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传正版书的外皮（呼兰河寻梦落红萧萧再版代后记）

松 鹰

《落红萧萧》刘慧心、松鹰著 台海出版社 2021年10月出版

按：《呼兰河寻梦》的部分内容，曾在《家庭与生活报》及大型文学杂志《红岩》1986年第3期刊载。《家庭与生活报》的原编者按称：“《落红萧萧》是一部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长篇传记小说，初版印数9万册，很快售罄，曾在少男少女读者中掀起了一股‘萧红热’。该书作者松鹰当年毕业于哈军工。二十年后，他再次踏上当年萧红留下的足迹，访问了还健在的一些著名东北作家；并用流畅、抒情的笔触撰写了系列访问记实《呼兰河寻梦》，读起来清新隽永，耐人寻味，颇有文学性和认识价值。我们从该期起连载，以飨读者。”

承蒙著名文化学者、策划人梁由之先生的厚爱和助力，《落红萧萧》得以再版。特表由衷的谢忱！并诚谢台海出版社、康瑞锋先生及领读文化传媒的精心编辑和隆重推出！在此将《呼兰河寻梦》全文附后，作为再版代后记。

一、呼兰河的梦

呼兰河，这条富有魅力的河流，对我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这不仅因为它是萧红的故乡，还因为那里曾留下我青春的足迹、理想、梦。

当年，我刚跨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那座雄伟的大门时，我们新生队曾在呼兰河畔军事野营。那时我还是一个中学刚毕业的少年，满脸稚气，穿上军装总有点嫌长。夜里，我背着一支半自动步枪，提心吊胆地在帐篷外站岗。脚下踩着卵石和沙滩，四周被幽深的黑暗包裹着，耳边传来呼兰河汩汩的流水声，听起来真象梦呓一般神秘。三个月旋风般的入伍军训，在我们心中唤起了一种军人的强烈的集体精神和英雄主义。急行军，紧急集合，打“敌空降兵”，还有声势浩大的诸兵种联合作战演习，这一切都是在呼兰河旁进行的。那里有一片荒僻的开阔地，长着灰褐色的茅草和柳条林。呼兰河静静地流着，像一条白练向东南直泻而去，一直汇入松花江。

当时我还不知道萧红的名字，也不知道这条河曾经哺育过一位有才气的女作家，而这位女作家写了一本《呼兰河传》的小说。我们那帮来自四川的哈军工第八期新学员，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戴上肩章，当一名年轻的国防军官。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培养目标是军事工程师，毕业生通常授予中尉军衔，高才生破格授予上尉。那会儿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从这座军人摇篮毕业后，有一天会中途易辙，搞起文学来。更没有想到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会同萧红、同呼兰河结下不解之缘……

二十年过去了，我一直在怀念这条河流！它像一首古老而悠远的民歌，在我心田里长久地萦绕。我曾经好几回在梦中回到那里，寻觅逝去的时光和倩影，那里流水依在，人事却已全非。

哦，呼兰河！我默默地思念你，为你祝福。

那年春天，一次期盼已久的机会使我是梦终于实现了。我乘164次列车北上采访，出秦岭，经北京，穿过东北平原，回到了阔别二十载的哈尔滨！当我重新呼吸到松花江的气息，听见呼兰河喃喃的细语时，我的心脏竟怦跳不已。

一个月的旅程，萧红的名字形影不离地伴随着我。在北京短暂的逗留，我访问了她的友人骆宾基，拜会了萧军——与她同跋涉、共患难，相爱而又相离的三郎；在哈尔滨，踏着五十年前两萧留下的脚印，我寻到了她的芳踪：落难的东兴顺旅店、度蜜月的欧罗巴旅馆、《国际协报》旧址、商市街……；在呼兰县城，我凭吊了萧红出生的故居——从前的那后花园，而今不见了；那园里的小黄瓜、大倭瓜，也根本没有了。但是萧红的名字，她的名篇《呼兰河传》，却留了下来。

我在呼兰河畔徘徊了许久。脚下踩着流沙和青草，我不禁想起一句不知哪位哲人说过的话：“生命短促，艺术长存”。

这条神奇的河从我脚边流过，还是那样美，那样静静的，那样唱着永恒的歌……

这次呼兰河行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今还清晰地在眼前浮现。

二、访骆宾基

东北作家群的“小字辈”

到京后的一个下午，我乘地铁到前门，拜访了慕名已久的骆老。

说起来，骆宾基是东北作家群里的“小字辈”：他比“老大哥”萧军小十岁，比罗烽小八岁，比“黑人”舒群也要小四岁；他与萧红相识的时间也最短。然而有意思的是，在东北作家群里，同萧红交情和相知最深的，除了萧军，大约就数骆宾基了。骆宾基是萧红弟弟的同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萧红病困香港，骆宾基见义勇为地担起了护理责任，衣不解带地陪伴了她四十四天。萧红在弥留之际，向他倾诉了自己半生的不幸和遭遇、她与萧军的悲欢离合、她对文学和未来的憧憬……骆宾基后来因此写了一本《萧红小传》，他是第一个为萧红作传的人。迄今为止，这本书仍然是所有萧红传记中最重要、最有色彩的一本。

骆老住前门附近的西大街二号楼。这是一幢铁灰色建筑，高十多层，从外面看很有气派，里面的质量却不大相配。楼梯很窄，过道墙上的壁粉也有些脱落了。

在一个简易的电钮上按了两下，门内响起电铃的蜂鸣声。不大一会儿，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来开门，行动似有些不便，但神情却是机敏的。“我找骆老，骆宾基同志。”“唔，我就是。”主人谦和地点点头。这就是铮铮硬骨的骆宾基呵！穿一件芭茅色毛衣，微胖的脸，短八字眉，小眼睛，一副长者风度。

这套住宅没有客厅，随主人进到一间卧室兼书房。房间的布置很简朴：一张雕花老式写字台、一个大书柜、一张双人床、两个面包式的沙发、一架新染过色的藤椅，除此而外，就没有什么了。墙上悬着一幅兰草图，桌上堆满了书，屋角散乱地放着一些墨迹斑斑的土宣纸。

我刚在沙发上坐下，骆老便取出一个小本，叫我写下姓名和通讯址。我写毕，恭敬地递过去。老作家接过一看，“哦”地笑起来：“是《落红萧萧》的作者呀！”我也笑了，与骆老仿佛一见如故。

《落红萧萧》是我和慧心合作的一部以萧红为原型的长篇小说，先在大型文学丛刊《红岩》上发表，后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印出后，我曾给骆老寄去一本。小说里的罗诤，就是当年的骆宾基。

我们的谈话，就从这部小说开始。

骆老告诉我，前不久香港《文汇报》登了一篇《落红萧萧》的书评。“这本书在香港反映不错。文章不算长，但比较有份量。”“是去年的报吧？”我问。“不，是今年的，你们还不知道呀，我以为你们知道。”骆老坐在藤椅上，目光从上朝下投来，透再长辈的慈爱。

《落红萧萧》发表和出版后，很受青年读者喜爱，曾有不少读者来信鼓励。不过传记体长篇小说，既不同于严谨的传记，又不同于天马行空的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它比两者都难。书出版后，也听到专家的一些意见。出书前，曾由慧心同志写信请骆老作序，但他婉谢了。

骆老此刻坦率地说：“我并不大赞成你们那种写法，要不就是传，要不就完全是小说。结果看来还是比较受欢迎。当时你们要我写序，我就是考虑这一点，不大好落笔。”

话题回到萧红身上。我问骆老，当年在香港他为什么会不顾一切地救萧红。骆老说，他是偶然发现萧红的处境的，他起初并未料到将由自己把她护送到人生的终点。这一段经历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有详细记述。当时他年仅二十四岁，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同是东北流亡作家，眼看着病重的萧红在战乱中无人照料，怎么也不忍心撒手不管。他相信，任何一个流亡孤岛的真正的左翼东北作家，当时都会这样做的，除了一位“T君”例外——在《落红萧萧》里，他的名字叫司马少白。

卧室的气氛此刻是肃穆的。我仿佛看见一个敦厚的青年伫立床侧，萧红平静地躺在床上，脸色像玉雕似的光洁、惨白，她的眸子里还残留着一丝悲凉的微笑……一颗寂寞而灿烂的星倏然陨落了。然而她划过夜空留下的轨迹，至今还闪着奇光异彩。骆宾基是这颗彗星陨落的唯一见证人。他同萧红的这段友谊一直传为文坛佳话。为此他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因为护理萧红来不及回九龙寓所，他在桂林桐油灯下写成的长篇小说《人与土地》手稿为战火所吞噬，那是他视着比自己生命还宝贵的东西；他的见义勇为和自我牺牲，还招来一些至今未解的文坛纠葛和流言。

四十年过去了，岁月的锉刀磨掉了多少记忆，却永远磨灭不了一颗水晶般的心灵！

两个小故事

在访问中，骆老还给我讲了两个小故事。至今想起来，仍觉得很受启发。

第一个故事是老舍夫人胡絜青的画。骆老说，文革之前，他在一位朋友家里作客，见墙上挂着一幅国画。他问：“这是谁的工笔画呀？画得这么笨！”那朋友说：“喔！这可是老舍夫人画的。”他心里嘀咕道：老舍夫人呀，还是齐白石的大弟子，画得不怎么样嘛。但碍着朋友的面子，他不好再说什么。骆老告诉我时，没有讲究竟是一幅什么画。

我听了，忍不住插嘴问：“老舍夫人向齐白石学画呀？”骆老颔首一笑，接着往下面讲。

他说文革以后，他一次又去那位朋友家，发现墙上已换成另一幅国画，笔墨工整雅逸，潇洒不俗，不禁赞道：“这是谁的手笔呀？”“老舍夫人的。”朋友说。骆老听罢大感意外。真是十年不见，功夫已大不一样。后来，骆老遇到了老舍夫人，他也向这位“齐白石的大弟子”求画，并向她讨教这其间的奥妙。胡絜青平静地说：“你不知道，文革十年，我没有间断过，天天都在练笔。”骆老这才恍然大悟。这件事对他颇有启示。就是世间的事只要不断地练，总会有进步的。“滴水穿石”就是这个道理。骆老说，搞文学，创作，也要有这股韧劲，不能光靠灵感、才气，要靠功夫，而功夫则靠练。

