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 和谈（阿富汗重启和平谈判）

8月14日，阿富汗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阿政府已释放80名有争议的塔利班在押人员。此前，阿富汗总统加尼曾签署总统令，根据大支尔格会议决议，赦免400名有争议的塔利班在押人员。

今年2月29日，在经过漫长和复杂的博弈之后，美国国务院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哈利勒扎德同阿富汗塔利班驻多哈政治办事处主任巴拉达尔在多哈签署和平协议。该协议对于外军撤军的批次、数量和时间做出了承诺，并提出应尽早举行由阿富汗各方参加的阿人内部对话，以解决分歧、创造共识，最终实现国内和平。

在协议中，开启阿人内部对话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双方释放囚犯，互换俘虏，即政府应释放5000名塔利班囚犯，塔利班则应释放1000名被关押的政府和军事人员。经过多回合你来我往的释囚行动，塔利班方面宣布释囚完毕，而政府手中的释放名单上还剩余最后约400名塔利班囚犯。阿总统阿什拉夫·加尼表示，这400余人均为“重犯”，即使是政府也无法单方面决定能否释放，因此才有了大支尔格会议的召开。

这个尚在可能性之中的和平实属来之不易。经过近19年的阿富汗战争，美国终于意识到这是一场美国无法赢得的战争。美国布朗大学的一项关于阿富汗战争代价的研究显示，有约2300名美军士兵、近4000名美国承包商在战争中身亡，超过两万美国人在战争中受伤。

过去的 200 年间，阿富汗先后五次遭遇外敌干涉，好些世界强权与地区强国都曾试图侵略、占领、征服或控制这片土地。每次侵略，都让侵略者付出了沉重代价。奇怪的是，每一次干涉，仿佛都出自同样的原因；每一次外敌来犯，也都延续着一贯的套路——汹汹而来、悻悻而走，似乎都不知道前车之覆乃是后车之鉴。

1839 年，英国殖民者第一次侵入阿富汗。初次接触的回忆相当不堪。40 多年过后，同样的入侵者，犯下了几乎一模一样的错误。前辈的痛苦教训，后人却一点不曾汲取。又过了 40 年，英国人第三次踏进同一条河流。60年后，苏联军队也在阿富汗栽了跟头。如今，阿富汗的土地上驻扎着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故事似乎一直在循环往复。

为什么阿富汗历史饱受战争侵扰？历史学家塔米姆·安萨利通过阿富汗人的视角来解读祖国的历史，他驳斥了“帝国坟场”的论断，讲述了长期以来外部世界从未完全了解的阿富汗内部斗争，剖析了现代入侵者屡战屡败的致命原因。下文经授权摘编自塔米姆·安萨利的《无规则游戏》第三十二、三十三章，有删节。

《无规则游戏》，塔米姆·安萨利著，钟鹰翔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11月版

作者丨塔米姆·安萨利

摘编丨李永博

塔利班的历史

在城市之外，麻烦的种子从一开始就在土壤中萌芽，但美国干预初期所引发的普遍乐观情绪，创造了一种反对暴力的环境，因此，这些种子在秘密中悄悄萌发。记者克里斯托弗·鲁伊特和博尔罕·尤努斯讲述了穆拉·法鲁克的一个故事。法鲁克住在加兹尼省乡下，曾在宗教学校学习，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一名塔利班成员。塔利班被驱逐，激起了法鲁克的愤怒，他决定闹出一点动静，向世界宣告塔利班仍在斗争，而且他们准备奋斗到底，直至

把血流干。2002 年底，法鲁克找到友人阿卜杜勒·阿哈德。后者曾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比法鲁克更具斗争经验。法鲁克想要立即举事，阿哈德表示反对 : “现在时机未到……人民还不会跟从我们。”因为“人民”

