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下的家乡红色文案(小村的红色文墨)

来源:人民网

镜头下的家乡红色文案(小村的红色文墨)(1)

镜头下的家乡红色文案(小村的红色文墨)(2)

图①:江西省宁都县小布镇小布村赤坎村小组新貌。

赖玉华摄

图②:赤坎村小组中共苏区中央局旧址暨毛泽东同志旧居。

钟小春摄

镜头下的家乡红色文案(小村的红色文墨)(3)

赤坎村小组俯瞰全景。 赖玉华摄

武夷山在赣南逶迤,山脉间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平原,祖祖辈辈的客家人生活在这里的古老村庄中。而村庄里一座座肃穆的祠堂,记录着村庄的历史和荣耀。

仅江西宁都县赤坎村,就曾经有过三十多座祠堂。九十多年前,红军在这里驻扎,在祠堂里留下了不计其数的宣传标语。

前些年,我重返赤坎村,看见一座祠堂里,一堵几丈高的墙巍然兀立,上面赫然书写着一幅大字标语“争取江西首先胜利”。

这条红军标语让这堵墙成为独特的红色人文景观,也成了小村的一张名片。

“争取江西首先胜利”“欢迎白军弟兄来当红军”,这几条红军标语之所以引发人们的关注,是因为它所处历史位置重要。书写在中共苏区中央局的诞生地——宁都县小布镇小布村赤坎村小组龚氏宗祠的正门高墙上。

标语醒目。有的人铭记在心,有的人则就此开拓、研究。比如宁都县的谢帆云,便是其中之一,将标语研究做成一门学问。

谢帆云是个心思细腻的驻村干部,爱写诗,也对书法感兴趣。他见到这条标语后就渐渐上心,像一字一字抠“诗眼”一样,一笔一画地抠“字眼”。从用笔、书法结构、风格等不同角度细细考量,再从中央苏区史和地方史考究,他最终判断这十几条标语的写作时间为1931年,作者应当是后来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的舒同。为此,他寻找到两条有力依据。

舒同是江西东乡人,参加红军后,于1930年底进入中央苏区,担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居住在宁都小布镇一带。他本职工作包含有写标语的任务,且又擅写书法,因而写下大量宣传标语。而那些标语极具“舒体”独特风格——立“七分半”字体。这个“七分半”,可以说是舒体字的精华,即结体上楷、行、草、篆、隶五体各取一分,风格上颜体、柳体各取一分,再取晚清书法家何绍基风格半分,合称“七分半”。

作为专业人员,宁都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曾晨英、汪泓认为有责任寻找更多、更加有力的实证。他们将这些标语拍摄下来,赴北京找到了舒同之子舒安求证。

对于子承父业的舒安,这是一份从天而降的惊喜。面对照片,他当即确认这些苏区标语为其父舒同的早期手迹。兴奋不已的舒安,2014年8月专程赴宁都县小布镇赤坎村寻访其父亲当年的战斗足迹。对赤坎村中几处革命旧址墙头保留的数十条苏区标语,他一一细心品鉴,确认其中近十条榜书标语为其父手迹。

在小布镇赤坎村,当舒安看到门楣上一条清晰红色榜书标语“优待白军俘虏”之时,眼前一亮:“这条标语极具舒同书法风格,用笔线条圆健,结体宽博,有颜体书风,且笔法特点和舒同的书法风格一致。”

墙壁连接墙壁,标语便连着标语。

仅一屋之隔的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旧址内,几条用白石灰水刷于墙上的大字标语,虽历经九十多年的风蚀,依然可辨别出“当红军”“分田地”等几个大字。

舒安仰头细看着说:“由于当年红军的条件简陋,写这么大的字,只能就地取材,用棕把、笤帚当毛笔,所以用笔的细节上不可能那么精细,但这些字的笔画、结构都与先父的书风一致。”

离开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旧址,仅数十米之遥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旧址,是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一幢气派的龚氏宗祠,虽历经数百年历史烟云,祠堂仍然保持着当年原貌。

踏进这一旧址院内,正厅屋檐下约一丈五高的大墙上,醒目的大字标语“争取江西首先胜利”首先映入眼帘。舒安脱口而出:“这条标语像先父写的!”随即与陪同人员一同分析这条标语的用笔特点和结构特征。

细细观察,标语用材也很有特色。红军当年少有墨水,便就地取材,用石灰水做墨水;从河里捡来红粉石捣成粉,加水调一调就成了“红墨水”;从烧饭锅底刮取锅灰搅拌成“黑墨水”……“墨”非寻常之墨,“笔”亦非寻常之笔。由于舒同善榜书,他书写的笔,大都为简陋的棕把、笤帚,有时则为一团柔软的禾草。为了便于苏区军民认识标语内容,舒同多以正楷书写标语,并根据墙壁长短来安排标语,墙壁长,写长标语,墙壁短,写短标语。不经意间,就有了赤坎村如此之多笔墨奇稀、色泽殊异的红军标语。

