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的美国历史（美国历史回忆录18）

如果说库格林神父是大萧条时期极端派的宣传部长，参议员休伊·皮尔斯·朗格则是大家公认的极端派领袖。广播神父有听众，但是他所宣讲的是虚无主义。他们的盟友汤森博士有一千万追随者，但是他不懂得如何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朗格可是本领最高强的政客，他具备了一切条件：有选民，有政纲，而且本能地懂得该在何时夺权和如何夺权。只有他这个政敌使罗斯福真的害怕。

关于朗格的传说，已经写进了两本著名的小说里。一本是约翰·多斯帕素斯的《天字第一号》，一本是罗伯特·佩恩·沃伦的《普天之下莫非臣民》。至于他的生平事实，至少也跟小说同样地动人。他是在温教区一间小木头房子里出生的，家乡是贫民区，他跟其他穷小子唯一不同之处是独具天才。他以推销“烤得灵”煎油起家，顾客是那些穿背带工装裤的汉子和穿花布衫裙的女人。这些人到死都信仰他。他只花八个月的工夫就修完了杜伦大学法科三年的课程，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特许他执律师业，那时他才二十一岁，这是杜伦大学毕业生中以前或以后谁也没有能达到的成就。后来有一条关于学校教材的法律，下级法院判为不合宪法，他在美国最高法院出庭，证明了这条法律是符合宪法的，由此大露头角。他提出他的论点，事前不用请教法律专家，也不用参考什么法律书，只用一页发言大纲，因此获得了首席法官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赞赏。

要是不跟美孚石油公司的律师做了一番幕后交易，朗格是决不能当选为州长的。他有空子就钻，但是他不同于新奥尔良市的那些腐败政客，他知道什么是该做的。当时这个州由州外的一些大公司全部控制。全州仅有三十英里柏油路，医院不收没钱的病人，各主要河流上都没有桥梁，全州半数小孩上不了学。在任商业部长时，赫伯特·胡佛曾到过这个州，觉得怪有意思。他甚至嘲笑该州奉为至宝的关于伊万杰琳姑娘的传说①。他说，伊万杰琳来历不明，甚至名字叫得对不对也有问题，也许原名是格温多琳。这样恣意讽刺，是不可饶恕的。1928年秋季，朗格才三十五岁，他参加竞选州长，在那些看得目瞪口呆的穷汉和老乡面前进行还击。他站在马丁维尔市棉花包上，在闪烁的火把底下发表了美国政治史上一篇最动人的演说。

“就是在这里，伊万杰琳等待她的情人加布里埃尔归来，可是他始终没有来到。朗费罗为此写了一首诗，这棵橡树的所在地因此成了名垂千古的胜地。但是在这里白等的还不止伊万杰琳一个人。你们等着学校开办，好让孩子们念书，这些学校现在在哪里呢？你们出了钱，要修筑公路，这些公路在哪里呢？救死扶伤的医院又在哪里呢？伊万杰琳在失望中流下了不少伤心的眼泪，但是她只不过哭了一辈子。你们可在这个地方，围绕这棵橡树哭了好几代了。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给在这里哭的人把眼泪填干吧。”

他一当选州长，就打破了这些大公司的势力。路易斯安那州的人头税取消了，新定的营业税开征了，欠债的按政府规定可以延期偿还，贫民免纳普通财产税，教科书免费发给学生，学童由学校派车接送。在三年之内，他就为本州修筑了二千五百英里柏油路，六千英里碎石路。建造了十二座桥粱；特种财产税减低了百分之二十；在新办的夜校里，有十七万五千成年文盲学习读书写字。在美国南方，他是唯一的平等对待黑人的州长。有一次，三K党的头子威胁说要来本州开展反朗格运动。朗格对记者说，“告诉他们这是我的话：不准那个帝国杂种走进来半步。我说他是狗娘养的，这不是出口伤人，而是说清楚他的出身。”