（大多数阿富汗人）

都还对美国寄予厚望，觉得美国人能够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

阿哈德与法鲁克一直在耐心等待，他们觉得局势迟早生变。机会果然来了。战后重建失败，仅是变局到来的原因之一。2002 年夏天，第一次支尔格会议召开的那一段时间，飞临赫尔曼德省的美军战机误把一处婚礼现场的喧嚣声当成了叛乱分子的行动。其实，宾客们只是在朝天放枪表示庆祝，那是当地的习俗。但悲剧还是发生了。轰炸之下，47 人不幸丧生，死者之中，包括不少妇女、儿童。此外，事故还造成 117 人受伤。事情水落石出之后，喀布尔的美军官员不得不真诚道歉。那次事故给阿富汗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但我在喀布尔还是听到了不少宽容的声音。有人表示，当时的情况过于混乱，也十分紧急，美军犯错在所难免。只要吸取教训，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他们愿意继续信任美国人。

当年底，阿富汗人的观感却发生了转变。大家觉得，美军的各种暴行似乎已经成为习惯。美军接管苏联援建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后，把它变成了坚不可摧的堡垒，阿富汗人不能随意接近，更别说进入其中。少数进去过的人表示，基地内已经建起了一个规模不小的美国城，城中到处是夜店、影院、饭店和商店

（这些描述有些太过夸张）

。巴格拉姆不但驻有军人，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承包商。为了维持基地运转，美国人投资了数百万美元，但是，基地附近的阿富汗人并未因此受益。毕竟，基地所需的物资全数从国外空运进来，就算是牛肉，美国人也更喜欢澳大利亚产品。有人甚至谣传，美国人在基地里养猪。

美军在巴格拉姆基地中设立的一座监狱，其恶名堪与关塔那摩监狱相提并论。任何阿富汗人只要被美军特种部队或情报人员怀疑为恐怖分子，就可能被押往此地接受调查。附近地区的拘留营地当中，巴格拉姆监狱的规模最大。狱中聘有好些人，负责对囚犯进行审讯，这些人除了来自军方，还有一些是美国政府雇佣的私人承包商。美军承认存在冤枉无辜的情况，虽然无辜的人得到了释放，但此前一定经受了相关审讯。据亲历者回忆，巴格拉姆监狱中的囚犯常常遭到殴打，狱卒还会使用枷锁、头套限制囚犯的自由，囚徒甚至会被罚站数天。一名出租车司机遭遇殴打的时候，总会痛苦地大喊：“哎呀，真主！”审讯人员据此认为他可能有宗教极端倾向，并因此加紧用刑，最终，司机不幸惨死。事后证明，他和塔利班并无关联。巴格拉姆的故事和关塔那摩的恐怖传说一模一样，阿富汗社会无不人心惶惶。

卡尔扎伊政府很快建立了阿富汗国民军和阿富汗国民警察部队。军警自然有助于恢复秩序，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可能也将随之结束。但是，他们的上岗实在太仓促。几万名毫无作战经验的男性匆匆提枪上阵，他们要和最凶恶的极端分子作斗争，却没有人能够提供指导，而且很多强力机关的人员还会仗势欺人。加兹尼省的布料商人阿卜杜勒·卡里姆就遭遇了类似的不公。一次生意，国家情报局的一位军官想向他索取极低的折扣，卡里姆并未应允。结果，对方立即指控他与“基地”组织勾结，并把他抓进了监狱。卡里姆在狱中饱受毒打，最终他只能付出 1 万卢比贿款，才得以出狱，而他的生意因为耽误了一年而荒废了。

卡里姆的遭遇并不稀奇，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更糟糕的是，新政府的军警部门几乎被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把持，因为他们也是得胜一方的主力军。这些军警大多来自北部，但多驻扎于乱象频起的阿富汗南部。南部是普什图人的聚居地，如此安排不免让人产生误会——政府在有意扶植少数族裔迫害普什图人，这样的误会可不利于阿富汗社会的安定团结。

