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脚骨折拄拐走路(2岁残疾9岁学走路)
这阵子,台湾疫情可谓是赚足了网友们的眼球。
但这其中,有一抹亮眼的身影,让人眼前一亮,而大家之所以注意到他,主要还是因为,他的facebook账号被禁言了。
因为他的一些“清醒”言论。
例如,他对陈时中不干实事的讽刺:“时钟每日两点报时,疫苗不来警戒延迟。确诊矫正数学套路,政治防疫自求多福。”
这些话,有些人可不爱听,于是有了被禁言这一幕。
这个人,叫郑智化。
就是那个拄着拐杖唱《水手》的郑智化。
他自身所带的“励志”属性,尤其是他的个人成长史,始终充满着戏剧性和励志性,本就为大家提供了不少谈资,如今正面刚某些人,更是让人拍手叫好。
那么,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01、身残志坚不安分的童年
上个世纪60年代,内地正在闹大饥荒,而台湾则笼罩在无尽的阴郁和肃杀中。
一个小男婴,带着家人的满身期待出生了。
为了让他平安顺遂一些,家人请了高僧点化赐名,就叫智化,郑智化。
高僧赐名,不过就是图个心里安慰,有些意外,该来的还是会来。
2岁那年,一场高烧引发的小儿麻痹症,彻底改写了他人生的轨迹。
生病没有治疗及时,医学技术也不及如今发达,因为这个病,他的双腿骨骼严重变形,只能瘫痪在床。
爬行,吃药,试偏方,成了他的日常。
抱着一丝丝希望,四处寻医问药,成了他家人的惯例。
那时候,郑智化常常趴在窗边往外看,看着邻居那些小孩一群人瞎玩瞎闹,羡慕他们可以站,可以走,可以跑,可以闹。
“我小时候是爬着的。”
“我羡慕别人家的孩子可以走路,他们可以跑。”
家里没有兄弟姐妹,他连个玩伴都没有,只有一堆旧报纸,一只笔杆子,让他可以随便涂鸦,随便画。
时间一年一年地过,一直到7岁那年,郑智化的父母下定决心,咬咬牙将他送上了手术台,做了腿部矫正手术。
“我两只脚现在还有16处刀痕。”
手术后,他每天在护士的帮助下,做着简单的康复训练,打着石膏的双腿,混合着痛和痒的感觉,在那个夏天,尤为明显。
好在,他终于站了起来。
当他穿上做好的支架问护士,什么时候能学会走路,护士告诉他,快则一个月,慢则半年的时候,他眼底的失落,模糊了一开始的兴奋和期待。
“人生只有短短几年,我已经浪费了七八年,我不能再等了。”
于是,他干脆自己加大了训练强度,穿着支架,架着拐杖,在病房中乱撞,一遍遍摔倒,再一遍遍地爬起来。
9岁那年,他可以走了,虽然,离不开那两条拐杖。
他拄着拐杖上学,开始过“正常孩子”的生活。
“虽然人生依旧是残缺的,但我会用尽全部力气,去过好当下的每分每秒。”
可学校里,太多的异样眼光,太多无知孩子的霸凌和恶意,都落在了他身上。
只有一个男孩例外,这个男孩,叫兆明。
人如其名,是郑智化人生里的一盏明灯,照亮了,也暖和了他的整个童年和少年。
即便身有残疾,但郑智化就不是一个安分的男孩。
“除了赛跑以外,所有的比赛我通通参加,然后借口要练习,就不去上课,从美术、书法、到演讲、劳作,而且一定要拿第一名,因为这样老师才会让你继续参加,我的小学6年,就是这样通过的。”
那六年,他拿过无数奖金,奖状,奖品,除了上课学习,他把每一样“业余兴趣”都玩的很溜,当然,他也打架,追女孩,做小买卖。
别人是问题少年,他是残疾的问题少年。
好像放纵自己,随心所欲,就能证明,自己跟他们没什么不一样。
02、初尝失去滋味的少年
因为从小就活在别人的异样眼光里,没什么朋友,郑智化的性子养的有些孤僻,有些“不好惹”。
