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

传说宋太祖立有“不杀士大夫”的“誓碑”，命后世嗣君必须遵循。此事因不见正史记载而使后人疑窦丛生。不过，征诸历史，不杀士大夫基本还是符合宋代事实的。这一“祖宗家法”的确立，与宋初“兴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有关。它给宋朝的历史带来了什么呢？

在两宋之际的一些文人笔记中，如北宋后期叶梦得的《避暑漫抄》、南宋初王明清的《挥塵后录》，都提到过宋太祖曾立有“不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如：《避暑漫抄》来看看：

太祖登基后三年，秘密刻了一块碑，立在太庙后殿的夹室中，称之为“誓碑”，上有三行“誓词”，1，“（后周）张氏子孙，有罪不得判刑，即使犯了谋反篡位之罪，也只能在牢狱中赐其自杀，不能上刑场正法，也不允许牵连其来属。”2.“不能杀为官的读书人（士大夫）及上书批评政治的人。”3.“子孙后代中有违背以上暂词者，老天必定惩罚他。”（详参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一）

此事在明清之际王夫之的《宋论》、顾炎武的《日知录》中也均有提及。但由于有关宋朝的正式史书中不记载此事，所以人们又常疑信参半。但不管是否确有其事，不杀士大夫，基本上还是符合宋代的事实。所谓基本符合，当然不能排除某些个例。如宋太宗时，孟州文士张雨光因参加科举考试不合格，恼羞成怒，在街上纵酒，并大骂朝廷，太宗愤然下令将其斩首，这便是一个特例。

宋代的这个“祖宗家法”，其影响十分深远，因此值得一说。

有宋300余年，知识分子（文人士大夫）的地位之高，所受的待遇之优渥，为其他朝代所无法比肩。这一点可用15个字来概括，即：文官多，官俸高，大臣傲，赏赐厚，责罚轻。与此相对，宋代武将的地位、权力和声名，却大受贬抑。这特别反映在宋代统治者将文士视为治国的主要依靠对象。

宋太祖赵匡胤曾多次强调：“宰相须用读书人。”以后有宋一代，上自同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使，下到知州、知县，包括经略安抚使之类的武职，大多由科举出身的文士充任。宋仁宗时期的蔡襄，就曾这样概括宋廷的用人政策：

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蔡忠惠集》卷十八）

反之，武将因受猜忌而所握权力极其有限，若纯粹是个武人，则更会遭到小觑。所以连狄青、岳飞这样的名将，也往往要折节读书，留意斯文。

旧史家常以“重文轻武”来说明宋代统治者的这一举措。此话并不尽然，因为这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倘若我们对宋初皇帝的施政背景及动机稍加分析的话就不难发现，“重文轻武”，有些方面实在是出于“重武轻文”。

前面已经说过，赵匡胤通过掌握后周的军事力量而夺取天下。在黄袍加身、建立宋王朝以后，他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避免宋王朝继五代之后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唐末、五代走马灯一般的政权转移，以及他自己坐拥天下的事实，使赵匡胤清楚地看到，军权可以对政治起决定性的支配作用，异己的军事力量对皇位构成最大的威胁。

在他眼里，“武”太重要了，以致带有一种恐惧。于是，在赵匡胤即位的次年，就相继解除慕容延钊、石守信等人统领禁军的兵权，让其出任地方节度使。又做兵制改革，地方兵权收归各州，节度使成为无权的虚衔。

从公元963年起，赵匡胤开始用文臣来管理州事。当时，后周拥兵割据的异姓王和带相印的大藩仍有数十人。赵匡胤或借故把他们调迁，或遥领他职，或在他们死后不再使子孙袭职，同时逐步任命新的文臣来替代旧的武将。统一后，太宗赵光义继续以文臣换充武将，并利用内臣即宦官领兵或充监军，以挟制将帅。987年，太宗又正式下诏：“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许换秩（秩：官吏的职位、品级）。”