怨恨一旦生成，关于新政府种种不堪行径的谣言自会不胫而走。从喀布尔回来的人说，“喀布尔大街上到处是乱扔的酒瓶”，乡下的一位毛拉在周五的祈祷仪式上，痛心讲述了喀布尔大街上男女恬不知耻当街苟且，而民众对此置若罔闻的骇人见闻。他痛心地表示，喀布尔已经堕落，就快变成欧洲的一部分了。甚至有谣言说，美军性侵关在巴格拉姆的老者。当时，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的虐囚秘照已被公诸天下，即便身处阿富汗农村，人们也能看见照片上骇人的场面：美国女兵用狗链锁住一名穆斯林男子的脖子，迫使他在狱中裸体爬行，好像遛狗一般，旁边还有好些赤身裸体的男人被迫叠在一起，活似一堆木头。有了这样的新闻，村民自然对内容相似的谣言深信不疑。

阿富汗总统加尼

2003 年 8 月，法鲁克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只要一点火，马上就能呈燎原之势。那么，法鲁克及其追随者打算在哪里打响第一枪呢？他们的目标并非巡逻的军队，也不是美军的兵营，他们甚至不打算袭击政府机构，他们杀害了两名红新月会

（即伊斯兰国家的红十字会）

的志愿者。法鲁克的暴行激起了人们的义愤，不过，法鲁克的目的已经达到。他才不想赢得民心，他只想出名。虽然大家都对法鲁克指责纷纷，但这反倒让大家都认识了这个人。红新月会人员的惨死，让法鲁克的小团伙出了名，人们由此知道了这个魔鬼的存在。

几个月后，两名枪手骑着摩托车射杀了 29 岁的法国人贝蒂纳·格瓦斯拉尔

（Bettina Goislard）

。她是联合国的一名工作人员，帮助安置流离失所者

（阿富汗国内难民）

，她的不懈努力惠及了 5 万多人。她的工作充满善意，深受爱戴。当地人民愤怒了，他们抓住凶手，并狠狠殴打了一顿。随后，凶手被移送司法机关，听候法律的制裁。你可能认为当地人的这一反应会导致法鲁克和他的组织重新考虑他们的策略，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认为非常正确，没有创伤的日子就是在支持喀布尔政府及其外国支持者的事业；任何可怕的残暴行为，无论是谁犯下的，都能迫使大家放弃幻想，不再期待未来，同时，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卡尔扎伊的统治。法鲁克认为，要想驱逐外国势力，暂时的战争与苦难是一种历史必然。等傀儡政权垮台，外敌离境，他们可以重建秩序，恢复法律。当然，那是塔利班统治下的秩序与法律。

美国、北约和卡尔扎伊政府在某种意义上为法鲁克的事业作出了贡献。格瓦斯拉尔遇害之后一个月，北约战机对一处房屋发动空袭。据称，那是塔利班领导人的藏身之地，不过，屋内的住民却是９个孩子与一些无辜平民，他们和塔利班毫无关系。这一行为引起了与杀害格瓦斯拉尔同样的反感，并激起了人们一种道德上的对等感：塔利班杀害了无辜的慈善工作者，美国及其盟友正在杀害无辜的儿童，两者有什么区别？

每当美国误杀平民时，它会承认错误，受害者家属也会得到赔偿。不过，赔偿本身就是一种有问题的做法。在阿富汗普什图部落，对于谋杀案件存在一种独特的处理法则。有些时候，只要案犯一家愿意用金钱赔偿受害者家庭，案件可以就此了结。我觉得，一些美国人可能因此产生了严重误解，觉得误杀事件可以通过交易而轻松摆平。在华盛顿特区的一次培训会议上，我结识了一位认真的研究员，他告诉我，据他的分析，在伊拉克发生类似案例的补偿标准是多少，又问我阿富汗“当前的价格”是多少。

