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富经养鸡全部播放（致富金蛋二）

致富金蛋

——美丽浙江建设中的徐樟塘样板

■ 胡友大

二、苦难记忆

徐樟塘位于浙江义乌市东北角，苏溪镇西南端，由麻车和徐樟塘两个自然村组成。东依春风大道，南与上西陶村接壤，西连苏溪大道，北靠疏港高速公路。方圆不到1公里，在义乌的版图上不见经传。现有人口110户239人，居民代表15人，党员18人。自元朝大德至真年间建村，民风淳朴，路不拾遗，至今已有600余年历史。

生不逢时当饿鬼，草根维命投错胎。1947年8月的一天，一个幽灵不知搭错哪根筋，匆忙投胎到义乌麻车村一个四面透风的伙房里。这个婴儿的父母都不识字，因婴儿姓张，母亲正愁无奶可喂，父亲就给他取名张有奶。这名既不迎合生辰八字，也不追风跟势，更没什么寄托和祈求，就像“阿狗”“阿猫”一样简单随便，有个名号可以叫而已。

张有奶出生后，一位同族长辈跟他的父亲张财月说，他梦见一个白胡子老人抱着一个瘦弱孩子从村口土地殿方向走来，连声说：“送个孩子到这里。”这位长辈梦醒后，就听说张有奶出生了。张财月听了自然高兴。怕日后这孩子没出息，父母对这孩子疼爱有加，让刚上小学不久的女儿张桂奶辍学，专门在家抱领这个小弟。张桂奶很疼爱小弟，整天用稚嫩的双肩背着他到处玩耍。可张有奶特别淘气，经常哭闹不止，把张桂奶身上穿的小棉袄都抓得支离破碎，她自然心疼不已。

张有奶的母亲楼樟玉从邻近的殿前村嫁到麻车这个四面土丘环绕的小山村。就在张有奶3岁时，父亲张财月身患痨病，无钱医治，吐血不止身亡。张有奶只得和母亲楼樟玉相依为命。母亲勤劳善良，一天到晚在家里家外忙个不停。

饥荒年代，张有奶每天有上顿、没下顿，饿得皮包骨。无奈之下，他只得跟随村里的小伙伴到东青坑去挖金刚刺根吃。到了山上，只见挖刺根的人特多，山腰里到处都被人们挖得千疮百孔。挑回一担有三四十斤重，将它与麦皮搅在一起，然后做成一个个窝窝头充饥。每次采金刚刺回来，张有奶脸上、臂上都划出一条条长长的红印子。

在徐樟塘人记忆当中，男女老少都和张有奶一样，有着一段难忘而又痛苦的回忆，就像是一段撕心裂肺的感情，永远也抹不去。

张有奶10岁时，就成了母亲楼樟玉的小帮手，母亲有时也会带着他到田间地头劳作，整天为生计奔忙。

在张有奶脑袋里，对童年的苦难记忆特别深刻。由于家庭底子薄，他从小就帮助母亲挑起生活的重担，家里的日子过得很辛苦。他每天上学读书，回家路上都要将别人吃剩扔在路边的萝卜皮捡起来，放进书包带回家，洗干净后放进水缸撒上盐，腌起来吃。一放学就跟母亲扛起锄头，挑着小尿桶到田里干活，浇菜、锄草、施肥，样样活儿都干。

在后山坞读完小学，张有奶又到义乌廿三里念初中。母亲楼樟玉认为，不管家里有多穷，也要让小孩完成学业，硬是东挪西借，凑钱买个脸盆和其他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送他去上学。张有奶虽然年幼，但他早已习惯家里的苦难和艰辛。

由于每学期要交学费，张有奶觉得太贵，实在上不起学了。因为家贫，他只读了半年初中就辍学了。母亲楼樟玉觉得儿子辍学在家有些可惜，但又无能为力。

一家人的生活越过越窘迫，家里所有能换粮食的东西都已换了，实在过不下去。母亲想到自己陪嫁的箱子里还镶着几片铜条，二话没说就撬下来，叫张有奶拿到集市换点口粮。张有奶宁可不上学，也不忍心让母亲这么做。

