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

传说宋太祖立有“不杀士大夫”的“誓碑”,命后世嗣君必须遵循。此事因不见正史记载而使后人疑窦丛生。不过,征诸历史,不杀士大夫基本还是符合宋代事实的。这一“祖宗家法”的确立,与宋初“兴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有关。它给宋朝的历史带来了什么呢?

在两宋之际的一些文人笔记中,如北宋后期叶梦得的《避暑漫抄》、南宋初王明清的《挥塵后录》,都提到过宋太祖曾立有“不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如:《避暑漫抄》来看看: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1)

太祖登基后三年,秘密刻了一块碑,立在太庙后殿的夹室中,称之为“誓碑”,上有三行“誓词”,1,“(后周)张氏子孙,有罪不得判刑,即使犯了谋反篡位之罪,也只能在牢狱中赐其自杀,不能上刑场正法,也不允许牵连其来属。”2.“不能杀为官的读书人(士大夫)及上书批评政治的人。”3.“子孙后代中有违背以上暂词者,老天必定惩罚他。”(详参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一)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2)

此事在明清之际王夫之的《宋论》、顾炎武的《日知录》中也均有提及。但由于有关宋朝的正式史书中不记载此事,所以人们又常疑信参半。但不管是否确有其事,不杀士大夫,基本上还是符合宋代的事实。所谓基本符合,当然不能排除某些个例。如宋太宗时,孟州文士张雨光因参加科举考试不合格,恼羞成怒,在街上纵酒,并大骂朝廷,太宗愤然下令将其斩首,这便是一个特例。

宋代的这个“祖宗家法”,其影响十分深远,因此值得一说。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3)

有宋300余年,知识分子(文人士大夫)的地位之高,所受的待遇之优渥,为其他朝代所无法比肩。这一点可用15个字来概括,即:文官多,官俸高,大臣傲,赏赐厚,责罚轻。与此相对,宋代武将的地位、权力和声名,却大受贬抑。这特别反映在宋代统治者将文士视为治国的主要依靠对象。

宋太祖赵匡胤曾多次强调:“宰相须用读书人。”以后有宋一代,上自同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使,下到知州、知县,包括经略安抚使之类的武职,大多由科举出身的文士充任。宋仁宗时期的蔡襄,就曾这样概括宋廷的用人政策: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4)

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蔡忠惠集》卷十八)

反之,武将因受猜忌而所握权力极其有限,若纯粹是个武人,则更会遭到小觑。所以连狄青、岳飞这样的名将,也往往要折节读书,留意斯文。

旧史家常以“重文轻武”来说明宋代统治者的这一举措。此话并不尽然,因为这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倘若我们对宋初皇帝的施政背景及动机稍加分析的话就不难发现,“重文轻武”,有些方面实在是出于“重武轻文”。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5)

前面已经说过,赵匡胤通过掌握后周的军事力量而夺取天下。在黄袍加身、建立宋王朝以后,他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避免宋王朝继五代之后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唐末、五代走马灯一般的政权转移,以及他自己坐拥天下的事实,使赵匡胤清楚地看到,军权可以对政治起决定性的支配作用,异己的军事力量对皇位构成最大的威胁。

在他眼里,“武”太重要了,以致带有一种恐惧。于是,在赵匡胤即位的次年,就相继解除慕容延钊、石守信等人统领禁军的兵权,让其出任地方节度使。又做兵制改革,地方兵权收归各州,节度使成为无权的虚衔。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6)

从公元963年起,赵匡胤开始用文臣来管理州事。当时,后周拥兵割据的异姓王和带相印的大藩仍有数十人。赵匡胤或借故把他们调迁,或遥领他职,或在他们死后不再使子孙袭职,同时逐步任命新的文臣来替代旧的武将。统一后,太宗赵光义继续以文臣换充武将,并利用内臣即宦官领兵或充监军,以挟制将帅。987年,太宗又正式下诏:“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许换秩(秩:官吏的职位、品级)。”

有两件事情,颇能反映文臣在赵匡胤心目中的分量: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7)

一次赵匡胤宴请翰林学士。后周旧臣王著,因思念周世宗,借酒喧哗,声泪俱下,殷殷旧情,表露无遗。赵匡胤也不怪罪他,让人扶他回去。第二天,有人想做文章以表示自己的忠心,提出要处理王著。赵匡胤却轻描淡写地说:“这家伙是个酒徒,周世宗在时我就了解他。更何况一个书生哭周世宗,又能做些什么呢?”