他靠“人人是国王，但是没人戴王冠。”这句口号当选了。不过王冠还是有人戴的，这人就是朗格。《阿莫斯和安迪》这个广播节目所讲的是一个秘密团休，叫做海中神秘骑上，首领叫做王鱼，朗格就以王鱼自称。霍丁·卡特写道，“到了1935年春季，朗格已经成为路易斯安那州的主人了。”象卡特这样在报上批评朗格的人，白天黑夜身边都要带一支手枪。有些人挨打了，有些被绑架，有些被投进了监牢。在朗格当选为参议员的前夕，他那个女秘书的丈夫威胁说要控告他，因为他破坏了他们夫妻二人的感情。朗格派人把他带上飞机，在本州上空兜来兜去，等到投票完毕才准他降落。所有法官，包括本州最高法院的全体法官在内，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所有警察，不论是州辖的还是市辖的，都直接听他指挥。一切教员、税务人员、州政府人员、各银行里的人、甚至州长也不例外，都唯他之命是听，最后，那由他掌握的州议会连民主制度也取消了。是谁当选，应当担任什么职务，都由朗格决定，不是由选民。新奥尔良市民表示不满，他便召集民兵，亲自领队进城，俨如古代罗马的恺撒大将军。他说，他跟反对派讲过道理，但是“那个办法行不通，所以我现在使用炸药。谁挡住我的路，我就把他们炸掉。”

1935年初，他所操纵的州议会在二十二分钟内高呼赞成、一口气通过了四十四项议案。这时议会里还有几个老实人，其中有一个站起来说：“我不能预见未来，昨天晚上我也没有看见月亮上有什么血迹。但是我能看见这个议事大厅的光洁地板上有一摊血。因为，如果你们这样蛮干下去，就会跟那骑着白马的死神一块走。”因为大家轰他，他只好住嘴。就是有人要流血，也不会是朗格，因为他周围都是带着左轮和轻机枪的卫士。他那些忠实党徒们还说，不久就有联邦特工人员来保护朗格了，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的政敌也很清楚，——朗格的新住址将是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

朗格已经成为全国性的人物，其地位仅次于罗斯福。他是全国议论最多的政客。他显然准备把活动范围扩大到路易斯安那州之外。他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得克萨斯州的政治斗争，还打算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阿肯色州的乔·鲁宾逊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密西西比州的帕特·哈里森踢出去。他那种令人厌恶的粗野作风，成了各大城市报纸社论和漫画的题材。在长岛的一次宴会上，他喝醉了酒，踉踉跄跄走进男厕所，看见一个高个子青年人正在那里小便，便叫他“站开让给路易斯安那州的王鱼。”那个青年不肯让，向来不守规矩的朗格就从后面撒尿，想打青年人两腿当中射过去。尿射不准，青年一拳打肿了他的眼，他只好离开宴会。这不过是一出低级喜剧，但是他在参议院衣帽间里对同事们说下面这些话时就没有人敢笑了。他说，“伙计，不要多久，就有一群暴民拥集到这里，把参议员们一个个吊死。我得考虑考虑，是留在这里跟你们一起让人家吊死呢，还是出去当他们的领袖。”

总统写信给驻意大利大使说，美国人“正在害一种很厉害的病，叫做朗格－库格林流感。全国人人都浑身发疼。”这也包括罗斯福本人。同那位广播神父一样，朗格在1932年也支持过罗斯福。可是现在他对整个新政感到生气。他的所得税申报书受到了审查；法利在处理联邦拨款方面不肯照顾他；工程兴办署因为路易斯安那州分署营私舞弊，又停办了当地工程。但是朗格最不满之处是他自己没有当上急统。他觉得总统应该由他来做才对。他写了一本书，名为《我在白宫的头几天》。（他在书中说，要让罗斯福当海军部长。）有人向他，1936年是否将开展提名朗格竞选总统的运动。他说，“一定会，而且我想我们会囊括全国的选票。”国会山只有几个人不怕他，其中之一是哈里·S.杜鲁门。新当选的参议员照例要主持会议，这个初出茅庐的密苏里人担任这项工作时，朗格发表了一篇十分凶恶的演说，讲完之后，他问杜鲁门有什么看法。杜鲁门尖锐地回答道，“我不得不听你的发言，因为我是会议主席，不能退出会场。”但是在新政将满两年时，象杜鲁门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朗格在参议院里公开嘲笑总统，说他是“撒谎者和骗子手。”罗斯福没有办法，只好求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西奥多·比尔博帮忙，此人是南方叫得最响的种族主义者。比尔博把“疯子朗格”大骂了一顿，但是结果是自己的选民纷纷来信抗议。

