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怎么评价苏州（百世士与千载文）

自古以来，父子兄弟皆尽名家者，往往会获得一个并称，于是有“三曹”（三国曹操、曹丕、曹植），有“三张”（西晋张载、张协、张亢），有三洪（南宋洪适、洪遵、洪迈）……不过其中名号最响、对后世影响最为深广的，当数“三苏”。

苏洵（1009-1066）、苏轼（1037-1101）、苏辙（1039-1112）父子三人，不但是文学史上的大家，而且是文化史上的巨人。“三苏”的耀眼，有着时代的加持。他们生活的时代，是王国维先生眼中汉唐元明皆有不逮的“天水一朝”，是陈寅恪先生称之为“华夏民族之文化”登峰造极的“赵宋之世”。这个文化盛世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士大夫的崛起。士大夫是集合了官僚、学者与文人三种身份于一身的独特阶层。他们怀抱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钻研儒学经典，从事诗文写作，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并施展抱负。对于他们来说，“文章、政事初非两途”。他们从没打算成为舞文弄墨的“文人”，因为“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成为“士君子”才是他们真正的理想。“三苏”正是如此。我们惟有沿着这一条路径出发，才能真正走进“三苏”的人生经历，走进“三苏”的文学世界。

苏式家族

人们常说苏洵是大器晚成，某种意义上的确如此。青少年时代的苏洵，性格豪宕不羁，喜爱游山玩水，偏偏不爱读书。直到27岁，苏洵才幡然醒悟，开始发奋。而他令人叹服的是，一旦下定决心，就百折不挠。苏洵的治学之路并不平坦，几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成功。科举的失败，让他认清了自己的道路：以科举为目的的学问不是真学问，真学问关乎圣贤之道，必须来自勤奋的钻研与刻苦的淬炼。他一把火烧掉了自己的文章，五六年间绝不提笔，只闭门读书，从儒家经典到诸子百家，从古今治乱成败到圣贤穷达出处，沉下心去体悟为人处世的至理，直至心胸充盈，豁然开朗。此时提笔，文字如江河之水倾泻而出，浑浑灏灏，无涯无际。苏洵的为学与为文，由此走向成熟境地。

在历经了求仕的坎坷与读书的沉淀后，苏洵已不甚留心于仕途，而把精力放在了对苏轼、苏辙的培养上。他向两个儿子传授修身治学的道理，时常与他们一同读书、研讨古今。多年以后，苏轼梦回童年，依稀还是父亲考察功课的情景：“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夜梦》）父亲的教诲是苏轼与苏辙最初的启蒙，也是陪伴他们终身的精神力量。

父亲的教诲给予苏氏兄弟起飞的翅膀，而母亲程夫人的支持则让他们的羽翼更加丰满。在苏辙的追忆中，有这样一段往事：程夫人带苏轼读《汉书》，读到东汉名臣范滂的传记。范滂是一位清廉正直、不畏权贵的官员。当时宦官专权，诛杀仁人志士，范滂为避免牵连他人，毅然自首，献出了生命。临行前，范滂向母亲致歉，母亲却说：“品德声名与长命富贵难以两全。你要坚守理想，又怎能吝惜生命？”读罢《范滂传》，苏轼感慨万千，对母亲说：“我想成为范滂这样的人。不知母亲您允许吗？”程夫人说：“你能做范滂，我为何不能做范滂的母亲？”母亲淡然而坚定的回答，赋予苏轼坚守理想的巨大勇气。而它影响到的不仅是苏轼，还有牢牢记着这段往事并将其写入兄长墓志铭的苏辙。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上书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庆历新政拉开帷幕。消息传到遥远的四川，苏洵为之振奋鼓舞。当时还是孩童的苏轼，也牢牢记住了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这一系列人物的名字。尽管新政因保守派的反对而很快遭到废止，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却振作了一代士风。苏轼、苏辙便是在这一时代氛围中成长起来。

嘉祐元年（1056），距离庆历新政失败大约十年，范仲淹虽已不幸去世，但历经磨练的庆历旧臣以更为成熟的姿态陆续回归朝廷，。眼见两个儿子也学有所成、得到众多师友的一致赞誉，苏洵感觉到了时机的成熟。这年三月，他带领苏轼、苏辙启程进京。

