长的媳妇说：“这孩子好像不发烧了，就是昏睡。”李队长赶紧摸了一下张德喜的额头，真的不发烧了。李队长让一名社员去把赤脚医生叫来，用体温计测了一下体温，三十六度五，体温正常了。李队长的媳妇给张德喜熬了一碗稀饭，硬逼着他喝下，又给他熬了草药，也喝下了大半碗。李德喜睡了整整一天，到了点灯的时候，才爬起来去了一趟茅房，回来躺在床上又睡着了。

半夜的时候，张德喜爬了起来。听到动静，李队长赶紧披衣下床，点上了油灯，问张德喜：“德喜，你还难受？”“队长，我不难受了，有点饿了。”张德喜不好意思地说。

整整三天三夜，张德喜总算起床了，也能正常吃饭了，李队长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李队长问张德喜咋突然发烧了，张德喜不好意思地说：“这不是要回上海探亲过年吗，傍晚的时候我在水井挑来两桶水，在院子里洗了一个冷水澡，可能是着凉了。”

张德喜看自己没啥事了，他想一个人回上海。李队长的意见不让他一个人走，这么远的路也没有个伴，他不放心。就这样，张德喜留了下来，他计划明年再回去看母亲，反正他给母亲买的土特产和礼物都让大家给捎回去了。

之后的日子里，李队长没让张德喜一个人做饭，天天让张德喜去他家吃饭，只在队部睡觉。李队长家就两个闺女，大闺女叫李彩云，比张德喜大一岁。二闺女叫李彩燕，比张德喜小两岁。李队长家这两个闺女都长得如花似玉特别漂亮，也特别勤快特别善良。张德喜在李队长家吃饭，李彩云和李彩燕都抢着给张德喜夹菜，什么活也不让他干，还把好吃的东西都给他吃。李队长的媳妇说：“德喜没捞着回上海探亲过年，他一个人留在这里，我们咋能让他受委屈呢。”过年那天，李队长的媳妇拿出一身衣裳，笑着说：“德喜，过年了，我给你缝了一身新衣服，你试试合适不？”看看李队长一家人都没穿新衣服，就他一人穿上了新衣服，张德喜流泪了，那是感动的泪水，那是幸福的泪水。

经过一个月的朝夕相处，张德喜和李队长一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发誓一辈子也不能忘了李队长一家人。陈志成他们从上海回来，张德喜的母亲给他捎来了上海的糖果和糕点，张德喜全都送给了李队长一家，他自己一点都没留。

1974年年末，张德喜他们一起回到了上海，他们六人都回上海探亲过年了。那年秋天，张德喜的大哥结婚了，他大哥两口子和他母亲一起住在了老弄堂那一栋三十六平米的房子里。回到上海，张德喜只好在客厅他母亲的床边打地铺。看张德喜回来了，张德喜的大嫂天天拉着脸子，就像谁欠她钱似的。张德喜的母亲看着比以前强壮的二儿子，喜极而泣。

前面一直没介绍张德喜家的情况，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张德喜十四岁那年，他的父亲因工伤去世，张德喜十七岁的大哥顶替了他父亲的工作，在自来水公司做了收费员，单位还分给了张德喜母亲这套三十六平米的房子作为补偿。两年后张德喜响应国家号召，去云南插队落户，他母亲和他大哥一起生活。

张德喜母亲也在自来水公司工作，她是财务人员。张德喜要去云南下乡插队那阵子，他母亲哭了好几天，实在是不放心他去那么远的地方。那次回上海探亲，张德喜的母亲偷偷给了张德喜五十块钱，还为张德喜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张德喜是小儿子，是他母亲的心头肉啊。因为那块手表。张德喜的大哥还跟他母亲吵了一架。

张德喜要返回云南时，他母亲眼含泪水说：“德喜，云南要是能安家，你就别回来了，咱家就这两间房子，你要回来成家，往哪住呀。”带着对母亲的牵挂，带着对大嫂的不满，张德喜心情复杂地离开了上海。

那次回上海探亲，张德喜给李队长媳妇买了一件时尚衣服，给李彩云和李彩燕一人买了一块围巾，还为李队长买了两双解放胶鞋。看着张德喜买的围巾，李彩燕开玩笑说：“德喜哥要是给我做姐夫该多好啊。”听了李彩燕的话，李彩云捂着脸跑开了，张德喜羞红了脸。