塔米姆·安萨利，历史学家、专栏作家，美国历史上最悠久的旧金山作家工作坊（San Francisco Writers Workshop）的指导人。1948年生于阿富汗，1964年移居美国，拥有阿富汗和美国两国血统，现居旧金山。他长期在《旧金山纪事报》《洛杉矶时报》《沙龙》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和评论，著有《喀布尔以西，纽约以东》《中断的天命》等。

战争爆发的临界点

转眼 2005 年就快走完了，混乱与秩序的竞赛仍然不分上下。桥梁遭到轰炸，诊所不断被毁，无辜平民死于非命。与此同时，桥梁也在不断新建，手机得到普及，新开了好多学校，甚至边远乡村的人们也开始参与大选。2006 年，混乱局面进一步扩大。漫不经心的观察家和政策专家都认为，这一年将是一个转折点。对于塔利班分子而言，2006 年的目标是学校，他们将对学校实施袭击。

许多人认为学校是必需的。所有父母都希望子女接受教育，这种想法的前提是人们对教育的意义存在普遍共识。学校是传播思想的工具，当一种战争倾向的思潮大行其道，建造一所学校就是一种战争行为。在阿富汗，当心地善良的人们来到农村地区兴办教育，战乱地区因此多了好些不设防的建筑——学校，里面塞满了最脆弱的目标——儿童。2006 年，塔利班叛乱分子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

此前，他们还不敢对学校下手。那个时候，他们不想得罪人民，不愿随意突破底线，毕竟他们还想有朝一日重新统治全国。但是，2002—2005 年，激进主义的宣传攻势不断袭来，塔利班分子也渐渐放开了顾忌。奎达舒拉出言偏激，巴基斯坦那些伊斯兰学校同样在大打心理战，他们要在民众中间制造“学校恐惧症”。目不识丁的父母得知了一个骇人的消息：孩子一旦进入西方人办的学校，长大了肯定背弃伊斯兰信仰。其实，类似的手段早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便已不鲜见。当时，农村公立学校的孩子成了“共产主义者”，并驾驶着苏联战机轰炸自己的祖国。如今，宣传机器再次开动起来：喀布尔的大街上满是空了一半的威士忌酒瓶，市集里到处售卖色情影片，政府唆使年轻女孩半裸着上街到处游荡，美国飞机源源不断地把猪肉运进巴格拉姆基地，而造成这一切的人，正在诱骗家长让孩子去学校“接受教育”！

当人们都在为学校问题而惶惶不安时，塔利班分子针对学校发动了袭击。2005 年 12 月中旬，赫尔曼德省的一名教师在学校门口惨遭杀害。次月，扎布尔省的一名高中教师惨遭斩首。同月，坎大哈、赫尔曼德和拉合曼三地都有学校遭到焚毁。接下来的几个月，教师横遭虐待的事件愈发常见，打砸、焚烧和毁坏学校的事件屡见不鲜。哈法尔·拉坎瓦尔设在霍斯特省的学校便遭遇了一场劫难。反政府武装把校内所有的课桌集中在一间教室，而后纵火焚毁。在纳迪·阿里小镇，哈罗提的“绿色乡村学校”陷入了塔利班武装的重重包围之中。一年之内，南部和东南部便有 200 多所学校被迫关闭。无论如何，家长都不希望孩子处于斗争的前线。于是，没人愿意上学了。

针对学校的恐怖袭击驱散了希望之光，一时间，未来又变得血腥起来。在南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境地区，武装叛乱活动急剧增加。2007 年，赫尔曼德省共发生了 751 起袭击、谋杀和越狱之类的暴力事件。

2007 年，看来是困难的一年，但下一年的形势还要更加糟糕，驱动叛乱的态度仿佛嗜肉细菌感染一般蔓延开来。我所说的“态度”，是一种普遍的感觉，即攻击任何与外国项目有关的人都是值得称赞的。政府官员及来自美国、北约、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的人员等都该统统被消灭，没有任何区别。