此后，张有奶就和母亲一起，在田间地头围着羊呀、牛呀团团转。

1963年春，上西陶村办起一个烧窑的瓦窑厂，16岁的张有奶辍学后，不顾母亲反对，一个人来到上西陶学做瓦匠，每天可做瓦片1400多张，干一天，生产队可记工分7分，相当于每天3毛钱。这门手艺一干就是八九年，还带起两个做瓦的小徒弟。

后来，上西陶瓦窑厂倒闭关了，张有奶不得不改行去鸡毛换糖。他有个姐姐名叫张园球，嫁到了杭州双浦镇。张有奶灵机一动，稍有农闲时间就从义乌肩挑背扛，带上数十斤红糖去姐姐家附近的大街小巷切麻糖，切好麻糖就沿街叫卖，挣点辛苦钱。

张有奶勤快，几乎每天上午都上街切麻糖，一天到晚忙得像个陀螺似的。麻糖是义乌的特产，香甜薄脆，口味纯正，以前还是皇帝的贡品，特别受杭州人喜爱。一盘麻糖可切45块，每块麻糖可卖5分钱，张有奶每次都卖得笑哈哈。别人外出敲糖都要去村里开证明，而张有奶出门在外，由于有姐夫一家热心帮衬和照应，从未开过一次证明，麻糖也卖得挺顺手。

有一年夏天，骄阳似火，天热得出奇。张有奶在街头摆开切麻糖的摊子准备做生意。这时，迎面走来一个喝得醉熏熏的汉子。他走到张有奶摊前，不怀好意地傻笑着。还随手捡起两块麻糖，吊儿郎当地吃起来，临走时却只扔给张有奶5分钱。

张有奶想：“这个人应该付1毛钱，他凭啥只给5分。”

张有奶有些生气，伸出手一把揪住这个醉汉，气乎乎地说：“你拿走我切的两块麻糖，为何却只给五分钱，你真不讲道理呀！”

醉汉一听，憋着一肚子火，像赖皮狗似的说：“多吃你一块麻糖有啥了不起，就不给你钱，你想咋的？”

张有奶一听火冒三丈，用手抓住醉汉伸拳就打。顿时你一拳、我一脚，双方扭打成一团。张有奶趁机叫来姐夫的几个堂兄弟，很快将这个想赖账的醉汉制服，并将他扭送到袁家浦派出所，这人被派出所拘留了一天。

在切麻糖时，张有奶还时常留意杭州的毛线加工厂。他觉得收购毛线是一门不错的生意，于是又将目光瞄准毛线加工厂，独自一人当起毛线收购员。所有的毛线从杭州进货，基本上都销往义乌廿三里一带。

外出闯荡时间久了，见的世面也多了。1966年8月，张有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年轻时曾任村民兵连长十余年，还当过组织委员。53岁时到苏溪环卫所当环卫工人，后来就在村里当起环境卫生义务巡查员。

张有奶说：“义乌本地人在村里带头不乱扔垃圾，外地人也就不敢乱扔。我们要把村里环境卫生搞好，外地进村租房子的人住起来也舒服，乡村振兴不能只靠本地人。”

有一段时间，像张有奶这样每天在徐樟塘参与卫生巡查的，还有丁修福、王贤助、王贤兴、骆金珠、楼樟春、楼德森等。他们每周到村内各个角落转转，一见垃圾就捡，遇到不文明的行为就劝说，让本地村民和外来建设者遵规守约，提升素养，这是徐樟塘人形成的风气。

张有法是麻车人，出生于1947年6月。脚上无鞋穷半截，小时候，他家里穷得鞋子有前跟无后跟。在他的记忆深处，徐樟塘丁姓有550余年历史，从义乌朱店街的丁店迁居到长塘（下西陶村）、陈界村；楼姓从苏溪楼界桥头迁居陈界村，有300余年历史。