有两件事情，颇能反映文臣在赵匡胤心目中的分量：

一次赵匡胤宴请翰林学士。后周旧臣王著，因思念周世宗，借酒喧哗，声泪俱下，殷殷旧情，表露无遗。赵匡胤也不怪罪他，让人扶他回去。第二天，有人想做文章以表示自己的忠心，提出要处理王著。赵匡胤却轻描淡写地说：“这家伙是个酒徒，周世宗在时我就了解他。更何况一个书生哭周世宗，又能做些什么呢？”

又一次，赵匡胤到宰相赵普家，恰逢吴越王钱俶派人给赵普送来礼物－“海物”十瓶。赵匡胤令人打开，见瓶中所盛全为瓜子金。赵普惶恐不已，拼命解释。赵匡胤笑着说：“收下吧，不要紧。他（钱俶）以为国家大事都由你这个书生管得呢。”

不难看出，在赵匡胤的政治天平上，文人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属于易于控制和驾驭的利用对象，决不如武将那么重要。几个书生岂能掀起大浪？几个文士焉能毁我江山?所以，赵匡胤曾吐露真言：我现在用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纵使他们都去贪污受贿，其危害也抵不上一个武将。这就点明了他大量起用文官的原因，主要是着眼于文官对政权稳固的威胁。较之武将百不及一。而其弟赵光义，则也可谓深谙其兄长的良苦用心。

宋太祖、宋太宗兄弟虽然是行伍出身，但都明白“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天下”的古训，如宋太宗就曾说过“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终须以文德致治”的话。

太祖建国后，为了顺应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很快由一介武夫变为“性好艺文”的尊儒重文之君，而太宗更被称誉为“锐意文史”。后来，真宗又“道遵先志，肇振斯文”。于是，宋廷蔚然以文化成天下。

为广泛吸收文人参政，宋代统治者在建国后不久，即着手完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自隋唐至五代，已逐渐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不过五代时期由于战乱频仍，政局动荡不定，所以虽开科不少，却取士不多，一些有识之士往往不乐于仕途而隐居山林。所以，北宋建国之初，仍有不少士人对赵宋政权持观望态度。

宋太祖初年，取士较严，最初几科，每科取进士仅十人上下。开宝三年（970年），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大增，录取之后，赵匡胤又令礼部择取连考十五场不中的106人，作为“特恩”，特赐本科出身。以后考试多次不中的，也可特赐，称为“特奏名”。这一为笼络知识分子而以皇帝特恩名义加以录取的办法，系宋代科举制度中的新举措。

开宝五年（972年），赵匡胤又打破常例，在讲武殿召见科举合格举人，然后下诏放榜，以示重视。次年，进士考试下第者控告考官取士徇情，赵匡胤召见下第和及第者若干人，重新考试，亲自阅卷。此乃“殿试”，曾为唐代武则天偶尔实行。自973年，“殿试”遂成为定制，进士及第都要经过皇帝亲自考选。宋太宗时，殿试后，还要在殿前“唱名”，由皇帝“赐及第”。这样一来，皇帝直接掌握了取士、用人的大权。

太宗继太祖之后进一步扩大取士名额。以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正月赵光义即位后的第一次贡举为例，共得进士吕蒙正以下109人；诸科207人，并赐及第；连考十五次不中者184人，并赐出身；“九经”7人不中格，太宗“怜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诸科，是北宋贡举科目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传、三礼、学究、明法等科的统称。地位次于进士科。应举经礼部试和殿试合格者，分本科及第、出身和同出身三等。以上共计507人。

以后一科进士可多达三四百人，诸科多达七八百人。基于此，宋朝的官僚队伍彻底改变了武人占优势的状况。对太平兴国二年正月那次贡举，宰相薛居正等人曾提出“取人太多，用人太骤”，表示反对。但赵光义“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弗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太平兴国二年正月丙寅）。

北宋还创立了“糊名”“誊录”等法，为完善科举制度起了积极作用。早先，考生的试卷上写明姓名、籍贯，考官可以看到，作弊也就非常方便。太宗淳化三年（992年），有人上疏请求在殿试时“糊名考校，以革其弊”。此法推行后，效果很好。真宗、仁宗时，又将糊名考试法推广到省试、州试。