初入京城的苏式父子

苏氏父子由眉山出发，先到成都，又经由阆中，出褒斜谷，过秦岭，到达开封。初次出川，苏轼兄弟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天地的广阔。正如苏辙描述的那样：“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他们见识到了京城的繁华富庶与人才济济，而他们的到来也在京城士大夫圈中激起了层层涟漪。

苏洵撰写的《权书》《衡论》，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张，对当时的经济、军事、法制、吏治等诸多问题都提出了鲜明的看法。这些文章在京城中流传开来，得到众多士大夫激赏。欧阳修一阅之后，大为惊叹，认为是“博于古而宜于今”的“有用之言”，专程上书朝廷推荐苏洵。苏氏兄弟则不负众望，在八月的开封府考试中一举成功，双双赢得了进入下一环节考试的资格。这下一环节的考试，就是礼部试。

嘉祐二年（1057），是文学史上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一年。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被任命为礼部试的主考官。欧阳修自年轻时代开始，就着意于文风的革新。文风革新是一条崎岖坎坷的道路。早在中唐时期，韩愈与柳宗元就曾致力于此。他们渴望复兴儒学以实现变革社会的目的，而这其中一个关键，便是扬弃浮华靡丽的骈体、采用散体的古文以表达他们的思想。韩愈在大名鼎鼎的文章《原道》中，扬起了手中大旗——他想要接续从尧、舜、禹传至文王、周公，再传至孔子、孟子的道统，而古文正是接续道统的途径。然而，韩、柳的声音很快就归于沉寂。晚唐、五代以至北宋初年，浮华靡丽依然是文章的主流风格。欧阳修步入仕途、初登文坛，仰仗的也是骈俪偶对的功夫。进入仕途以后，欧阳修积极转向了古文创作。在众多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文坛风气渐趋改变。可没想到的是，另一种不良风气渐趋抬头。那是一种险怪奇涩的文风，在复古的道路上步入了歧途，带偏了文坛的走向。正是在嘉祐二年，欧阳修在担任主考官的过程中，大刀阔斧将文风险怪的考生一一黜落，与此同时，选拔出了一系列有思想、有见解并且文风平正的优秀人才。这其中就有苏轼和苏辙，此外还有“唐宋古文八大家”中的另一家——曾巩，还有推动理学发展的关键人物——程颢、张载等。他们几乎都是在北宋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璀璨发光的人物。

最值得骄傲的当数苏轼。考场上，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洋洋洒洒，令欧阳修读后击节称赏。不过欧阳修却有些踌躇：这样精彩的文章，莫不是出自学生曾巩之手？身为主考官，他不愿徇私，于是将这篇文章排在了第二位。直至揭榜之际，才发现这篇宏文是出自苏轼之手。欧阳修慧眼如炬，看出了苏轼的无限潜力，断言曰：“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通过最后一轮的殿试，苏轼、苏辙同科进士及第。彼时苏轼不过22岁，苏辙年仅19岁。父子三人名动京师，“苏氏文章遂擅天下”。

正当三苏志得意满之际，家中却传来程夫人病逝的噩耗。三人仓促离京，一路兼程回到家乡。失去妻子的苏洵，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与子相好，相期百年。不知中道，弃我而先。……归来堂空，哭不见人。伤心故物，感涕殷勤。”《祭亡妻文》的一字一句，流溢着浓重的哀伤。

在度过沉寂的丧居时期以后，苏洵接受了朝廷的诏命，带着二子再次赴京，于嘉祐五年（1060）二月到达开封。苏洵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后来又参加了《太常因革礼》的编撰。以一介布衣的身份获得朝廷任命，苏洵不可谓不幸运。但从另一面来看却又难免遗憾：这个职位毕竟不高，苏洵的治国方略并没有真正获得用武之地。

另一边，苏轼与苏辙推辞了朝廷的任命，将目光投向了即将举行的制科考试。制科考试是一类特殊的考试。它是由皇帝下诏举办并亲自主持的考试，目的是选拔最为优秀的人才。制科考试不常举行，两宋三百余年，制科考试总共只有二十余次，入等者不过四十余人，可见其难度。

