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心学谁解读得比较好（了解王阳明思想）

了解王阳明思想，你不可不知的三个学说

我们都知道，阳明心学由三个重要的部分组成，即“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不过，思想的形成都是有一个过程的，思想也是不断臻于完善的。王阳明在龙场悟道，悟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即“心即理”之后，并不是立即提出了他的核心思想“致良知”。

王阳明的高徒钱绪山曾经指出，王阳明的“学”有三变，“教”亦有三变。“学三变”是指：一、少时，驰骋于辞章；二、后来又沉迷于道教和佛教；三、在龙场历尽艰难之后，豁然有得于圣贤之志。“教三变”是指：一、在贵阳时，提出了“知行合一”说（1509）；二、自安徽滁州回来后，教授弟子“静坐”说（1513）；三、自江西回来后，提出“致良知”说（1521），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

在提出“致良知”说之前，王阳明曾经陆续提出过三种学说，即静坐说、明镜说和立诚说。这三种学说虽然各有局限，但是都为“致良知”打下了基础。所以，若想了解阳明心学，我们不可不知阳明思想的发展路径。

“静坐”说：阳明心学发展过程中的连接点

王阳明的“静坐”说是阳明心学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点，它上承“知行合一”，下启“致良知”说。

正德五年（1510年）十二月，王阳明接到朝廷任命，前往江西吉安府庐陵担任知县。他离开湖广省辰州府时，给诸位弟子写了一封题为《与辰中诸生》的信，信中写道：“前在寺中所云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拿，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这便是“静坐”说。

王阳明为什么要提出“静坐”说呢？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王阳明当时曾指出：“悔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纷纷异同，罔知所入。兹来乃与诸生静坐僧寺，使自悟性体，顾恍恍若有可即者。”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之后，引起了很多争论。为了让世人理解“知行合一”的主旨，王阳明主张通过“静坐”去自己觉悟心性的本体。龙场悟道不是说“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吗，那么，就通过“静坐”去体会“道”与“心性”。

当王阳明在辰州讲授“静坐”说时，有弟子误认为“静坐”就是禅僧所谓的“坐禅入定”。针对这一情况，王阳明在离开辰州后，特意给弟子们写了一封信，向大家阐明“静坐”的本意，告诫弟子们“静坐”和禅僧的“坐禅入定”是不同的。

“静坐”和“坐禅”在世界观层面是完全不同的，哪怕它们在精神收敛层面存在共性，然而二者在本质上不同。王阳明将自己的“静坐”说比作孟子的“求放心”功夫，“放”是“失落”的意思。“求放心”，就是找到失落在外面的心。而佛教的“坐禅”，是为了体悟一切皆空的“佛性”。

虽然王阳明知道辰州诸生对“静坐”存在误解，而且由此产生了一些弊害，但在滁州时期之前，王阳明一直都在提倡“静坐”的必要性。

正德九年（1514），王阳明前往南京赴任。据钱德洪介绍，在那段时间，王阳明做的一次真正的讲学还是在滁州时，当时他也是让弟子们去学习“静坐”。

王阳明曾经这样阐述让弟子们学习“静坐”的理由：“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传习录》上卷）

王阳明的“静坐”说往往会使人只专注于求“静”，而对“动”产生厌倦之情，容易使人忽视“存天理，去人欲”，最终导致弊害产生。于是，王阳明又提出了“动处功夫”说。他指出：“徒知养静，而不用克己功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传习录》上卷）

阳明学一般被认为是实践哲学，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省察克己”和“事上磨炼”都是关于实践的。

王阳明的“静坐”说并不是只专注于“静处无事”时的修行，同时也没有忽视“动处有事”的功夫。王阳明曾说：“所谓知得洒扫应对，便是精义入神也。”

弟子陆澄就曾经问王阳明：“静守时我觉得自己的一些想法很好，但一遇到事情却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这是怎么回事？”

王阳明回答说：“这是因为你只知道静坐修炼，却没有在克己上下功夫。这样的话，一旦遇到事情，那些想法就不管用了。”

弟子刘君亮要去山中静坐，王阳明劝告他说： “汝若以厌外物之心去求之静，是反养成一个骄惰之气了。汝若不厌外物，复于静处涵养，却好。”（《传习录》下卷）

王阳明晚年提出“致良知”，认为良知是一个内外、动静和上下浑然一体的生命实体，因此没有必要再去论证动与静的关系。

“明镜说”： 圣人之心如明镜，常人之心如昏镜

正德五年（1510）十一月，王阳明回到京城，黄绾和应原忠前来拜访，和他一起探讨学问。王阳明对黄绾和应原忠说：“圣学久不明，学者欲为圣人，必须廓清心体，使纤翳不留，真性始见，方有操持涵养之地。”（《阳明先生年谱》）

应原忠当时已是王阳明的入室弟子，后来为了孝养双亲而辞职返乡，在山中苦读近十年。最后，应原忠又重新踏入官场，出任广东省右布政使。

应原忠对王阳明在上文中提到的教诲不太理解，心存疑问。正德六年，王阳明为了解除他心中的疑惑，特意作《答黄宗贤应原忠》（《王文成公全书》卷四），其中详细阐述了“明镜”论：

圣人之心，纤翳自无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驳杂之镜，须痛加刮磨一番，尽去其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去，亦自不消费力。到此已是识得仁体矣。