1935年2月5日，在讨论联邦人事安排时，提到了路易斯安那州那个洪水猛兽。全国紧急事态委员会的议事记录记载了这些话：

『总统：凡是为朗格或者他那帮子人工作的，不许任用，也不许留用！不能有半点含糊！

加纳副总统：不论是谁，全都这样！

总统：不论是谁，不论是哪个机构。谁为朗格工作，就不可能在这里工作。

赫尔国务卿：纠正得越快越好。

总统：你们什么时候要具体指示，就什么时候给你们。』

可是这样也没有多大用处。正如霍丁·卡特后来所说，“我们这边唯一有利条件是联邦政府可以给点好处。从争取选票的意义上来说，这主要是由工程兴办署把成千上万的招工名额分配给那些反朗格的组织。可是这也不起多大作用。那些失业的穷鬼们对招工是欢迎不暇的，可是投起票来却不照兴办署的意思，即使选举是规规矩矩进行的，我们也很少有人能当选。”

3月5日是罗斯福就职两周年，那时政府正式承认，美国除主观上的畏惧心理外还真有可怕的事。铁裤汉约翰逊现在是纽约州工程兴办署的负责人，他在沃尔多夫－阿斯脱里亚饭店的一次宴会上攻击“路易斯安那州的大煽动家和神父政客组成的”右翼联盟。王鱼和广播神父在广播中予以还击。约翰逊再度开炮，他说，“如果你把希特勒的话和库格林神父的话并列起来，哪句话是谁说的，谁也分不出。包括反犹宣传在内。”新政派大炮这时一齐轰了起来。哈罗德·伊克斯答应记者引用他下面这些话：“朗格参议员的毛病是，他的脑子烂得发了臭。我说这话，是假定这个朗格皇帝还有个脑子。”

其实，朗格的脑子比这个老吝啬鬼还要好。他用跟伊克斯同样长的广播时间，向全国提出了“分享财富”计划。私人财产不得超过五百万元。任何人每年收人不得多于一百八十万元，也不应少于二千元。老年人有养老金，退伍军人有补偿金，廉价食品由农业调整管理局的剩余农产品拨付。孩子从幼儿园直到大学免费上学。每个家庭应得到六千元房屋津贴，还要给一架收音机、一辆汽车和一部洗衣机。朗格的“分享财富同志会”（不收会费）会员们在路易斯安那州外进行了一次出击，选出了阿肯色州的海蒂·W.卡拉韦夫人填补她亡夫在参议院的空缺。这时全国各地的贫民窟中都听到了朗格那支万人传诵的歌：

『人人是国王，人人是国王。

你尽可以做到家财百万，

可是人家也有自己的财产。

有足够的财富供大家分亨。

不论是夏日炎炎还是寒冬腊月，

不论是冬天还是春天，

太平日子永远过不完。

左邻右里互相帮忙，

人人是国王，人人是国王。』

朗格向《朗格真传》的作者福雷斯特·戴维斯透露，他打算取缔民主、共和两党，自己当四任“我国的独裁者”。1935年由春至夏，他的号召力象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十分惊人。《纽约时报》记者特纳·卡特利奇认为政府对他进行反击是犯了错误，因为一反击，“倒使朗格这个小丑变成了政治上的真正威协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进行了一次秘密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朗格作为第三党候选人竞选总统，可能从罗斯福手里夺去四百万张票，有足够的举足轻重的州支持他，使1936年的选举由众议院投票决定谁当总统。吉姆·法利是全国最高明的政治预言家，他在9月间对伊克斯说过，朗格的选票将会超过六百万张。对于第二期的新政，朗格及其同盟者已发生了明显的影响。提出社会保险法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朗格所支持的汤森计划推动的，提高高薪阶层税额和提出《控股公司法》，主要也是由于朗格指责罗斯福是有钱人和公用事业公司的俘虏。这些情况，朗格是知道的。7月间，他指责罗斯福“抄袭我十四岁时起草的分享财富的演讲。他今天才变得象我穿童装短裤时那样聪明。”

