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周总理劳山遇袭（1937年周总理劳山遇袭）

1973年6月9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陪同外宾访问延安时，特地去了一趟宝塔山。

在宝塔山上，周总理对着身边陪同的地委同志说道：“你们知道陈友才同志么，当年他就被安葬在这宝塔下。我一生遇到多次危险，但最危险的就是这一次。”

周总理所说的“最危险的经历”发生在1937年的延安塔山，而他所说的陈友才同志是总理当时的警卫人员，也是周总理当时的“替身”，陈友才牺牲之后，他的遗体被敌人刺了20多刀。

那么，究竟是谁如此丧心病狂，不但要刺杀周总理，还在假“周恩来”的遗体上连刺20多刀呢？

周总理

关于这个悲壮的故事，还要从1936年的西安事变讲起。

和谈下的阴影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悍然发动“兵谏”，扣押了当时身处西安的蒋介石，逼蒋抗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这一天正式爆发。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杨虎城力邀中国共产党前往西安参与处理“西安事变”相关事宜。很快，中共中央就派出了周恩来、叶剑英、博古为首的代表团前往了西安。

虽然蒋介石对于我党而言可以说是“天字第一号仇人”，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一直在和我党以及后来的红军作对，残害了大量中共党员和优秀的红军指战员。但是，即便是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党仍然选择了以大局为重。

张学良和杨虎城

代表团抵达西安后，跟张、杨转达了党中央希望能够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提议，希望两人同意能够将蒋介石放出来。

之所以有此一请，是因为此时的蒋介石毕竟是名义上的国家首脑，如果贸贸然将他给杀了，那么中国立马就会陷入四分五裂、群雄割据的乱世，会给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寇以可乘之机。

而张学良自己也不敢真的将蒋介石怎么样， 再加上当时各方势力都在呼吁和平解决此事，因此顺坡下驴，将蒋介石释放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暂时放弃了他坚持了十年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转而开始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准备一致对外，抗击日本侵略者，国共两党的关系迅速发生变化。

为此，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于1937年3月前往杭州西子湖畔，和蒋介石就第2次国共合作进行谈判。

西安事变时期的周总理

周副主席在这次谈判中将自己的人格魅力充分展现，这次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红军部队也将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国共开展第2次合作这件事乐见其成，部分国民党顽固派对于我党恨之入骨，为了破坏国共合作以及全国共同抗战的大好局面，他们开始在暗地里策划一些上不得台面的勾当，刺杀谈判代表周恩来，就是其中的一次典型事件。

周恩来的卫士陈友才

1937年4月4日，周副主席乘飞机回延安向中央汇报了谈判情况。中央对当前局势进行分析后，决定让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南京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谈判红军改编问题。按照计划，代表团将在4月24日乘坐三辆卡车出发前往南京，由中央保卫局派遣一个警卫队护送。

结果在出发前几天，周副主席因为在24日那天有重要事情要和毛主席商议，因此决定自己25日再出发，原计划因此做出改变。

周总理

24日当天，代表团部分成员率领两个警卫班乘坐两辆卡车先行出发，周副主席则与红军副参谋长张云逸，军委参谋处负责人孔石泉等人于第二天在一个警卫班战士的护送下去南京。

此事原为机密，可惜却不慎被隐藏在延安哥老会办事处的国民党暗探冯长斗窃知，冯长斗知道事关重大，连夜找到在延安、宜川、甘泉交界地带流窜的政治土匪，将自己探知的机密对他们和盘托出。

这里的“政治土匪”指的是受国民党顽固派指使，专门在我苏区作恶，破坏我党地下政权组织、谋害我党干部的土匪武装。土匪们得知周恩来将只带30多人出门时，觉得这是天赐良机，当即在劳山附近埋伏了下来。

4月25日早晨9点，周副主席等30多人登上了卡车从延安南门边站出发，踏上了前往南京的道路，负责保卫周副主席安全的，是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兼周副主席随从副官陈友才。