张有法10岁时，39岁的父亲张熙水因患脑膜炎而死。张有法只读了一年半的书就辍学在家。那时，徐樟塘是上西陶大队的一个小队，1964年，张有法曾任瓦窑厂厂长。

张有法清楚地记得，1967年3月26日，徐樟塘一带刮过一场史无前例的龙卷风，还下过一场大暴雨。豆大的雨点从天而降，“叭嗒叭嗒”打在叶面上。大到什么程度呢，连摆放稻桶的整个茅草棚都连柱子一块拔起，从麻车田间刮到四里外的西山下村去。许多简易房被龙卷风刮得东倒西歪，有的还压坏了农作物。

可奇怪的是，从第二天起到第二年的236天内，徐樟塘、麻车两村竟然再没下过一场雨，成了大旱年。徐樟塘村有两口水井很神奇，即使在大旱年，也是井水甘甜，长年不干。那时，后高、东洪、后山坞等村的一些村民，每天一大早就排队到徐樟塘这两口无名井挑水，靠着这两口井的水解渴活命。

1968年12月13日，徐樟塘突然下了场暴雪，纷纷扬扬的暴雪下了整整3个小时。原本还是10℃的天，居然落下大片大片的雪花。双脚踏进雪地里，陷入地下一尺多深，奇寒无比，把人都冻成冰雕。寒风像一把利剑，吹得人骨头都刺痛。

蹉跎岁月，度日如年。张有法任大队长时，经常跑到义乌大陈金山、苏溪红焰、安徽小岗村等地考察学习农业生产经验，不断拓宽视野。

安徽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张有法第一次到小岗村参观时，印象特别深刻。1978年冬，安徽小岗村有18位农民以托孤方式，冒着风险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鲜红手印，实施所谓的大包干。这一“按”，竟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改变了中国农村的发展史，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小岗人创造出“敢想敢干，敢为天下先”的小岗精神，让小岗村由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一跃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

小岗村在大包干以前隶属于梨园公社，当时是一个只有20户115人的生产队，村子比徐樟塘还小。以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而闻名。大包干第一年，小岗村就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小岗村参观回来后，张有法萌发了改变徐樟塘落后面貌的想法。他先后办过破布厂、瓶盖厂、服装厂，每办一个厂都是心酸的回忆，村庄的每一次改变都凝结着辛劳和汗水。

在张有法任大队长的9年间，他和乡亲们勒紧裤腰带，先后盖起117间二层平房。

当时，张有法与当地公社书记、信用社主任关系处得不错，做生意赚了不少钱。

在他经营服装厂后期，厂里一位姓泮的采购员将一批服装以每件10.52元的价格批发出去，又以每件17元的价格售出，竟有40万元货款一分也没有收回。

张有法多次追讨无果，资金链断裂就像好好的房子突然塌了，留下一个巨大的窟窿。这些钱还是张有法从信用社贷的。

货款收不回，厂子就要倒闭破产，这可怎么办？张有法抓耳挠腮，苦闷得无计可施。由于手头紧，尽管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他还是无奈地关掉了一手创办的服装厂。

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张有法想想不甘，内心感到压抑。他想东山再起、重头再来，可人一旦成了咸鱼，想翻身就难了。欠下一屁股债，他痛苦万分，懊悔万分，想死的心都有。

有人劝他：“有法啊，你虽欠了一屁股债务，但生活还是要过，只要还有口气，你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

有人劝他：“有法呀，慢慢挣，慢慢还，给人家多说些好话，定能挺过去。”

守信是人生的本钱，在这世上，人一旦失信，就难以挽回损失。

张有法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他想：“尽管自己经营的厂子倒闭破产，可信用社的贷款一分也不能落下。”

于是，他背起行李，带着家人，走上了漫漫的打工之路。

生活的无奈，工作的压力，有时让张有法的烦恼陡增。他心中羞愧、悲凉、愤怒、苦涩，可这一切的一切却无法改变残酷的现实。生意的失败让他没有机会喘息，老天爷也不给他翻身机会。他多想凭自己的能力改变现状，可现实让他身不由己。