另一个故事是黄宗英的文章。也是很有意思的。黄宗英在文革前就发表文章，有散文，也有特写。骆老是那时看过她的文章，心想一个演员，还写东西，所以产生了兴趣。结果找来看了两篇，很扫兴，觉得这个人没有才气，也不会剪裁，什么都堆在一起。一句话，他当时得到的印象是：黄宗英是一个不甘寂寞的演员，但成不了作家。骆老笑道：没想到，文革之后，黄宗英的报告文学出来了，先是《大雁情》，接着是《小木屋》、《星》……真是令人大吃一惊，一篇赛过一篇。

“这也是练出来的功夫呀！”我望着骆老说。

“是的，”骆老点头，若有所思地说：“不过除了功力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作者对新生活充满着激情，她心中始终燃烧着对祖国、对人民的爱。”

其实，骆老自己就是一位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作家。他主张作家要关注现实，不要背向沸腾的、新的生活。他说不少作者总认为自己过去的生活很丰富，足够写的了，而忽略了当前的生活，这是很可惜的。我问骆老比较喜欢最近的哪些作品。

他回答的作者有：黄宗英、陈祖芬、刘宾雁——有趣的是，都是写报告文学的。他还称赞说：“陈祖芬是我们北京作协的，文笔不错，作品思想境界也高。”

骆老本人就是报告文学行家。他当年在上海为茅盾主编的《呐喊》丛刊写报告文学时，陈祖芬还没有出生哩！六十七岁的老作家兴致勃勃地谈到，在改革的浪潮中他也坐不住了，到郊区去蹲了一个星期，回来也写了一篇报告文学。遗憾的是，过了将近一年，这篇报告文学才在一家丛刊上发出来。老作家诙谐地说：“这下把我的兴趣也打没有了！”

这也许是句玩笑话。我感觉到的，是一颗在燃烧的、滚烫的心。

三、鸦儿胡同会三郎

我这不速之客

拜会萧军，是在访骆宾基的翌日。这是一次充满戏剧性的访问。

在中国文坛上，萧军萧红这两个名字就像一副双璧，闪着引人瞩目的光泽。这一对富有传奇色彩和悲剧韵味的作家，有过风雨同舟的命运，炽热的爱，也有过离别和各自不幸的遭际；尽管最后他们令人惋惜地分手了，一个在香港早逝，一个在大陆上经历了漫长的坎坷，但萧军、萧红这两个名字，在文学上，在后来人的心里，是永远难以分割的！

萧军自号“酡颜三郎”。《落红萧萧》出版后，不少青年读者来信打听这位“三郎”的下落。一位重庆的大学生在信中写道：“看罢小说思索之余，我不禁关心起活着的人了，特别是与萧红倾心相爱的三郎，现在是否还健在？姓什么？在哪里工作？……”

萧军是一个桀骜不驯的硬汉子，经过三十年的风雨，仍然健在。算来他该有七十七岁了。

按着地址，我找到了鸦儿胡同。小巷里没有六号，一打听是在巷子背后。这里临着一个狭窄的小湖，围着栏杆，水很清凉。从衣兜里掏出北京市地图，一对照，才知是与北海相连的什刹后海。萧军所居的六号就在湖畔。这是一栋城堡式的小灰楼，楼四周一片矮平房，相比之下，这楼大有鹤立鸡群之势。

楼门口有两个木匠在做木活，向旁边的一个老太太打听，知萧军住在楼上。我沿在着一条老式木楼楼梯登上二楼，空空的过道寂然无声，四周隔着木板，前后几扇门都闭着。

试着在一扇门上敲了两下，门打开了。开门的是一位挺精干的中年妇女，头发向后梳成一个髻，穿着褪色的蓝布衫，很朴素。一问，正是萧军的夫人王德芬同志。

我说明来意，女主人热情地把我让进屋里。临门是一架古色古香的屏风。我在一张红色人革沙发上落座。当我在女主人递来的本子上写下姓名、单位后，她“呵”了一声，“你是《落红萧萧》的作者吧！”“是的。”

不料我这一应声，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她用锐利的目光迅速打量了我一眼，像是仔细瞧瞧的意味。

“萧老在家吗？”“在，你等着。”女主人进里屋通报去了。我坐在沙发上，打量了一下外屋。房间很大，呈六角形，有三扇排成弧形的大窗户。窗前是长椅、方桌。室内的摆设和装饰丰富多彩：窗台上摆着古瓷器、盆景，墙上挂着琳琅满目的字画——有鲁迅肖像、名人字帖，还有一幅西洋风景画，空中则悬着几盆青茸茸的吊兰。大约几分钟光景，一个矮胖敦笃的老人出来了，头发已斑白，但很壮实，身穿浅栗色条纹毛线衫，脸上没带笑容，威风凛凛，像一尊战神。这就是曾经被人遗忘的萧军！我忽然觉得，朝我走来的是一位退了伍的元帅，老了，但雄风依在。握罢手，我在方桌一侧就坐，主人坐在临窗的长椅上，女主人萧夫人坐在后面的红沙发上。

谈话开始，像是谈判。从老人端坐的姿式和眼神中，我发现自己给这间屋子带来了火药味。这使我很意外。

《落红萧萧》一席谈

我到鸦儿胡同，本来是作一次礼节性的拜访，顺便了解一下哈尔滨两萧旧址遗迹，没想到竟走到“谈判桌”上来了！原来主人对《落红萧萧》有保留意见。于是，一方是小说里的“三郎”，一方是小说作者之一，年龄上相差四十岁，空间上相距只一尺之遥，我们隔着方桌对起话来。

传记作品的一大难处，就是涉及活人，容易引起麻烦。电视连续剧《霍元甲》播出后，万人空巷，但霍元甲的后代却提出了抗议。理由是赵倩男纯系编造，有辱霍门名声，霍氏子孙也无叫霍东觉的。围绕着传记小说《张玉良传》，好像也有过争议。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有作者的粗疏，也可能有当事人的误会或苛求。对于我们的这部长篇小说，从谈话看当事人主要不满意大约是两点：一是三郎与学生姐姐的关系“移花接木”了，“那个学生和她姐姐都还在，这不是成了‘黑幕小说’吗？让人去索隐。”另一是在上海大张旗鼓地卖“奴隶丛书”，那也不符合实际，当时是偷偷印的，不可能那样嘛，我们老人一看就知道……”

他的表情有点愠怒，又像是一个受了伤害的小孩，喃喃地说：“我反正保留写点什么的权利！”

我作了一些必要的解释，并简单地介绍了书出版后的反应，青年读者们对三郎的仰慕，还有骆老所说香港的书评等等，但老“三郎”仍未消气。

此刻，我从心里感觉到，画家不一定完全按模特儿的意思去画，但无论如何，对方的这种感情是值得尊重的。《落红萧萧》是传记长篇小说的一种尝试，难免有不成熟之处。书再版时，相关地方可以考虑作点修改。而且像上海售“奴隶丛书”的场面，改并不难。关于传记、传记文学、传记小说，我已婉转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另外的某些分歧，有的是误解，有的是看法不一，我平心静气地作了说明。

我不敢说自己的意见都对，但却是富有诚意的。于是，空气缓和了些。

在交谈过程中，萧夫人也移坐桌旁，不时问上一句：这个资料你看过吗，那个资料看过吗，那上面都有……如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聂绀弩的《在西安》、美国学者葛浩文的《萧红评传》等。女主人每问一句，我都点头：“看过。”而且答得很有把握，这确是不假。有关萧红的作品和资料，凡是能接触到的，我们都进行过一番消化，包括萧红胞弟的回忆、台湾作家写萧红的长篇小说等。

大约因为我心平气和的态度感动了主人，又沟通了情况，室内的气氛变得亲切自然，冰雪开始融化。

我问萧老，哈尔滨的那几个旧址还在不？“在呀，你是……”老作家注视着我。“我明天就去哈尔滨，想看看那些地方。”“哦，你是想写传嘛，还是改小说？”萧老脸上第一次露出笑容。“因为写了小说，总想回去再看看。”我说。“都还在！”老三郎“酡颜”大悦，“你到黑龙江大学找陈隄同志，让他带你去。”

这时他的神态真像一位慈蔼的元帅，而我呢，成了他麾下的一名光荣的小兵。为了我此行之便，他还特意嘱夫人给我开了一张“路条”。

五十年沧桑

萧夫人开的“路条”，是一封用圆珠笔写的短简，信中托陈隄教授抽暇带我去两萧故居看看。到哈尔滨后，我才发现这张小纸条的价值。

有趣的是，不知什么时候“谈判”变成了友好会晤。萧老同我越谈越投机。坦白，豪爽，健谈，这才是三郎的本色。整个访问进行了两个多时辰，谈话内容很丰富，大多集中在两萧的生涯上，诸如营救萧红、商市街的生活等。恳谈间，萧军隔着方桌示意夫人：“把那个复印材料，给他一份吧。”王德芬点头，从书柜里取出几张北京作协上月庆祝萧军创作五十周年的复印件送我。上面有萧老衔着烟斗的近影，还印着萧军简历、主要作品目录，以及鲁迅为《八月的乡村》作序的手稿影印。老头还亲自去里屋拿出原件来给我看，有点像舞台介绍的折叠柬，印得很精致。萧夫人告诉我：“实际上这一次‘五十周年’活动，才真正给萧军公开恢复名誉。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上发了消息。原来只是单独通知我们平了反。”

萧军从1947年以后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理，被埋没了整整三十年，粉碎“四人帮”后