陈友才

陈友才是湖南郴县人，长征时担任过总部通信连长。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陈友才曾因看不惯张国焘的飞扬跋扈说了几句牢骚话，被人告发到了张国焘处。

陈友才曾经给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当过警卫员，和他们关系都很好。因此，当身患重病躺在担架上的周恩来知道此事后，专门命人将陈友才调到了休养队工作，让他跟在自己身边，以免遭到张国焘的报复。

对于陈友才而言，周副主席就是他的救命恩人，此后经常对人说：“如果不是周副主席的话，我恐怕早就被张国焘给杀了。”

他也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竭尽全力地保护周副主席的安全。

这次前往南京，陈友才特意做了打扮，穿了一身西服，系着领带，头戴礼帽，脚蹬长筒马靴，衣兜里还装着周副主席的名片，危难关头，他可以当周副主席的“替身”。

周总理

劳山之险

1937年4月25日中午12点，周副主席所在的卡车经劳山大道进入距离延安50多华里的湫沿山。湫沿山位于劳山北麓，山高林密，豺狼横行，鲜有行人来往。因此卡车上的警卫人员迅速绷紧了神经，唯恐遭受伏击。

怕什么来什么，当卡车刚刚拐过峡谷进入一段平地时，突然间听到了“啪”的一声轻响，陈友才当即警惕地问道：“谁？”

他旁边的警卫员刘久洲说道：“听起来像是鞭子的声响，会不会是老乡在放羊？”这时另外一名警卫员接话道：“这个地方怎么可能有人放羊呢？”

警卫员话音刚落，外面迅速传来了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一些战士当场中弹牺牲。

周总理

在枪声响起的那一刹那，周副主席就明白中了埋伏，立马对司机老李表示加速前进，只要能从前面的坝梁冲过去就可以摆脱敌人的伏击了。

老李听后猛踩油门，结果当卡车刚刚到达对面坝梁前时，坝梁上出现了数个黑洞洞的枪口，一阵枪响过后，卡车的轮胎被击破，老李也壮烈牺牲了。

周副主席知道情况危急，不能在卡车上继续停留了，当即向后面的战士们喊道：“快下车，散开还击！”说着他一把推开车门，从驾驶室跳了出去，之后身子一滚跑到了车轮胎前准备还击。

紧接着，陈友才等人也跳下了车和敌人进行激烈交火，这次的敌人足足有130多个，我方人数不足敌方四分之一，打得很吃力。

随着战斗的持续，陈友才已经基本看清了敌人的部署和火力，确认了敌人仅仅占据了三个山头和坝梁两侧，前方公路已被敌人用火力封锁突围无望，突围的希望在我方右侧的山头上，敌人没有在那里部署任何兵力。

红军

右侧山头是一片原始森林，山下则是灌木丛和杂草，只要我方通过一小块被树和草覆盖的开阔地，就能够顺利抵达山头安全突围。陈友才将自己的发现报告给周副主席后，周副主席当机立断，立即指挥大家边打边退，准备突围。

周副主席等人的举动很快就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对我方发起了更加猛烈的进攻。陈友才的腿也中弹了，陈友才咬牙坚持了下来，他一边指挥一部分战士在汽车附近阻击敌人，一边组织另一部分战士掩护周副主席突围。

此时隐蔽在工事后和树丛里的土匪也观察到了车厢前的陈友才，看到对方穿着西服，系着领带，戴着礼帽，脚穿马靴，而且还不停的指挥红军战士和他们对抗，当即认定他就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周恩来，于是长枪短炮的一起向他招呼了过去。

这些匪兵不知道的是，周副主席这天并没有穿西装，而是穿的一身崭新的军装，

陈友才眼见打在自己身边的子弹越来越多，当即明白过来是敌人上当了，把自己误认为周副主席了。

他明白自己每拖延一分钟，周副主席就多一分脱险的希望，因此当即决定继续装扮成周副主席的样子迷惑敌人，遂开始模仿周副主席的口音大声指挥，让敌人认定目标没错，成功把敌人大部分的火力都吸引到了自己的身上。