为了免除考官辨认考生字迹和拆换卷首等弊病，糊名之后，又创誉录试卷法，即先派人将考生试卷誊抄一遍，然后将誊抄卷交考官评定。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置誊录院，专管此事。如此，考试制度日臻完善。

宋初几十年间，科举制度显示出很强的优越性，史称：“时取才唯进士、诸科最广，名卿钜公，皆由此选。”（《宋史·选举志》）科举制度为宋廷选拔、网罗了大量优秀人才，也有助于巩固中央集权。

王夫之说：“夫宋祖受非常之命，而终以一统天下，底于 大定，垂及百年，世称盛治者，何也？唯其惧也。”是的，宋初皇帝对武将十分恐惧，所以要重用文臣，但并不等于说他们对文臣就特别放心了。重用文臣，无非是因为“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已。文臣尽管较武将的威胁百不及一，但整个国家机器的具体运转，毕竟掌握在这些人手中，所以恐惧感自然而然也就会产生了。宋太宗曾经有过一段“名言”：

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唯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二）

“奸邪”的人脸上并没有写字（即“无状”），这是最可怕的，所以帝王一定要在这方面用心。而宋太宗这里所指的“奸邪”，与其说是那些领导“民变”“兵变”的暴动领袖（如宋初王小波、李顺之类，过去常有这种误解），倒不如说是指那些负责国家机器运转，执行制度、政策的政府官吏。于是，为了防范文臣，一系列的措施便应运而生了。

首先要分散文臣之首宰相的权力，于是设立了枢密使以管理军事，设立三司使以管理财政，让原来“事无不统”的宰相只负责日常的行政事务；再分别设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上述三者的“副贰”。这样，不仅达到了部门间的互相牵制，也达到正副职间的互相约束。地方上也不例外，州郡长官由皇帝直接任免、派遣，称为“知州”；

又专门派监督官员“通判”到地方上去，监督知州的行动并直接向皇帝汇报情况，州内一切政令须经通判签字后方能生效。

不过，话又说回来，宋代皇帝尽管对文臣存有戒心，可鉴于文臣潜在的危害性相对较小，况且在制度层面上，又已对这种危害做了严密的防范，所以为了赢得士人的支持、效忠，也为了振兴文教，他们又给文臣以比较多的特权。宋代文人得到了比其他各朝多得多的优礼，所受限制也宽松得多。

从总体上看，宋代文人着实生活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中。这突出地反映在以下两方面：

1.文人敢议政，更敢犯颜直谏，而统治者只要认为对自己没有什么大的危害，也就持宽容的态度。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是很罕见的。苏东坡曾指出：

综观史书，从秦汉一直到五代，因为批评过皇帝或时政而死的人，不下数百人。但自太祖登基（建隆）以来，没给一个提意见的人治过罪。即使稍有责备，马上又使用甚至升职。允许言官们“风闻言事”，使他们目无官长；为了表现自己，他们就不问尊卑；批评皇帝，皇帝也得听听；批评政府，那宰相们就像犯罪似的。（参见《苏轼文集》卷十《上神宗皇帝书》）

这里不妨先以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为例来看看。据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中记载：苏辙在宋仁宗嘉祐年间的“举贤良对策”中，公开批评仁宗贪图酒色，不理朝政：“闻之道路，陛下宫中贵姬，至以数十，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咨谟便殿，无所顾问。”考官认为苏辙道听途说，大胆妄言，欲罢黜之。

宋仁宗不许他们这么做，说：“朕设制科（正常科举考试外的特科），本求敢言之事。辙小官，敢如此极言，特与科名，仍令史官编录。”

再比如“天姿英拔”敢作敢为的宋神宗，他支持王安石变法，遭到许多元老重臣的强烈反对，文彦博更直言不讳地说，皇帝是“与士大夫治天下”（语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即天下不是你皇帝一个人的，而是与士大夫共同治理的，他们有权说话。宋神宗因攻西夏失利，要杀一个漕运官，宰相蔡确站出来反对，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拒绝执行；神宗没办法，只能改为将此人脸上刺字后发配，门下侍郎章惇又表示反对，“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大怒道：“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章毫不示弱地答道：“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事见《蓼花洲闻录》）