又一次,赵匡胤到宰相赵普家,恰逢吴越王钱俶派人给赵普送来礼物-“海物”十瓶。赵匡胤令人打开,见瓶中所盛全为瓜子金。赵普惶恐不已,拼命解释。赵匡胤笑着说:“收下吧,不要紧。他(钱俶)以为国家大事都由你这个书生管得呢。”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8)

不难看出,在赵匡胤的政治天平上,文人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属于易于控制和驾驭的利用对象,决不如武将那么重要。几个书生岂能掀起大浪?几个文士焉能毁我江山?所以,赵匡胤曾吐露真言:我现在用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纵使他们都去贪污受贿,其危害也抵不上一个武将。这就点明了他大量起用文官的原因,主要是着眼于文官对政权稳固的威胁。较之武将百不及一。而其弟赵光义,则也可谓深谙其兄长的良苦用心。

宋太祖、宋太宗兄弟虽然是行伍出身,但都明白“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天下”的古训,如宋太宗就曾说过“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终须以文德致治”的话。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9)

太祖建国后,为了顺应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很快由一介武夫变为“性好艺文”的尊儒重文之君,而太宗更被称誉为“锐意文史”。后来,真宗又“道遵先志,肇振斯文”。于是,宋廷蔚然以文化成天下。

为广泛吸收文人参政,宋代统治者在建国后不久,即着手完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自隋唐至五代,已逐渐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不过五代时期由于战乱频仍,政局动荡不定,所以虽开科不少,却取士不多,一些有识之士往往不乐于仕途而隐居山林。所以,北宋建国之初,仍有不少士人对赵宋政权持观望态度。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10)

宋太祖初年,取士较严,最初几科,每科取进士仅十人上下。开宝三年(970年),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大增,录取之后,赵匡胤又令礼部择取连考十五场不中的106人,作为“特恩”,特赐本科出身。以后考试多次不中的,也可特赐,称为“特奏名”。这一为笼络知识分子而以皇帝特恩名义加以录取的办法,系宋代科举制度中的新举措。

开宝五年(972年),赵匡胤又打破常例,在讲武殿召见科举合格举人,然后下诏放榜,以示重视。次年,进士考试下第者控告考官取士徇情,赵匡胤召见下第和及第者若干人,重新考试,亲自阅卷。此乃“殿试”,曾为唐代武则天偶尔实行。自973年,“殿试”遂成为定制,进士及第都要经过皇帝亲自考选。宋太宗时,殿试后,还要在殿前“唱名”,由皇帝“赐及第”。这样一来,皇帝直接掌握了取士、用人的大权。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11)

太宗继太祖之后进一步扩大取士名额。以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正月赵光义即位后的第一次贡举为例,共得进士吕蒙正以下109人;诸科207人,并赐及第;连考十五次不中者184人,并赐出身;“九经”7人不中格,太宗“怜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诸科,是北宋贡举科目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传、三礼、学究、明法等科的统称。地位次于进士科。应举经礼部试和殿试合格者,分本科及第、出身和同出身三等。以上共计507人。

以后一科进士可多达三四百人,诸科多达七八百人。基于此,宋朝的官僚队伍彻底改变了武人占优势的状况。对太平兴国二年正月那次贡举,宰相薛居正等人曾提出“取人太多,用人太骤”,表示反对。但赵光义“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弗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太平兴国二年正月丙寅)。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12)

北宋还创立了“糊名”“誊录”等法,为完善科举制度起了积极作用。早先,考生的试卷上写明姓名、籍贯,考官可以看到,作弊也就非常方便。太宗淳化三年(992年),有人上疏请求在殿试时“糊名考校,以革其弊”。此法推行后,效果很好。真宗、仁宗时,又将糊名考试法推广到省试、州试。