若驳杂未去，其间固自有一点明处，尘埃之落，固亦见得，亦才拂便去。至于堆积于驳蚀之上，终弗之能见也。此学利困勉之所由异，幸弗以为烦难而疑之也。

凡人情好易而恶难，其间亦自有私意气习缠蔽，在识破后，自然不见其难矣。古之人至有出万死而乐为之者，亦见得耳。

向时未见得向里面意思，此功夫自无可讲处。今已见此一层，却恐好易恶难，便流入禅释去也。昨论儒、释之异，明道所谓“敬以直内”则有之，“义以方外”则未。

在《传习录》上卷中，王阳明曾借用“明镜”来比喻实践修行的重要性，他说：“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故圣人只怕镜不明，不怕物来不能照。讲求事变，亦是照时事，然学者却须先有个明的功夫。”

而王阳明的高徒徐爱则说道：“心犹镜也。圣人心如明镜，常人心如昏镜。近世格物之说，如以镜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镜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镜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后亦未尝废照。”徐爱从王阳明“格物”说的立场解释了王阳明在书信中阐述的“明镜”论，是对王阳明“明镜”论的有力补充。

王阳明的“明镜”论所说的就是“心”的修行。但王阳明又非常担心，如果过于专注于心的修行，就可能会演变成弃绝一切外部事物和人伦道德，最终陷入静寂虚无的“虚禅”世界。鉴于此种担忧，王阳明借用程颢的话，来表明自己的“明镜”论并非如此。

王阳明指出“明道所谓‘敬以直内’则有之，‘义以方外’则未”，用“义”的有无来区别儒学和佛教。此外，王阳明还指出“释家最终未谈居敬”，又用“居敬”的有无来区别儒学与佛教。“居敬”是儒家特有的“心术”，也是宋儒用来否定佛教心术的重要概念。王阳明的“明镜”论可以说是“居敬”思想衍生出的产物。

王阳明晚年将“良知”喻作“明镜”，他认为明镜有自净的能力，良知自身也有去除私意习气的能力，所以顺其自然就好。

“明镜”论和“致良知”说之间存在着“本体功夫论”上的差异。我们知道，神秀和慧能曾分别作过两首偈，其中揭示的“明镜”论的差异其实也是“本体功夫论”上的差异。

神秀：“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慧能：“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若将王阳明晚年时期的“致良知”说和上文中的“明镜”论做比较，我们会发现提倡“明镜”论时的阳明心学更接近神秀的思想，而提倡“致良知”说时的阳明心学则更接近慧能的思想。提倡“明镜”论时的阳明心学认为“心”和镜子一样，需要打磨，才能廓清私欲；而提倡“致良知”时的阳明心学认为“心体”是主体性的，可以自主性地运动，通过“心体”自身的运动就可以克服私欲。“明镜”意味着澄明的“心体”，王阳明在壮年时提出“明镜”论，将“心体”（也可称为“真性”）喻作“明镜”，这其实为他晚年创立“良知”说埋下了伏笔。一旦他悟出“心体”具有主体性，且可以自主性地运动之后，自然就会悟得“良知”说。

立诚说：立诚是根本，好比执刀于咽喉处

王阳明说：“为学必诚。”他在晚年时将“致良知”作为学术宗旨，在此之前，王阳明一直将“立诚”作为为学宗旨。

王阳明于南京讲学之时，尤为重视立诚。他认为，若想去私欲、存天理，若想实现省察克治，必须先立诚。唯有立诚才是根本功夫。

王阳明曾写信给黄宗贤，提出立诚乃细致入微的本原功夫，好比执刀于咽喉处，必要格外用心。

正德十三年（1518），王阳明特作《修道说》（《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对立诚加以详细论述。同年，薛侃刻印《传习录》。《传习录》中多处提到了立诚的必要性，其中包括诚意与格物致知的关系，诚意与正心的关系，诚意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关系，诚意与明善的关系，诚身与明善的关系等。

王阳明教育弟子，非常注重“为学须得个头脑功夫”，认为唯有如此，“方有着落。纵未能无间，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传习录》上卷）

王阳明所说的为学头脑包括存天理、去私欲，体认未发之中，省察克治，等等。其中的关键点就是，促使心体发挥作用。对王阳明而言，心体作用的终极目的即为立诚。王阳明曾以树根与枝叶来形容诚意与其他功夫，该比喻极为贴切。诚意为根本之功夫，其他任何功夫皆应出自诚意，如此才有存在的价值。

王阳明的弟子守衡曾向王阳明请教“诚意”。王阳明认为《大学》的主旨即为诚意，诚意之关键即为格物，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要由诚意来实现。此观点准确地揭示了心学的精髓。对此，王阳明补充道，功夫之难点就在于格物致知，格物即诚其意。意若诚，则心自正、身自修。然正心、修身之功夫又各不相同，正心为喜怒哀乐处于未发之时的功夫，修身为喜怒哀乐处于已发之时的功夫。总之，心若正则意“中”，身若修则气“和”。

由上可知，王阳明认为，诚意是贯穿《大学》《中庸》始终的本原功夫。

王阳明提出，诚即心之本体，唯有思诚才能恢复心之本体，因此，也可将“诚”称为本体功夫。

王阳明在提出“致良知”之前，将诚意作为培根之学的主旨。当他提出“致良知”之后，致良知就成为培根之学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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