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可凡到底什么来头（曹可凡冰山下的一角）

作家海明威有所谓的“冰山理论”，其要点在于“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也就是说，作家笔下的可见文字其实只有“八分之一”，而“八分之七”的思想、情感隐藏在那些文字背后，其中包括行为、应对方式、感受、观点、期待、渴望、自我等不同层次。主持人亦然，当主持人面对镜头侃侃而谈时，个人的阅历、修养、学识、态度均一览无余，难以掩盖。

北京人艺表演艺术家苏民先生将表演看成一个圆。这个圆里又包含了三个“同心圆”，除了“技巧”以外，“阅历”和“学养”两项占据重要位置。这一理论对节目主持也有昭示作用。口吐莲花，滔滔不绝对于主持人来说其实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让自己的表述拥有充实的信息量和文化内涵，体现一个主持人的智慧和学养，避免说一连串流利的废话，从而彰显一个主持人的个性特点。就像“东方甄选”主播在直播推荐鲥鱼时，引用某位作家平生“三恨”之说：“一恨海棠无香；二恨鲥鱼多刺；三恨红楼未完。”寥寥数语，将一个商业化的售卖注入些许文化元素，使之成为一种文化行为，引得公众关注。从这一例子可以看出，学养对于大众传播的有效达到，起到推波助澜作用。而阅历则是要随时以观察的眼光审视周围社会，而非沉浸于自身的生活小圈子。

一个主持人所主持的节目或许会涉及文学、戏剧、影视、考古、社会、法律等不同领域，因此其职业生涯必须永远处于“更新”状态。虽然受制于时空限制，主持人难以成为每一个领域的研究专家，但至少应该做到“触类旁通”。就本人实践经验而言，自己的医学背景对于做主持人有利有弊，所谓“利”就是拥有敏锐观察能力和极强逻辑思维能力；所谓“弊”就是缺乏“文史哲”系统学习。因此，每当接到一项任务，都告诫自己：这也是你第一次面对镜头；这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参与主持。因为，无论是“第一次”，还是“最后一次”，都必须胸怀敬畏之心，以戒慎恐惧的态度应对工作。如何让主持无限接近至善至美境界，毫无捷径可走，惟有依靠扎实的案头工作，才能做到脱胎换骨，常做常新。也许有的时候，尽管付出种种努力，仍然“一知半解”；也许对某一领域的学问理解尚处浅尝辄止阶段，但是，当你在不同领域辛勤耕耘时，某时某刻，或许会从“渐悟”跃升为“顿悟”，豁然开朗。主持人不是“短跑”，而是“长跑”，在一次又一次积累中，完成自我蜕变。故此，平日里也常常告诫自己，一要“以最快速度进入一知半解”，二是“薄积厚发”。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尝试自我更新迭代，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主持《斯文江南》的确是一次新的挑战。

《斯文江南》第一季涵盖绍兴、苏州、上海、杭州、宣城五个文化名城，数十位历史文化名人，前后涉及相关资料大约五百万字。作为主持人，不仅要在嘉宾和观众之间、文化学者与演艺嘉宾之间做好桥梁作用，在雅与俗之间把握好分寸，自身也要对所述人物，以及城市历史文化有着透彻的理解，在推进节目发展同时，可担纲内容输出者，但又要认定主持人在节目中“绿叶”地位，不能干扰学者与嘉宾正常表述，而只是起到拾遗补缺作用。就拿“通汇上海”那集来说，导演选取徐光启、李叔同、巴金和萧红。如何将这几位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四位不同时期历史人物串联成为一体，寻找出共同文化底色，颇费周章。经过近百万字文本阅读、研究，再加上过往积累，从上海这座城市自明代以来求真务实科学精神，海纳百川文化特质来串起节目主线。譬如徐光启，过去单纯强调其对于《几何原本》翻译，但这次翻阅大量文献资料，并前往徐光启纪念馆实地考察，向李天纲等专家虚心求教，发现徐光启在水利建设方面和番薯种植方面厥功至伟，将南方水稻种植技术引至北方，而番薯的种植成功，导致明清时期人口剧增。此外，他对西方红衣大炮的引进，使得袁崇焕得以击退努尔哈赤的进犯。阐述弘一、巴金、萧红与上海的关系，则从1912年-1934年时间轴线上去寻找规律。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后，逐渐形成趋时创新，中西融合，商业意识和市民趣味的城市特征。弘一（1912年二度来沪）、吴昌硕（1912年）、梅兰芳（1913年）、巴金（1923年）和萧红（1934年）在短短二十余年相继来沪，可见上海对于全国各地知识分子的吸引力。我们力图从横切面分析文学艺术家在上海的创作，从纵切面梳理城市发展规律，以及人与城市相互关系。当然，主持人在节目最终呈现的可能仅仅只是案头准备的10%，但没有那冰山下的90%，便不可能做到从容淡定，娓娓道来。主持人不能沦为朗读文本的机器人，而是要依靠冰山下的坚实基础，庄严地主导节目往前推进。

冰山下的一角，是主持人螺旋式上升必不可少的推进器。（曹可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