为了免除考官辨认考生字迹和拆换卷首等弊病,糊名之后,又创誉录试卷法,即先派人将考生试卷誊抄一遍,然后将誊抄卷交考官评定。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置誊录院,专管此事。如此,考试制度日臻完善。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13)

宋初几十年间,科举制度显示出很强的优越性,史称:“时取才唯进士、诸科最广,名卿钜公,皆由此选。”(《宋史·选举志》)科举制度为宋廷选拔、网罗了大量优秀人才,也有助于巩固中央集权。

王夫之说:“夫宋祖受非常之命,而终以一统天下,底于 大定,垂及百年,世称盛治者,何也?唯其惧也。”是的,宋初皇帝对武将十分恐惧,所以要重用文臣,但并不等于说他们对文臣就特别放心了。重用文臣,无非是因为“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已。文臣尽管较武将的威胁百不及一,但整个国家机器的具体运转,毕竟掌握在这些人手中,所以恐惧感自然而然也就会产生了。宋太宗曾经有过一段“名言”:

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唯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二)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14)

“奸邪”的人脸上并没有写字(即“无状”),这是最可怕的,所以帝王一定要在这方面用心。而宋太宗这里所指的“奸邪”,与其说是那些领导“民变”“兵变”的暴动领袖(如宋初王小波、李顺之类,过去常有这种误解),倒不如说是指那些负责国家机器运转,执行制度、政策的政府官吏。于是,为了防范文臣,一系列的措施便应运而生了。

首先要分散文臣之首宰相的权力,于是设立了枢密使以管理军事,设立三司使以管理财政,让原来“事无不统”的宰相只负责日常的行政事务;再分别设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上述三者的“副贰”。这样,不仅达到了部门间的互相牵制,也达到正副职间的互相约束。地方上也不例外,州郡长官由皇帝直接任免、派遣,称为“知州”;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15)

又专门派监督官员“通判”到地方上去,监督知州的行动并直接向皇帝汇报情况,州内一切政令须经通判签字后方能生效。

不过,话又说回来,宋代皇帝尽管对文臣存有戒心,可鉴于文臣潜在的危害性相对较小,况且在制度层面上,又已对这种危害做了严密的防范,所以为了赢得士人的支持、效忠,也为了振兴文教,他们又给文臣以比较多的特权。宋代文人得到了比其他各朝多得多的优礼,所受限制也宽松得多。

从总体上看,宋代文人着实生活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中。这突出地反映在以下两方面:

1.文人敢议政,更敢犯颜直谏,而统治者只要认为对自己没有什么大的危害,也就持宽容的态度。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是很罕见的。苏东坡曾指出: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16)

综观史书,从秦汉一直到五代,因为批评过皇帝或时政而死的人,不下数百人。但自太祖登基(建隆)以来,没给一个提意见的人治过罪。即使稍有责备,马上又使用甚至升职。允许言官们“风闻言事”,使他们目无官长;为了表现自己,他们就不问尊卑;批评皇帝,皇帝也得听听;批评政府,那宰相们就像犯罪似的。(参见《苏轼文集》卷十《上神宗皇帝书》)

这里不妨先以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为例来看看。据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中记载:苏辙在宋仁宗嘉祐年间的“举贤良对策”中,公开批评仁宗贪图酒色,不理朝政:“闻之道路,陛下宫中贵姬,至以数十,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咨谟便殿,无所顾问。”考官认为苏辙道听途说,大胆妄言,欲罢黜之。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17)

宋仁宗不许他们这么做,说:“朕设制科(正常科举考试外的特科),本求敢言之事。辙小官,敢如此极言,特与科名,仍令史官编录。”

再比如“天姿英拔”敢作敢为的宋神宗,他支持王安石变法,遭到许多元老重臣的强烈反对,文彦博更直言不讳地说,皇帝是“与士大夫治天下”(语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即天下不是你皇帝一个人的,而是与士大夫共同治理的,他们有权说话。宋神宗因攻西夏失利,要杀一个漕运官,宰相蔡确站出来反对,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拒绝执行;神宗没办法,只能改为将此人脸上刺字后发配,门下侍郎章惇又表示反对,“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大怒道:“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章毫不示弱地答道:“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事见《蓼花洲闻录》)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18)