才重返文坛。他曾戏称自己是“出土文物”，短短一语，酸辣苦甜皆有！（中国文坛有两位“出土文物”，另一位是沈从文）五十年沧桑，三十年沉浮，萧军依然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他从未离开过自己所热爱的文学事业，对祖国对人民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我展开北京日报所发消息的影印件，上面有领导同志代表作协的一段话：“萧军同志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不愧是一位具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是我党刚直不阿的好朋友。”应该说历史作出了公正的评价。五十年坎坷不平的文学生涯，萧军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各个领域辛勤耕耘，共创作出版了四部长篇小说、三部短篇小说集（包括与萧红合著的《跋涉》）、八本散文书信集和其他诸多文字，在东北作家群里，论成就和影响只有萧红可以与他齐名。他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八月的乡村》问世时他只有二十八岁，这部长篇小说在当时中国文坛曾引起轰动，经过几十年时间的淘洗，其生命力至今不衰。最近见到上海文艺出版社精装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长篇小说》卷，收入1927-1937十年间的五部长篇佳作，其中就有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与其并列的的另外四部作品是：叶圣陶的《倪焕之》、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李劼人的《死水微澜》。五座山岳，并肩而立，萧军的成就足矣！

主人谈兴很浓，我们都忘记了时间。席间给我的印象，王德芬是一位很贤惠的妻子和母亲，对萧军很体贴，卫护，又是一位得力的助手。而且她也颇有文才。如谈起“T君”为什么追求萧红得逞，她说：“当时萧红也太寂寞，孤独，聂绀弩只能给她友情，不能给她爱情。”又及，对两萧的诀别感慨道：“按理说萧红是他的妻子，他坚决要北上打游击，她就应该跟着去……”。我暗想，如果她是萧红，当时一定会跟着去打游击的。萧军受苦受难的这三十年间，她不是一直忠实地追随着他吗！胡风在《悼萧红》中曾写到，1940年在重庆萧红一次去家里看他，无意中见到萧军寄来的新婚照片。“她看后好半天没有作声，看出这在她的感情上是个不小的打击。”照片里的新娘就是王德芬，几乎是同萧军私奔的，什么都不要了。这段姻缘，王德芬写过一篇很生动的散文，登在《飞天》杂志上。两萧在临汾离异时，萧军是孑然一身，他后来得到另一个姑娘的爱，也许是命运的安排。萧红的结局却并不美满。她轻易地委身于“T君”后，不久即受到冷落。据说在香港时，T热衷于追求一位有钱的小姐，萧红更加孤独和寂寞。聂绀弩所谓的大鹏金翅鸟，终于“从天空，一个筋斗，栽到‘奴隶的死所’上了！”

两萧分手，“钗分镜破终天恨”。但是萧红后来在香港的寂寞中，写出了传世之作《呼兰河传》，却是她的造化和不朽的丰碑。

“一本换六本”

萧老还向我叙述了当时救萧红的情景，令人惊讶的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他记得还那样清楚。我想，人的记忆，有的是终生难于磨灭的。

谈到后来我们仿佛成了知己。于是，萧军层层加码，一会儿对夫人说：“把那本书送松鹰一本吧。”王德芬点头，从里屋取出一本新书；隔一会儿，他又说：“还有那一本，也送他吧！”……意外的礼物真让我喜出望外。到后来，我面前已摆上六本新书。其中一本是吉林大学出的《萧军创作研究文集》，其余五本，厚薄不一，都是萧军新近再版的作品，有传记《我的童年》、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散文集《绿叶的故事》、《十月十五日》、中篇小说《涓涓》。

我准备起身告辞时，萧老特地把这六本书拿进里屋，大约五、六分钟，老人出来，将书一并送我。其中五本他的新版书，都在扉页上用毛笔题了字，字迹遒劲，还铃了朱红方印，印墨未干，特地隔了一张小纸片。接过这些赠书，我感动了。

“怎么样！你送我一本（指上次寄赠的《落红萧萧》），我送你六本！”老作家笑盈盈地瞅着我。

我也笑了：“下次我再送你一本，传记的，世界电子名人传。”

“好呀！”

萧夫人在一旁也趣道：“这次丰收了吧！”

真算是丰收。可以说是满载而归，因为书有一小摞，我的提包装得鼓囊囊的。临了，萧军又问到《落红萧萧》，我说：“发行九万册，有可能再版。”老头听说“九万”，叹了一声，有些吃惊和羡慕地说：“我的书印数都只有一两万。”那种神态很像一个孩子。

走下楼时，总忘不了萧老第一面那种略带愠色的表情和孩子般的情绪，也忘不了赠书的浓情和厚意——我觉得，书中人的这种感情，书作者是应该尽可能尊重的。

下楼之前，萧军还邀请我进他的里屋，看了看他的写作台。这是一张摆设琳琅满目的大写字台，朝着壁炉式的墙，桌子上方悬着一柄镶金的小弯刀，很别致，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玻板下面压着近几次举行萧军学术研究会的照片，他一一指给我看。内室一大间，再进去是

一个宽大阳台改造的小屋，光线很充足，也摆着一张写字台。萧老说有时他就在这里写作。小屋一侧，有个门通到外面的过厅，就是我上楼时左右顾望的那个过道。

萧老和萧夫人一直送我到楼梯口。走下楼梯是拐弯处，我回过头来，皓首酡颜的老作家还亲切地瞅着我挥手。

走出灰楼，沿着什刹后海，再绕过鸦儿胡同，在几个方向上，都可以望见那幢古堡式的小楼。铁灰色的砖壁、窗户、屋顶，古老而凝重。虽然饱经了风雨，仍然铮铮兀立，巍然不动。我心中想，下次再来，一定给这幢建筑拍张照片。

第二天，我就搭上了去哈尔滨的特快。

四、在十七次特快列车上

在列车上，我认识了一位年轻的日本留学生，他不知道日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却知道萧红的名字，这使我很意外。

这是一个戴金属框眼镜、举止文雅的青年，穿着浅色便装，二十七岁，是日本一家大公司的职员，来中国进修汉语已一年多。这家公司在北京设有办事处，这位青年结业后，将是常驻办事处的代表，收入颇丰。同卧铺的人知道他是日本留学生后，态度很都客气，他也乐意和大家交谈，并不显得拘谨。他的普通话相当标准，但不太流利，谈吐彬彬有礼。我们面对面坐在过道临窗的小皮椅上，我问起他高仓健、三浦友和这两位影星的事，还有著名推理小说家森村诚一，他知道不少他们的轶闻。后来，我又问他日本得诺贝尔奖的江崎，他愣了一下，摇头说不知道这个人，表情有些窘。我说：“他是江崎二极管的发明者。你们日本还有一个人叫汤川秀树，也得了诺贝尔奖。我们中国也有两位，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物理学家。”他不好意思地笑了，惊奇地问我：“你是学物理的吧？”他原先大约把我当成搞艺术的了。

列车穿入了夜幕。我躺在中铺上，怎么也睡不着。于是掏出随身带的一本《呼兰河传》，借着顶灯的微光浏览。他躺在对面的中铺上，问我看什么书。我说：“《呼兰河传》。”他突然扬起脸来，好奇地问：“是萧红写的吧？”这一回轮到我惊奇了。“你怎么知道的？”“我读过她的《小传》日译本，她到过东京，死在香港吧，日本有好几个人研究她……”他还说《呼兰河传》也有日译本，可惜他没有读过。

车厢里灯熄了，我们还小声摆谈了好一阵。留学生告诉我，在东京的书店里可以买到萧红的作品，日本青年喜欢读冰心和萧红的散文。据我所知，萧红的散文译成日语的还不多，可能他把《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和《手》都当作散文了。这也难怪。萧红的小说本来就带有散文化风格，富有诗情画意。茅盾在为《呼兰河传》所作的序里，就曾称道：“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那天夜里我睡得很迟。仰卧在轻轻摇晃的卧铺上，沉入默默的遐想。两个不同国籍的年轻人，素不相识，萍水相逢，但是萧红的名字把我们的感情沟通了。这真是奇迹，又不是奇迹。我领悟到：文学是没有国界的，伟大的作家和作品属于全世界。

一觉醒来，十七次特快已奔驰在松辽大平原上。

窗外是一望无际的黑土，广袤的、微微起伏的大地沐浴着晨光。这就是黑龙江的沃土！我的心跳起来。大约春天的脚步还没有赶到，一行行裸露的树枝，淡青色的、赤褐色的，从眼前一掠而过。两排紫黑色的灌木丛，在铁道左右连绵不断，一直向前方伸去。田野上不时闪过围头巾，穿著鲜艳的妇女、姑娘，还有粗犷的男人，手中挥着马鞭……

望着在眼前旋转的大地，我的耳畔仿佛升起了萧红的声音——

家乡多好呀，土地是宽阔的，粮食是充足的，有顶黄的金子，有顶亮的煤，鸽子在门楼上飞，鸡在柳树下啼着，马群越着原野而来，黄豆像潮水似的在铁道上翻涌……

我心里感觉到一阵亲切的共鸣。哈尔滨，我的第二故乡！阔别了整整二十年，我终于回来了。

然而萧红的芳骨，却永远留在了天涯——先是寂寞地埋在香港浅水湾，倾听着海水呜咽，任行人践踏；后来迁葬到广州银河公墓的一块绿荫下。自1934年她同萧军一道逃亡南下以后，她再也没有回来过。

列车抵达终点，望着渐渐靠近的月台，我禁不住浑身激动，悲喜交集。

五、久违了，哈尔滨！

哈尔滨——它是一座美丽的城、艺术的城、音乐的城、英雄的城、热情好客的城，也是和我有着骨肉相关的城！无论我住在什么地方，无论我离开它多么遥远，离开它多么长久，……我一直怀念着它，憧憬着它！

这是萧军1979年重返哈尔滨时的一段抒怀。不知为什么，走下月台时，我忽然产生了同样的感觉，我的心和萧军是相通的。

也许因为离别的时间太长，走出哈尔滨车站，刹那间，我几乎不认识了。广场对面的建筑，还有那些五颜六色的招牌，无论如何也唤不起记忆了。将近二十个春秋，这当中经历了多大的变化啊！只有耸立在广场中心的棱柱形纪念碑形，还依稀记得，碑上镌刻着俄文字母，但色调比从前暗淡了。

旅社的面包车向左前方疾驶而去，我拉开窗玻璃，把头探出窗口，贪婪地打量着四周。车开出一程，才发觉哈尔滨的街道是有起伏的，并不是平地，有一种缓慢的坡度，这也没有印象了。

