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那么多代课老师不找编制（编外教师代课三十年）

2016年9月20日讯，从走上讲台那一刻算起，林虹当了整整三十年的老师。期间，她辗转三所学校，担任过十多年班主任，送走一届又一届学生，却始终只是个“代课的”。

从走上讲台那一刻算起，林虹当了整整三十年的“代课”老师 插图：宋溪

如今，年近五十的她面对往事早已淡定从容，不再计较是否有机会像同事一样涨工资、评职称，只希望自己能够继续站在讲台上。透过她的曲折经历，我们或许可以感受到为人师者所独有的那份纯粹与执着。

“1984年以前进校的能入编制，之后的一律要被清退”

“我从上小学那会儿就盼着以后能当老师，觉得这职业特神圣。”1986年，19岁的林虹从幼师学校中专毕业，被分配到五环外的一所乡村小学担任学前班老师，“学校其实就是在一座破庙基础上改的，只有几间平房，连教室的木门都是朽的，推的时候不敢用力，生怕一不小心就给弄散架了，到了冬天，还得自己生火取暖。”虽说条件艰苦，但林虹很知足，“不管怎么说，算是梦想成真了。”

正式入职前，林虹得知自己不能马上解决编制，并没有太在意，“以为只是时间问题，毕竟前些年进校的都分批转正了，想着自己迟早也有这么一天。”在当时，编外身份并没给她带来太多困扰，作为乡管校教师，她从乡教委领工资，“那会儿乡镇企业办得正红火，我们的收入也就有保证，基本工资按学历开，跟工人待遇差不多，还挺好的。”

林虹没想到，仅仅过了一个学期，自己便被换到了新岗位，“元旦开联欢会，让老师也都唱首歌，原本教音乐的老师居然没唱出来，我随口唱了两句，领导觉得不错，就让我从下学期开始改教音乐。”

那个年代，音乐课对乡村小学来说还是稀罕物，多少有些基础的林虹恰恰填补了学校在这方面的空缺，“之前在幼师学校学的钢琴、声乐和舞蹈，都能派上用场。”作为全校唯一一位专职音乐老师，林虹不仅承担起一到六年级的所有授课任务，还要负责指导合唱队和鼓乐队，“排练往往都是在放学以后或者周末，没有加班费，但我特享受这个过程，觉得很充实。”

这样的日子一晃就是五年，林虹非但没能等来期待已久的转正，反而被突如其来的政策夺去了饭碗，“按规定，只有1984年以前进校的老师能入编制，之后的小学代课老师，一律要被清退。”

“同事月收入已近两千，而我每月领到的只有六百”

正当林虹为此事一筹莫展时，机会意外降临，“乡教委找到我，说初中其实也缺音乐老师，况且暂时不受政策限制，倒是可以试试看。”林虹大喜过望，很快按照乡教委的安排到了H中学，“经过这么一折腾，反倒因祸得福，升格成了中学老师。”在那里，林虹继续着自己的老本行，还做了五年团干部，甚至在学校的资助下，专门到中央乐团社会音乐学院学习指挥。

尽管在工作中如鱼得水，但林虹还是觉察出形势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1994年《教育法》正式实施以后，要求初中老师必须具备大专及其以上学历，再加上学校陆续招聘本科毕业的大学生，对我来说也是种无形的压力。”

1995年，林虹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大专学习，“每天都在师生角色间来回切换，下午刚从这边讲台上下来，就得马不停蹄地直奔公交站，赶去那边学校听晚上的课。那时候郊区车少，四五十分钟才来一趟，中间还要倒两次车，单程起码两个多小时。”最晚的一次，林虹回到家已经是半夜十二点，独自走在漆黑小路上的恐惧，让她至今记忆犹新。

只可惜，林虹的努力还是没能让她逃过又一轮风波，“1998年有了新政策，要求清退所有代课老师。”别无选择的她只好离开讲台，被调入学校档案室，进入长达近七年的“蛰伏期”。

漫长的等待中，林虹发现，自己与在编老师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拉大，“人家有绩效，我没有，人家有第13个月的工资，我也没有，人家涨工资，还是没我的份儿。1999年前后，同事月收入已近两千，而我每月领到的工资却只有六百。”

