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本的明治维新（日本明治维新的比较对象）

编者按:2018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经过明治维新,日本成功实现了东方后进国家的近代转型,在世界近代发展史上书写了浓重的一页。沉寂多年的明治维新研究,近年来出现了升温现象。150年后的今天,南开大学与中国日本史学会于7月28—29日在天津共同举办“明治维新与近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围绕着明治维新的推动过程、道路选择和社会变革与明治维新的世界史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50余位专家学者,共同梳理了明治维新研究的理论创新和学术动态,从政治过程论、外交、文化交流、国家意识、国家定位等多重视角剖析了明治维新。此次明治维新研讨会是继20世纪80年代中国“明治维新再探讨”之后的一次重新探讨。

“国民国家论”与明治维新研究

王新生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国民国家具有国民主权与国家主权、强大意识形态以及相互之间存在矛盾性、模仿性等特征。明治维新为“非西欧世界中国民国家形成的起点”,但“后发型国民国家形成过程中强加于十分显眼的国民化,特别是日本这样的国民化”。20世纪90年代日本历史学界基本围绕“国民国家论”进行探讨与争论,尽管不少学者质疑其论点,甚至批评为是“没有出口的讨论”,但对至今仍占史学界主流的“战后历史学”形成较大的冲击。

由于“国民国家论”彻底地批判了以西欧近代世界史观为基础的理想型“近代史观”,因而不能过低评价其在推动重新构建新世界史观氛围出现的作用,同时激发了对少数人历史、社会性别史、殖民地史的研究,由此诞生了新的学科并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相关研究成果。

客观地讲,最近30年来对日本近现代历史研究影响最大的史学理论莫过于以西川长夫为中心提出的“国民国家论”,尽管对其质疑的声音较大,而且随着西川去世,该学说的影响骤然下降,甚至有学者认为在21世纪初围绕该学说的讨论已经结束,但其问题意识及其影响依然存在。“国民国家论”给重新思考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世界历史本来就是多元式发展,尽管具有一个大致的共同性方向,但如何认识传统在近代化中的作用以及近代化过程中的特殊性,仍然是学术界的重要探讨课题。

明治维新与近代日本

崔世广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明治维新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来自西方列强的外压,其实质是一场包括革命和改革在内的民族主义运动。明治维新对近代日本的决定性影响还是来自于明治宪法这一国家政治体制,明治宪法自1889年成立到1945年因战败废止,前后历经56年一直没有修改,从根本上规定着近代日本政治的发展过程和动向。明治宪法体制中存在的矛盾和内在缺陷,为宪法体制内的各种政治集团和势力利用宪法规定的模糊和漏洞而“解释改宪”提供了可能。

在近代日本政治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在日本政治文化的作用下,形成了天皇、政治主导势力和民众这三层构成的政治力学结构。其中,居于顶层的天皇基本上只是权威性的存在,居于中层的藩阀元老、政党和军部这三个政治集团是起主导作用的政治势力,而居于底层的民众则既是统治阶级压制的对象,同时又是他们利用的对象。这些政治主导势力一方面利用天皇权威,将明治宪法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一方面利用民众舆论的“大势”,形成对自己有利的社会环境,以此来争夺政治上的主导权,结果便形成了近代日本政治中藩阀元老、政党和军部三种势力相继执掌政权的独特现象。

明治维新之初,维新领导人能够灵活适应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抓住历史机遇,巧妙地利用天皇权威,实现了推翻德川幕府的维新革命。而后又克服了诸多国内矛盾和危机,制定了天皇制立宪主义的明治宪法,建立了近代国家政治体制,最终完成了明治维新的变革。但是,他们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就在他们制定的明治宪法体制下,政党和军队靠着体制的力量成长了起来,而在军部建立法西斯政权后,发动了以世界为敌的侵略战争,将日本送上了不归路。而最后能够终止日本所走的这条道路,并终止作为其根源的明治宪法体制的,只能是外部的力量。