塔利班运动不再是一盘散沙，国外的理论家与奎达舒拉提供的那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溶剂和黏合剂，给了“异质”运动一种团结感，使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不同族裔、不同背景的男子能够形成一种统一的意识，即他们是谁，他们在为什么而战。这种感觉更容易被唤起，因为它来自传统的部落和宗教，无论阿富汗农村的社会体制以及农村群众有何分歧，基本上都认同这一观念。

叛乱分子当中，哈卡尼、曼苏尔、希克马蒂亚尔和毛拉·图尔

（黑毛拉）

等所在的组织规模最大，他们的旗下有多支武装协同作战，同时，他们与巴基斯坦方面保持着联系。在巴基斯坦，类似的塔利班叛乱组织正在形成，如斯瓦特山区的贝图拉·马哈苏德及其家人领导的武装。情况和反苏战争时期几乎一样，叛乱组织的头目负责筹措资金、管理资金、提供军备。

他们下面有一群战场上的作战指挥及专业的武装分子和全职杀手，他们的职责唯有叛乱。这些人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农民那里讨取食物、寻求庇护。时机一旦成熟，他们就会对目标发起攻击。事成之后，这些人会撤回巴基斯坦休整，补充军需。

除了这些以战争为职业的武装人员，塔利班还有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阿富汗各地的乡村当中，无数业余战士跃跃欲试，只需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在家乡投入叛乱。当然，他们的活动地点仅限于家乡附近。平日里，这些人不是务农，就是在干其他农村活计。除非有明确的举事意图，否则他们不会轻易放弃本业。奎达舒拉一旦发出号召，这些人就会群起响应。

所谓叛乱，莫过于谋杀、暗杀和小型游击战这几种手段。他们的目标虽然人员众多、钱财充裕，武器军备也要精良得多，但是，面对叛乱分子的作战手法，政府军与美国人空有多重优势，根本无处施展。有时候，塔利班分子会聚起 100 人左右的队伍，向警察局及其他关键部门发起挑战。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从不恋战，几小时内，所有叛乱分子都会撤得一干二净，待到北约部队赶来，他们已经没了踪迹。这些人看起来就像农民，事实上也是如此，他们中的不少人就是普通农民而已。过去，苏军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而在更久以前，英国人的麻烦也大致如此。

2008 年，阿富汗的塔利班分子已经组成了“影子政府”。有权有势的武装首领被任命为“影子市长”“影子警长”“影子区长”和“影子省长”。这些 “影子官员”是否实际掌权，我们并不清楚。不过，塔利班有了这一套完整的班子，阿富汗的百姓似乎也有了另一种选择：除波恩计划扶植的新政府之外，还有塔利班政权。后者似乎随时可以夺权，将卡尔扎伊及其外国朋友驱逐出境。

最重要的是，塔利班发展了一套替代政府司法系统的司法体系。塔利班的流动法庭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巡游

（就像古代英格兰的巡回法庭）

，他们不必听从上头的指挥，这些“法庭”建立在已有的司法系统基础上，并且已经发展了 15 个世纪。法律非常具体，关于法律的书籍汗牛充栋，那些在学术上享有声望的人——名字中包含大毛拉、穆夫提和卡兹的人——都可以主张根据沙里亚法行使权力。就此而言，任何被称为毛拉的人都可以这样做，尽管从技术上讲，毛拉并没有足够的学识立法或者判决。在紧要关头，即使是一个哈吉

（hajji, 至少去麦加朝圣过一次的人）

也可以说自己有资格主持正义。如果人们接受判决，他就拥有其所声称的权威，因为这就是伊斯兰教在基层的运作方式。事实上，并不是所有法官都知道伊斯兰教法，他们所知道的是他们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固有的判断和习俗。

塔利班分子的影响日益扩大，许多地区的民众因此陷入了两难，他们如有诉讼需要，恐怕都要掂量再三。新政府开设的法庭确实是一种选择，但是选择了政府，就得准备贿赂法官。很多时候，判决结果和双方提供的贿款多寡息息相关。如果不愿意，他们也可以等塔利班“巡回法庭”的到来。