人生路漫漫长，选择打工是张有法的无奈之举。在村民的牵线搭桥下，张有法来到苏溪第二小学食堂当厨师，又叫自己儿子张金铨去学开三轮卡搞客运，还叫三个女儿到附近的服装厂当缝纫车工。

尽管全家人一年忙到头，活儿干得比谁都辛苦，但工钱还是没多挣几个。尽管如此，张有法始终信守诺言，每年一万、两万地按时给信用社偿还贷款，还将家里刚出栏的肥猪款也拿去抵贷款。直到1994年春暖花开的时节，张有法才将最后一笔贷款还清。

当还清最后一笔贷款时，张有法心里却没有半点兴奋，更多的是辛酸。

如今，改革开放像一束阳光，照耀着每一个中国人，也给徐樟塘人带来了巨大变化。徐樟塘不大，耕地面积不足30亩，经过数十年变迁，村庄由穷变富，由苦变甜。这个村说小也不小，村里集聚着上千名来自江西、安徽、云南、贵州等地的新义乌人。他们主要从事电子商务、外贸加工，辅以闲适务工务农，人均收入超5万。村内现有电商企业20余家，年销售额4700万元。其他企业18家，主要从事箱包、饰品、工艺品、服饰加工等，年产值达亿元。

过去，徐樟塘到处是低矮破旧的房屋，经常漏雨，一下暴雨，水就嘀嘀嗒嗒地淌下来。家里便遭了殃，搬床的搬床，拿脸盆的拿脸盆，忙得不亦乐乎。房前屋后的小路几乎都是泥地，可说是一个差到连外村大姑娘都不愿嫁进的穷村。有的农户甚至连小孩都养不起，只能忍痛割爱送给别人，日子过得苦如黄连。这种苦不仅有生活方面的，更重要的来自内心深处。

88岁的陈来香嫁到徐樟塘已经67年了。回想起自己年轻时候的生活，她还是忘不了那些暗无天日的日子，她受得够够的，用“苦倒”两个字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徐樟塘曾是个讨饭村，祖祖辈辈耕田种地，人人靠天吃饭，个个守着一间老木屋和几分薄田，有一顿没一顿地过日子。村里张翠、陶奶等六七户都到诸暨一带讨过饭，当过讨饭婆。村里每年除了种植早、晚两季稻，田里还种些草籽、油菜、荞麦、蕃薯等，可秋收后，各家各户还是缺粮户，公粮一斤不能少交，几乎天天饥着肚子。

陈来香21岁嫁给徐樟塘村的张樟登时，张樟登身无分文。当时，张樟登25岁了，还在给邻村的富户人家放牛割草，家里穷得连一间小木房和一张床都没有。陈来香生下张金林、张金森、张金有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后，生活更是雪上加霜。经常没吃没喝，三天两头到山上挖树根、摘野菜。这些东西特别难以下咽，小孩吃了，大便好几天都拉不出。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陈来香只得用手去抠孩子的大便。尝尽各种苦头，她深知贫困是什么滋味儿。

等到第三个儿子张金有出生后18个月大时，因长期缺奶，小孩更难养大。陈来香和张樟登实在没法子，就请算命先生算了一卦。算命先生随口说：“你这孩子今后要认个干娘，吃改口饭，才能抚养成人。”

“人算不如天算，千辛万苦将儿养，到头来还是别人的。” 入夜，夜凉如水。当陈来香躺在床头悄悄告诉张樟登白天去算命的事时，张樟登目瞪口呆，辗转反侧睡不着。夫妻俩商量大半夜，才想出一个连自己都认为是最馊的主意——他们决定忍痛将老三张金有送给浙江吉安县外婆家一户姓龚的人家做养子，并将“张金有”改成“龚志和”。

亲生子送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一个完整的家庭，陈来香内心受到的打击比从自己身上割块肉的痛苦还要大。看到熟睡中的幼儿被人抱走，她心里煎熬万分，却不得不承认眼前残酷的现实。

张金有送人后，多少个日日夜夜，陈来香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她做梦都想让这个儿子重新回到自己身边，可安吉与义乌有数百里之遥，当时的交通又极其不便。