他孤独,有兆明陪着,他叛逆,有兆明跟着,他开心快意,仍有兆明一起分享着。
兆明是唯一走进了他心里的亲密朋友。
只是,郑智化还没来得及好好珍惜,那光一样的兆明,终究是在他最灿烂的少年时光里,如蜡烛一般,被掐灭了。
兆明死了,被不良少年所杀,离开的时候,只有16岁。
“兆明的死给我很大的影响!我第一次感觉到失去生命某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痛。”
许多年以后,郑智化为兆明写了一首歌:《朋友,天堂好吗》。
当然,这是后话。
郑智化并不知道,兆明,只是他人生中,重要东西失去的开始。
第二年,郑智化违逆了父亲让他去学医的意思,而是报考了台北的学校,读起了土木工程专业。
那一年,郑智化17岁。
刚失去了兆明,却迎来了他人生中最美好的初恋。
得益于郑智化小时候的“业余兴趣”,郑智化写得一手好字好文章,画的一手好画,所以他早早地就在学校混出了些小名堂,作品也常常刊登在校刊上。
因为长相帅气,才华洋溢,即便拄着拐杖,郑智化仍收获了不少的迷妹。
阿媛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一次约稿,才子郑智化和迷妹阿媛相识了。
之后两人常常一起画画,练字,做饭,陪她过19岁生日,日子久了,少男少女的校园纯美爱恋,悄无声息地席上了两人的心头。
郑智化一度产生了“非她不娶”的强烈念头。
可那又怎么样呢?
爱情再好,比不得柴米油盐的实在,身为少男少女的郑智化,阿媛可以不考虑,他们的家人不能不考虑。
残疾,前程未卜,门不当户不对的两人终究抵不过家人的拆台。
这场姐弟恋,毫无预警地随着阿媛被父母带走而告终。
满腹真心,被硬生生踩在了地上,被看不起,失去自尊,失去恋人,让郑智化几乎疯魔,他想不开,轻生的念头一再地在他脑子里徘徊。
他给阿媛写诗,整整11首,当做分手礼物,也当做遗书。
他害怕阿媛看到他邋遢的一幕,想把最美好的一面留给她,想体面地自杀。
跳楼,他怕摔的血肉模糊,吃药,他连买药钱都没有。
他终日恍然,在城市的大大小小角落里游荡。
终于有一天,清晨的光照在他身上,他突然就想明白了。
“自杀很容易,活下去要不断得付出,一个人死的时间有很长,活着的时间却很短,干嘛要因为失恋,就自杀。”
他不自杀了,也不推搡了,阿媛父母的轻视,失恋的痛苦,反而激发了他沉睡许久的倔强,他想证明给阿媛父母看,自己即便残疾,也会有出息。
“要把自己解决掉是随时可以发生的事情,如果去死就是认输。”
多年后,他从给阿媛写的诗里,挑出一首名为《昙花》的,改编成歌曲《别哭,我最爱的人》收录在专辑《单身逃亡》里。
这首歌,成了他对那场美好初恋最优美的纪念。
只不过,阿媛早已跟着家人移民,两人分手后,再也没见过面。
大概,也是这种时候,郑智化对失去的痛才更清晰,更深刻吧,这是他在自己的青葱年纪里,第二次失去重要的人了。
“这是我最爱的一首歌,这辈子最重要的歌。”
03、一头扎进广告圈成“广告鬼才”
毕业后,郑智化按部就班地到一个工程公司上班。
那时候,他野心勃勃,有满腔的雄心壮志。
可是,枯燥,一板一眼,周而复始的工作,渐渐磨掉了他对这份工作的所有激情。
“我常常一个人面对着电脑屏幕发呆,脑袋空空洞洞无法思考。我越来越不像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了。”
他一心想要脱离这样的日子,不想一天天地,把自己熬成“老人家”。
8个月后,还没等他想清楚想做什么,他就辞职了。