窗外依次掠过商店、医院、尖顶的教堂……我的记忆复活了！

一幢幢熟悉而别致的建筑跳入眼帘，米黄色、乳白色、赭红色，有哥特式，也有俄罗斯式、巴洛克式，别有一番风情。记得当年我们初到哈尔滨，乘着军绿色大客车，也是走的这条道。在晚霞的映照下，所有建筑都呈现出金黄动人的色彩。一座座富有异国情调的楼房，在大伙儿眼皮底下旋转着，闪过去，令人目不暇接。我们这群毛头小伙子仿佛突然闯进了东方的莫斯科，带尖的红顶大教堂，就像《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的宫殿，那鲜花点缀的草坪，黄灿灿、绿茵茵的。真想躺上去打个滚——那时我们才十七、八岁，最大的也不到二十，一批雄赳赳的哈军工第八期新学员！

此时此刻，凝视着窗外，我不禁轻声念道：“久违了，哈尔滨！”

汽车驶进哈军工旧址（如今叫船舶工程学院）时，泪水禁不住顺着脸颊流下来！这就是那座辉煌的军事学府，我的母校，这就是多少年来魂牵梦绕的地方。那凝重的大门、黄楼依然临街而立，但军绿色的板墙却早已不存在了。

入夜，我在三棵树旅社窄小的房间里，久久不能入睡。望着窗玻璃外隐隐约约的灯光，我总觉得刚才来的方向，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默默地向我召唤。哈军工那沉浸在暮霭中的大楼顶，那兀立的雄姿，那个曾经度过我最宝贵的年华的大院，就像磁石一般吸引着我。

第二天，我提着旅行袋，进住了哈军工大院。这座曾经为许多热血青年神往的军人摇篮，房舍依在，面目却已全非。我没有急着去寻觅两萧的旧居，先上街浏览了一下市容。无论是叮当而来的有轨电车，繁华的“秋林”、铺着石条的中央大街，“似乎仍然和昨天一样啊”！然而喇嘛台的悠悠的钟声，却永远听不到了。听说这座恢宏的古典建筑在文革中毁于一旦。十年浩劫的痕迹，再过两个十年，恐怕有不能完全消除。

明天我去太阳岛。

六、松花江畔

哈尔滨是一座雕塑的城市。在这座城市漫步，到处可感觉的“凝固的音乐” 的白色旋律。而美丽的松花江畔，则是一条艺术的长廊。沿着斯大林公园的长堤，在柳树的掩映中，竖立着一座又一座造型精美的雕像，令人流连忘返。

记得当年我在哈军工海军系当学员时，每年的春天，多半是五一节，我们同班的几个小伙子，准要到松花江畔来摄影留念。大家一身海军军官服，漂亮的肩章、大沿帽，英俊潇洒。有好些女孩子从远处投来顾盼的目光。

我常爱站在第一号塑像前留影。这是一尊憨态可掬的熊，仰着脑袋，瞧着松花江，造型朴拙可爱。雕塑的基座是石砌的，有一人高。

如今，时隔二十年，我又回到松花江畔。恰好这一天是五月一日，仿佛我是特意赶着这个日子来似的。长堤上散发着杨树嫩叶的香气，脚下沐浴着融融的春光。松花江的流水，同昨天一样，沿着哈尔滨的脊背，自西向东悠悠地流过。下游不远处，就是呼兰河的入口。

我寻到第一号塑像的位置，那尊“熊”已经不在了。原先的石基座上，换成了一个怀抱琵琶的女孩雕塑。杨树下坐着一个卖冰激凌的姑娘，我问她这里原先的那个“熊”呢？他摇要头说不知道。文革开始时，她恐怕还没有出生吧。我很纳闷，这熊雕为什么要换呢？也许是忌讳“北极熊”还是什么的。我立在从前站的地方，支起三角架自拍了几张照片。同样的方位，同样的姿态，不同的是身上的军装变成了记者的风衣。我的母校，那英名赫赫的哈军工，也从地球上消失了！

乘游艇过江，在对岸的太阳岛游了游。那里曾留下我们年轻的脚印，假日里我们常常结伴而往，游泳、划船、野营，十分惬意。

太阳岛的黄金季节是夏天，也许我来得不是时候，岛西角的一大片旅游建筑空荡荡的，一些古色古香的木结构房子都已破旧，颜色败褪，门窗不全。名字很吸引人的太阳岛餐厅也只剩一座躯壳。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感觉，仿佛走进了好莱坞废弃不用的摄影场。

只有沿着江堤的一排雕塑，像是新造的，清新悦目，很美，有“鹿”、“孩童”、“踏浪女”。堤上有不少游人，江边还有撒网捕鱼的。

乘着游艇返回时，我蓦然看见江心的一片沙丘上，几个光腚的男孩在竞相跳水。旁边的江水波光粼粼，芦苇在微风中摇曳。望着这几个勇敢的小家伙，我禁不住露出会心的微笑。

萧军和萧红当年也在江心的沙洲上游过泳，一对得意的青年作家，因为没有带游泳衣，也是一身全裸，融着水光和天光。萧红曾在散文《小册子》里描写当时的情景。

那是他们刚从五画印刷社出来，看见自己的小说集马上就要出版，高兴得就像两个大孩子。为了庆祝，两人饱餐了一顿外国包子，又破例喝了两杯“伏特克”酒。走到江边时，三郎口袋里只剩两角钱。划船一小时租金一角五，他们划到江心沙洲上，尽情地在水中嬉戏，晒日光浴。这时，从北面划来一条小船，萧红慌张起来，穿衣裳已来不及，急忙躲到水里去。船走过，又爬上来。他们玩得很快活，到了该回家时，三郎才发觉白衬衣被水冲走了。结果他只好赤着膀子凯旋而归，还带着战利品——在江里捡的一条死鱼。他们庆祝出版的那本小册子，就是两人珠联璧合的《跋涉》。那是他们的第一本书，萧军时年二十六岁，萧红年仅二十二岁。舒群在极不容易的情况下，为这本书的自费出版筹款，帮了两位朋友的大忙。

《跋涉》的出版，给当时寂寞的哈尔滨文坛投小了一团火，也给两位青年作家带来意想不到的危险。在白色恐怖的威逼下，他们终于告别哈尔滨，踏上了流亡的坎坷之途。对萧红来说，这是她同生她养她的故乡的永别……

从松花江畔赶回南岗，已是下午三点钟。回来时，在“秋林”百货公司（现在叫松花江百货大楼）三楼，买了一只橙红色外壳的小指南针。准备画哈军工大院平面图确定方位用（我要为它写支“挽歌”），去呼兰河大约也用得着。

七、啊，呼兰河！

寻萧红故居

我终于要走近呼兰河了！

清晨八点半钟，在承德广场乘上去呼兰县的长途汽车。天气很好，晴空万里。汽车经过下游的松花江大桥时，偶一回头，在遥远的地平线处，甚至可以看见哈军工系大楼的屋顶！在晨光里，五座巍峨的大楼，闪着凝重的青灰色，清清楚楚，兀立天边。汽车驶上哈呼公路后，加快了速度。沿途柳树，都已吐翠。田野坦荡无垠。黑土，草甸子，蓝天，白云。

呼兰县在哈尔滨以北五十公里左右，位于呼兰河北岸。清乾隆年间，这里还是一个不到五千人的小镇，追溯到更早些时间，则只是一个防戍所需的军事据点。到了本世纪初，呼兰县才发展成一个商肆兴盛的县城，明国二年（1913）正式设立为县。萧红在《呼兰河传》里描述的县城，大约就是这个年代。

汽车行了约一个小时，于九点四十五分到达呼兰县。进入县城前，汽车先驶过一座白色的长桥。桥下就是呼兰河。

萧红故居在县城南面，据铁峰《萧红传略》所记，地址是镇南河沿龙王庙前长寿胡同。县城不大，给人印象平淡无奇。十字街上，可看见马车、尘土。满街的叫卖声。打听到龙王庙的去处。在一条街巷的拐弯处，问一个卖冰棍的女孩，萧红的故居地怎么走。女孩指了指前面：“就在大红门斗那儿。”我朝前寻去，走完了一条街，又倒转回来，都没有找到。没有任何标记，连“萧红故居”的字样都没有。一连问了几个人，才问到，所谓“大红门斗”，是用红砖新砌的一个普通大门，很不起眼。推开侧门进去，里面是一个小院。院子大约有篮球场大，四周是新围的砖墙，右侧有一大一小两间旧平房。院坝中间还堆着一大摊砖头，似乎刚施工到一半停了下来。记得年前《光明日报》曾登过一帧萧红故居破旧待修的照片，呼吁有关方面重视。当时我看到照片，十分震惊。好多国家都很重视作家、艺术家的故居，因为这是民族的骄傲，也是一国文化水准的标志。像萧红这样可数的女作家，为什么竟无人过问呢？……现在墙是围起来了，房子显然还是原样，房檐上的瓦残缺不全，窗棂也很破旧，屋檐下悬着一根绳子，上面晾着两件旧棉衣。没有看见人影，但大平屋的门开着缝，看得出有人住。院子一角有一间快用坍塌的矮屋，几只母鸡正安闲地在地上觅食。

这就是萧红度过童年的故居？

这就是《呼兰河传》里娓娓描写的那个大院子么？

我望着这块寸草未长、满地烂砖的不毛之地，不胜惆怅之感。

完全应了萧红四十年前说的话：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园子里的蝴蝶，蚱蚂，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依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

那些五颜六色的蝴蝶、金色的蜻蜓、绿色的蚱蚂，那些爬上房的黄瓜、倭瓜，那些毛嘟嘟的狗尾草，统统都没有了！院子中央只剩下一柱Y字形的断臂老榆树。我的耳畔仿佛响起喃喃的、清脆悦耳的童音：“小时候，只觉得园子里边就有一棵大榆树。这榆树在园子的西北角，来了风，这榆树先啸，来了雨，大榆树先就冒烟了。太阳一出来，大榆树的叶子就发光了，它们闪烁得和沙滩上的蚌壳一样了。”大约这就是萧红说过的那棵大榆树吧，树已经死了，只剩下光秃秃的一个躯干，树身足有酒桶粗，上面布满着沟壑和疮痍。