红军战士

与此同时，周副主席带着孔石泉以及向三光、曹鸿、陈贤仁等警卫员撤下公路钻到了树林里面顺利逃脱，张云逸也率领着4名战士边打边撤，把一部分敌人吸引到了另外一处山梁上。

在陈友才的指挥下，战士们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攻击，消灭了数十名匪兵，为周副主席顺利转移争取了极其宝贵的时间。

可惜的是，留守的陈友才和战士们人数实在过少，最终还是没能挡住敌人的猛烈进攻，陈友才身中六枪壮烈牺牲，年仅23岁。

狂暴的匪徒们一窝蜂地抵达卡车附近后，迅速跑到了陈友才的遗体旁，很快就从他的身上搜出了一张写着“周恩来”的名片。

匪徒们对此高兴万分，没想到名动天下的周恩来竟然折在了自己的手上，为了“示威”，他们还专门拿刀在陈友才的遗体上捅了20多刀，然后欢呼一声扬长而去。

在周副主席遇险地点附近的山头上有一支我军的通讯班，当通讯班的战士听到枪响后立即打电话跟步兵一连进行联络，然而狡猾的土匪们已经提前割断了电话线，因此通讯班只得通过另一条路线直接跟红军总参谋部一局进行了报告。

黄霖

当一局的同志们将此事上报给中央警卫团团长黄霖后，黄霖当即反应过来敌人很可能是在对周副主席下手，赶紧召集手枪一连的战士准备前去救人。

当黄霖带着部队抵达白石子街时，发现刘伯承参谋长已经让人将首长们的战马全部给牵过来了，并要求他们骑马去救人。

紧接着毛主席也来到了白石子街，即便是天塌下来也能保持镇静的毛主席，此时显得十分严肃，见到黄霖后只说了一句话：“什么也不要顾虑，无论如何都要把周副主席给救回来！”

跟毛主席保证绝对会将周副主席安全的带回来后，黄霖就带着战士们出发了。结果他们刚刚走到三十里铺检查站，就发现周副主席已经站在那里等待他们了。

1937年劳山遇险后的周恩来 （中 ）张云逸 （左 ）孔石泉（右）在延安

原来，周副主席、孔石泉、曹鸿突围后遇到了孤身一人的张云逸，他们四人顺着山沟穿过树林，爬过一座山后，于不久前抵达了三十里铺检查站，检查站的战士跟上级汇报后，得知了中央已经派人来营救周副主席和被困人员的消息，因此周副主席才会专门前往外面迎接。

周副主席见到黄霖后十分高兴，让张云逸和检查站的同志一起带着手枪一连的战士前往湫沿山，营救还在奋战的同志们。

当张云逸等人急匆匆地赶到交火地点时，敌人早已逃之夭夭了。留在当地的只有弹痕累累的卡车，散落满地的文件，以及满地的战士们的遗体。

不幸中的万幸是，经过仔细检查后，他们成功地找到了4位重伤昏迷的战士。张云逸与同志们收敛了牺牲的战士们的遗体后，带着伤员同志们踏上了归程。

张云逸

张云逸回到检查站见到周副主席时，什么也没说，只是将一块布满了刀痕和鲜血的毛毯递给了他。

周副主席知道，这块毛毯就是陈友才随身携带的物品，当即明白陈友才同志也已牺牲了。他泪流满面的摸着毛毯说道：“友才是替我死的，我永远也不能忘记他。”

追剿凶手

劳山事件很快就传遍了全中国，毛主席对此十分震怒，严令有关部门立即严查，究竟是谁策划并实施这一起针对周恩来的重大刺杀行动，不久后这个任务落到了陕甘宁边区保卫处保卫科兼侦查科科科长谢滋群的身上。

