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八年大灾荒（200多万人饿死92县尽成灾区）

老辈人提起民国十八年（1929年）那年年馑，先是摇摇头，垂下头，老泪纵横，不堪回首。

听祖父说，民国十七年开春，就天旱缺雨。地里的麦苗稀少且大部分枯死。那年月，渭北高原庄稼全凭老天吃饭，正常年份，亩产70多斤，虽然家里地广，但辛苦一年仅够吃喝。

那时候民间已经流传年馑到来，民国十六年冬天到第二年，不见雨雪。老人说对年轻人说，今后吃饭要变，下地干活时吃干的，不干活时吃稀的。妇女因为很少干重活，也只能吃稀的。

到了民国十七年夏秋两季，农作物歉收，有的家庭连种子都没有收回来。

到了民国十八年年初，旱情更加严重，家里没有余粮的已经开始出外乞讨。6月份，赤地千里，颗粒无收，饿死人的情况在村里已经很普遍了。

在维基解密上，我看到关于民国十八年年馑的记载：民国十八年年馑始于1928年（民国十七年），这场灾荒则导致了中国陕西、河南、甘肃多达数百万人丧生。民国十七年，甘肃歉收。民国十八年（1929年）年初的干旱加上年末的暴雪，导致民国十八年颗粒无收。民国十九年（1930年）夏季，飞蝗蔽日，把田地里的禾苗全部吃光。民国二十年（1931年），霍乱把幸存者也传染至死。陕西省人口锐减三分之一。

1929年，中国大地战乱不止， 1928年东北易帜，中华民国达到形式上的统一。但是，军阀为了争夺地盘，开始了蒋冯阎“中原大战”，数百万军队在中原大地大打出手，经受战乱、谦灾的国民又一次陷入兵荒马乱的灾难之中。

陕甘地区属于冯玉祥的势力范围，当时宋哲元为陕西省政府主席，为了给中原大战筹措粮饷，宋哲元加大了对农民的税赋征收。加上陕西地区土匪、刀客横行，农民苦不堪言。

那年的年馑，对于那时人来说，真的堪比人间地狱。记得80年代初过年随随大人出去拜年，听更老一辈的人感慨：现在好多了，最起码有粮食吃了，不饿肚子，然后就回忆起那年的年馑。那时候更老一辈人都已经六、七十岁了，回忆更有说服力。

有位长者说，“饿得不行，就出去乞讨，到处都是乞讨的人，沿途都有随处饿死的人。我那个奶奶，就是饿死的，为了省下粮食给孩子吃，自己连续不吃饭。早上出去抱柴火，再也没有回来，家人发现时，已经咽气了。”

饿急了的人，也就急红了眼，当时每个村子里都有庙，庙里有观音土。人们吃观音土，吃下去拉不下来，硬把人憋死了。我们村子周边据说榆树成荫，现在已经很少见了。据说榆树皮可以吃，人们疯了似的，男女老少刮榆树皮。

人们把榆树皮最外层的那层又粗糙又硬的粗皮扒掉，把内层的那层“软皮”留下，切成小块再晒干，晒干之后用石头、锤子等工具把它砸烂、碾碎，砸烂、碾碎之后，再放到石磨上磨成粉吃掉。

村子里陆续有人饿死，也不用棺材，几个人挖个坑，用席子盖着就埋掉了。

我记这得有个长者说，娃呀，你们现在生活在好社会里，要珍惜粮食哩。饥饿的时候，在地里拔草，实在饿的没有力气，头晕眼花，发现地上有去年遗漏的的几颗豆子，抓起来吃了都有力气。

当时陕西各地记载饿死人很多，时任中华民国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在抗战时期巡视西北时提到，“常记民国十八年，陕西曾患大旱，相传死亡者达百万人。此极惨之事，全由水利失修之故。”冯玉祥为了阻断交通，也在1929年破坏了平汉铁路、陇海铁路。

据民国19年底陕西省赈务委员会 、民政厅长邓长耀的陕灾报告中统计，当时，全省有200多万人活活饿死，200多万人流离失所，逃亡他乡，800多万人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苟延生命于奄奄一息、在旱灾发生的同时，又有风灾、雹灾、虫灾、瘟灾、水灾、火灾、兵匪之灾一起袭来。使全省92县尽成灾区。

在那场惨烈的天灾中，被饥饿逼疯的人，人相食的景象不绝于耳。

以下是大公报关于灾情的报道

“陇县南七新庄柳姓一家，死亡殆尽，最后其父将其十二岁的女儿吃了。花石岩地方亦有被吃死尸一具。以前报告饿毙者，尚多游手；近日死亡枕籍者，纯系良民。现在各县饿死者，每日二千人以上，且日复日有增加。” ——《大公报》1929年5月5日。

“陕灾情愈重，饿殍载道，伏尸累累，春雨失时，生机断绝。近日陕西省饿毙之饥民，仅西安一隅日毙数十人。市面死尸累累，触目皆是。赈灾会每日接到灾民饿死照片，盈千累万。陇县铁佛寺去年有烟户六十余家，现在绝户已十余家。房已拆完，死亡四十余口；活埋妻者十余人；逃亡在外者二十余口。顺八渡以南，本有四十八户，现在仅剩八户。民食仅有苜蓿一种。真是民有菜色，面皮青肿。每斗麦价已涨至十元。”

——《大公报》1929年5月6日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这场灾难也有记载，“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路上横着骷髅似的死尸，沒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饱受饥荒、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路边的尸体骨瘦如柴，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这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的大饥荒的一角。”

当时民间有顺口溜，描绘了当年灾民朝不保夕的惨象：“李四早上埋张三，中午李四升了天。刘二王五去送葬，月落双赴鬼门关。”

摘自各地记载的受灾情况，不堪忍睹：

大荔县：自麻老九（麻振武）盘踞后，早已敲骨吸髓，民不聊生。兼以战事频生，田园荒芜，农民全都失业。复又届此旱灾，城内成群的乞丐已由乞食而转为“抢食”。乡村里的灾民不等饿死，就已经开始寻死..