8月下旬，国会快要休会，但是朗格仍在参议院大厅里上窜下跳，嘲弄“富兰克林亲王”、“玉米爵爷”华菜士、“坐牛”约翰逊、“芝加哥麦虱”伊克斯。可是朗格同他那留在巴吞鲁日市的泼辣太太都有好多不祥的预感。一个月前，他说他的敌人阴谋用“一个人、一枝抢，一发子弹”刺杀他，然后由总统下特赦令赦免凶手。8月下旬他又说，在下届会议中，国会就得服从他的命令了，“如果我能回到此地的话。不过我也许回不了。天知道，这也许是我的最后一次演说了。”

这果然是他的最后一次演说。9月8日，他在巴吞鲁日的州议会，催促手下的议员们通过一些法案，有一个人拿着一支枪，躲在议会大厅的大理石圆柱背后，准备射出那一发子弹。这人叫卡尔·奥斯汀·韦斯，是一个有理想的青年医生。他的岳父是地方法院的法官，同朗格有过争执。为了报复，朗格改划法院辖区，把他排挤出去，还散布流言，说法官的血统可疑。下午9时20分，朗格趾高气扬地走过议会的圆形大厅，韦斯医生走出来，一枪打中了他的腹部。朗格的卫士立即还击，韦斯身中六十一弹，但是他们的领袖已经受了致命伤了。他在昏迷以前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向我开枪。”别人也不明白，以后两天一直议论纷纷。在那两天里，他的遗体穿上黑色燕尾服，系上白领带，停放在大厅里让人瞻仰。向他奉献的鲜花铺满了三英亩地，在议会前面的草坪上，大约有二十五万人来参加领袖的葬礼。杰位尔德·L.K.史密斯牧师在致悼辞时大声说：“他是名贵的意大利小提琴，他的琴声远出于与他争鸣的鼙鼓之上。他是未完成的交响乐曲。”接着史密斯又说，谋杀是由于报界和参议员比尔博的煽动。比尔博回敬史密斯，说他是“卑鄙龌龊、怯懦恶毒，居心不良，该入地狱的撒谎者。”可是还是人言啧啧。在河口地区，路易斯安那州的穷人们对朗格感恩戴德，他们唱道：

『啊！他们说他是个坏蛋，

可是他给我们孩子免费上学，

他们杀害朗格，为的什么缘故？

现在他去世了，进了坟墓，

可是我们的公路全靠他铺。

他们杀害朗格，为的什么缘故？』

三十多年以后，史密斯对伊利诺斯大学的学生说，“不能证明罗斯福总统下令暗杀朗格，但是可以证明那些策划这件事的人都相信杀死朗格会叫总统高兴。”在消息传来时，总统正同库格林神父和约瑟失·P.肯尼迪共进午餐，他吓了一跳。没有哪一个有人性的人会觉得有人这样惨死是件乐事。但是从长远看来，朗格从美国政治舞台上消失，无疑给罗斯福去了个绝大威胁。有那么很少很少的几个人，要是他们活了下来，美国的历史跟现在就会大不相同，朗格是其中之一。

罗斯福知道，无论如何，他必须对付从右边来的第三党的挑战。史密斯、库格林和汤森是决心把朗格那支交响乐奏完的。葬礼过后九个月，厂播神父就向他的广大听众——他那些联播电台已增至三十五个——宣布，一个叫做联盟党的新党已经成立了。这个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克利夫兰市举行。在会上，库格林把神父的硬领扯下，跟史密斯和汤森手挽手，全场听众不禁起立欢呼。如果听众的本意只是来看看热闹的话，那么他们真的如愿以偿了。库格林的长篇演说痛诋罗斯福。他每说完一句诬蔑总统的话，听众就热狂地喝采。演说的高潮运用了最富戏剧性的煽动群众的手法：库格林的洪亮的声音忽然哑了下来，他摇摇晃晃地离开讲台，一下子倒在卫士的怀抱里，成千上万的听众不禁失惊大叫。他在电台广播时从没有发生过这样情况。但是他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个广播电台上的人物了，也不仅仅是个神父了；多年以来，他讲的东西与讲道已丝毫没有什么相同之处了。