我取出海鸥205型相机，在墙角立好三角架，选好角度，拍了几张照。这时，从门外进来一位穿高领衫的年轻人，面色黝黑，长得很帅。我问：“你是这里住家的吧？”“不是，我和他们（指住家）挺熟，我也是来拍照的。”这才发现他手立提着120型机子。青年很热情地自我介绍，他是呼兰师专中文系学生，他们一班同学都是萧红的崇拜者。他听说我是慕名来此拜谒萧红故居时，脸上露出亲切的神情，仿佛遇到老朋友一样。我们谈得很投机。据他介绍，萧红旧居实际要宽得多，现在墙内圈的只是一小块遗址，大平房是萧红祖父、祖母住的。

我问起为何故居搞得这么简陋，几乎辨认不出来。青年不无遗憾地说：县上对萧红故居不怎么重视，没有钱修，也没有人管。像现在这样用砖墙重新围过，已经算不容易了。听见这话，我不禁默然：一个县的财力也许有限，然而呼兰县几百年只出了一个萧红啊！

在故居里待了近一个小时，我们一道走出院子。在“大红门斗”门楣上，贴着一长条已经褪色的红纸，上面的墨迹尚可辨认，写的是：“文豪萃荟，浩气长存，文学前辈”，后面似乎掉了四字，文理有些不通。名牌号是新的，街名也改过了：“文化路29号”。

街对面，是一排黑森森的榆树，枝干苍黑峥嵘，颇有气势。榆树林的尽头，是一个丁字路口，隔街是一所土墙合围的小学校。师专青年告诉我那就是龙王庙小学，萧红儿时在里面读过书，现在已改名为萧红小学。他主动当向导，带我到学校里参观了一下。小学生们正在上课，操场上静悄悄的。龙王庙据说就在小学的院内，青年引我去拍了照，其实不过是一间普通的大瓦房，没有什么特殊的。操场旁扔着一块拱形铁架，像是原来立在校门上的。上面嵌着“萧红小学”几个大字。这是我在呼兰县唯一所见有“萧红”名字的标记，可惜竟落在尘埃在中！

流水淙淙

呼兰河就在我的脚下。

我站在呼兰桥上，向下鸟瞰。这是一座乳白色的长桥，桥面很宽，桥下有五个弧形桥孔。桥的造型精巧别致，桥墩结合部的小拱，很有点赵州桥的风格。那个在萧红故居邂逅的呼兰师专学生，一直陪着我到呼兰河畔，待到把相机里的胶卷拍光，我们才在桥头分手。

我独自在桥上漫步。呼兰河水在脚下缓缓地流过，从桥栏上望去，波光粼粼，一泻千里。这就是养育了萧红，也因为萧红才名扬天下的呼兰河！现在看起来，它也是一条普普通通的河流哟。河水是浅黄色的，并不清澈，水势平缓。河心有两人在划船，河岸上有几个纤夫在拉纤。

呼兰河发源于小兴安岭，蜿蜒西流，再折而向南，沿途汇集了诸多细流，河水进入呼兰地域后，从呼兰县西南角绕过，向东南流去，最后经呼兰口子汇入松花江。由于河面宽阔，水流平缓，平时伐木工人木排放漂，非常便利。到十月后河面结冰，有将近半年的冰冻期。由于河道宽，冻冰坚实，每到冬季呼兰河就成了车辆要道。附近诸县的农产品都是通过这里运往哈尔滨。正是这个原因使呼兰县一度发展成一座繁华的小城。

到萧红《呼兰河传》里的年代，小县已经败落下来。但呼兰河仍然是呼兰县的命脉。我总觉得，这条静静流动的河流，平凡之中蕴含着某种神奇的东西，令人怀想。

呼兰河畔是细软的沙土，长着很多柳条丛。我在河南岸的草地上，独自坐了将近一个小时，倾听这淙淙的流水，冥想了许多。当年军事野营的地方在哪里？哈军工海军系试验新型快艇的水域在哪里？都找不到踪迹了。是什么力量吸引我，吸引那样多的文学爱好者、学者、研究家们，千里迢迢地来到这个贫瘠而没有什么特产的地方来呢？

也许这就是文学的魅力，是萧红，是那本一个世纪以后还有人读的《呼兰河传》……

一个问题长久地在我心头萦绕。文学史上常有这种情况，有的作品问世时曾经轰动一时，但过不了多久就被人遗忘了。为什么那些东西生命如此短促，而萧红的作品却经久不衰，而且拥有愈来愈多的读者和知音呢？

以军旅小说《啊，索仑河谷的枪声》登上文坛的青年作家刘兆林曾告诉我，他在中学时，就对萧红的名字十分景仰。他的家乡巴彦距呼兰县不到一百公里，中间隔着一条少陵河。河那边竟出过这样一位女杰，这对少年的心是多大的冲击呵。正是萧红的名字和作品，后来把他引上了文学的道路。（松鹰注：一度沉寂的刘兆林，前不久新推出长篇小说《第三次执刑》、《不悔录》）深深喜爱萧红作品的作家，不仅有穿军装的刘兆林，还有秀外慧中的王安忆，深沉的古华，我们四川的周克芹。

萧红作品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呢？这确是一个耐人寻味、值得探索的问题。

老作家孙犁曾说：“萧红的可爱之处，在于写作态度赤诚，不作自欺欺人之谈。其作品的魅力，也可以说止于此了。”这位素以独特风格称著于世的文学前辈，还评价道：“她对时代是有浓烈的情感的；她对周围现实的观察是深刻的，体贴入微的。她对国家民族，是有强烈的责任感的。但她不作空洞的政治呼喊，在制造虚假的生活模型。她所写的，都是她乡土的故事……”

这些意见，非常精辟。对于萧红研究，无疑是很有价值的。萧红作品的魅力。也许就在“赤诚”二字，在于她的一颗赤子之心，在于那只属于她的独特动人的文笔。

“五四”之后相继立身文坛，并倍受青年追慕的中国女作家有三位：冰心、丁玲、萧红。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成就的三位女性作者，代表三种风格，三条不同的创作道路。其中年纪最轻、身世最不幸的是萧红；生命最短促而传世之作最多的，大约也是萧红。冰心生于1900年，丁玲生于1904年，两人还健在，都是老太太了。萧红生于1911年，病殁于1942年，她永远三十一岁！

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女性作家是很稀少的（松鹰注：还有一个张爱玲，现在重新引起人们关注），如今文坛上的才女却是车载斗量，灿若萤火。她们得天独厚，身手不凡，亮闪闪映红了几乎半个中国文坛。这里随便可以举出一打名字来：谌容、张洁、戴厚英、张抗抗、叶文玲、王安忆、航鹰、铁凝、王小鹰、程乃珊、张欣辛、乔雪竹……

呼兰河在我脚边默默地流着。

时间的流水淘尽了多少千古风流，只有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留了下来。萧红的作品早已越过了国界。日本、美国出版了她的代表作《生死场》、《呼兰河传》，联邦德国、苏联也有研究萧红的专著问世。她在地球是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

萧红是不朽的，她是呼兰河的骄傲！她不仅属于整个中华民族，也属于全世界。

小城遗风

有位台湾学者，曾在一本关于《呼兰河传》的专著中提到，一次他把《呼兰河传》介绍给一个哈尔滨的友人读，那朋友读罢之后，皱着眉头说：“这不是呼兰河的传呀！”

这话很有意思。事实上，《呼兰河传》中有好几段描写呼兰河的地方，而且写得十分精彩。例如，第二章第二段，写七月十五日盂兰会，呼兰河上放河灯的盛况，以及河灯走后的那种冷落寂寞，堪称一幅绝妙的风俗画。第三节写秋天在呼兰河边看野台子戏，那种乡情野趣，很容易使人联想起鲁迅先生《社戏》里的情景。

不过，萧红在《呼兰河传》里，主要写的是呼兰县城，是乡土，是她的家和她的童年。书名里的“呼兰河”，实际是县城的名字。小说第一章开篇不久就写到：“呼兰河就是这样的小城，这小城并不怎样繁华……”类似的提法书中多次出现，如：

“呼兰河这城里，就有许多这一类的人。”

“呼兰河城里，除了东二道街，西二道街，十字街之外，再就是些小胡同了。”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住着我的祖父。”

等等。

所以说，《呼兰河传》，主要写的不是河，而是呼兰县小城。小说以朴素细腻的笔触，逼真地勾勒出中国北方边地小城的风情世态和芸芸众生相。初看像是纤纤素描，细瞧才知是大家手笔！整部作品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古朴，闭塞，落后，单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呼兰河传》里的那些历史陈迹，还能明显地感觉到。

“呼兰河就是这样的小城，这小城并不怎么样繁华，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了。”（《呼兰河传》第3页）

如今，还是那几条大街，街道也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只不过街名有些改了。灰秃秃的路，低矮的平房，整个县城给人印象平淡无奇。看上去这个县城比较穷，街上行着马车，尘土飞扬。

“在小街上住着，又冷清，又寂寞。一个提篮子卖烧饼的，从胡同的东头喊，胡同向西头的都听到了。虽然不买，若走谁家门口，谁家的人都是把头探出来看看……”（《呼兰河传》第25页）

现在，卖烧饼、卖凉粉的叫卖声已经听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卖冰棍的。“冰棍，冰棍，三分五分，冰棍——”尾音先升后降，拖得很长，唱歌似的。满街都是这种叫卖声，听起来仍有一种北方乡村的特有韵味。

“十字街上有金银首饰店、布庄……也有拔牙的洋医生。那医生的门前，挂着很大的招牌，那招牌上画着特别大的有量米的斗那么大的一排牙齿。这广告在这小城里边无乃太不相当，使人们看了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呼兰河传》第3页）

那拔牙的洋医生大约早入土了，但希奇古怪的广告却并没有绝迹。我在街口看见两家专拍奇装异服照的小像馆，门前挂着花花绿绿的彩照，颜色是用笔涂上去的，很不协调。相片上的人多是扭捏作态的大姑娘。进去拍照的人却寥寥无几。