赋闲在家,又身患残疾,不良于行,郑智化没有太多户外活动,打发时间最好的工具,是那台黑白电视。
后来,他被广告影片吸引,一头扎进了广告的世界里。
“拍广告,是一门值得奋斗的艺术。”
这一年,郑智化还很年轻,才22岁。
于他而言,广告行业是全然陌生的领域,充满了挑战,又有着无数的变化,所有的东西,都让他感觉新鲜又兴奋。
他开始恶补广告学相关知识,入行前半年,为了搞懂广告,在广告圈站稳脚跟,他甚至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他开始接触广告故事创作,歌曲制作,涉猎广告配音等等。
他曾经提到过有一次下晚班回家路上看到几个孩子在玩,嘴里念叨着:“波爸波妈波哥波姐波尔茶。”
这是他给波尔茶做的一个广告,他愈加明白,自己从事的,不是单纯的职业。
“我从事的其实一种社会教育,不仅仅是广告”。
于是,他更用心地创作,想挖掘更多故事的真相,做出更多更好的广告作品。
因为郑智化的这种认真,他的广告作品,都得到了很好的效果,他在广告界名声渐显,一度被誉为“广告鬼才”。
好不容易在这个行业站稳了脚跟,挑战还在,变化还在,新鲜度也还在,郑智化大概没想过转行。
直到一则广告,又一次改写了他原本的轨迹。
这则广告,有一首广告曲,叫《给开心女孩》,是郑智化创作的。
那是1987年,一洗发水品牌客户要定制一首广告曲子。
作为甲方爸爸,这客户的要求还挺高,郑智化所在公司的同事给先后写了几个曲子,都没能让对方满意。
没法子,完全不懂乐理,甚至看不懂五线谱的郑智化撸起袖子自己上了。
没几日,他还真倒腾出了一首曲子,正是《给开心女孩》,更让人意外的是,这首曲子火了,火遍全台湾。
唱片公司的桂鸣玉,像是捡到了宝似的,立刻找上了郑智化。
想把他带入唱片行业,给他录专辑,出唱片,当歌手。
刚开始,郑智化有些抗拒,娱乐圈领域,唱歌作词作曲,他全都没尝试过,太陌生了。
可当他被邀请着试了几次音以后,却爱上了这种被音乐环绕的感觉。
于是,他又辞职了。
放弃了工作7年的广告行业和成为广告大佬的机会,无视同事们的冷嘲热讽:“十年以后,你不能靠唱歌养活自己。”
“我真的很佩服你能出唱片,更佩服那个敢给你出唱片的公司!”
可郑智化是什么人?
是2岁就残疾,7岁就敢和命运抗争的人。
他骨子里不服输的劲儿强着呢,为此,他甚至跟同事们立下十年之约:十年内不靠广告赚一分钱,只靠自己的独立创作,在歌坛留下打拼出一席之地。
随后,他一头扎进了娱乐圈,就像当初一头扎进广告圈一样。
04、跌跌撞撞闯娱乐圈
离开广告公司,他率先签约桂鸣玉的公司,开始筹备自己的第一个唱片专辑。
彼时,台湾乐坛,全是邓丽君,费翔,齐秦,罗大佑这种已经声名赫赫的大佬,要想在夹缝中生存,对他来说,难上加难。
可他有自己的想法和诀窍,别的歌手都在情情爱爱里打转,可他独爱以旁观者的视角去感知每一个“社畜”的艰辛生活。
写出来的歌背后都是一个个直击人心的故事。
例如,他的第一张专辑《老幺的故事》同名歌曲,讲述的就是矿工的故事,这首歌,是他在桂鸣玉的指导下,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曲子。
早在1984年,台湾就曾经发生过严重的矿难,当时,有72名的旷工被深埋井下遇难,但他所看到的,全是那些官腔性的报道,不痛不痒。
郑智化正是基于这件事创作的《老幺的故事》。
为了写这首歌,他拄着拐杖,两次到矿难地采风,甚至跟矿工家庭同吃同住长达一个月,他在那里,遇到过一个阿婆,她的话,让郑智化始终无法忘记:
“挖土碳啊!不是死在坑里,就是死在床上,有什么好可怜的?”