1935年春季，总统那些最亲近的顾向们得出了给论，认为总统对社会大众所起的教育作用减少了。他们把意见告诉了总统，总统却说，“人们每天都在报纸大标题里看到同一个人的名字，每晚都在收音机里听到同一个人的声音，是要感到厌倦的。……由于人性上的弱点，长时间地听到最高音不断重复，个人心理是接受不了的。”

但是在这方面，群众的智慧也许比表面看来要深刻。除了政治以外历史还有其他的内容。在前十年的无关重要的小事中可能潜伏着后十年的社会风气，只不过需要适当的培养，经济情况也要有所变化。不过并不是一切小事都是这样的。1935年5月，全国来了一阵子写连锁信的狂热，你要在其中寻找什么重要意义那就徒劳无益。另一方面，在恩里科·弗尔米那个设备简陋的罗马市小实验室里所引起的激动，现在回顾起来，倒是个对其意义认识不足的例子。从弗尔米的妻子劳拉所写的有趣的记述可以看出，弗尔米和他的学生们那样用中子一个又一个地轰击各种原子，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了最早一批的分裂铀原子的物理学家，不过自己还不知道。他们搞出来的也是一种连锁反应。

介乎无足轻重的小事和令人咋舌的大事之间，还有许多新奇的事，使1935年成为技术发展上的分水岭，有的比同年国会中的激烈辩论还令人经久难忘。例如，星期日的听众听厌了库格林神父的广播，把收音机指针拨一下，也许会听到二十岁的奥森·韦尔斯在另一个节目里扮演一个叫做“影子”的角色，又名拉蒙特·克兰斯顿：

『马戈特：啊，拉蒙特，看呀！那个茶房往厨房走去，不用推门，门就自己开了！

影子（不在意地说）：对啊。那是用光电射线把门打开的。

马戈特：啊，光电射线是什么东西？

影子：看看门的两边吧，马戈特。那地板上有铬制的东西，看见吗？那些东西顶上藏着灯泡，看见吗？两个灯泡之间，有一道光束。人走近门，身体就挡住了射线。光束一断，门就自动打开了。

马戈特：妙极了！』

在1935年，这确实是巧妙的，可是这只不过是电子工业最早的雏型。到了后来，电子设备就不仅仅代替了看门的，而且代替了好多别的人，例如开电梯的，在滚木球戏场上捡木柱的，在邮局里分信的，在商店里开帐单的，给染织品配色的，给流动的东西点数的，在监牢门口守卫的，在保险公司里计算保险费的，管帐的，分派刊物的，以及做成千种熟练和非熟练性的工作的人。一句话，自动化己经开始了。

通讯革命也开始了。由于马歇尔·麦克鲁汉所谓“天下一村”的出现，个人的清静给扰乱了，书面的文字被取代了。1935年6月，乔治·盖洛普第一次进行民意测验，那是为杨格和鲁比肯广告公司举办的。约翰·希尔、厄尔·纽瑟姆、卡尔·拜奥尔都办了“对外联络”机构。1935年，由米丽亚姆·霍普金斯主演的《贝基·夏普》开始在商业区一些电影院里放映，这是第一部跟一般正片一样长的彩色片，虽然当时许多电影院还没有放映彩色片的设备。除彩色电影外，还有相关的新发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古格里尔摩·马可尼发现，可以把无线电短波沿着地球表面“扭弯”，这种微波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首先用于雷达，接着又用于电视广播。美联社在1935年开办了照片有线传真的服务，《生活》周刊在1936年、《展望》周刊在1937年也相继采用有线传真照片。美国人开始习惯于所谓形象的概念。有了这些，再加上1935年的另外两项新玩艺——辛辛那提市首次举行的夜间棒球赛和罐装啤酒的生产——当时十几岁的青年将来成为中年人后的各种常见的娱乐也就具备了。