明治维新:元制度与派生制度的非均衡演进及其对日本工业化的影响

莽景石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

制度是规范人们的行为、形成人们预期的一套规则,而相互之间具有互补性的制度集合就构成了制度结构。青木昌彦在对制度结构的分析中使用了元制度这一概念,其含义是“基本制度的一般形态——即元制度”。根据这一论述,我们可以获得如下理解:首先,制度结构是层级的,即构成制度结构的具体制度要素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其次,在层级的制度结构中,只有那些最基本的制度才是元制度;再次,元制度构成了其他制度的起源。因此,在一个层级的制度机构中,对其他制度起决定性作用的基本制度就是元制度,而起源于元制度并由元制度决定其演化的制度就是派生制度。

美国革命和英国革命、法国革命一道,构成了人类发展史上第二次飞跃过程中的大规模制度变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本质仍然是宪政转型,但进行得更为彻底,作为元制度的宪政发展也更为典型,由元制度决定的派生制度也以更彻底的方式与元制度均衡演进。

与西方国家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元制度与派生制度的均衡演进不同,在日本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是非均衡演进的,并且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即宪政元制度缺位条件下的替代制度与移植制度的非均衡演进。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日本没有选择宪政民主制度,而是选择了天皇专制的威权主义制度,同时大力移植源自于西方先发展国家的高效率现代经济制度。日本在宪政元制度缺位条件下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或者说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非均衡演进,对二战前工业化的影响,可以分为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进行考察。就短期效应而言,有力地促进了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就长期效应而言,最终使工业化归于失败。

明治时期日本文教统和的功能分析

田雪梅 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文教统和”是指教育者将价值观渗透于各种文化活动和教学形式之中,对受教育者产生教育作用的活动。日本明治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编造天皇神话,引导民众对天皇制国家的一体感,发挥文教统和的神话功能;通过确立国旗、国歌,强化国语,举行祭奠仪式,发挥文教统和的感化功能;通过调整国家教育理念、教学细目以及统治教科书,发挥文教统和的管控功能。

19世纪中叶,在西方强行开国压力下,面对民众处于“只知藩不知国”“只满足于今日之私利”“爱国之心浅薄”的封闭和被动状态,日本明治政府为了培养所谓“新日本人”以谋求扩张,将主要任务放在推进民众从对家族、主人和地域的认同向对“国家”政治共同体权威认同的转变。

为了天皇制国家和社会的有序化和一体化,个人被完全嵌入到国家机器中,容不得丝毫的旁支逸出。明治政权塑造的国民,其实质就是要原本隶属于不同领主、拥有不同身份的普通百姓,统一打造成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日本统治阶级及其主导下的对外侵略扩张尽忠的“国家臣民”。

明治政府的文教统和政策充分发挥了神话、感化和管控的功能,在较短时间内促成了民众对国家的孝忠和认同,实现了国家的转型。但也应看到,这种文教统和功能的发挥与天皇制国家主义的推行奠定了深厚的民众基础,在国民教育历史上留下了沉痛教训。昭和后期,日本军国主义者正是利用并在这些“宁为玉碎”的国家臣民的高度配合之下在海外开拓疆土的扩张道路上一路狂奔,终至1945年战败才停下脚步。

明治维新的演进路径、行动伦理与制度模式

刘轩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教授

明治维新不是萨长等维新志士人为设计的革命或变革,而是基于特定历史背景、幕府社会政治结构、现实政治主体的力量变动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种基于历史制度结构的组织性自我演化过程。

在明治维新过程中,直到戊辰战争结束前,决定国家政治走向的组织主体是幕府、各藩及其公家,武士阶层主要是作为各藩的代表参与各种行动。伴随着明治新政权的建立和戊辰战争的不断推进,曾经作为组织主体代表的藩主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以中央官僚身份参与政府改革的武士阶层。这些曾经属于各藩主家臣的武士,在幕末维新的合纵连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社会地位、社会力量,由于他们具有各藩主所不具备的人脉关系,因而可以依靠明治维新过程中形成的彼此信任而达成联合行动协议,并以中央政府的名义通行天下,此时,传统的藩、大名等家的历史传统,正式被国家大义所取代。

