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晚年笔洗从哪看出来真假（以御制古稀说和御制十全记）

乾隆为何要重用和珅，致使大清盛世由盛而衰？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回答，要知道，乾隆皇帝不是乐不思蜀的亡国之君阿斗，也不是谕令以野菜度日的饥民食肉糜的蠢君晋惠帝，而是执政六十三年文治武功兼备的英君。那么他为何要犯此大错呢？下面的两篇御制文章或许是解读这一问题的极好材料。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十三日，年满七十的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受扈从王公大臣及蒙古王公贝勒和朝鲜使臣的庆贺。江苏学政彭元瑞因恭遇皇上七旬万寿、御制古稀天子之宝，撰进颂册，乾隆帝十分欢喜，对其予以褒奖，并作《御制古稀说》：

余以今年登七帙，因用杜甫句，刻古稀天子之宝。……古人有言，颂不忘规。兹元瑞之九颂，徒见其颂，而未见其规，在元瑞为得半而失半，然使予观其颂，洋洋自满，遂以为诚若此，则不但失半，又且失全，予何肯如是。夫由斯不自满，歉然若有所不足之意充之，以是为敬天之本，必益凛旦明，毋敢或逾也。以是为法祖之规，必思继前烈，而慎聪听也。以是勤民，庶无始终之变耳。以是典学为实学，以是奋武非黩武，以是筹边非凿空，以是制作非虚饰。若夫用人行政，旰食宵衣，孰不以是为慎修思永之枢机乎。

更惓思之，三代以上弗论矣，三代以下，为天子而寿登古稀者，才得六人，已见之近作矣。至乎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且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即所谓得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为创业之君，礼乐政刑有未遑焉。其余四帝，予所不足为法，而其时其政，亦岂有若今日哉，是诚古稀而已矣。夫值此古稀者，非上天所赐乎。天赐古稀于予，而予设弗以敬承之，弗励慎终如始之志，以竭力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古云适百里者半九十，栗栗危惧，诚恐慌而有所陨越，将辜天恩，予又何敢如是。然则元瑞九颂，有裨于予者大焉，故为之说如右。

​乾隆帝在此文中，将自己的性格、志向、态度讲得非常清楚。大致有四层意思：

其一，千古一君。三代以下，年过古稀之天子仅有七人，四君是不足为法的庸碌之辈，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亡金国，入主中原，定都北京；明太祖朱元璋扫平群雄，驱逐元顺帝，统一全国，二君皆有建树。但“礼乐政刑有未遑焉”，言下之意，当然只有他是千古之中唯一的年登古稀之英君明主。

其二“小康之世”。三代以下数千年，先后出现过许多政权，多次改朝换代，其中虽不无有为之主和强盛之国，但若论“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还算今朝。

其三，朝政清明。强藩欺主，外患频仍，权臣当道，外戚擅权，后妃误国，太监乱政，奸宦窃威、佞臣骗君，等等祸害，曾使多少君主蒙尘，宫阙换色，如今这些皆不存在，乌烟瘴气一扫而空。

其四，不骄不停，乘胜前进。如今虽蒙皇天眷佑，赐小康之政，且年登古稀之寿，但不能因此而自满而停滞，现在仅系“小康”，还需不断努力，一定要“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否则就会辜负天恩了。

​可以看出，此时的古稀天子乾隆帝，还颇为清醒明智，壮志为泯，雄心为减，还想继续励精图治，以建更大的功勋。当然，这个时候的乾隆帝已经是相当自大了，而且这一毛病逐渐恶性膨胀，病毒肆意扩散，最终酿成大害。

乾隆帝的《御制十全记》

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初三日，82岁的乾隆帝因允准廓尔喀国王修贡停兵议和，亲撰《十全记》，记述了他执政以来的“十全武功”，并谕令军机大臣将此文缮写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建盖碑亭，“以昭武功而垂久远。”全文如下：

​昨准廓尔喀归降，命凯旋归师诗有“十全大武扬”之句，盖扑而未发，兹特叙而记之。夫记者志也，虞书朕志先定乃在心，周礼春官掌邦国之志乃在事。……则予之十全武功，庶几有契于斯而可志以记之乎。

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之受廓尔喀降，合为十，其内地之三叛幺么，弗屑数也。前己酉廓尔喀之降，盖因彼扰藏边界，发偏师以问罪，而所遣鄂辉等未宣我武，巴忠乃迁就完事，致彼弗惧，而去岁复来，以致大掠后藏，饱欲而归，使长此以往，彼将占藏地，吓众番，全蜀无宁岁矣。是以罪庸臣，选名将，励众军，筹粮饷。