林虹有过失落，但她还是选择将精力再次投入自我提升，“那段时间对教育管理很感兴趣，也算有些实践经验，就考了专升本，利用周末和假期时间读了三年本科，之后又上了两年的研究生课程。”

“只要进不了编制，很多事情上自己都是‘局外人’”

2005年，清退风波终于平息。在学期末的人事调整中，已经完成进修的林虹被重新调回一线，“音乐老师的岗位早就被新招来的大学生顶上，学校让我改教思想品德。虽说挑战很大，但机会难得，硬着头皮也得啃下来。”

上课之余，林虹还兼任班主任、年级组长、德育处职员，每天早上七点左右准时进校，直到晚上六点才忙完手头工作离开，“工作量比很多在编老师还大，但收入却要少得多。保底工资三四百，一节课的课时费只有二十，班主任费每月三百，再加上年级组长费，总共下来也就两千。原本逢年过节还会发点现金，后来在编老师统一改成打到工资卡里，这些福利就跟我不沾边儿了，连每月几百元的乡村教师补贴也与我无关。”

更让林虹感到无奈的是，无论付出多少，她从来没有资格参与任何考核评优和职称评定，“只要进不了编制，很多事情上自己都是‘局外人’。”

在H中学十七年，林虹成了唯一留下来的编外教师，但她还是没能守住这份工作，“2008年的时候，校长找到我说，由于学校不允许再私设小金库，哪怕是每月两千块钱的工资也没办法给我保证了。”

再次面临失业，林虹并没有想过转行，在离家十多公里外的T中学，她让自己的教师生涯得以延续，“学校正在改制，有不少岗位空缺，过来还是教思想品德，也一样当班主任。”

起初，T中学给出的待遇让林虹很是惊喜，“虽说跟在编老师还是没得比，同样没有绩效、补贴和年终奖，甚至没有保底工资，但课时费提到了五十，班主任费也有一千，加起来每月能有三千多。”然而八年过去，同事收入一涨再涨，只有林虹的工资依然在原地踏步。

经历了这么多起起落落，林虹的心态早已变得平和，“只要能让我继续工作，就是对我的肯定。”作为编外教师，她每两年需要与学校续签一次合同，“到了五六月份，心里就紧张。我能做的，只有更拼命地工作，争取比别人做得更好。”

“坚持到现在，究竟是种骄傲还是种悲哀？”

当了三十年的老师，林虹心里明白，自己终究只是个“代课的”。但面对学生，她习惯暂时收起这样的定位，“一旦站上讲台，就要对学生负责，这与编制无关。”

作为班主任，她所关注的不只是成绩，更有他们的生活，“不少学生都是打工子弟，家庭条件很困难，得多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问题。”

遇到学生迟到，她会试着了解背后的原因，“有个孩子家里是卖菜的，父母凌晨两点就要去取菜，取完直接拿到早市上卖，晚上十点才能回家，一天都未必见到孩子一面。孩子自己管理自己，已经很不容易，偶尔来晩了，也该多体谅。”

今年的校园开放日，林虹组织学生编排舞蹈，其中一个跳新疆舞的女生特意为表演买了双平绒的鞋子，结果没能用上，“我知道她肯定很心疼，就主动问她鞋子多少码，她说37码，我说那正好，我能穿，就把它买了过来，省得她有心理负担。其实我也穿不了，最后拿去送了保洁员。”

事实上，林虹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一家三代人在五环外一套78平方米的老房子里一住就是几十年，“在物质方面向来没什么要求，回去能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行。不操心买房，也就没有那么大压力。反正现在公交方便，离再远也不怕，无非是路上多花点时间。”

这些年过去，林虹的编外身份始终没有改变，而身边的编外教师越来越少，“有时候也在想，自己坚持到现在，究竟是种骄傲还是种悲哀？”片刻迷茫之后，她还是选择继续前行，“至少我从不后悔当老师，哪怕只是个‘代课的’。”（应受访者要求林虹为化名）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 主笔 宗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