后世许多人以为,宋神宗时苏东坡因“乌台诗案”几乎被杀,其实那只是苏东坡入狱时自己的一种担心,事实上他不仅没有生命危险,连刺配之议也没有。当时刘安世就说过,要救苏东坡,“但言本朝未尝杀士大夫”一句话就够了(见《元城语录》)。

正因为宋代舆论氛围的宽松,不仅在朝任官的士大夫敢说话,连作为预备官员的太学生,也多敢直言不讳地针砭朝政、品评大臣、扬清激浊。以致有人将太学戏称为“有发头陀寺,无官御史台”(《鹤林玉露》),意即太学如同“有头发的和尚庙,没有官的监察院”。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19)

2.文臣即使犯了“罪”,最重的处罚也不过是贬到“远恶州军”去,即下放到偏远的蛮荒之地。他们无掉脑袋之虞,一旦罹“祸”,还可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我们就以上面讲到的蔡确为例来说吧:

宋哲宗元祐年间,高太后垂帘听政,作为王安石“新党”的蔡确失势,作了一首《车盖亭诗》,用武则天代唐来影射高太后垂帘,这在当时说来是犯了“悖逆”的大罪。但对其“悖逆”的处罚,只是“贬英州别驾,新州安置”而已。实际上,当时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上台,蔡确的外贬也只是时间问题。即使这么轻的处罚,居然也造成朝廷上下一片哗然之声,甚至连蔡确的政敌、“旧党”中的范纯仁、苏东坡等,也认为处分过重。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20)

清代的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中非常惊讶地说:“若论(蔡)确设心之奸险,措辞之凶悖,虽诛戮尚不足蔽辜,仅从远窜,已属宽典。乃当时万口同声,以为太过,即号为正人君子者,亦出死力救之。”赵翼生活在“文字狱”盛行、杀读书人如割草的清朝乾隆年间,难怪要发出以上的惊叹。

其实,在宋代,士大夫对最高统治者公开批评几句,是并不稀罕的,前面提到的苏辙是个例证。像文彦博、蔡确、章惇讲的话,也不鲜见。赵普早就对宋太祖说过:“刑赏者,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岂得以喜怒专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四);苏东坡也说过:“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御试制策》)这并不是宋朝的士大夫胆子特别大,而完全是宋朝的“祖宗家法”给士大夫提供了保障。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21)

我们不妨与明、清两代作一比较:明朝的海瑞是一个铁骨铮铮、敢说真话的忠臣,在他抬着棺材进宫向嘉靖皇帝进谏时,也只能说这样的话:“天下者,陛下之家,人未有不顾其家者。”结果是海瑞下大狱、判极刑,幸好嘉靖突然暴毙,海瑞才免去一死。清朝的洪亮吉也是一个敢讲话的士大夫,他在乾隆去世后嘉庆帝亲政、下诏“求直言极谏之士”的前提下,上疏讲了一些时政之弊,并提出改正方法。结果被判“斩立决”,后来总算嘉庆“开恩”,把他发配到新疆伊犁,以后遇大赦回家,也是终身不得再做官。两相对比,其间差别,何啻天壤!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22)

为了吸引和笼络人才,宋廷向文人学子敞开了科举这条进身的阳光大道。宋朝科举考试录取的名额不仅多,而且不重谱牒,不重乡贯,不重门第身份,甚至有意创造条件,让孤寒之家的子弟脱颖而出。宋代统治者还常常令地方官举荐人才,或亲自物色俊彦之士。被推荐、选中者,都是既有才干又以“文章”“文学”出名的学行兼优的读书人。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23)

一旦进士及第,一般都授予高官,并赐予优厚的待遇。仍以太平兴国二年那次贡举为例,本科中试者,都先赐予绿袍靴笏,又在开宝寺举行盛大的宴会,太宗还为此赋诗以表祝贺。第一、第二等进士及中“九经”科者,授将作监臣、大理评事(将作监,官署名,宋初掌祠祀,供省牲牌、镇石、炷香、盥手、焚版币等事;大理寺,官署名,负责处理各地奏报的案件),通判各州;同出身进士及诸科(“九经”科之外)中试者,送吏部免选,委以各职。赴任出发时,每人赐办装费20万。史称如此恩宠,前所未有。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24)