全力以赴的苏氏兄弟，特地搬到怀远驿，忍受着离家的寂寞，刻苦读书。嘉祐六年（1061）制科考试中，两人果然脱颖而出。苏轼获得了第三等的好成绩。要知道宋代制科的第一、二等均为虚设，就连第三等也极少授人。在苏轼以前，获得过制科三等的仅有一人而已。相较于苏轼的三等，苏辙第四等的成绩要波折许多。这是因为苏辙在试策中对宋仁宗的批评激烈尖锐，无所顾忌。大臣们议论纷纷：有的认为苏辙正直恳切，当入第三等；有的认为苏辙言过其实，不宜入等。最终宋仁宗说：“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这份宽厚成就了苏辙，也让苏辙感恩终生。对于仁宗来说，这同样是一段难忘的回忆。制科考试结束后，回到后宫的仁宗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告诉皇后：“吾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宦海沉浮中的式兄弟

时光流转，相中苏氏兄弟才华的仁宗，还没来得及看到他们大放异彩，就已去世。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苏洵与世长辞，享年58岁。朝野内外，为其哀悼者不计其数。在友人的追记中，苏洵是那样温厚和气，恰与他博辩宏伟的文风形成鲜明对照。这位“纯明笃实之君子”，留下的是与其品德声望相称、大声镗鞳的文章。

满怀沉痛的苏氏兄弟，护丧回川，将苏洵埋葬在家乡眉州。不过待到二苏服丧期满、重返京师时，朝廷已是另一番景象。

1067年，年轻的神宗登上皇位，也拉开了“熙宁变法”的序幕。王安石成为宋神宗最信赖的宰相，开始推行一系列新法措施。宋神宗与王安石怀抱着富国强兵、天下大治的理想，也瞄准了当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种种积弊，但激烈的变革让许多大臣心有不安。苏轼、苏辙察觉到变法中可能存在的种种不妥，各自提出反对意见，与变法派形成了冲突。此时占据要职的是新党，许多朝臣因与变法派意见不和而离开了朝廷，苏轼兄弟也在其列。

先离京的是苏辙。他在陈州担任州学教授，后来又担任齐州掌书记、南京签判等职。这几年间，苏辙与苏轼分隔两地，期间仅有很短暂的几次相聚，其中一次是在徐州。那是一个夜雨连绵的晚上，兄弟二人同宿于逍遥堂。萧萧雨声，唤醒了昔日“夜雨对床”的约定——当年在怀远驿读书备考之际，他们读到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诗句：“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对床夜话，本是再平凡不过的日常光景，却让兄弟二人感念不已。因为他们知道，在踏上仕宦道路之后，兄弟相聚将越来越少。于是他们约定，待功成名就、履践士人的责任与义务之后，一定要激流勇退，携手归隐田园，共享退居之乐。往事历历在目，逍遥堂的窗外是似曾相识的雨声，但这不是真正的“夜雨对床”。他们依然在宦海中漂泊，实现约定的日子遥遥无期。苏辙伤感地说：“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逍遥堂会宿二首·其一》）苏轼则将目光投向更遥远的未来，他安慰弟弟，“今者宦游相别之日浅，而异时退休相从之日长”，我们终将实现这个约定。这个对床夜雨的约定，成为兄弟二人生命中的重要慰藉，在他们分别的时刻，时时闪烁着希望的亮光。

离开朝廷的这几年，苏轼看上去过得很洒脱、也很充实。他先是担任杭州通判，后来担任密州知州，又担任徐州知州。他是兢兢业业、为民着想的好官。杭州百姓日常用水资源匮乏，他协助知州疏通水井，让百姓重新喝上了洁净的水。当黄河泛滥、洪水直逼徐州城下时，他毅然站到了抗洪的最前线，组织徐州军民顺利度过了洪灾；他又是诗酒风流的大文豪，擅长发现山水风景的壮丽美好，书写富于哲思的人生感悟。他在杭州的湖光山色中流连，吟咏“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千古名句；他在密州出猎，唱出“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放词风……

然而苏轼的牢骚也无处不在。眼看新法实施带来了种种弊端，百姓们在赋税徭役与自然灾害的夹缝中苦不堪言，他以诗歌描绘百姓困苦的画面，表达他对新法的不满，更希望引起朝廷的重视。他调侃跟自己命运相同的弟弟，“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戏子由》），尽管饱读诗书，却与当时朝堂格格不入，以致沉沦下僚。他渴盼君王的重用，《江城子·猎词》里的“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以汉代的魏尚自比，期待能有冯唐带着君主的旨意，将他召回朝廷。

