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省会（为什么有些省会听起来很陌生）

在中国的省会城市中，有一些的确存在感稍显不足。

它可能只存在于地图上，别人不提你很难主动想到它，比如福建的省会是福州不是厦门，山东不只有青岛还有济南，环抱京津的河北有个地方叫石家庄。

为什么你会觉得有些省会听起来很陌生？一种可能是，它本身所在省份的存在感就很弱；另一种可能是，所在省份的各项实力并不弱，但这个省会在本省的地位并不突出。

经济与人口的比拼

无论要讨论什么，经济实力，都是那个最硬核的指标。

我们梳理了 27 个省和自治区 2018 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后发现，目前西藏、青海、宁夏、海南、甘肃五地 GDP 未破万亿，所以相应的拉萨、西宁、银川、海口、兰州留给大家的记忆点可能不多；而像江苏、山东两地 GDP 可以排在全国前十，但其省会城市南京、济南的 GDP 占全省比重不到 15%。

整体来看，中西部省会城市的 GDP 占全省比重较高，东部地区省会城市的 GDP 占全省比重较低。若单从 GDP 来论，中西部省会在省内的存在感好像大多高于东部省会。

这一现象其实不难理解，中西部地区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省会通常作为交通枢纽而存在，各类资源自然向省会集中，例如武汉、西安、兰州等地。而东部省份由于自然条件的优势，在省会城市之外，还拥有其他增长极，例如南京和苏州、杭州和宁波、济南和青岛、厦门和福州、沈阳和大连，前者作为省会城市其存在感都相对被削弱了。

某城市 GDP 占全省的比重，现在常常用来计算一个城市的首位度。这个概念在 1939 年由马克杰斐逊提出，指的是一定程度上城镇体系中城市发展要素在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在 GDP 这项经济指标之外，人口规模是城市首位度的另一项指标，通常用首位城市与第二位城市的人口规模之比来表示。

我们找到了 23 个省份的相关数据，通过一些计算和梳理发现，部分省会并不是省内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有些甚至排不进前三名。

我们可以分三个区间来看下方数据图中标示的“与本省人口第二大城市比值”：比值大于 1 说明该省会的人口规模全省第一，比值等于 1 说明该省会是全省人口第二大城市，比值小于 1 说明该省会的人口规模要排在全省第三甚至更后。

在这 23 个省会城市中，石家庄、合肥、福州都是省内人口第二大城市，其省内人口最多的城市分别为保定、阜阳、泉州；贵阳、南昌、南京的常住人口规模排在本省的第三位，排在它们前面的分别为毕节和遵义、赣州和上饶、苏州和徐州；而从人口规模上看，济南要排在山东省的第六位。

一场存在感争夺战

此前的十九届中央第一轮巡视中，有多个城市被点名引领带动作用不够，这其中就包括上面经济和人口两项指标都很“不突出”的济南和南京。

作为“强省弱省会”的典型代表，济南和南京都位于东部沿海省份。

我们先来看看济南。

在全国范围内有 15 个副省级城市，济南是其中 10 个省会城市之一，而青岛是其中 5 个计划单列市之一。所以，在区域的引领和带头作用上，山东省的这两个城市是被国家寄予同样厚望的。

可在全国 15 个副省级城市中，2018 年济南的 GDP 未破万亿，排在了第 10 位，而同一时间青岛的 GDP 已超过 1.2 万亿元。

济南还有多项指标落后于青岛，有一些甚至落后于省内的烟台。尤其在出口总值上，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这其实是一种必然现象，济南的经济腹地主要集中在鲁西的农业经济区，而青岛和烟台则位于胶东半岛，良好的港口条件让他们有更大的贸易空间。

南京的情况就更有意思了。

自 1981 年起南京的 GDP 就被苏州超过了，1985 年至 2013 年间甚至落后于无锡， GDP 排在全省第三位。一个省会城市的 GDP 打不过本省的地级市。

这背后的关键就在上海，由于地理、文化各方面的联系，苏锡常三地受上海辐射形成“苏南模式”，承接上海产业链下游的工业部分。

而偏居江苏西南一隅的南京，对苏北的经济辐射相对有限，却对邻省安徽的马鞍山、芜湖等地辐射作用明显。

根据 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南京流动人口的第一来源地是马鞍山，前五大来源地中有三个是安徽的城市；苏州流动人口的第一来源地是盐城，前五大来源地本省占了三个。

这也就是为什么，南京总被戏谑为“徽京”了。

没有人不想证明存在感，城市也是一样。

今年两会，江苏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提升南京省会城市功能和中心城市首位度”，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推出整版报道《从“你们南京”走向“我们南京”》。

山东在这方面则领先了一步，2018 年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就已经提到“提高省会城市首位度”了。而在今年 1 月，效仿安徽、浙江、四川等省的做法，山东省调整了行政区划，济南正式收编了莱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