西南诸藩作为明治维新的主要推动者,其历史先导作用不可低估。然而,明治维新的实现路径并不是必然发生的,而是由多个政治权利主体多重博弈后的结果。从最终路径角度看,明治维新之所以最终选择了一条相对较为平稳的妥协方案,虽然不乏西南诸藩的强力推动和灵活应对,但德川庆喜主动退出政治舞台的历史抉择,直接改变了日本近代国家转型的历史路径。否则,日本近代国家转型可能以幕府与西南诸藩的大规模内战形式展开,明治维新的历史可能被完全改写。

探微日本明治改历

　　李卓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

1872年11月9日,明治天皇发布“改历诏书”:“自今废旧历用太阳历,令天下永世遵行之”。明治政府据此就改历发布“太政官布告”,主要内容为:以即将到来的12月3日为明治六年1月1日,自此废太阴历,颁行太阳历,时钟也随之更改;把一年定为365天,分12个月,每四年置一天为闰日;实行时刻昼夜平分的二十四小时制;旧历的各项祭典等一律按照新历的相应日期施行。这次改历是日本历史上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改历,史称“明治改历”,是“文明开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但是透过表象看实质,改历原来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欲尽快融入西方世界的大背景下,为摆脱财政困境而孤注一掷的冒险。其结果,既节省了政府的财政支出,也收获了文明开化的好名声。而“粗暴的改历”完全无视本国千百年来的旧历传统,让民众为历法突然间的“脱亚入欧”付出了代价,比如,日本把旧的岁时节日直接嫁接到公历上,这样就不可避免的与自然的节气产生距离,这是明治政府高官在做出改历决定时始料不及的。

明治维新在当时被称为“一新”,很有全盘西化的味道。今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重新认识明治维新很有必要。“一新”是由各项改革构成的,评价明治维新应该建立在了解这些改革具体过程的基础之上。不应简单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对有“维新第一美政”之誉的明治改历进行深入考察,会发现实际过程鲜少美感。以下级武士为主建立的明治政府的官员对“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没有直接联系的天文历法欠缺必要的知识与关心,因此酿成“粗暴的改历”,它是明治政府在“文明开化”的幌子下为了现实经济利益而使用的手段,只不过是在表面上顺应了世界潮流而已。

1990年代以来日本学界明治维新史研究动向

张艳茹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长期以来,明治维新史研究一直是日本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在20世纪的明治维新史研究中,最常被提到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各流派的相关研究,实际上除此之外还有“官学学院派”积累的大量资料汇编及研究成果。

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维新史研究,主要运用社会阶段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理论、阶级对立理论等理论解读明治维新。而“官学学院派”早期受“王政复古史观”“皇国史观”影响较大,在研究方法上注重传统史学方法。二战之后,伴随着“皇国史观”的清算,在史观上有所改变,官学色彩淡化,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则被继承下来。1960年代开始近代化论对明治维新史研究影响很大。到1980年代末,伴随苏联解体、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社会意识发生剧变,日本学界对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主的战后历史学的批判和反思增多,对近代化论也开始提出种种质疑,史学研究呈现了新的动向和面貌,学界的问题意识、关注点、研究方法等开始发生变化。

1990年代以来日本学界在明治维新史研究方面呈现了一些新的动向。研究对象范围扩大,先前较少被关注的政治势力开始进入研究视野,以倒幕实力之外的各势力为研究对象的成果激增。幕末史成为近年来研究热点,地区史研究取得长足发展,地区史所积累的资料、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明治维新史研究中。以实证研究为主流,各领域研究进一步深化、细化。在实证研究基础上,伴随史观的转变及受西方史学前沿理论影响等,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趋势。实证研究的发展带来研究繁荣的同时,也显示了碎片化的倾向,庞大的研究积累、去意识形态化和避免探讨事务性质等使对明治维新进行总体把握变得异常困难。

日本明治维新的比较对象:是洋务运动还是辛亥革命?