苏轼的满腹牢骚，到了新法小人口中，就变成了“讥讪朝政”。为了扳倒政见不合、却在朝野内外有着重大影响力的苏轼，新法小人将苏轼的诗文硬生生地定性为毁谤朝廷的罪证，酝酿出一场“乌台诗案”。

这是有宋以来最令人震惊的诗案。不以言事开罪士大夫，本是自北宋开国以来钦定的祖宗家法。苏轼却在湖州任上直接被捕、押送汴京，并在在御史台中经历了130天的囚禁及审讯。

那是一段无比煎熬的日子。当时还有一位大臣苏颂，也因附会之罪被关押在御史台，他记下了耳中所闻：“却怜比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吴兴守”，指的就是苏轼。苏轼被逼迫交代自己如何讽刺新法、谤讪朝廷，受到了难以想象的折磨。苏轼甚至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他写成两首诗，托狱卒转交苏辙。诗中说：“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死亡固然无可畏惧，但咱们“对床夜雨”的约定恐怕难以践行了，唯有寄希望于来世。

士大夫们纷纷上书请求赦免苏轼，宋神宗终究也不敢违背不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更何况他深知苏轼的才能。苏轼的最终受到的处罚，是贬官黄州。

这是苏轼仕途中的重大挫折，更是人生理想的一次破灭。此时安置远郡的犯官身份，与当年志得意满的制科高等，落差何等之大，更谈什么“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呢？初到黄州的苏轼，正如他笔下“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鸿，经历了“寂寞沙洲冷”（《卜算子（缺月挂疏桐）》）的一段意志消沉期。

但乐观旷达的苏轼很快调整了自己的心态。他开垦郡城东边的荒地，在辛勤躬耕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乐趣，还收获了“东坡”的雅号。他亲自修建房舍，历经日晒风吹的洗礼，在春雪纷纷中建成雪堂。春雨过后的东坡，泉水潺潺的雪堂，仿佛让他走进了陶渊明的世界——“只渊明，是前生”（《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他不但以陶渊明自比，更从古代先贤与传统经典中汲取精神的力量，将儒释道融合为一。成熟的思想与丰富的人生阅历，让他走出了生命的低谷，绽放出绚烂的光彩。《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赤壁赋》《后赤壁赋》……众多耳熟能详的名篇，都诞生于这一光芒四射的时期。

坚守本心的士君子

随着宋神宗的去世，朝堂政局又再发生了变化。新即位的宋哲宗年仅10岁，只能由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向来反对新法，趁此机会起用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人士。曾因讥讽新法获罪的苏轼，自然是在起用之列。在很短一段时间内，苏轼被召还朝，从起居舍人到中书舍人，再到翰林学士，一系列的升迁，将苏轼推至文坛领袖的地位。苏辙也回到了朝中，先后担任右司谏、起居郎、中书舍人、户部侍郎等官职。苏氏兄弟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士人，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李公麟、米芾……他们或善于诗，或能于词，或长于丹青书法，或精于品鉴收藏。他们的诗文唱和与书画鉴赏，引领了这一时代的雅集风气。

尽管位高名重，苏轼依然是苏轼，心中始终有士君子的坚守，从不随波逐流。当旧党纷纷贬抑新法之时，苏轼却看到了新法的可取之处。他认为，新法中流弊严重的举措当然应该废除，不过一些行之有效、有益于百姓国家的措施却值得保留。然而旧党的支持者被成见蒙蔽了眼睛，朝堂上充满意气之争，已容不下苏轼的正义直言。苏轼只能再次离开。

这次外任，苏轼依次担任了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的长官。每一处任所，都留下了苏轼励精图治的政绩，也留下了苏轼精彩的诗文。然而短短五年过去，公元1094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朝廷再度出现变局。

“绍圣”，是宋哲宗亲政后改定的年号。这个年号包含着哲宗继承神宗新法的决心。新党人士很快再度得势。不过这一批新党人士，已逐渐抛弃王安石新法的变革精神，沉溺于打压异己的权力斗争中。在这样的形势下，元祐党人的贬谪接踵而至，苏氏兄弟首当其冲。苏轼贬谪惠州，苏辙贬谪筠州。