阿瑟·谢尔曼的拖车制造业在1933年的百日新政期间渡过了难关，很快就成了美国发展最快的工业。一年之内，在佛罗里达州的萨拉素塔市就集中了二千辆拖车和住房车。那时人们仍旧觉得美国青年是爱搞机械的，《机械画报》中最引人注意的东西是通用汽车公司的独立前轮悬置。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小艾尔弗雷德·P.斯隆是这祥描述这种装置的：“用最简单的话说来，这就是给汽车装上了膝关节。每个前轮都有个软弹簧，各自与底盘相连。要是路面有个墩或者有个坑，各个前轮就独自缩上去或者伸下来，就象膝关节把一条腿提起或者伸直一样，对于另一条腿或全身的平衡都没有影响。结果是受到颠簸的是车轮，不是乘客。”轮子就象膝部那样动，妙不妙！可是就是艾尔弗雷德·斯隆（或者阿瑟·谢尔曼）也不能预见美国人后来会那样开汽车到全国各地跑，也意想不到州际公路网遍布全国的情景。

1935年初次听到三十年代新音乐——摇曳音乐。一年前，吹奏单簧管的本尼·古德曼每周薪水只有四十元；为了改善自己的境况，他组织了自己的乐队。他起初运气并不好。8月21日晚，他的乐队在洛杉矶市帕洛玛舞厅演奏合同将近期满，没有人愿意续订合同。乐师同舞客一样，听厌了那些甜蜜温柔的狐步舞曲。古德曼决计降格采用乐队在非正式演出时喜欢用的摇曳的节奏，奏起弗莱彻·亨德森改编的那支曲子来。（亨德森是黑人，白人舞厅经理不让他出场演奏。）突然间，听众听到铜管猛吹，鼓声大响，萨克斯管长鸣，再加上一些火辣辣的独奏者，包括本尼在内，轮流起立，在聚光灯下即兴狂奏，把音乐主题大事渲染。结果全场如感电震，顿时活跃起来。一夜之间，二十五岁的古德曼在娱乐业中就登上了宝座——成了摇曳音乐之王。

并不是人人都喜欢这种音乐的。有一位心理学家对《纽约时报》记者说，摇曳音乐“有危险的催眠性”，因为演奏者“故意把拍子弄得……比人的脉搏还快”，可能“打破过去的传统”。可是三十年代的特点是各种年龄的人都有自己的摇曳音乐。古德曼、阿蒂·肖，格伦·米勒和汤米·多尔西（多尔西即将在费城由尼克松主办的大戏院音乐会第一次登台，演奏《玛丽》，这是令人难忘的表演）在帕洛玛、罗斯兰、萨伏依、好莱坞的巴拉丁、格伦岛等舞厅成了那些身披蒂勒纱、脚穿白麂皮鞋的青年舞客的偶像。可是此外还有儿童们喜爱的摇曳音乐（斯派克·琼斯），中年人喜爱的慢拍子的摇曳音乐（凯·凯泽），老年人喜爱的拍子更慢的摇曳音乐（盖伊·隆巴多、韦恩·金和文森特·洛佩兹），甚至还有知识界的摇曳音乐，这是在卡内基堂演奏的，在那里可以听到微妙复杂的、为听觉最灵敏的人而作的乐曲。那时唱片制造业已经复兴，各种形式的摇曳音乐唱片都可以买到，蓝鸟和德卡牌每张三角五分，哥伦比亚牌每张五角。趣味的多样化，或者象某些人所说，趣味的巴尔干化，是三十年以后的事。