那种对死亡的麻木,却又带着看透生命的荒芜,让他深受触动。
回去以后,他就以第一人称为他们写了一首诗,作为对这件事的阐述和记录。
“黑色的煤,白色的雾,阿爸在坑里不断的挖,养活我们这一家,骄纵的老幺倔强的我,命运是什么我不懂,都市才有我的梦,通往坑口的那一条路,不是人生的唯一的方向,晨曦中模糊的脚步声,已忘了最后的一次道别,谁说宠坏的孩子不哭,就在悲剧发生的那一瞬间,泪水呐喊唤不回 阿爸在淹没的矿坑里面。”
这便是“老幺的故事”。
类似的故事谱成的曲子还有不少,都收录在第一张专辑里。
1988年,郑智化的第一张专辑出炉,郑智化因此小火了一把,正式出道,第二年,彻底退出广告界。
随后,趁着《老幺的故事》热度还没散,他就又推出《单身逃亡》、《堕落天使》两张专辑,创作的速度和质量,无人能比。
而他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曲子创作风格,也趋于成熟。
短短两年时间,郑智化火遍了台湾各地。
可这还不够,小小宝岛,掩盖不住郑智化的创作才华,于是,有了那尤为值得记住的一幕:郑智化拄着拐杖,走上了1992年的圣火晚会舞台。
他在晚会上,唱响了这首至今仍被无数人传唱的曲子:《水手》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1992年,中国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取得了空前的好成绩。
此时,群情激昂,民众的自豪感,自信心被大大提高,这个时候,有一个励志的歌手站了出来,拄着拐杖,唱出来这么一首曲子,受欢迎程度,可想而知。
当然,郑智化的“水手”好才是根本。
晚会之后,郑智化彻底红遍全国,国内商场,超市,电视,电台,到处都是“水手”的旋律经久不散。
他成了无数人口口相传的“励志歌王”,名声不亚于四大天王。
就连蔡明都在她的春晚小品《追星族》中加入了《水手》和他后面的专辑同名曲子《星星点灯》。
05、急流勇退回归家庭的暖男
很多时候,许多歌手的创作到达巅峰后,往往会面临一个“江郎才尽”的处境,可郑智化没有。
《水手》之后,郑智化的创作还在继续。
1993年,他先后发行了《星星点灯》和《落泪的戏子》两张专辑。
其中,《星星点灯》里,收录了前文所说的,他为好友兆明所写的《朋友,天堂好吗》,而《落泪的戏子》里,则收录了一首争议性极大的曲子《大国民》。
《大国民》中的歌曲,很写实,但也冲击着某些敏感的利益事实。
之后的几年,郑智化一直维持着高质量产出,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符号性人物。
可就在这时候,他做出了一个“很郑智化”的举动。
1999年,郑智化对外宣布结婚并退出歌坛,一直到2005年,他才宣布回归。
关于他巅峰期隐退,这么多年来,什么揣测都有。
有说他是十年之约已到,不想再在歌坛玩的。
有说他是江郎才尽,想要回归家庭才隐退的。
也有说,他是因为《大国民》这曲子被打断腿,落下终身残疾,并且入狱数年的。
答案是什么,兜兜转转这么些年,也不重要了。
隐退后,他重拾过去的兴趣,画画,练书法,创业开IT公司,办画展,真正地享受人生,陪伴女儿成长。
一直到2006年,郑智化尝试重回歌坛。
那时候,他推出新曲《飞鸟》、《我们之间》,发行新专辑《现在进行式》,参加《星光大道》录制真人秀节目,开办个人演唱会。
什么新鲜,玩什么,但属于郑智化的时代,终究是过去了。
2009年,郑智化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告别演唱会,演唱会现场座无虚席,听众热情如昨。
他唱了许多歌,但那首他在浴缸中幻想出海的场景所得的灵感创作出来的《水手》,从来都不是他的心头好。
他最爱的,是那首《星星点灯》和《别哭,我最爱的人》。
他在告别会上,仍是实话实说:“其实我不想再唱《水手》,但如果我不唱,那我就不是郑智化了。”
结尾
2019年,郑智化曾经发表了一个动态,用的是我们常用的一句关于童年治愈的话。
“幸运的人,用他的童年治愈他的一生;不幸的人,用他的一生治愈他的童年。我是后者。”
他给自己的定义,是不幸的人。
他给自己的肆意和不安分行为定义为,用一生治愈童年。
确实,2岁残疾,7岁手术,9岁复健,16岁失去唯一挚友,17岁失去最爱的初恋……人生的前面20年,他都在痛苦中煎熬着。
后面的那些年,用了别常人更多的努力去拼搏,从广告鬼才,到励志歌王,从励志歌王,再到一个普通人,他的一生,像是一个圈,循环了一遍,找到了最合适,最喜欢的路子。
事实上,“励志”二字,大概也是对受尽苦难,坚强站起来的那些人最好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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