“比方就是东二道街南头，那卖豆芽菜的王寡妇吧：她在房脊上插了一个很高的杆子，杆子头上挑这一个破筐。因为那杆子后高，差不多和龙王庙的铁马铃子一般高了。”（《呼兰河传》第15页）

那种杆子是北方乡村小店的一种标志，俗称“望杆”。 望杆插着，表示正在卖东西，一望即知。如今那些挑着破筐、草把的杆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屋脊上伸着一根根电视天线，远远望去像一片不整齐的桅杆，天线的指向都朝着哈尔滨方向。时代毕竟在前进，落后的小城也进入了现代文明！

那个在《呼兰河传》里绘声绘色描写的“大泥坑子”，也早填平了。据给我当向导的师专学生介绍，东二道街一家机关门前的那段街，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大泥坑”。街很平整，几乎看不出任何痕迹。如果没有看过《呼兰河传》，很难想象这里从前是一个经常淹死猪、狗、小孩的大泥塘，那个呼兰县城旧生活保守落后的象征！

据说团圆媳妇的丈夫现在还健在，是一位很豁达的老汉。可惜因时间仓促，没能去会会这位名不见《呼兰河传》的人物。

下午两点半我乘汽车返哈。上车前，在县文化宫小广场一家青年饭馆吃了顿水饺。价钱比哈尔滨贵，饺子皮厚馅小，咬开一口，馅滚出来，只有龙眼大。

在汽车站，看见一群当地的年轻人，在戏弄一个穿花衣衫的女疯子，其中有一人好像还是车站检票人员。他们围住她大声嬉笑，嘲弄，逗引，以此为乐。周围的人若无其事地瞧着。目睹这场面，禁不住想起《呼兰河传》里的那种早应成为过去的“乡风”，心头有一种悲哀的感觉。历史的陈迹，时代的缓慢脚伐，诉诸于谁呢？愚昧和落后是孪生兄弟。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是紧密相连的。只有两者都腾飞了，国家才有希望。

八、教授父子

从呼兰河回来第二天，我持着萧夫人的短简，去黑龙江大学拜会陈隄教授。陈隄是国内研究萧红的专家，著述颇丰。我在《文艺百家》杂志上曾拜读过他的《从青岛到上海》（《萧红评传》选载），还有《我所认识的萧军》（载《春风》丛刊80年第一期）等文。这次能同作者晤面，感到很高兴。

黑龙江大学在哈尔滨市最南端的学府路，离哈尔滨医科大学不远。这是一座综合性的学府，校园不算大，但环境不错，教学楼前后点缀着桃花。我去的时候，正遇课间休息，在大楼里未见到陈隄教授。一位老师告诉了他家的楼号，教授规格的红楼，很容易就找到了。但不巧陈隄教授不在家。他的儿子接待了我。

这是一个瘦削的年轻人，人很精干，正在家里粉刷房间，脸颊上、鼻尖上沾着黑灰，模样像一个青工。但一接谈，才发现小伙子文学修养很高，对萧红的身世和作品了若指掌。询问之下，方知他是省电大中文系的教师。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不过父子两代的学术见解却并不尽同。小伙子把我让进书房，端出一盒包着金箔的酒糖款待。“您不要客气，我们家的人都很实在。”他自我介绍今年二十七岁，正准备新房结婚。那酒糖显然是喜糖罗。我把萧夫人的信给他看了。信是根据萧军的意思写的，嘱陈隄同志带我去看看商市街等两萧当年的遗址。据陈的儿子讲，老头已七十岁，平日很忙。他自告奋勇道：“若我父亲最近两天抽不出时间，就由我陪您去！”我当即表示这样很好：“就你陪我去就行了。”但小伙子想得很周到，说：“他若能陪你当然最好，可以一边看一边给你讲。”对面前的年轻人我不禁产生了好感。

他朴实、热情，而且十分坦率。我们刚认识，他即当面指出《落红萧萧》（他读过）的得失。他显然不大赞同父辈们（包括骆老在内）对“T君”的评价，认为他们都是萧军的至交，其中难免有偏颇之处。他表示他本人很佩服“T君”的文才，他认为“T”的才气绝不正萧军之下。“你们的《落红萧萧》对‘T君’颇有微词，也过头了。”他不客气地说，大约把我也算作萧军一党的了。我从言谈中感觉到，对方思想活跃，不受老一辈观念的约束，这种精神正体现了新的一代的思考和探索，是难能可贵的。他对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很欣赏，还认为萧红《跋涉》里的小说“像小学作文一样幼稚”。真有意思！我们豪无拘束地摆谈了约一个小时，最后我留下萧夫人的短简，请他转交陈隄教授，并约好第二天小伙子八点钟来哈军工大院通知我时间。

翌日，清晨七时许。在哈军工大院招待所。我洗漱完毕，推开房门，在铺着绛红色地毯的走廊上，遇到一位戴蓝华达呢帽的老同志，手里拿着一张纸条问：“同志，请问顾松鹰同志住这里吧？”“我就是。”“我是陈隄。”“哦，请进……”我又惊又喜。

“你姓顾吧？”他和蔼地问。“我不姓顾。”我笑了。在沙发上坐定后，他给我看纸条，是我昨天留给其子的房间地址，原来“104屋松鹰”的“屋”字写得太草，他看成“顾”字了。没想到老人家亲自来了。

沏了茶，请陈隄教授在宿舍小坐。急忙去餐厅吃完早餐，寒暄了几句，即一同走出招待所。教授戴着眼镜，颇有学者风度，但又平易近人。看不出他年已七旬，帽檐下露出粗黑的头发，看上去最多只有五十六、七。“你能不能走？”出哈军工大院时，他问。“能走！”我没好意思说去呼兰河时把左脚掌打起了泡。他健步朗朗，简直像壮年人。我得加快脚步，才跟得上。一直步行到太平桥站，从那儿搭上到道外公园的19路公共汽车。

陈隄老师陪着我在道外、道里，寻访了两萧当年的几乎全部有意义的遗址：东兴顺旅馆、商市街、欧罗巴旅馆、《国际协报》旧址、裴馨园住处等。他一路指点，一面兴致勃勃地讲起萧军萧红的一些轶闻趣事。这时我才知道，陈隄同萧军的友情很深厚。1948年萧军在哈尔滨受到错误批判时，他在《文化报》上发表文章为萧军鸣不平，因而遭祸，被人扣上“萧军打手”的帽子。“在我的房间起火时，我认识了朋友。”萧军曾说他们的友情是铁和血的友情。诚为肺腑之语！

九、萧红落难之地

东兴顺旅馆

萧红当年落难的旅馆，叫东兴顺旅馆，位于道外十六道街。现在的地址是道外南十六道街241号，育红大院。这名字倒有点意味深长。

旅馆遗址还在，是一栋浅黄色两层楼房，临街而立。楼很长，一直延伸到街口，成反“L形”。街口的那一段，现在成了派出所。萧红困居的屋子在中段的二楼上。陈隄老师告诉我，“东兴顺旅馆”的横匾，从前就挂在派出所的门楣上。黑底红字，魏碑体。

一位民警同志陪同我们走进院子，沿着一个舷梯式的木楼梯登上二楼的走廊。走廊也是木结构的，很长，外檐上装饰有别致的花纹。我们沿走廊向右走，过了几个房间，再向左拐，就是萧红当年住的房间。房间现在的住户姓郭，是个挺健谈的白发老头。郭老先生很好客，他说常有人从远道来此瞻仰这间屋子，前几天还来过一个日本留学生。我不禁想起火车上邂逅的那位日本青年来。老头在谈话中流露出一种“萧红住过这里”的荣耀。的确这里成了流芳之地。

萧军与萧红的第一次见面，也就是在这里哟！那一刹间，改变了两个人一生的命运……

“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人在变了，当时我认为我的思想和感情也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她初步给与我那一切形象全不见了，全消泯了……在我面前的只剩有一颗晶明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

我马上暗暗决定和向自己宣了誓：

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这是我的业务。……”（《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

这间屋子并不算小，约有十四、五平方，朝街的墙上有两扇窄条长窗。从窗口外望，街对面是一幢米黄色高楼。陈隄教授说，那楼原来也是一座旅馆，叫新世界旅馆，现在成了一所治疗消化病的中心医院。我们同房主人聊了许多关于两萧的往事，郭老头谈兴颇高，滔滔不绝。

东兴顺旅馆比我想像的要阔气一些。一是建筑很长，楼梯也宽，二是建筑的外观雅而不俗，窗台、屋檐都有艺术图案。我连说了两遍：“这旅馆相当不错嘛！”陈教授说：“在当时只能算中等旅馆。”陪同我们的民警介绍，这旅馆旁边不远处就是“圈儿楼”（妓院），属于三级、四级的。萧红当年差点被卖到那里。幸亏萧军把她救出了虎口！

在座的对此都很感叹。五十年前，这个房间困过一个孤立无援的弱女子；也是从这个房间里，走出了一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女作家！

我暗想：没有萧军，就不会有后来的萧红；没有萧红，也可能不会有现在的萧军……

关于萧红被救的经过，颇有点传奇色彩，至今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

究竟是谁第一个去旅馆看望的萧红？萧红后来又是怎样从旅馆逃出来的？众说不一。

肖凤的《萧红传》（百花文艺出版社）说，最先得到萧红落难消息的是舒群，舒群买了馒头、香烟第一个去旅馆探望，当时正逢松花江发大水，水面已漫过旅馆一楼。萧军是后来闻讯才去的，“趁着旅馆内外一片混乱的当儿，带着萧红不辞而别了。”

骆宾基的《萧红小传》却提到，是舒群和三郎（萧军）一起去旅馆看望萧红的，“据说，他们是趁着旅馆忙于戒备泛滥市区的水患，偷偷逃出来的。”

美国学者葛浩文在《萧红评传》里，引证资料说，收到萧红呼吁信的是当时任《国际协报》副刊编辑的裴馨园（笔名老裴），裴接信后亲自去旅馆看望，萧红当时欠款400多元，裴以半数结清欠账，“随后裴就将她接回家住。”