1975年秋后，张德喜征得了他母亲的同意，他和李彩云领取了结婚证，结为了夫妻。对于张德喜的选择，其他知青都不理解，都说他不该为了一个漂亮姑娘，就把自己拴在这偏僻闭塞的穷地方。张德喜之所以这样选择，他也是在替他母亲着想，他不想让她母亲为难。

结婚后，张德喜住在了李队长家，外人都说张德喜这是倒插门，张德喜并不计较，谁爱说啥就说啥，只要自己觉得舒心就好。

到了1979年夏天，其他五名上海知青都陆续返回了上海，云峰大队就剩下张德喜一个人了，因为他在农村结婚成家了，所以暂时没有返城的政策。虽然看不到返城的希望，身边有知冷知热的爱人陪伴，有岳父母的关爱，还有自己活泼可爱的宝贝儿子，张德喜并没感到有多失落。

1983年春天，张德喜被招工到县供销社做了一名采购员，吃上了国库粮。第二年，张德喜的妻子也享受知青家属待遇，招工到县环卫所当了一名环卫工人，他们一家三口都转成了非农户口。当上工人后，逢年过节，张德喜都会给她母亲寄一点钱。尽管他母亲说不缺钱，不需要他寄钱，那个年节张德喜都没落下过。

1996年，张德喜的儿子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大学，张德喜和他爱人借送孩子上学的机会顺便回上海看母亲。他两口子在家里住了三天，张德喜的大嫂就说话了：“你俩天天在客厅打地铺也不像话的呀，外面住旅馆好啦。”“这里也是你弟弟弟媳的家呀，你咋能说这样的话呀。”张德喜的母亲很生气，她大声反驳大儿媳。

没料想她大儿媳还不干了，大声吵起来：“这哪里是他们的家，他们的家在云南的呀。结婚前已经说好了的呀，这房子属于我们的，跟德喜没有任何关系的。”张德喜原本要跟他大嫂理论，李彩云把他拉到了一边，还说他们不会要上海的房子。那天，李彩云到街上给她婆婆买了内衣内裤，买了好吃的东西，就匆匆返回了云南。临走前，张德喜的妻子还热情邀请她婆婆和大哥大嫂去云南游玩。

四年后，张德喜的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了上海，因为给儿子落户的问题，张德喜和他大哥大嫂闹了个半红脸，他大哥大嫂不同意把张德喜儿子的户口和他们落在一起，就是怕以后争房子。张德喜的母亲找来街道干部做了调解，张德喜才把他儿子的户口落上。

2004年初冬，张德喜的母亲重病，张德喜夫妻俩从云南赶到上海伺候照顾卧床的母亲，李彩云天天给婆婆擦洗身体，给婆婆喂饭喂药，她就像闺女伺候母亲一样细心。张德喜的母亲临终前抓住李彩云的手说：“德喜有你这样的媳妇，我也能闭上眼睛了。”

刚料理完他母亲的后事，张德喜的大嫂就来撵张德喜夫妻俩：“你们赶紧回云南吧，我要卖房子了。”就在张德喜夫妻俩准备回云南时，老弄堂里突然贴出了拆迁公告，那里的房子要拆迁了。

第二年春天，张德喜接到了他儿子的电话，让他回上海一趟。来到上海，张德喜才知道，他母亲在几年前就写了遗嘱并做了公证，还委托街道干部做证人，老弄堂的那两间房子分一半给张德喜。看着母亲生前写下的遗嘱，张德喜悲痛不已，泪流满面。

在街道干部的干预下，张德喜顺利领到了属于他的那份房屋拆迁款。当年夏天，张德喜拿出全部积蓄，又跟亲友借了一部分钱，在上海近郊为儿子买了一栋九十六平米的房子。房子装修好后，张德喜让退休的妻子带着岳父岳母来上海住了半个多月。直到2015年，张德喜的岳父母相继离世后，他才和妻子一起来到了上海，和儿子儿媳一起生活。

目前，张德喜和他妻子春季在上海居住，其他时间基本在云南生活，他们的身体很健康，生活得很好。张德喜说云南的气候更适宜养老，他也很喜欢云南的环境，只是儿子孙子都在上海，他俩只好上海住一段时间，再回云南生活一段时间。

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岁月已渐行渐远，可每当说起那段生活经历，张德喜就很难受，他说自己吃点苦受点累倒没什么，就是少了守在母亲身边尽孝的时间和机会，他觉得愧对母亲，这也是他心里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和愧疚。

作者：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