后世许多人以为，宋神宗时苏东坡因“乌台诗案”几乎被杀，其实那只是苏东坡入狱时自己的一种担心，事实上他不仅没有生命危险，连刺配之议也没有。当时刘安世就说过，要救苏东坡，“但言本朝未尝杀士大夫”一句话就够了（见《元城语录》）。

正因为宋代舆论氛围的宽松，不仅在朝任官的士大夫敢说话，连作为预备官员的太学生，也多敢直言不讳地针砭朝政、品评大臣、扬清激浊。以致有人将太学戏称为“有发头陀寺，无官御史台”（《鹤林玉露》），意即太学如同“有头发的和尚庙，没有官的监察院”。

2.文臣即使犯了“罪”，最重的处罚也不过是贬到“远恶州军”去，即下放到偏远的蛮荒之地。他们无掉脑袋之虞，一旦罹“祸”，还可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我们就以上面讲到的蔡确为例来说吧：

宋哲宗元祐年间，高太后垂帘听政，作为王安石“新党”的蔡确失势，作了一首《车盖亭诗》，用武则天代唐来影射高太后垂帘，这在当时说来是犯了“悖逆”的大罪。但对其“悖逆”的处罚，只是“贬英州别驾，新州安置”而已。实际上，当时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上台，蔡确的外贬也只是时间问题。即使这么轻的处罚，居然也造成朝廷上下一片哗然之声，甚至连蔡确的政敌、“旧党”中的范纯仁、苏东坡等，也认为处分过重。

清代的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中非常惊讶地说：“若论（蔡）确设心之奸险，措辞之凶悖，虽诛戮尚不足蔽辜，仅从远窜，已属宽典。乃当时万口同声，以为太过，即号为正人君子者，亦出死力救之。”赵翼生活在“文字狱”盛行、杀读书人如割草的清朝乾隆年间，难怪要发出以上的惊叹。

其实，在宋代，士大夫对最高统治者公开批评几句，是并不稀罕的，前面提到的苏辙是个例证。像文彦博、蔡确、章惇讲的话，也不鲜见。赵普早就对宋太祖说过：“刑赏者，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岂得以喜怒专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四）；苏东坡也说过：“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御试制策》）这并不是宋朝的士大夫胆子特别大，而完全是宋朝的“祖宗家法”给士大夫提供了保障。

我们不妨与明、清两代作一比较：明朝的海瑞是一个铁骨铮铮、敢说真话的忠臣，在他抬着棺材进宫向嘉靖皇帝进谏时，也只能说这样的话：“天下者，陛下之家，人未有不顾其家者。”结果是海瑞下大狱、判极刑，幸好嘉靖突然暴毙，海瑞才免去一死。清朝的洪亮吉也是一个敢讲话的士大夫，他在乾隆去世后嘉庆帝亲政、下诏“求直言极谏之士”的前提下，上疏讲了一些时政之弊，并提出改正方法。结果被判“斩立决”，后来总算嘉庆“开恩”，把他发配到新疆伊犁，以后遇大赦回家，也是终身不得再做官。两相对比，其间差别，何啻天壤！

为了吸引和笼络人才，宋廷向文人学子敞开了科举这条进身的阳光大道。宋朝科举考试录取的名额不仅多，而且不重谱牒，不重乡贯，不重门第身份，甚至有意创造条件，让孤寒之家的子弟脱颖而出。宋代统治者还常常令地方官举荐人才，或亲自物色俊彦之士。被推荐、选中者，都是既有才干又以“文章”“文学”出名的学行兼优的读书人。

一旦进士及第，一般都授予高官，并赐予优厚的待遇。仍以太平兴国二年那次贡举为例，本科中试者，都先赐予绿袍靴笏，又在开宝寺举行盛大的宴会，太宗还为此赋诗以表祝贺。第一、第二等进士及中“九经”科者，授将作监臣、大理评事（将作监，官署名，宋初掌祠祀，供省牲牌、镇石、炷香、盥手、焚版币等事；大理寺，官署名，负责处理各地奏报的案件），通判各州；同出身进士及诸科（“九经”科之外）中试者，送吏部免选，委以各职。赴任出发时，每人赐办装费20万。史称如此恩宠，前所未有。