至于做官以后,士大夫享受的待遇之高,也是历朝所没有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专门提到宋代的“制禄之厚”“词禄之制”“恩荫之滥”和“恩赏之厚”,真所谓“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别的不提,就拿宋朝只拿工资而不需干活的“寄禄官”来说吧,朝廷的文武百官中竟占了百分之七十还要多一点,如什么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州刺史等等,都是只领俸禄,不干实事的。

与优礼读书人的政策联系在一起的,是作为“国学”的儒学,受到了宋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孔子和儒学的地位在宋朝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25)

太祖赵匡胤一登上皇位,就去国子监祭祀孔子。建隆二年(961年),太祖下令参加贡举的士人须到国子监谒孔子,并著为定例,永远执行。次年,又下令用一品礼祭孔子。为表彰孔子和儒学,孔子第三十四代孙孔宜虽进士不第,仍赐官为曲阜主簿,以后又屡加升迁。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到泰山封禅后,亲自到曲阜孔庙行礼,拜谒孔子坟墓,追封孔子为“元圣文宣王”;又命翰林学士晁迥祭奠孔子父母。次年,又追封孔子弟子七十二人,令中书、门下、两制、馆阁分撰“赞”文。他亲撰《文宣王赞》,称颂孔子为“人伦之表”,儒学是“帝道之纲”。又自撰《崇儒术论》,以为儒术的污隆,关乎国家的兴亡。此文被刻在石碑上,立于国子监。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26)

既然大力提倡儒学,也就必然要优礼儒士,尤其是对那些有一定声望的儒臣、学官,更加以特别的尊崇。如淳化五年(994年)太宗至国子监,赐直讲孙爽五品服。当孙奭讲《尚书》至“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意为:不遵从古人的教诲,而能使事业兴旺长存,是我傅说从未听到过的)。太宗大受感动,又赐束帛。在名儒张洎赴翰林任职时,太宗曾对近臣说:“学士之职,清切贵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为之。”正是有这样一种尊重,才会对文人学士倍加礼遇。

在宋初“兴文教”的政策背景下,宋代的文化蓬勃发展,在哲学、文学、史学、科技、艺术、宗教、教育、出版等各个领域,都表现出极大的创造力,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业绩。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27)

宋太祖赵匡胤的“重文轻武”,相当程度上是出于“重武轻文”。然而,由“重武轻文”引出的文人治国,又确立了两宋300多年防范武臣的“祖宗家法”。有学者指出,南宋初年的宋高宗之所以会自毁长城,杀害岳飞,除了其他一些原因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遵循这一“家法”,这虽是一家之言,却很有说服力。

宋太祖的本意虽非真正重视读书人,但重用文人却是一个事实。再经过太宗、真宗、仁宗几朝的“右文抑武”之后,武人的形象真正地跌落下去了。这一点折射到当时人们的观念上,就真的形成了“重文轻武”的价值取向。“重文轻武”从一种施政措施,变成了普遍的社会意识,使得“尚文”的精神在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大大强化了。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28)

如果把宋代的“重文轻武”置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风习在唐宋之际有一个重大的转变,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在封建社会从前期走向后期的当口,有一个重大的转变。简言之,就是从“尚武”变为“尚文”。

唐代社会,沿袭的是北朝魏、齐、周及隋朝之风习。当时,少数民族的遗裔遍布于我国的北方和中原地区;再者,唐代与西域的交往频繁,胡商的贸易,“色目”的入仕,使得当时的中国人具有一种中西混合的性格。那时的人们,大多崇尚粗犷雄豪,无畏无惧,尚武而轻文。哪怕是文人,也多沾染这种气息,就以唐诗来举例,大量的唐代诗歌记录了当时“尚武”的风习,如杨炯表示: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29)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王维说:

忘身辞凤厥,报国取龙庭。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

李贺吟叹: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连具有较多儒家正统意识的杜甫,也在诗中发出感慨:

男儿应斗死,壮士耻为儒。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30)

整个社会氛围弥漫着英雄主义和尚武精神,以致文人习武知兵,出入边塞,成为很平常的事。如李白自表其经历曰: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