陈来香虽是个女儿身，却在土改时在农村，无论上山砍柴放牛、下地翻土犁田、插秧挑粪，还是打猪草、挖土豆、红薯以及挑塘泥等，都抢着干，顶过一个壮劳力。

1970年，陈来香的大儿子张金林考上义乌中学。当时，义乌中学是义乌县升学率最高、名气最大的一所中学。别人都登门前来祝贺张樟登家出了个有出息的孩子，眉宇间有微笑，心中有亮光。可对于家里穷得揭不开盖的张樟登，心里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孩子考上义乌中学不仅算不上什么大喜事，反倒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张金林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他虽没得到家庭的温暖，内心很孤单，但从小就显得特别懂事。每周六放学回家，他总是帮父母打猪草、割野菜。那时，草是集食料、饲料、燃料于一身的珍宝。学生放学后的任务不是写作业，而是拔猪草。物以稀为贵，每个学生放学回家就背个菜篮出门，直到天黑才回家，也未必能装满菜蓝子，割猪草割的是满满的无奈和辛酸。

后来，由于当时保送大学的名额太少，张金林没有被保送上大学，他曾一度灰心丧气，甚至失去活下去的勇气。但迷茫过后，他很快走出低谷。

不久，张金林先后到后宅镇新凉亭职校和稠城镇校去当代课教师，每月工资只有28.5元。这段经历虽然短暂，但就像醒目的路标一样矗立在张金林的人生旅途中，以至于40多年后回忆起来，仍是那么清晰可辨。

20世纪80年代初，义乌小商品市场开业后，张金林先后到云南、贵州等地做生意，最后在义乌宾王市场落脚摆摊卖服装，人生之路才稳定下来。

张金森是陈来香和张樟登的第二个儿子，他知道自己家境不好，又读不起书，初中一毕业，才十多岁的他，就因家庭财力拮据而中途辍学。

张金森先是回家种地，还担任过生产队长。尽管村边上有个王界水库，但遇到旱年，麻车、徐樟塘、月白塘、后高等村共用一个水库，插秧灌溉用水还是十分紧张。麻车和徐樟塘两个生产队的队员经常为了用水灌溉的事，在田间地角打架斗殴，每次都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

“鸡毛最贱，可它养活了义乌的祖祖辈辈。鸡毛虽轻，可有点风，它就能飞到天上去。”说到义乌，很多人都会想到鸡毛换糖。张金森也曾挑着货郎担，从义乌老家备好出行装备，伴着拨浪鼓的节奏，跟随村里的“大部队”到江西、贵州等地鸡毛换糖，远走他乡去混口饭吃。

一路上，张金森用当地的红糖煎熬成生姜糖饼，再配点针线、发卡、手帕、头巾等小百货，用箩筐一挑，出门赚点油盐零用钱养家糊口。

那时，鸡毛换糖是一件上不了台面的事，用当地的官方话说就是投机倒把，挖社会主义墙脚，走资本主义道路。随便哪一条，轻则没收货物，重则罚款拘留，或者送回原籍上学习班。

鸡毛换糖就像唐僧取经一样，不管在时间上，还是风险程度上都有过之无不及，其差别只是前者是神话，而后者是事实。外出鸡毛换糖时，张金森身上只带了大队开的证明，但外地根本就不承认这些材料。

张金森记得，有一次被江西鹰潭的一个民兵抓住，对方一把抢过大队开的证明书，劈头盖脸质问：“如果大队证明可以出省，那公社证明岂不是可以出国了？”问得张金森哑口无言。他挑着货郎担风雨无阻走村串巷，夹杂着各种酸甜苦辣。但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他每次回家都能带回几十斤鸡毛、鸭毛，那种成就感油然而生。