评传没有提及萧军、舒群是否前往东兴顺旅馆。

这里至少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了！更有意思的是，萧军的现身说法又不一样。这位在此事件中扮演主角的三郎，曾亲笔叙述他去东兴顺旅馆探视萧红的情景。是他受裴馨园之托，带着几本书去的。现场的实况，包括两人的对话，都记得栩栩如生（见萧军《萧红书简辑存

注释录》）。这在萧军的短篇小说《烛心》（收入《跋涉》）里，也可以找到印证：“我到你那里去，是受了馨君的托。为你借几本书去；籍代慰问你的寂寞！”当时萧红已经怀孕在身，穿一件褪色的单长衫，开襟一直裂到膝盖以上。待萧军看到她的画和她的《青杏》诗时，突然觉得整个世界都变了，决心要拯救她。

萧军的“现身说法”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没有提到舒群。现在的回忆录也好，当时的纪实小说也好，他都是独来独往的。这颇符合“三郎”的性格。第二，他去旅馆探望萧红时，旅馆还没有被水淹。因此舒群不可能在这之前去看萧红。如果肖凤《萧红传》中所云舒群“游着泳，到了萧红栖身的旅馆”是真的，那也只可能在萧军去过之后了。

在《落红萧萧》里，我们采取了萧军一说。不过，三郎和舒群为了救萧红去报馆索讨稿费的情节，是作的艺术虚构。在小说初版里，舒群的名字用的是“江涛”。

裴馨园与《国际协报》

一桩真实的史事，由于年代久远，资料不详，再加上当事者们不同的记忆，传奇式的渲染，难免会演出许多故事来。但有一点可以确信不疑，当时落难的萧红受到了以《国际协报》为代表的哈尔滨整个进步文艺界的关注和帮助，萧军肩起了援救她的主要担子。

根据现在看到的各种资料分析，估计可能性最大的是：裴馨园接到萧红的呼吁信后，最先去旅馆看望了萧红；裴回来后，事情传开，由萧军或萧军与舒群一道受老裴的委托去旅馆慰问萧红。萧军在《烛心》里所写：“你第一次给馨君写的信，馨君由你那里归来”是可信的。铁峰在《萧红传略》里甚至提供了准确的日期：7月9日萧红向《国际协报》投书，7 月10日萧红又两次电话给裴，裴才去萧红住处采访她，裴回来事情传开，7 月12日萧军、舒群代表大家去旅馆看望萧红。不过关于萧红如何脱离险境的，《传略》言为“老板允许旅客各自逃生”，又异了。据陈隄教授回忆，当时还有一位姓方的，发大水时，先划了一只船来，萧红说我不能跟你走，你把三郎叫来。方去找三郎，三郎赶来时，萧红已经离开旅馆了。原来有一只装柴的船经过窗下（陈说当时一楼已经淹了，所以水面距二楼窗口很近），萧红呼救，被柴船救出。她根据三郎留下的地址，找到裴馨园的住处，三郎当时住在裴家，随后赶了回来。一个落难女子，就这样脱离了樊笼，走进了哈尔滨进步文艺的圈子，从此步上文学之路！

裴馨园当年住在道里四道街一个小院里，现在的门牌是西四道街37号。陈隄教授特意陪我去看了这个住处。老裴已经不在人世。屋子易主，面目已大变。一扇不起眼的旧门，门内黑洞洞的。窗户外面斜搭着木板棚，棚上抛着几个竹箩筐。我们在屋前留了影。

在北京鸦儿胡同时，据萧老回忆说，萧红从东兴顺旅馆逃出后，先就住在裴家。老裴对萧军一向很好，食宿都免费，招待热忱。所以萧军把萧红安置在裴家，当时他们只有这个落脚之地。开始两人没有同居，萧军住在小厅里，萧红住他原来住的小屋。后来萧红出院后，两人人心心相印，就在小屋同居了。但此事不为裴妻所容。裴妻推开门，叫萧红出去。萧军不能忍受，不让推门。于是双方发生冲突，推挡之中，萧军的手被划破了。警察闻声赶来，要干涉。萧军在门前一挡说：“这是家里的事，与你们无干。”警察才退去。

老裴回来，从其妻处听到此事，也未进萧军的小屋，只在自己房中提笔写了一封信，信封里装了五元钱，叫他的孩子（大约是女儿）给萧军送过来。萧军是个硬汉子，一看信，心想：“好，下逐客令了！你们这样不容我，我马上就走！”随即带着虚弱的萧红搬出了裴家。他同老裴的交情，也就此破裂。因此也可以看出他当时对萧红的一片真情。为了萧红，他不惜连最敬重的朋友都得罪了。

想来老裴当时也确有为难之处。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据萧军后来在《哈尔滨之歌三部曲》所记，老裴对他是有知遇之恩的。萧军一次给《国际协报》投稿，声明自己很贫困，希望能付一些稿费（当时许多报纸是没有稿酬的）。不久，稿子登出来了，编辑派人送来一封信和五元钱。“信是约我到报社去见见面；钱是他个人的一点敬意，是谈不上给稿费的。”这大约是萧军平生第一次得“稿费”。

文中记道：“我到报社去了，和编辑见了面，这是一位身材瘦小，脸色苍白，带眼镜的，操着江浙口音，态度很热情而谦逊的人，他就是裴馨园（笔名老裴），《国际协报》的副刊部主编，从此我们就成了朋友。”于是萧军搬到裴家，食宿在那里，一面撰稿，一面协助老裴编副刊，正式从事文学事业。

如今被逐出裴家，老裴仍未绝情，信封里装着五元钱，数目恰恰等同他第一次赠给萧军的“稿费”！

萧军和萧红从裴家搬出，像两只孤雏，无家可归，只好住进一家白俄开的旅馆——欧罗巴旅馆。

十、欧罗巴旅馆

欧罗巴旅馆是两萧度蜜月的地方。这里是他们爱情的见证，也是他们苦难生活的开端。

萧军、萧红搬出四道街时，全部家当只有一个柳条箱，内装被子杂物。萧军雇来一辆马车，他们坐上车，漫无目的地沿着尚志大街徜徉，后来在一家临街的旅馆三楼上找到一个栖身之处。这家旅馆就是欧罗巴旅馆。付去五角车费，这时他们囊中只剩下四元五角钱。

萧红在《欧罗巴旅馆》中，曾生动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他们走进房间时，都怔住了。这是一间洁白的小室，桌上铺着洁白的桌布，床上铺着洁白的床单，搁着软枕。他们仿佛突然闯进一个童话里的银色世界。满屋白得令人闪眼。萧红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用发颤的手指在床单上抚来抚去。他们将在这里度过幸福的蜜月哟！可是，几分钟后，她那银色的梦被打碎了。因为缴不起房租，一个白俄女茶房进来，把床单、桌布统统扯下来，连同床上的软枕，夹在腋下，风捲残云似地带走了。“一秒钟，这洁白的小室跟随地花色的包头巾一同消失去。”接着的第二幕，是房租之战。一个俄国管事进来，咄咄逼人地向他们索取房钱，一日两元，一月六十元。这房间原来包租每月是三十元，因松花江涨水房钱也跟着涨了。这一对无产者自然拿不出那么多钱来。萧军给了他当日的房钱，那白俄手中拿着两元的票子，瞪着眼叫他们明天就搬走，萧军一怒之下，从床下取出剑来（在京时据萧老回忆，是从墙头抽出的剑），指着那管事喝道：“你快给我走开，不然，我宰了你！”白俄管事吓跑了，不一会，叫来了警察，说萧军带着枪。警察是中国人，还算向着他们，为避免日本宪兵找麻烦，把宝剑带走暂存起来，让萧军次日去取。警察并且给那个管事说好，每月包租20元，让他们把房间租了下来。

就这样，他们凭着一把宝剑的威风住进了欧罗巴旅馆。三郎的蛮勇由此也可见一斑。

这段富有戏剧性的小插曲，给欧罗巴旅馆增添了一种近于浪漫的色彩。我一直怀着浓厚的兴趣，想看看这家旅馆是什么样子。五十年的风雨，楼还在吗？陈隄教授说：“还在！”他带着我，沿着尚志大街一直朝北寻去。

这条街是热闹的商业区，街道很宽，车如流水，市音喧闹。我们走了一程，远远看见前面有幢五层楼房临街耸立，旁边是一家低矮的化工商店。陈隄老师指着楼房说：“那就是欧罗巴旅馆！”我凝眸细看，这楼挺有点气派，墙外立满脚手架，大约正在进行粉刷。令人惊讶的是，大楼侧面露出的整壁红砖墙上，还隐约可以辨认出“欧罗巴旅馆”的字迹。陈隄教授站在远处指给我瞧时，起初我还未看出来。凝神细看才发现，五个很大的繁体字，从右端向左排列，周围加框，长度几乎横贯整个墙壁。由于年代久远，字迹已经很淡。当时光线很好，我抓住时机，从远处给楼房照了几张难得的相片。

欧罗巴旅馆的地址，在几种萧红传记中均未提及。据铁铮《萧红传略》所记，在道里十一道街。来到旅馆楼下，才确认旅馆大门在道里十道街，问楼前几位装灰浆的建筑工人，都说大门一直是朝这面的，应为道里十道街6号。楼房正在进行大修，地上堆着建筑材料，乱糟糟的。我怕陈隄老师登楼不便，请他在下面小憩。独自一人踩着跳板到楼上瞧了瞧。在三楼，找到唯一的一间小屋，大约就是两萧住的那间“阁楼式的小屋”（其余都是大间）。楼的内部已维修得差不多，一律水磨石地板，房间也全部粉刷一新，墙壁下方刷成淡雅的浅绿色。小屋的房门锁着的，我踮起脚尖，从窗玻璃上向里窥望了一会儿。房间呈长方形，光线有些暗。五十三年前，一对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就是在这间小屋里同结丹心，相濡以沫的啊！那一段短暂而不寻常的生活，萧红在清新隽永的散文集《商市街》前七篇里，有真切的记录。可以说那是饥饿和青春的写照，饥饿的痛苦伴着青春的欢乐。萧军象一头受冻受饿的犬，为