表现出一副好勇斗狠的气度。而雄壮豪放的边塞诗,遂成为唐诗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到了宋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宋仁宗时的田况,在其所著的《儒林公议》中引尹洙语曰: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及矣。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31)

当时,在世人的眼里,考中状元的话,比一位领兵几十万的大将,打了大胜仗,收复了失地,然后凯旋还要荣耀得多。

如名将狄青,他以卓著的战功而成为宋仁宗时期的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但由于他是行伍出身,却受到文臣们的嘲讽和排挤。他的名望与身份,也大大低于当时与他平级的枢密使韩琦。韩琦以进士出身任武职,看不起军人,说什么:“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对此,狄青心里也十分清楚,他对别人说过:“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宋人轶事汇编》卷七引《默记》)后来,范仲淹教他读《春秋》,并告诫他:“为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32)

就是如范仲淹这样对武事十分重视、被人誉为“儒将”的人,其价值取向也难以脱离时代背景。当他在庆历年间任陕西招讨副使、负责与西夏作战时,后来成为理学大师的张载去谒见他。张载当时年仅二十来岁,喜欢谈兵,甚至想自己集合一帮人去收复被辽国占领的失地。他见到范仲淹,陈述了关于用兵的谋略和计划。

范仲淹却对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引导张载去读儒家的经典《中庸》。可能是范仲淹认为张载的才能更适合于研究哲学,所以才会这么劝导他,但其劝说中隐含的价值取向还是很明显的。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33)

统治者的有意倡导,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苏辙曾总结过这一变化的原因:

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栾城集》卷二十一)

通过读书、科举邀取地位、声望、财产,成为一条捷径和正途,惹得“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燕翼诒谋录》卷一)。普通百姓虽经常要为国家提供兵源,但他们仍坚信“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俗谚。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34)

中国古代的那些“劝学文”“劝学诗”,就是从宋代开始多了起来:“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那两句以后不知被多少腐儒牢记不忘的座右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也就是在这时应运而生的。

唐代诗歌体现的社会氛围,到宋代时几乎荡然无存了。渴望建立军功的志向,变成了“唯有读书高”;“醉卧沙场君莫笑”的审美意境,变成了“将军白发征夫泪”。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35)

同样是描述戎马生涯主题的边塞诗,我们已经很难见到诸如“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取而代之的却是“浊酒一杯家万里”“羌管悠悠霜满地”。这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了。

宋人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再加之南宋的地理环境、区域文化等因素,如诗人们唱的:“东南妩媚,雌了男儿”,也是从宋代开始,白面书生开始成为中国男性的一种典型形象。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汉民族的性格温文柔美,沉潜内向,好静不好动,好文不好武。这样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固然是历史积淀而成的,但其定型,应该说主要是从宋代开始的。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36)

上述中国人尚文而轻武的习性,在宋王朝灭亡后不久,即为一位来自西方的旅行家所注意,并联系宋之亡国做了一番评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这样写道:

······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绝非勇武的斗士。.....·(他们的)领地原本是很强固的,所有的城池都围着很深的护城河,河宽在强弩的射程之外。因此,设若此处的人们为赳赳武夫,这个国家原是不会沦陷的。但偏巧他们不善征战,才落得国破家亡。

马可·波罗看到的,当然只是一些表象,历史的因果关系也远不像他理解的那样简单,但无可否认,宋之亡国,与宋代军队(或者说国民)的素质、状况,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37)

现在,顺着马可·波罗打开的话题,我们对宋代“右文抑武”如何影响了宋代的国运,加重其积贫积弱的病状,再做一些考察。

不过,似乎有必要先做一点说明,以消除一个可能产生的误会:宋代统治者抑武,并不是说他们不希望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恰恰相反,研究显示,有宋一代军队对于朝廷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其人员不断增加,其装备也在持续地改进。宋太祖开宝年间,全国总兵员为37.8万;到接近1000年的时候,已增至90万;

而到1041年以后,更达125.9万。除了陆军之外,南宋又建立了水师,以防卫海岸线与长江沿岸诸城市。1130年,水师的总编制为11支舰队,3000名水兵;1174年,增至15支舰队,21000名水兵;而到1237年,已达22支舰队,52000名水兵。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38)