那时候，乡亲们种的都是籼稻和粳稻，产量低下。由于受山势所限，多数农田又窄又长，耕牛进去都转不过身子，所以每年开春之际，乡亲们就得去田里一锄一锄地挖。干完了又一担一担地往田里挑猪粪牛粪，然后育秧苗、修田埂、铲田草、粗耙细耙、拔秧插秧……那时没有除草剂，田里杂草疯长，一季稻要除三次草才能出头。然后是看田水、打农药、赶麻雀，等稻谷黄了，割稻、打稻、捆稻草，把谷子挑回家晒干了，入仓。再把稻草搬到自家的牛栏屋里，用来喂牛和垫猪圈。等冬天到了，还得继续干……人们一天到晚在田地里忙活，几乎没有清闲的时候。

徐樟塘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最穷时穷得几乎揭不开锅，村民们像张金森一样四处外出打工讨生活，很多时候连饭都吃不饱，衣服穿得别提有多差了。闭塞的乡村环境，加上目光短浅、没有远见的小农思想，大部分人只能重复着父辈的穷苦命运。谁都不看好这个村，说多了都是泪。

以前的义乌，经济十分落后，主城区仅2.8平方公里，当地人曾以“县城一条街，一个高音喇叭响全城”自嘲。

自古以来，尽管纯朴憨厚的徐樟塘人靠天、靠地、靠自己，可贫穷仍像一座大山压在他们头上，只有干瞪眼的份儿。

初冬时节，徐樟塘冷风拂面，呜呜地响。从徐樟塘狭窄的田塍路向外望去，苍茫的天底下，村庄周围横亘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点生气。

徐樟塘人一直想改变村庄命运，想把自己头上的贫困大山搬开。可仅靠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连维持一家人的温饱都困难，更别提和家人一起去过宁谧清闲的乡野生活了。

徐樟塘人深知农村面貌不易改变，也深知农村充满广阔的发展机遇，都想尽快让村里人像城里人那样活得有尊严、有质量。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明兴盛为支撑，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致富梦的实现。

一个家族的兴盛、一个村庄的繁荣与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徐樟塘的祖先能在义乌苏溪这片古老的荒坡上顽强生存600年，能在这片贫脊的土地上繁衍生息20代，谈何容易！少而长存，贫且益坚。靠什么？靠的就是张氏、丁氏、楼氏和其他诸姓对这个村庄的传承坚守以及祖先们的艰辛践行。

改革开放前，徐樟塘人穷在债里，冷在风里，这种观念在义乌人心目中是一个比较大的阴影。

吃苦耐劳是立足之本，也是做人之本，为村里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把徐樟塘村的穷根挖掉，把每件事做得有头有尾、有模有样，才能改变徐樟塘的落后面貌，才能对得起老百姓，为村民带来更多的实惠。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徐樟塘，只不过是个坐落于义乌市苏溪镇红土山坡上名不经传的小村，村里到处是破旧的瓦砾、残败的青砖、废弃的牛棚。村内不少老房子都是祖辈留给父辈，父辈又传给下一辈，它对村民来说是古老的根和魂，实在是难以撼动。

以前的徐樟塘地理位置并不优越，既不临近交通干道，村子又小，不到百余户，一直以来少有人问津。据村里老人回忆，村集体经济唯一的来源主要靠太公山头的一座瓦窑，可它早已毁于20世纪70年代。村里地势高低不平，房屋老旧，布局杂乱，房前屋后的小路全都是烂泥地。

连绵的雨季来临，进村的唯一一条田塍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脏得不成样子。村民们只能靠务农和打零工度日为生，收入少得可怜，各家各户也常常为吃不饱肚子而发愁，为眼前拮据的生活感到痛苦不堪。

过去的徐樟塘地处荒坡，地瘠人贫，世代农耕，经济落后，发展迟缓。这里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大部分为黄土山坡，田田相间，山多田少人更少。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季多西北风，严寒少雨。夏季多东南风，炎热多雨。四季分明，雨热同季，雨量充沛。植被复杂，生物种类繁多。自村东北六七里范围内，村落稀疏，举目山丘。耕地为红壤、黄壤。酸性强，黏度大。肥缺水缺，产量低下。

自从元朝大德至真年间建村以来，由于祖先频繁迁徙，徐樟塘人口数一直在两位数内上下波动。

本文节选于《时代报告》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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