了寻找谋生的职业成天在外奔走，萧红则寂寞地待在小屋里，数着窗玻璃上的雪花，听着嘈杂的街音和过道里单调的脚步声。萧军登了一个家庭教师的求职广告，结果找上门来的五花八门：治病的，学念庄子的，“还有人要练‘飞檐走壁’，问先生会不会‘飞檐走壁’。”他们的生活是窘迫的，精神却是丰富的。有时，他们也下馆子去解解馋。半角钱的猪头肉，八分钱的丸子汤，已经算是奢侈。吃完出来，像两个顽皮的大孩子，一人吮着一块纸包糖，回到小屋里，双双伸出舌头，互相比着，看谁的染成绿色，谁的染成红色……

那时他们真年轻啊！

我沿着走廊另一端的楼梯下来时，看见几扇尚未拆修的旧门板，黑黢黢的，满是裂纹，由此可见这楼内培修之前已很破旧。这一端的楼梯也是旧的，又窄又陡。难怪萧红当年往上攀登时会觉得“楼梯是那样长，好像让我顺着一条小道爬上天顶。”大门处一个胖胖的建筑工人说：“你要一年前来看，这可破了，可不像作家住的地方。”（我告诉他这里曾住过一对作家夫妇），他还饶有兴趣地打听：“他们（指萧军、萧红）现在在哪里？”我问他：“这楼现在准备作何用途？”回答使我颇感意外：“自动化研究所。”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为什么不能用原名，开一家八十年代的“欧罗巴旅馆”呢？那一定会吸引许许多多国内外游客来此的。

萧军、萧红在欧罗巴旅馆住了一个多月。对两人说来，的确是一段名副其实的“蜜月”，尽管他们经常吃的是清水、白盐、黑面包。十一月间，萧军找到家庭教师的职业，他们离开欧罗巴旅馆，搬到商市街25号，寄住在学生家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十一、商市街

商市街是萧军萧红苦恋历程的第二站。在这里，他们总算有了一个自己的家。

“象春天的燕子似的：一嘴泥，一嘴草……我和我的爱人终于也筑成了一个家！无论这个家是建筑在什么人的樑檐下，它的寿命能安享几时，这在我们是没有顾到的，也不想顾到的。我的任务，只是飞啊飞……寻找着可吃的食物，好使等待在巢中病着的一只康强起来！”（萧军《为了爱的缘故》）

萧军每天早晚教房东的小孩武术和国文，每月有二十元学费收入。这时萧军复为《国际协报》撰稿，有了比较固定的稿酬，生活比前有所转机。后来老斐转到《哈尔滨公报》，《国际协报》文艺副刊由女作家白朗接手。陈隄那时还是一名初中学生，曾和一位朋友慕名去商市街拜望萧军。陈隄教授说，那天不巧萧军不在家，由萧红招待他们吃了一顿面条。两萧在商市街共住了一年多，他们的住房是一间半地下的小屋，生活还是比较清苦的。据萧老在京时介绍，大约有一年时间他们都装不起电灯（因为装灯要交什么费），只好点蜡烛，把眼睛都用坏了，到后来，收入多了些，才装上电灯。

如果说欧罗巴旅馆是两萧的爱情避风港，那么，商市街，则是这一对青年作家文学的起飞和发祥之地。就是在这间半地下的小屋里，萧红开始了她的创作生涯。她的短篇处女作《王阿嫂之死》翌年（1933）6月发表在《国际协报》副刊上，同年10月她和萧军联名出版了短篇小说合集《跋涉》。集中收入萧红的六篇作品：《春曲》（小诗）、《王阿嫂之死》、《小黑狗》、《看风筝》、《夜风》、《广告副手》；萧军也是六篇：《桃色的线》、《烛心》、《孤雏》、《这是常有的事》、《疯人》、《下等人》。商市街这段生活，还使萧红的创作结出一个硕果——那就是她后来在上海写的，以这条街道命名的自传体散文集《商市街》（该书于1936年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书》之一出版）。这本集子以优美细腻的之笔，朴素而极为真切地描绘了商市街的生活，笔者周围的人、物、事，以及内心的哀乐，涉笔成趣，娓娓动人，在散文写作上独树一帜，自创了“萧红文体”，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商市街就在我的眼前！

街道依旧，街名现在改成了“红霞街”。

附近以“红”字起头的街巷还有不少，诸如“红专街”、“红旗街”、“红星街”……等等，一看便知是“文革”中改的。呜呼！

陈隄老师陪着我，沿中央大街向北走了一程，再向西，拐进一条长而宽的街道，我抬头看见屋檐下的铭牌：“红霞街”。

“这就是商业街！”教授告诉我，脸上露出兴奋之色。

找到了“红霞街25号”。这是一个拱形的大门洞，壁上的红砖已经有些剥蚀。进去是一个小院，住着几户人家，院子里横着绳子，上面晾着衣服杂物，墙角有几个脸盆。这院子比我想象的小多了，萧红在《商市街》里曾写道：“通过很长的院子，在尽那头，”就是他们的小巢。实际上院子并不很长，左右靠墙处伸出许多偏棚。三郎就在院子中教武术么？陈隄老师说：“确实。”他解释道：“这些偏棚都是后来的住户搭的，原来没这些还是挺宽的。”

我们穿过院子，走到里边尽头。可惜户主上班去了，两萧当年住的小屋上了锁，屋外围着齐肩高的木栅栏。只能探头向里张望，屋子很简陋，院子里一个小孩热情地搬来一个凳子，陈隄老师掏出一张纸垫在凳子上，我站上去拍了一张照，然后又教小孩如何操作，我同陈隄老师在栅栏前留了一张合影。

教授对这里非常熟悉，睹物生情，抚今追昔，他兴致勃勃地指点给我看, 两萧这间小屋的对面，就是房东王家的住房。我侧头望去，那房子墙很高，窗楣的砖上还留着装修花纹，虽然已陈旧，当年的气势可见。据陈说王当时是铁路局的财务处长，很有钱，院门口还有站岗的，以防有人绑票。

教授指指院子对角的一个门说：“萧军当时就是站在这边，听王三小姐在那里叫她的。”萧老在北京对我说，王三小姐和她弟弟如今都还在。看来，肖凤的《萧红传》把房东误作姓汪了，大约因为萧红在《商市街》里写作“汪”的缘故。实际上萧红用的是谐音。在大门口，陈隄老师指了指那块“25号”的门牌，特意叫我留了一张纪念照。老头没使用过海鸥205型机子，我把光圈焦距调好，简单讲了一下要领，把机子递给他，然后站在门洞前，精神抖擞地瞅着镜头，咔嚓一声，摄影完成。不料次日照片冲出来时，画面是模糊的，人脸和门牌号都看不清楚，补拍已来不及了，真可惜。

陈隄老师说，对着商市街25号大门的街对面，原来有一家米黄色的小食品店。萧军、萧红当时回家时，怕有人盯梢，常常先进这家小店，买点花生米等小吃，吃了东西，见没有注意了，才进25号大门。

《跋涉》出版后，风声更紧。书很快被查封，他们处境危险，随时都可能被逮捕。迫于这种白色恐怖的威胁，萧军萧红终于于1934年6月离开商市街，乘火车逃出哈尔滨，开始了流亡生活。萧红在《商市街》的最后一页，怀着依恋和辛酸写道：

我没有回转一次头走出大门，别了家屋！街车，行人，小店铺，行人道旁的杨树。

转角了！

别了，“商市街”！

小包袱在手上跨着。我们顺了中央大街离去。

从“商业街”出来，陈隄教授顺便带我去看了看《国际协报》旧址。地点在与中央大街平行的尚志大街117号。这是一幢门面不大的三层楼房，现在成了一家饭庄，门上悬着“新华楼”横匾，黑底绿字，门两侧挂着“包子、米饭、水饺”、“冷冻啤酒拼盘”的招牌。楼前有两株老柳树，枝条已经垂绿。陈指着二楼左边的一扇窗户说，那就是当年的编辑部！望着那个窗口，我不禁倍生敬意。这就是当年哈尔滨进步文艺的摇篮啊！据陈隄《我所认识的萧军》所记推测，两萧搬到商市街后，萧军同老斐仍有交往。老斐对萧军的态度如归，他曾对年轻的陈隄说：“别看三郎人穷，可常常顾不得填饱自己的肚子，就把稿费撒给了沿路乞讨的花子了。”可见知三郎者，老斐也！

还有当时文人常在那里聚会的“一毛钱饭店”，陈教授也领我去看过。

末了，陈还讲起一件萧军当年的轶事。我在此如实写出，也许对萧老有些不恭，但却活脱出“三郎”的性格来。有一次，陈隄和三郎正在屋里谈论文学，那时三郎已是名气不小的青年作家，正在此时，来了三个漂亮的女学生，是慕名来拜望三郎的。姑娘们进来时有些羞答答的，不一会两男三女就愉快地交谈起来，房间里洋溢着青春气息。在这种微妙而庄重的场合，两个男子汉中的一个（自然是不拘小节的三郎），突然连放三个响屁，这响声听起来如雷贯耳，三个女学生脸募地红了。陈隄感到很尴尬，偷觑了一眼三郎，只见他却正襟危坐，若无其事。

“这就是三郎！”陈隄教授笑着，用这句话作了总结。

参观完毕，蒙陈隄教授盛情，要请我吃一顿西餐。因时间尚早，最大的一家戏场餐厅还未开门，我婉谢了，老头一直把我送到《小说林》编辑部门口，老人家百忙之中抽出大半天陪我，而且如此厚意，使我很感动，分手时，我向这位七十岁的萧红研究家深表谢意。他说：“王德芬（萧夫人）就像我大嫂一样，她来信嘱托我的事，我是尽力办的。”

在哈尔滨市文联（这里原是丹麦使馆）门口。与陈隄教授挥手告别。望着老头壮硕的背影走远，最后消失在街口，我才转身离去。

别了，“商市街”！

别了，难以忘怀的呼兰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