惠州属于岭南。岭南自古被称为瘴疠之地，条件非常艰苦。苏轼却很快融入了惠州的生活。他爱赏“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的惠州梅花（《西江月》）。他享受岭南荔枝的鲜美，号称“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食荔支》）。与此同时，苏轼依然保持着政治头脑的清醒。同是为荔枝写作的诗，《荔支叹》的主旨跳出了一己的悲欢，而关乎国计民生，深刻揭露进贡荔枝及其他事物对百姓带来的伤害，饱含对朝政的批评以及对士大夫群体的深刻省思。“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的愿望，贯注着这位士君子的一贯追求。

在经历了黄州贬谪的洗礼后，苏轼已拥有应对困局的强大内心。他直面惠州贬谪，甚至以亲切的姿态拥抱贬谪。他纵笔写下自己的惬意：“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享受春睡之美的苏轼，却让另一些人难以安枕。此诗传至京城，掌权大臣大吃一惊：苏轼竟过得如此快活！很快地，更强烈的一轮打击来了——苏轼再贬儋州。

此时，苏辙也接到了贬谪雷州的诏令。兄弟二人在贬谪途中相逢，同行将近一月。值此困顿之际，苏轼仍不忘宽慰弟弟：“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我在琼州岛，你在雷州，我们还能遥遥相望。绍圣四年（1097）六月，苏氏兄弟相别于海边。兄弟二人都没有料到，这竟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尽管已经历两度贬谪，这一次贬谪仍然有些不一样。海南是一个与大陆相隔的海岛。瘴疠、蛮夷、生还无望，这是当时人们对海南的共同印象。“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就连苏轼也不免生出了路尽途穷的绝望感慨。不过苏轼令人佩服的地方，就是能在路尽途穷处发现新的可能，得出新的理解与阐释：海南固然是孤岛，不过九州皆在大海中，自茫茫宇宙俯瞰世间，有谁不是生活在岛上？我又有什么可悲可叹？苏轼对人生的感悟始终包含着智慧的光辉和文学的浪漫。

元符三年（1100），宋哲宗去世。宋徽宗即位之初，有意作为，起用直言极谏之士，贬谪的元祐大臣陆续内迁。这一年，苏轼终于得以离开儋州。渡海之际，苏轼感怀无限，仰首长吟：“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六月二十日夜渡海》）风雨过后的海面，如此平静。天空高悬的一轮明月，是饱经风雨却依然澄明的内心。

宋徽宗的第一个年号是“建中靖国”，预示着将在新旧两党之间寻求调和。朝野内外也在期待苏氏兄弟的回归。然而此时苏轼垂垂老矣，当年“致君尧舜”的理想，越发遥不可及。再次来到金山寺，看到当年李公麟为他所画的肖像，苏轼提笔题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这是苏轼的自嘲，空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然而一生的成就不过是长年的贬谪。与此同时，这也是苏轼的自诩，长年的贬谪熔铸了苏轼的人生境界，催生了一系列动人的文学经典。此时回看人生，也无风雨也无晴，摆脱世俗的束缚，回归最本真的自我，这一生可以无憾了。

不久，苏轼病逝于常州，享年66岁。

苏辙淡泊沉稳的晚年

苏洵为两个儿子取的名字，包含着他对儿子性格的深刻了解。轼，是设在车厢前供人凭倚的横木，乍看似乎没什么用处，但如果缺少了，就不再是一辆完整的车了。辙，是车轮留下的痕迹。要论车的功劳，车辙没有什么可说的；但车倒马弊，却也不会祸及车辙。对于苏轼，父亲的担忧是“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害怕率直的个性会为他招致祸端；对于苏辙，父亲说“吾知免矣”，认为苏辙能够在祸福之间保全自己。正所谓知子莫若父，两个儿子的人生遭际确乎如此。相较于苏轼的大起大落，苏辙在仕宦的风云中保持了更为淡泊平和的姿态。

宋哲宗元祐六年（1090），苏辙官至尚书右丞，相当于副相的位置，第二年又擢升门下侍郎。当年宋仁宗说为子孙寻得两个宰相，这在苏辙身上确实应验了。这一时期，苏辙的政治才干得以切实发挥，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政绩。面对仕途顺遂，苏辙不骄不躁；面对贬谪低谷，苏辙也不卑不亢。