当时所有各种表演艺术都存在着这种不分对象的情况。把电影分成X（禁止儿童观看）、R（只准家长陪同观看）、GP（一般观众都可看）三类，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所有影片都必须是人人可看，因为每星期有八千五百万美国人看电影，多数是全家去的。美国家庭着电影，每年平均要花二十五元，按大萧条时期的票价计算，这个数目是惊人的。全国有一万七千家电影院，比银行还多，等于旅馆数的两倍，百货公司数的三倍。每家电影院一年放映一百至四百部片，影院老板没有时间把它们一一审查。幸而当时有海斯检查处，后来又有布林植查处代他审查（不过这对于电影艺术却是不幸的）。天主教道德同盟在1934年开始严密监视好莱坞，影片的镜头里不得有人长时间接吻，不得有通奸行为，不得有裸体婴儿，已婚的男女也必须两床井列，各睡一床。银幕上的语言，用他们当时的话来说，要“绝对纯洁”。有一回，丹尼斯·金唱了一句“去你妈的勃根地酒”，观众大为兴奋，好象有个赤身露体的女人突然跑来。连影片名称都要洗一洗干净。“荡妇”被莫明其妙地改成“贞妇”，“好姑娘也到巴黎去”被改成“好姑娘到巴黎去”。这种审查之所以可能，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当时的道德标准。正如梅·蕙丝后来所说，“我们唱歌时，连屁股扭一下都不准。”她主演了一部影片，其中有这么一个场面：卡莱·格仑说，“亲爱的，你需要休息——让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吧。”她摸摸头发，用舌头舔一下牙齿，问答说：“那算得是休息吗？”布林检查处一时疏忽，让它通过，人们就布置纠察线，禁止看她的影片。《生活》周刊出了一期“婴儿的出生”专刊，竟要打一场官司才能发售。《时代》周刊严厉批评了厄斯金·考德威尔的小说《上帝的小园地》，它说“美国出版界近来有一种倾向：尽可能出版接近违禁的东西”。

对电影进行审查，还反映出当时美国人心情恶劣，不想电影描写实况，而想靠看电影来逃避现实。约翰·多斯帕索斯写道，好莱坞“一角五分廉价拍卖色情和梦想。”其实，即使在大萧条时期，一角钱也买不到多少色情表演，因为那时同现在一样，黄色电影只有少数观众爱看。可是，梦是人人爱做的，所以逃避现实的东西，观众最普遍。美国人不分老少，不分信仰，都爱看“叛舰喋血记”、“马卡小姑娘”、“正月船长”，巴斯比·伯克利歌舞片，以及阿尔弗雷德·希契科克的惊险片。1935年，这些影片开始在美国出现了。

看电影在这个时期具有一种特殊的气氛，麦格那银幕上的形象和福克斯声带放出的声音（这时不再用维他风唱片配音）只是造成气氛的因素的一部分。凡是放映机放映出的东西都有助于造成这种气氛。一场连映两部正片固然是重要的，星期六分部连映影片和特选短片——例如先来一部特里吞动画片，再加上一部百代公司新闻片，一部西尔马·托德－帕齐·凯利喜剧片，一部菲茨杰拉德的旅行纪录片（“……就这样，我们向风景如画、爱好和平的德国告别了”），这也很重要。还有专场，餐券专场，玩宾戈赌，弗利牌双泡口香糖，彩色包书纸，“宝宝”牌巧克力软糖，脚下踩着一地爆玉米花，在后排座位还有不少人动手动脚偷情。最重要的是，银幕上出现的脸蛋、神态、身段全都在黑暗中引起无限幻想。有了电视以后，电影的神秘气氛就开始消失了，但是在没有消失之前，它的力量极大。戈尔·维达尔借迈拉·布雷肯里奇的嘴说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于那些已经上学读书可是还没经历第二次大战的青年人，1931至1945年的电影在性格上影晌最大。他的话也许是对的。

也许我们应该说，他只说对了一半。除看电影外，三十年代另一种重要的家庭活动是收听广播。同电影一样，广播也处在严格控制之下。全国有九百个广播电台，其中七百个归入四个广播网；全国广播公司（红），全国广播公司（蓝），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共同广播公司。当时的广播节目，也比今天的电视节目内容纯洁。今天的电视节目的主持人还有一些转圜的余地，但是在三十年代如果儿童节目的广播员以为人家听不见他的话，说了一句“那些小杂种大概会老老实实地听一会吧”，那他就完了。当时那个闪闪发光的轮状话筒收下的不论什么东西，全家都很注意。全国广播公司（红）所播放的“一个人的家庭”是长期受欢迎的节目之一，这可能有代表性。这个书目是诺曼·罗克韦尔式的典型美国故事，每星期三晚上8时有二千八百万个家庭收听。每次开始广播时，总要这样说：这个节目是“为青年一代的爸爸妈妈和他们那些彷徨徘徊的子女广播的”。