2022年3月,我再次走进赤坎村。刚刚维修过的邱氏宗祠,几条棕红色红军标语十分醒目。屋前竖立标着“朱德旧居”的立碑。

我曾多次采访过居住在此的八十岁村民熊兰亭老人。老人的多位父辈参加过革命,二伯、四伯参加红军,光荣牺牲,父亲也曾是一名苏区干部。父亲生前时常与他讲起朱德总司令等人在他家居住的情景。红军转移后,白军占领了这里,嚷嚷着要放火烧房,熊兰亭的奶奶拼死阻止,才保住了部分房屋和红军标语的完整。

从此,熊家历经三代人,守护老屋九十多年。其间,无数的游人前来参观。

随着经济飞速发展,小布镇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熊兰亭的三个儿子长大成人,先后都另外择地盖了新楼房。他们一次次劝说熊兰亭和妻子林长秀两位老人离开潮湿陈旧的老宅,到他们的新房去享福。然而,无论儿子儿媳几个怎么劝说,老两口始终不愿搬离,他们怕自己走后房屋无人修葺。

“我们需要照应,这座老屋和标语更需要照应。”熊兰亭、林长秀多次说。对于房屋的照应,是日积月累的琐碎细节:墙破了要修,屋顶漏了要补,砖头松了要砌,扫蜘蛛网、扫地、疏沟……村里的人也时常来帮忙。有一次,祠堂两扇大门快要倒塌,就是村委会请人来帮助修理的。邱氏宗祠地势较低,每年雨季雨水倒灌,屋里的水能浸没小腿肚。两位老人就赶紧端来水盆,一盆一盆地把水舀出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早已把生命与老屋融为一体。

岁月流逝,老人和房屋、标语都在不断老去。去年我来采访时,熊老因中风坐在轮椅里,他由老伴推着,向我指看日晒雨淋的大墙上两条残缺不全的标语。

“这标语再不修复就没了。”熊老不无悲怆地说。不久,在村委会的努力下,墙壁标语修好了,老人心愿得偿。

今年再去,熊老已经不在了,但我看到,七十岁的林长秀,带着孙子仍与老屋和标语为伴。

踱步赤坎村,品读标语,字上温度、字里风云、字间春秋,让人感慨万分。村民告诉我,村里大大小小的红军标语不下千条,其中熊氏宗祠最多,有三百多条。

说到熊氏宗祠就要说到熊天星。我每次去,都见他指着阔大的墙壁一跛一跛来回讲解红军标语。

“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欢迎白军兄弟来打土豪分田地”。

六十三岁的熊天星是熊氏宗祠第十七代传人,他出生于这座古老的建筑,四岁从楼上跌下来,致使足跛。奶奶和父母亲没读过书,熊天星是从小读着标语识字,听着标语故事长大。后来,熊氏宗祠几经转手,熊天星始终念念不忘。对他来说,这里既有红色历史,也有亲情回忆。

1980年,熊天星进入小布垦殖场工作,做些造土纸、开垦茶山、养护茶园的活计。有了稳定的工作,他迫不及待地与父亲商量,要把熊氏宗祠买回来。几经努力,终于成功。

回到熟悉的老屋,熊天星把每个房间的标语仔仔细细地检查了好几遍,给予力所能及的保护。因潮湿墙面凸起,便用胶水托底粘住,使石灰不掉落;日晒雨淋的地方,贴报纸遮挡,防止风化;劝阻游人用手触摸……他还为楼上三个房间上锁,减少参观量。熊天星不是小气,而是要尽力保护好那些红色标语,让专家、学者以及更多的人研究、参观。

2000年开始,熊天星主动当起了红色标语义务讲解员。村里为照顾残障人士,将他纳入低保户,又为其在村里安排了保洁员的公益岗位。

自此,熊天星每天在保洁员与讲解员两个角色间不停地变换。没游客时,他是保洁员;一有游客来时,他就是讲解员。后来,游客越来越多,老熊的妻子就客串干起了义务保洁员。夫妻俩商量好,既要做好标语宣传又要搞好保洁工作,宣传、保洁两不误。2016年初,随着革命旧址的建设日益完善,熊天星的讲解工作量翻了一番。他辞去保洁员的工作,成为一名专职讲解员。

“为什么我家有这么多标语呢?因为红一方面军总交通队曾在这里驻扎过,来往的交通员多,书写的标语就多。一个人写一条,一百人就是一百条……”

那一次,熊天星刚介绍完,一名游客告诉他:“一条标语抵得一个军。”

“啊,有这样的事?”

“有呀,这是1930年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宣传动员令里讲的。标语是红军传播革命理想的宣传工具,力量大着呢!”

标语在熊天星心中的分量更重了:一条标语抵得一个军,那么我家一共有多少条标语呢?

熊天星盯着满屋密布的标语,开始了他的统计工作。有的标语很小,贴着墙脚根,有的标语中还夹着标语。为了得到一个确凿数字,他搬凳子、爬楼梯,他把楼上楼下每一块砖、每一条木板来回数了许多遍——标语共计三百一十多条,这个数字超过了他原来的估计。

一条标语抵一个军,满屋的标语就是千军万马。

这正是熊氏祖孙三代做的事,守护这些意义非凡的标语,让红色文墨永远流传下去。

九十多年过去,小村怀抱着这份珍贵的蕴藏,质朴、无声地伫立着,默默地向世人展示小村那一段峥嵘岁月。

制图:赵偲汝

《 人民日报 》( 2022年04月04日 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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