哲宗亲政以来，苏辙先是贬谪筠州，后来又贬谪雷州，再迁循州。循州亦称龙川。龙川父老待苏辙极好，苏辙甚至感叹：“直须便作乡关看，莫起天涯万里心。”（《闰九月重九与父老小饮四绝·其二》）贬谪中，苏辙潜心著述。追记朝野政事及先贤轶事的《龙川略志》《龙川别志》等书，就是作于这一时期。

宋徽宗即位后，苏辙得以北归。不过随着新党再次得势，苏辙选择了不问政事的退居生活。自建中靖国元年（1101）至政和二年（1112），他基本上闲居于颍昌。十余年间，他不但闭门谢客，还支撑起一大家子的生计。修建房舍，躬耕田垄，教养子孙，读书撰文，都是他的日常生活。

闭门闲居或许只是表象，实质是自我的沉淀与韬养。此时的朝廷，宋徽宗调停新旧两党以失败告终，最后偏向了新党。得势的新党立刻开始了对元祐士人的迫害。他们设立了“元祐党籍碑”，将所谓的元祐旧党人名列于其上。苏氏兄弟皆在党籍中。党人子弟不得前往京师，不得为官，不得与宗室联姻……动荡的朝廷，渐渐显露出衰颓的态势。此时距离北宋覆亡，不过二十来年。与兄长相比，苏辙固然没有那么睿智明敏，但却别有一种内敛沉稳。靠着这份沉稳，他度过了十余年黯淡寂寞的闲居时光。

尽管不得不选择闭门避祸，但苏辙并非真的忘怀朝事。最能反映这一点的，是他晚年的代表作《历代论》。《历代论》以评价历史人物为主，上至尧舜，下至五代人物。主要内容是历代成败得失，然而真正的着眼点仍是现世。这些文章思想深刻，论述细密。后来的《四库全书总目》甚至认为，许多阐释超越了苏轼。回思当年，苏轼也是这么称赞弟弟的：“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在苏轼看来，苏辙的文章正如其为人，汪洋澹泊，却又深藏着一股秀杰之气。明代茅坤对苏辙的评价尤其精当：“其奇峭处不如父，其雄伟处不如兄，而其疏宕袅娜处，亦自有一片烟波，似非诸家所及。”精准揭明了苏辙文风的特色。

“活计无多子，文章自一家。”（《开窗》）读书著述，为苏辙带来了独特的成就感。与苏辙闭门著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时禁毁元祐学术的朝堂。司马光的历史著作、程颐的哲学著作、“三苏”及“苏门四学士”的著作，都在封锁禁止之列。在那个思想文化渐趋专制的年代里，苏辙淡泊沉稳的著述中，更包含着一份难以言喻的坚守和倔强。

晚年苏辙时常思念故乡，笔下文字看似淡泊，却往往能在不知不觉间拨动人的心弦。他感慨离乡的遥远，“七十四年明日是，三千里外未归人”（《除日二首·其二》）；他想念家乡的花朵，“故园闻道开愈繁，老人自恨归无日”（《次韵和人咏酴醾》）。藏着种种复杂的心情，苏辙度过了人生中最后的一段岁月。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苏辙逝于颍昌，终年74岁。

与苏辙的生命一同结束的，或许还有那个士大夫的黄金时代。集官僚、学者、文人与一体、于庙堂之上引领时代潮流的士大夫们，此后越来越少。学术与文学与庙堂渐渐疏离，士人们也开始转向新的人生方式。或许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苏辙辞世也被学者看作“古文运动”的终结。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曾评价苏轼云：“东坡百世士。”（《跋子瞻和陶诗》）这是对苏轼最精准的定位。在作为一位文学家以前，苏轼首先是一位士人。他凭着光明纯粹的品行操守与致君行道的责任意识屹立于百世之上。不止苏轼，苏洵与苏辙、乃至欧阳修、王安石等后世所谓的文学大家，践行士君子的品德修养并外发为政事文章，是他们一致的追求。今天来看“三苏”，他们文学成就过于瞩目，以至我们有时会忘了关注他们安身立命的君子内核。事实上，为人与为文，从来都是一个整体。若没有士君子的胸襟与器识，又怎能成就流芳千载的文章？

本文原载于传记文学. 2021,(06)

作者简介：周剑之，北京大学文学学士、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古典诗学。著有《宋诗叙事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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