陆军由步兵和骑兵两部分组成,身着皮制或金属制的铠甲。各种型号的弩炮有16种之多,它们由数十或数百人操纵,用以抛掷石块、金属块、毒弹和炸弹。火炮越来越多地得到运用,并被装备在战舰上。

宋代抑武导致国势疲弱,最关键的原因其实是猜忌武将,改变和调整了对军队的控制方式,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因此,不管有多少兵力,也难以发挥应有的威力。赵匡胤即位后,大力整顿、充实了禁军。经太祖、太宗两朝的兵制改革,虽说消除了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的积弊,但是事情却又走向了它的反面:它使宋朝军队的战斗力大打折扣,就如时人所说的“以屡易之将,驭不练之士,故战必致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八)。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39)

宋代的兵力绝不算少,装备也不能说差,可军队的战斗力并不一定与之成正比。由于种种原因,宋代的大量军队非但没有振扬国威、军威,反而成了“冗兵”。“冗兵”进一步使国势不振。赵匡胤曾认为,养兵有利于统治。他说,荒年人民造反,军队不会叛变;丰年军队叛变,人民不会造反(见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一)。这是想用军队镇压人民反抗,同时又防止士兵和人民联合起来共同造反。于是,一遇到荒年,宋廷便会大量招兵。强壮的做禁军,不合格的做地方的厢兵。结果兵越来越多,养兵的费用越来越高,而人民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壮劳力大量离开农村,致使生产荒废,又加剧了社会矛盾。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40)

与抑武一样,右文的国策也出人意料地导致了加重国家“积贫”的后果。宋廷大量取士、大量封官,形成庞大的名实分离、叠床架屋的官制系统,滥官充斥;又给予官僚以优厚的俸禄,而且,“禄制之外,时有恩赏”。而给予官僚的俸禄、恩赏来自何处?那当然是从百姓身上聚敛的。

为了巩固统治,宋王朝大量吸收士人进入政权;而日益膨胀的官僚系统,又极大地消耗了国力,影响其长治久安。终于,它陷入了一个不能自拔的怪圈。以后女真族灭北宋,迨及南宋,更是积弱到不可振作的地步,多数时间受胁于金,最后覆亡于元。关于具体的情况,我们下面再讨论。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41)

总之,在中国历史上,宋代武运、国势的萎弱与文化上的昌明、发达,适成对照,貌似不和谐地并存于一体。宋史的这一特点,与宋初确立的、并为以后各位嗣君“奉为家法,视为故事”的右文抑武国策,确实有着密切的关系。

最后还需一提的是,有宋300余年优礼士大夫。士大夫在战争中固然作用不大,但其对赵宋王朝的忠心,还是随处可见的。就拿形势远比北宋危急的南宋来说:南宋以半壁江山与金、元对峙了150多年,成为中国历史上撑持最久的南方王朝。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42)

13世纪,当蒙古铁骑如暴风骤雨般席卷亚欧大陆时,欧洲人曾惊呼其为“上帝的鞭子”。这是汉、唐乃至后来的明、清都没有遇到过的最强大的外族入侵,但只有在进攻南宋时,蒙古人才遇到了其征战史上最持久而激烈的抵抗。

从公元1235年元军第一次攻宋,到1279年广东崖山之战宋室最终灭亡,战事持续了40多年,蒙哥大汗本人也在1259年战死于合州钓鱼城下。元军1267年冬围攻襄阳,直到1273年才攻陷,南宋军民顽强坚守之久,创古代守城战的纪录。

宋朝重文抑武的后果(宋朝尚文抑武确立祖宗家法)(43)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赞叹道:“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我们看到:白麓洞、岳麓等书院年轻而文弱的书生们,纷纷投笔从戎;理学传人、状元宰相文天祥百折不挠,至死无悔;进士出身的陆秀夫,在崖山之战中坚持到最后,背负宋幼帝毅然蹈海·····以他们为代表的宋代士大夫,毕竟以寸土血战、身殉宋室的壮烈行动,回报了宋王朝“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宋史·理宗谢皇后传》中谢后语)的优礼,也为两宋的文官政治,写完了并不灰暗的终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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