至于做官以后，士大夫享受的待遇之高，也是历朝所没有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专门提到宋代的“制禄之厚”“词禄之制”“恩荫之滥”和“恩赏之厚”，真所谓“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别的不提，就拿宋朝只拿工资而不需干活的“寄禄官”来说吧，朝廷的文武百官中竟占了百分之七十还要多一点，如什么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州刺史等等，都是只领俸禄，不干实事的。

与优礼读书人的政策联系在一起的，是作为“国学”的儒学，受到了宋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孔子和儒学的地位在宋朝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太祖赵匡胤一登上皇位，就去国子监祭祀孔子。建隆二年（961年），太祖下令参加贡举的士人须到国子监谒孔子，并著为定例，永远执行。次年，又下令用一品礼祭孔子。为表彰孔子和儒学，孔子第三十四代孙孔宜虽进士不第，仍赐官为曲阜主簿，以后又屡加升迁。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到泰山封禅后，亲自到曲阜孔庙行礼，拜谒孔子坟墓，追封孔子为“元圣文宣王”；又命翰林学士晁迥祭奠孔子父母。次年，又追封孔子弟子七十二人，令中书、门下、两制、馆阁分撰“赞”文。他亲撰《文宣王赞》，称颂孔子为“人伦之表”，儒学是“帝道之纲”。又自撰《崇儒术论》，以为儒术的污隆，关乎国家的兴亡。此文被刻在石碑上，立于国子监。

既然大力提倡儒学，也就必然要优礼儒士，尤其是对那些有一定声望的儒臣、学官，更加以特别的尊崇。如淳化五年（994年）太宗至国子监，赐直讲孙爽五品服。当孙奭讲《尚书》至“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意为：不遵从古人的教诲，而能使事业兴旺长存，是我傅说从未听到过的）。太宗大受感动，又赐束帛。在名儒张洎赴翰林任职时，太宗曾对近臣说：“学士之职，清切贵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为之。”正是有这样一种尊重，才会对文人学士倍加礼遇。

在宋初“兴文教”的政策背景下，宋代的文化蓬勃发展，在哲学、文学、史学、科技、艺术、宗教、教育、出版等各个领域，都表现出极大的创造力，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业绩。

宋太祖赵匡胤的“重文轻武”，相当程度上是出于“重武轻文”。然而，由“重武轻文”引出的文人治国，又确立了两宋300多年防范武臣的“祖宗家法”。有学者指出，南宋初年的宋高宗之所以会自毁长城，杀害岳飞，除了其他一些原因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遵循这一“家法”，这虽是一家之言，却很有说服力。

宋太祖的本意虽非真正重视读书人，但重用文人却是一个事实。再经过太宗、真宗、仁宗几朝的“右文抑武”之后，武人的形象真正地跌落下去了。这一点折射到当时人们的观念上，就真的形成了“重文轻武”的价值取向。“重文轻武”从一种施政措施，变成了普遍的社会意识，使得“尚文”的精神在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大大强化了。

如果把宋代的“重文轻武”置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风习在唐宋之际有一个重大的转变，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在封建社会从前期走向后期的当口，有一个重大的转变。简言之，就是从“尚武”变为“尚文”。

唐代社会，沿袭的是北朝魏、齐、周及隋朝之风习。当时，少数民族的遗裔遍布于我国的北方和中原地区；再者，唐代与西域的交往频繁，胡商的贸易，“色目”的入仕，使得当时的中国人具有一种中西混合的性格。那时的人们，大多崇尚粗犷雄豪，无畏无惧，尚武而轻文。哪怕是文人，也多沾染这种气息，就以唐诗来举例，大量的唐代诗歌记录了当时“尚武”的风习，如杨炯表示：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王维说：

忘身辞凤厥，报国取龙庭。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

李贺吟叹：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连具有较多儒家正统意识的杜甫，也在诗中发出感慨：

男儿应斗死，壮士耻为儒。

整个社会氛围弥漫着英雄主义和尚武精神，以致文人习武知兵，出入边塞，成为很平常的事。如李白自表其经历曰：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