对千百万人来说，打开收音机这个动作好象是成规常例一样。听到《明月照山头》不知道是凯特·史密斯，听到《秋收月长明》不知道是鲁斯·埃廷，听到《完美的歌》不知道是艾莫斯和安迪，听到《你我有缘相逢》不知道是鲁迪·瓦利，听到《卡罗来纳之月》不知道是莫顿·唐尼，听到《一想到你》不知道是雷·诺布尔，这样的家庭是少有的，全国最奢名的电话号码是默里山8－9933号，披这个号码，是为了对“鲍威斯少校业余广播”的表演表示意见。在全国听众看来，到了过圣诞节，可是听不到莱昂内尔·巴里莫尔主演的“圣诞颂歌”是不可想象的。听到“这个西部矿区小镇的姑娘嫁给一个有钱有爵位的英国人，能得到幸福吗”这个问题，大概不会有很多人睡不着，但是如果他们认为提出这个问题很愚蠢，他们也没发表过意见。由于广播中的情景都留要观众想象，又由于想象出来的东西比无论哪一个二十一英寸电视屏上出现的都丰富多采，所以电视节目无法跟最好的广播节目相比。由埃德加·伯根配音的木佣人查利·麦卡锡表演得那么生动逼真，所以一经介绍，路易斯·B.梅耶，瑞典国王和温斯顿·丘吉尔都不自觉地伸出手来要跟他握手。

广播的吸引力之所以重要，归根到底是由于通过它向着操纵消费社会迈出了第一步。做广告的先驱是美国烟草公司总经理乔治·华盛顿·希尔。正是由于希尔，美国烟草公司是最早出钱收买顾客在广播节目里当证明人的，其中有一个是歌剧演员舒曼·海因克夫人，她根本不抽烟。商品联想是“难兄难弟琼斯和哈瑞”这两个滑稽演员首创的；你听到他们的笑话发笑时也会想起袜子。听到“捕盗神手”就想起“库”牌嗽口香水；听到伯尔根和木偶麦卡锡的声音就想起蔡斯和桑伯思公司的咖啡；听到“流行乐曲选播”后面的一段讨厌的烟草拍卖人的调调就想起“幸运”牌香烟。坚持要加上这一段拍卖商的话的是希尔。有一次，为了说明这样做有效果，他在美国烟草公司董事会的光可鉴人的会议桌上吐了一口痰，然后一边用丝手绢把痰抹掉，一边说，这样做叫人恶心，可是正是因为它叫人恶心，所以你一辈子也忘不了。希尔的另一个新花样是提出LS/MFT（“幸运”牌香烟呱呱叫）这个口号，广播员三番五次地说，“‘幸运’牌香烟呱呱叫，是的，‘幸运’牌香烟呱呱叫！”弄得听众十分讨厌，简直要发疯。1946年9月13日，全国听众听到本地电台的新闻评论员在节目中途插进一条急电说，“女士们，先生们，乔治·华盛顿·希尔今天死了。是的，乔治·华盛顿·希尔今天死了。”他们大概都感到高兴，不会忘记。

“就是抽一车，也不咳一声”（“老金”牌香烟），“不信问车主”（“派克”牌汽车），“起初小声，后来大声”（“大钟”牌闹钟），“污渍不留，不用发愁”（费尔斯石脑油肥皂），“抽支‘幸运’，赛过吃糖，”如此等等的广告，人们认为不过是有点讨厌而已。用乔治·E.默利的话来说，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社会将要“把大企业同广大群众连在一起，相依共存，息息相关”。可是这个观念当时还没有提出。即使提出，也没有多少人能理解。假如当时有人说，后一代的大学生会反对一切面向消费者，也瞧不起过于为生活保障操心，人们一定会困惑不解。代替人工的机械才刚刚开始大量生产，节约劳力的新玩意儿决不会嫌它过多。至于生活保障，那是大萧条时期求之不得的东西，谁都嫌不够。罗斯福总统实行的社会保险很有限（1935年的法案只管工人本人，不管家属），到底行得通行不通，要经过1936年的大选才看出分晓。在美国人心目中，大选越来越显得重要了，而且大家都认为，这次大选无异是对新政举行一次民意向背的公民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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