张明国 北京化工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教授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理论要求在进行比较研究中,既能区分事物之间的同一性,又能区分事物之间的差异性;既能透过事物现象的差异找出它们本质上的同一,又能从它们的同一中找到相互间的差异。

利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理论,有助于解决如何看待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问题。许多人都把近代中日两国的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确定为比较研究的对象。但是,另一方面,“对象的可比性不但取决于对象的时代性,还与对象本身的性质密切相关”,而“除了要注意它们时代性是否具有可比性以外,还应同时注意内容上是否具有可比性,即是否属于同一系列的范畴”,并以此来确定比较的对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虽然大约同属于一个时代,但二者本身又各自具有不同的性质,前者是一场以维护封建制度、统治为目的,以“器物层”上的变革为主要内容的运动;后者是一场以推翻封建政治制度为目的,以“器物层、制度层和观念层”上的变革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运动。中国的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具有相似的性质,似乎应当把二者作为比较的对象。有的论者已经认识到了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比较的局限性,即难以深入而正确地揭示19世纪60年代前后中日两国发展道路的区别及其原因。

现代性与明治维新

郭冬梅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副教授

现代性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当西方国家通过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率先与传统断裂而走向现代后,关于现代性的探索与研究就开始了。

日本人自身早在战前已经进行了将现代性称为“近代”的多重思考,而西方国家观察日本的视角也一直是充盈着日本研究“遭遇现代”—“走向现代”—“超克现代”等相关逻辑。

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从中华文明汲取的养分滋养了其民族的成长。然而当其遭遇到西方国家从传统走向现代,开启全球化的对外扩张浪潮的碰撞后,日本又转向西方,在全面承认西方现代性优越性的背景下,确立了“富国强兵”的现代性目标。加上历史上长期的武家传统和侵略思想的浸润,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构筑起现代军事力量的同时,不断对外侵略,抢占殖民地,最终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以此作为其实现现代性的表征。而当参与帝国主义列强的霸权重组受挫后,日本转而提出了所谓的“现代的超克”。但其本质上不过是通过强调日本精神与文化的独特性来超克西方的现代性手段,而非超克“富国强兵”的西方现代性目标。明治维新构成了日本以西方现代性为终极目标的起点,而这种现代性本身所具有的悖论中又注定了战前日本失败的命运。始终以西方现代性为依托,并未构筑起自身的现代性恐怕是其快速崛起而又迅速遭遇失败的终极原因之所在。

“改良”“变法”抑或“革命”?

何鹏举 北京理工大学讲师

明治维新发生之后就成为中国有识之士观察、评论、模仿和比较的对象。关于维新的原因、过程和主体,以黄遵宪、康有为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注意到了“尊王攘夷”主张的推动作用,他们把维新看做是一个改良的过程,特别是康有为更加强调制度变革的重要性和天皇个人的领导作用。

作为明治维新的经历者,福泽谕吉、大隅重信等则把维新的原因归于冲破封建门阀制度的历史潮流,同时认为这是一场充满变数、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社会革命。比起个人,他们更看重在这个过程中由下级武士构成的组织性政治力量的作用。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近代中国的明治维新论的出发点是基于自身变革的需要,是一种典型的缺乏“他者”意识的日本研究。

而将明治维新与近代中国的变革历程进行比较成为当代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比如研究者们非常热衷于将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进行比较,还有人甚至将时间段上相对重叠的洋务运动拿来作为比较对象。虽然日本学者井上清早已指出,从性质上讲与洋务运动具有可比性的是幕末改革而非明治维新,但国内学界仍然乐此不彼,其实,这些比较研究背后所隐藏的是研究者对于明治维新这一变革历程性质的判断,也即人们更愿意将明治维新看作是一场“改良”运动而非“革命”或其他。

原标题：推动明治维新研究走向纵深 ——“明治维新与近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分论坛发言摘编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韩卓吾

声明：本文图片来源于“东方IC”

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