表现出一副好勇斗狠的气度。而雄壮豪放的边塞诗，遂成为唐诗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到了宋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宋仁宗时的田况，在其所著的《儒林公议》中引尹洙语曰：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及矣。

当时，在世人的眼里，考中状元的话，比一位领兵几十万的大将，打了大胜仗，收复了失地，然后凯旋还要荣耀得多。

如名将狄青，他以卓著的战功而成为宋仁宗时期的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但由于他是行伍出身，却受到文臣们的嘲讽和排挤。他的名望与身份，也大大低于当时与他平级的枢密使韩琦。韩琦以进士出身任武职，看不起军人，说什么：“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对此，狄青心里也十分清楚，他对别人说过：“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宋人轶事汇编》卷七引《默记》）后来，范仲淹教他读《春秋》，并告诫他：“为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

就是如范仲淹这样对武事十分重视、被人誉为“儒将”的人，其价值取向也难以脱离时代背景。当他在庆历年间任陕西招讨副使、负责与西夏作战时，后来成为理学大师的张载去谒见他。张载当时年仅二十来岁，喜欢谈兵，甚至想自己集合一帮人去收复被辽国占领的失地。他见到范仲淹，陈述了关于用兵的谋略和计划。

范仲淹却对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引导张载去读儒家的经典《中庸》。可能是范仲淹认为张载的才能更适合于研究哲学，所以才会这么劝导他，但其劝说中隐含的价值取向还是很明显的。

统治者的有意倡导，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苏辙曾总结过这一变化的原因：

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栾城集》卷二十一）

通过读书、科举邀取地位、声望、财产，成为一条捷径和正途，惹得“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燕翼诒谋录》卷一）。普通百姓虽经常要为国家提供兵源，但他们仍坚信“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俗谚。

中国古代的那些“劝学文”“劝学诗”，就是从宋代开始多了起来：“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那两句以后不知被多少腐儒牢记不忘的座右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也就是在这时应运而生的。

唐代诗歌体现的社会氛围，到宋代时几乎荡然无存了。渴望建立军功的志向，变成了“唯有读书高”；“醉卧沙场君莫笑”的审美意境，变成了“将军白发征夫泪”。

同样是描述戎马生涯主题的边塞诗，我们已经很难见到诸如“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取而代之的却是“浊酒一杯家万里”“羌管悠悠霜满地”。这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了。

宋人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再加之南宋的地理环境、区域文化等因素，如诗人们唱的：“东南妩媚，雌了男儿”，也是从宋代开始，白面书生开始成为中国男性的一种典型形象。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汉民族的性格温文柔美，沉潜内向，好静不好动，好文不好武。这样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固然是历史积淀而成的，但其定型，应该说主要是从宋代开始的。

上述中国人尚文而轻武的习性，在宋王朝灭亡后不久，即为一位来自西方的旅行家所注意，并联系宋之亡国做了一番评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这样写道：

······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绝非勇武的斗士。.....·（他们的）领地原本是很强固的，所有的城池都围着很深的护城河，河宽在强弩的射程之外。因此，设若此处的人们为赳赳武夫，这个国家原是不会沦陷的。但偏巧他们不善征战，才落得国破家亡。

马可·波罗看到的，当然只是一些表象，历史的因果关系也远不像他理解的那样简单，但无可否认，宋之亡国，与宋代军队（或者说国民）的素质、状况，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现在，顺着马可·波罗打开的话题，我们对宋代“右文抑武”如何影响了宋代的国运，加重其积贫积弱的病状，再做一些考察。

不过，似乎有必要先做一点说明，以消除一个可能产生的误会：宋代统治者抑武，并不是说他们不希望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恰恰相反，研究显示，有宋一代军队对于朝廷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其人员不断增加，其装备也在持续地改进。宋太祖开宝年间，全国总兵员为37.8万；到接近1000年的时候，已增至90万；

而到1041年以后，更达125.9万。除了陆军之外，南宋又建立了水师，以防卫海岸线与长江沿岸诸城市。1130年，水师的总编制为11支舰队，3000名水兵；1174年，增至15支舰队，21000名水兵；而到1237年，已达22支舰队，52000名水兵。