福康安等感激朕恩，弗辞劳苦，于去岁冬月即率索伦、四川降番等精兵，次第由西宁冒雪而进，今岁五月遂临贼境，收复藏边，攻克贼疆，履线险如平地，渡溜要若蹄涔，绕上袭下，埋根批吭，手足胼，有所弗恤，七战七胜，贼人丧胆。及兵临阳布，贼遂屡遣头人匍匐乞降，将军所檄事件无不谨从，而独不敢身诣军营，盖彼去岁曾诱藏之噶布伦丹津班珠尔等前去，故不敢出也。

我武既扬，必期扫穴犁庭，不遗一介，亦非体上天好生之意，即使尽得其地，而西藏边外，又数千里之遥，所谓不可耕而守者，亦将付之他人，乃降旨允降班师，以蒇斯事。昔唐太宗之策颉利曰：示之必克，其和乃固。廓尔喀非颉利之比，唐边殊长安之近，彼且乞命吁恩，准之不暇，又安敢言和乎。然今日之宣兵威，使贼固意求降归顺，实与唐太宗之论有所符合。昔予记土尔扈特之时，于归降归顺已悉言之，若今廓尔喀之谢罪乞命，归降归顺盖并有焉，以其悔过诚而献地切也。

乃知守中国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弃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知进知退，易有明言，予实服膺弗敢忘，每于用武之际，更切深思，定于志以合乎道，幸而五十七年之间，十全武功，岂非天贶。然天贶逾深，予惧益切，不敢言感，惟恐难承，兢兢惶惶，以俟天眷，为归政全人，夫复何言。

​这篇御制文充分体现了乾隆帝此时的志得意满、文过饰非、讳败为胜的真实形象。总的来看，乾隆帝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是至少有五个问题他不应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一，“十全”不全。这十次用兵并非每次皆胜，所谓“十全武功”，实际功不满十，一征金川，见难收兵；缅甸之役，被迫允和匆忙后撤；出征安南，统帅孙士毅狼狈逃归，提督战死，全军溃败；初征廓尔喀，丧权纳币赎地。仅此而论，十全武功就有四不全。

二，胜中有败。以取胜之六大武功而言，也不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而是遭受重大挫折。征准部，定北将军班第丧命于乌兰库图勒；定回疆，定边将军兆惠被困黑水营；二征金川，定边将军、大学士温福中枪而死，溃败于木果木；征台湾，参赞大臣险至身亡，将军常青龟缩于郡城；二征廓尔喀，七战七捷之后，大将军福康安差点死于敌军之手。

​三，敌弱我强，机遇良好。“十全武功”之战败者，多系弱于清朝。大、小金川人户不过三万；准噶尔虽威震西北数十年，当到了乾隆十几年时，纷争内乱，一盘散沙；回部大、小和卓更是无能；林爽文、庄大田士卒仅三四万；缅甸、安南虽是传业之主，但地处偏远，不愿与清朝对立，积极争取朝贡修好，这为乾隆帝的“胜利”提供了条件，否则这些“武功”也是很难取得的。

四，军威不壮。八旗劲旅昔日虽曾名扬天下，攻无不克。然而先祖的赫赫战功，到了乾隆时代已是历史陈迹，入主中原一百多年来，八旗子弟坐享厚禄，养尊处优，绝大多数都变成了不文不武、贪生怕死的纨绔子弟。

乾隆时代唯一算略有帅才的仅是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能算得上勇将且屡立功勋的，也只有一等超勇公海兰察一人。另外，兆惠、明瑞、福康安也算是颇能征战之将，其余多达数千名的将军、副将军、参赞大臣、提督、总兵、副将，就很难说又什么重大贡献了。

​五，指挥失误。乾隆帝在“十全武功”中的指挥，应当说还算卓有成效，在大多数战役中，他的决策和部署还是明智的，这是主流不能抹杀。但是，他也经常出错，调度欠妥，第一武功的金川之役便是在选错了对象、时间、将领的条件下进行的，只能以不胜而胜结束。

这些重大的问题本来应该在总结十次用兵的《十全记》中反映出来，可是乾隆帝对此只字不提，唯一的解释就是他自满骄傲、讳过喜功的心理已经到了万分严重的程度。

自诩明君的乾隆帝在晚年时，已经没有他先年的励精图治、知错就改、转失败为胜利、化挫折为成功的气魄了，而变成为盲目自大、文过饰非的昏庸之帝。

​乾隆帝的这种思想境界，使得奸佞小人得以托其所好，乘虚而入。正是这些致命的弱点，才为和珅之辈专权敞开了大门，才使他倾注了大量心血而促进形成的“盛世”，逐渐转向衰落，大清的国运也就此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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