西安市：1月15日天下大雪后，北风凛冽，寒气刺骨。省城内已无多少食品可吃，灾民又冻又饿。据公安局连日来的报告：北大街老菜市以东，东大街古物商店，盐店街风火洞口，新城南门外，北柳巷口，浸礼会门口等处发现男女数十人的尸体。

三原县；灾民吃的多是棉花叶、茨荆之类，大程镇附近的灾民，把房顶上霉烂的梁椽拆下来，捣碎磨细掺入棉花叶、麸皮中，做成饼子充饥。不时有人因吃了这种饼而致死。

白水县：草根树皮早已被剥食于净。每天大路上东来西往的尽是饥饿的灾民。到处都有饿死的人。县城北马家堡，有个叫陈老六的，因为饥饿痛苦实在难熬，有意在食料中放了毒药，把全家6口全部毒死。

泾阳县：因缺乏食物而上吊自杀身亡的有李坊堡的吴草娃，县东里的赵裁缝，瓦王村的王玉善，首张里的杨增全4人，此外，夏村里的岳文夫妇，因为饥饿难忍，先把自己不满3岁的小孩子活活勒死，然后夫妻双双服毒自杀。现在（民国17年1月），全县已饿死的有男45人，女20人。

陇县：现在树皮、槐于剥食无存，酸枣、草根搜掘殆尽。全县6区已实有灾民 8万以上，逃亡的5000口以上。不时有饿死人的消息，请求省上立即救济。

武功县：该县被土匪抢掠烧杀几遍。兵烫之后，瘟疫流行。初染瘟时头痛发晕，时寒时热，浑身酸痛，慢慢地就全身出疹，胡言乱语，手足抽搐，有时腹痛发呕并泄黑水，不久就毙命而亡。全县10镇几乎成了病灾之国，死人一个压一个，腥臭薰天，人骼兽骨互相叠压无人掩埋。

眉县：眉县井沟村，有姓郭的夫妇二人。因长时间没有吃饭，无法生活。后来，有三个逃难的人到了他们村子，又饥饿又疲惫。有一个人去郭家乞讨，剩下的两个人在外等候。很长时间都没有见回来，他们两个就进去看看，竟然看到这个人被郭氏夫妇绑在柱子上，头被砍伤，血流如注，两个胳膊的肉已经煮在锅中。两人赶紧向槐芽镇驻军报告。驻军将郭氏夫妇押回审问，郭氏夫妇直言不讳：食粮早绝，无以为生，已食死尸3具，活人两身，恳速枪决，免再受这饥饿之罪。

铜川市：民国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年），同官（铜川旧名）自夏至冬不下雨，秋无收获。深秋，勉强种上了麦子，谁知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春夏又连续干旱，夏田收成不够种子。秋季，下了几场雷雨，糜子收成较好，产量约及平年。民国十九年（公元一九三 O 年），南区（黄堡）、东南区（陈炉）复大旱，麦秋无收。中、东、北、西区赖暴雨还有收成。由于连续三年大旱，使同官及关中各地发生严重灾荒，饿殍遍野，人食树皮草根殆尽，同官灾民达二万余口（《同官县志》),占总人数的一半。

耀县：“耀县已三季未收，去冬迄今，死万余，逃三千，现灾民五万，待赈甚殷。”

天灾来临，紧接着就是人祸。除了官府征收税赋外，盘踞在山里面的土匪、刀客也不甘寂寞，上门抢夺粮食，敲诈勒索。他们将富户的孩子抢走，索要粮饷。一些过不下去的贫民也加入到土匪的队伍，一时间。整个关中地区，像陷入地狱一般。

我村有个长者，晚上听见外面人喊；你家的麦草堆着火了。他急得要开门出去救火，家里人死死拦着，没拦住，刚打开门，土匪一枪把他放倒，然后进门到处乱搜，将家里洗劫一空。事后，家里颗粒无存，老母亲活活饿死了。

民国十八年年馑给陕西关中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难忘记忆，年馑过后，第三年，人们慢慢缓过劲来。为了应付年馑，不少家庭在家里挖地窨，用来藏粮食。以后即使庄稼丰收，也是一天吃两顿饭，早上吃稀的，中午吃干的，下雨农闲时期吃稀的，而且大多是粗粮，轻易不敢露富。

于右任先生得知陕西灾荒后，回乡查看灾情，赤地千里、尸骨相籍，悲伤地留下了“关西赤地人相食，白首孤儿哭暮年”的哀叹！他于1931年5月19日在市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上的报告指出：“自民国开国后，不论北洋军阀势力如何顽强，但南有粤、而北有陕，革命之势力总时时与军阀奋斗 ，总理所倡导之义举，陕西亦无役不从，当时在南方则地方富庶，尚有华侨供给，在北方则无一可恃。粮也要穷百姓供给，草也要穷百姓供给，军中一物一事。无不要穷百姓的汗血钱，故地方已精疲力尽。”

参考：1、《天下第一渠》 作者；白描

2、《西行漫记》埃德加·斯诺

3、各地地方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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