似乎越来越多的农村人都更愿意相信塔利班。首先，求助政府可能为他们带来杀身之祸。而且，即便政府的法官清廉刚正，政府的判决也可能有失偏颇，毕竟政府提倡的法律制度一向罔顾农村地区的礼俗、传统与部落关系，对于农村人口也是多有偏见。例如，一名男子给了远亲一定数量的鸦片来交换他 12 岁的女儿，他的亲戚卖了鸦片还钱，但因为女孩反对而没有交出女儿。塔利班的“法官”肯定会对原告表示理解；相反，一个诚实、正直的政府法官会按照喀布尔政府颁布的法律行事，可能会说：“你把女儿卖给这个人？用鸦片来交换？好了，别喊冤了，你们都给我蹲监狱去吧！”

叛乱无疑荼毒了乡村社会的生态，很多地区渐渐脱离政府的控制，外人根本无法涉足。2007 年，联合国派专员来到邻近巴基斯坦的帕克蒂卡省

（Paktika）

调查当地人民对新政府的观感。可是，他们每走一步都困难重重，在很多地方，即便是联合国人员也会遭到袭击。

战火也悄悄地蔓延到了城市。巴格兰的一间糖果工厂遭遇自杀式袭击，造成 75 人死亡。2008 年 1月，4 名持枪歹徒潜入喀布尔的塞莱娜酒店放置炸弹，杀害了一名警卫。最终，有两名枪手死亡，两人被抓获。这次恐怖行动惊人的不是死亡数量，而是目标，要知道，商务旅客来到喀布尔多在塞莱娜酒店下榻。一个月后，坎大哈再次发生人体炸弹袭击。自杀式袭击者混进观看斗狗的人群，最终约有 100 人遇难。7 月，有人驾驶汽车炸弹冲入印度大使馆，造成58 人死亡，其中多数为阿富汗平民。媒体猜测塔利班应该对此负责，但在我看来，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此时，塔利班历经摸索，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有效的敛财手段，即对所有利润征收 10% 的税。农民是被压榨的主要对象，当时，阿富汗的农产品中，唯有鸦片最有价值。在很多鸦片生产地，鸦片已不仅仅是一种商品，其本身已经成了货币。人们随身携带鸦片作为现金，用于交换布料、杂货等常用消费品。当然，鸦片之所以经历如此转变，是因其具有货币所需的一切属性：它不易损毁

（主要是因为大家不舍得损毁）

，可以精确计量，价值得到广泛认可，而且产量相当有限

（拥有鸦片的唯一途径是生产鸦片或参与其贸易体系）

。作为一种上佳的货币替代品，鸦片甚至稳定了整个社会经济。

就这样，塔利班分子有了税收制度、影子行政系统、快速发展的

（移动的）

司法系统和（模拟的）货币。塔利班似乎可以宣称自己是卡尔扎伊政府的替代者，至少在各省是这样。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没有明显的机制来实际管理一个国家。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所拥有的是使阿富汗无法治理的力量。

因此，塔利班叛乱对北约和美国构成了挑战，正如 20 世纪 80年代“圣战”武装对苏联人构成挑战，以及一个世纪之前英国人面对阿富汗部落的挑战一样。英国放弃了击败他们那个时代叛乱的努力，只要一找到能把领导权交出去的人，他们就会抽身离去。这个人既强硬到可以统治这个国家，又足够精明，可以在国际和战略上充当英国的合作伙伴。如果美国能找到一个像阿卜杜尔·拉赫曼这样的强势领导人，那么它也会这么做。可是，阿富汗政坛上似乎没人能够担起这个角色。

上文经授权摘编自塔米姆·安萨利的《无规则游戏》第三十二、三十三章，有删节。

编辑丨张进

校对丨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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