陆军由步兵和骑兵两部分组成，身着皮制或金属制的铠甲。各种型号的弩炮有16种之多，它们由数十或数百人操纵，用以抛掷石块、金属块、毒弹和炸弹。火炮越来越多地得到运用，并被装备在战舰上。

宋代抑武导致国势疲弱，最关键的原因其实是猜忌武将，改变和调整了对军队的控制方式，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因此，不管有多少兵力，也难以发挥应有的威力。赵匡胤即位后，大力整顿、充实了禁军。经太祖、太宗两朝的兵制改革，虽说消除了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的积弊，但是事情却又走向了它的反面：它使宋朝军队的战斗力大打折扣，就如时人所说的“以屡易之将，驭不练之士，故战必致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八）。

宋代的兵力绝不算少，装备也不能说差，可军队的战斗力并不一定与之成正比。由于种种原因，宋代的大量军队非但没有振扬国威、军威，反而成了“冗兵”。“冗兵”进一步使国势不振。赵匡胤曾认为，养兵有利于统治。他说，荒年人民造反，军队不会叛变；丰年军队叛变，人民不会造反（见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一）。这是想用军队镇压人民反抗，同时又防止士兵和人民联合起来共同造反。于是，一遇到荒年，宋廷便会大量招兵。强壮的做禁军，不合格的做地方的厢兵。结果兵越来越多，养兵的费用越来越高，而人民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壮劳力大量离开农村，致使生产荒废，又加剧了社会矛盾。

与抑武一样，右文的国策也出人意料地导致了加重国家“积贫”的后果。宋廷大量取士、大量封官，形成庞大的名实分离、叠床架屋的官制系统，滥官充斥；又给予官僚以优厚的俸禄，而且，“禄制之外，时有恩赏”。而给予官僚的俸禄、恩赏来自何处？那当然是从百姓身上聚敛的。

为了巩固统治，宋王朝大量吸收士人进入政权；而日益膨胀的官僚系统，又极大地消耗了国力，影响其长治久安。终于，它陷入了一个不能自拔的怪圈。以后女真族灭北宋，迨及南宋，更是积弱到不可振作的地步，多数时间受胁于金，最后覆亡于元。关于具体的情况，我们下面再讨论。

总之，在中国历史上，宋代武运、国势的萎弱与文化上的昌明、发达，适成对照，貌似不和谐地并存于一体。宋史的这一特点，与宋初确立的、并为以后各位嗣君“奉为家法，视为故事”的右文抑武国策，确实有着密切的关系。

最后还需一提的是，有宋300余年优礼士大夫。士大夫在战争中固然作用不大，但其对赵宋王朝的忠心，还是随处可见的。就拿形势远比北宋危急的南宋来说：南宋以半壁江山与金、元对峙了150多年，成为中国历史上撑持最久的南方王朝。

13世纪，当蒙古铁骑如暴风骤雨般席卷亚欧大陆时，欧洲人曾惊呼其为“上帝的鞭子”。这是汉、唐乃至后来的明、清都没有遇到过的最强大的外族入侵，但只有在进攻南宋时，蒙古人才遇到了其征战史上最持久而激烈的抵抗。

从公元1235年元军第一次攻宋，到1279年广东崖山之战宋室最终灭亡，战事持续了40多年，蒙哥大汗本人也在1259年战死于合州钓鱼城下。元军1267年冬围攻襄阳，直到1273年才攻陷，南宋军民顽强坚守之久，创古代守城战的纪录。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赞叹道：“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我们看到：白麓洞、岳麓等书院年轻而文弱的书生们，纷纷投笔从戎；理学传人、状元宰相文天祥百折不挠，至死无悔；进士出身的陆秀夫，在崖山之战中坚持到最后，背负宋幼帝毅然蹈海·····以他们为代表的宋代士大夫，毕竟以寸土血战、身殉宋室的壮烈行动，回报了宋王朝“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宋史·理宗谢皇后传》中谢后语）的优礼，也为两宋的文官政治，写完了并不灰暗的终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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