谢滋群是一位老红军了，跟着队伍走过长征，侦破过多起疑难案件，罗瑞卿都对他十分欣赏，曾说：“他是我们的宝贝，日后能堪重任。”

谢滋群

谢滋群接到任务后，立即对劳山事件展开了侦查。为了找出真凶，谢滋群让手下的干部们深入到群众中去，和群众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很快，谢滋群就从群众口中得知李老汉可能知道当天的情况。

于是谢滋群亲自赶往李老汉家登门拜访，经过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李老汉终于开口告诉谢滋群：“25号那天我正在山上砍柴，亲眼目睹了那一场战斗，伏击你们的人应该是土匪。”

当时延安周边土匪有很多股，谢滋群并不能确认行刺的到底是哪股土匪。

就在此时，谢滋群猛然想到了本案的关键所在：究竟是谁向土匪提供了周副主席一行的准确出行时间路线，以及乘坐的车辆和人员配备呢？谢滋群明白，只要能查清内鬼，本案就破了一半了。紧接着，他就在知晓周副主席行踪的人员之间展开了摸底排查。

和毛主席在一起的谢滋群（左一）

很快，谢滋群就查到了隐藏在延安内部的冯长斗，并迅速将他抓捕，经过审讯后，冯长斗果断选择了招供：当日伏击周副主席的土匪是李青伍（一说李清伍）和姬延寿的手下。

李青伍和姬延寿部是本地最大的一股土匪，他们俩一个是明面上的土匪，一个是暗地里的土匪。

李青伍原先就是本地的土匪，1934年8月，红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他的土匪武装被改编成了红泉县突击队，李青伍也当上了突击队副队长。结果没过几个月，李青伍就被国民党党部所拉拢，杀死了正队长李青云，率领队伍再次当了土匪。

姬延寿则是本地的乡绅，暗地里操控着一支80多人的土匪武装。1937年年初中央迁往延安后成立了剿匪指挥部，延安县保卫局局长吴台亮亲自担任司令，剿灭目标就是位于临镇的姬延寿手下土匪。

吴台亮亲率剿匪部队去临镇剿匪，剿灭了姬延寿手下大部分土匪，姬延寿只得带着残兵败将们跑去和李青伍会合了。

红军

李青伍、姬延寿等土匪的累累恶行，让我党的领导干部认识到本地土匪必须立即剿灭，否则必成大患。

很快，红军就再次对土匪武装发起进攻，在延安、甘泉、富县、宜川、红泉五县地方部队的配合下，只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将土匪全部消灭。土匪头子李青伍、姬延寿等十数人被我军所抓获，后分别在延安甘谷驿、三十里铺等地公开处决。

奸细冯长斗也被押往三十里铺召开了一次公判大会，当本地人民群众得知就是他将周副主席去西安的消息报告给土匪，险些害死周副主席后，纷纷要求剥了冯长斗的皮，或者用石头砸死他。

大会结束后，冯长斗被处决。

一张发黄的照片

对于救了自己一命的陈友才，周总理一直未曾忘却。1973年周总理回到延安时，他一再跟地方上的同志要求亲自去陈友才的坟上祭奠一番。

结果地方上的同志犹豫了一下告诉他：“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时，对烈士的坟墓进行了大肆破坏，其中就包括陈友才烈士的坟墓，我们已经无法确认哪座才是陈友才烈士的坟墓，只能确认应该在清凉山众多烈士坟墓中靠南边的区域，具体哪一座就不得而知了。”

周总理

周总理听到此事后十分的难过，当场掉下了眼泪。当他即将离开延安时，不停的叮嘱地方上的同志：“一定要找到陈友才的坟墓！”

1976年，周总理带着最终还是没有找到陈友才烈士坟墓的遗憾，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当总理的遗属清理遗体时，发现总理的内衣口袋里面有一张已经发黄了的照片。

这是一张四人合照，背面写着8个字：“劳山遇险，仅存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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