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期土地制度（北方流民的归宿）

西晋末年的腐败政治与内战，以及十六国时北方的混战，引起了北方人民的大流徙。他们或走辽东，或走陇右，但最多的还是渡江南迁。江东地区的交通发达，其有邗沟、淮河、济水一脉相通，便于北方流民顺之南下。东晋南朝的政府也为拉拢南渡的士族，扩大自身统治基础而优待流民。

五胡乱华

南渡的人通常是按籍贯聚集若干家，节节迁移，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流民群。南渡官僚也往往随带部曲，并且沿途收集流散，以扩大自己的部曲队伍。江东地区自孙吴时期开始，制约其经济开发的一大原因就是劳动力的紧缺，因此南方地主也乐于吸收大量流民作为劳动人手，形成了“南北权豪，竞招游食”的局面。

最初南迁的北方流民，称为侨人，没有编入国家户籍。为了控制流民，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东晋政府在侨人集中的地方，陆续建立许多与侨人旧籍同名的侨州、侨郡、侨县，使侨人著籍。侨置郡县的官吏由北方人担任，侨人有特殊的"黄籍"——白籍，单立户口，不向国家纳租服役，即使后来纳租调，也比一般编户轻些。

东晋南迁流民分布图

东晋南朝主要的侨州有南徐州、南兖州、南豫州、南青州、雍州、青州等，幽、冀等不设侨州、只设侨郡、侨县，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地区。侨置郡县的设置，受益最大的是南迁的士族豪强，一则可以给他们提供较多的官职、官位，二则他们控制的大量户口，不交租服役，政治、经济利益都受到照顾。

庚戌土断

随着年代的久远，侨置州郡越来越多，严重影响了国家赋税收入及民户管理，因而从成帝咸和年间（326-334年）开始，东晋采用“土断”的办法加强对侨人的控制，即将散居的侨人断入所在的州郡，而不再设侨置郡县，把原先拥有特权的侨人编入所在郡县的行政体系之中。东晋南朝历代均进行过“土断”，见于记载者共有十次。其中尤以庚戌土断与义熙土断最为著名。

庚戌土断

东晋权臣桓温

东晋兴宁二年（364年），大司马桓温为增加朝廷财力，缓和社会矛盾主持了庚戌土断。他把侨州郡县流民编户入册，一起纳税。过去，侨民一直是受照顾的。土断之后，国家控制的户口大量增加，赋税收入也增多了。

哀帝兴宁二年

三月，庚戌朔，大阅户口，令所在土断，严其法制，谓之庚戌制。

庚戌土断以严格著称，东晋宗室彭城王司马玄因藏匿五户被下狱治罪。但庚戌土断也只维持了数年，东晋康宁元年（公元373年），桓温死后，此法不行。继之而起的是刘裕主持的义熙土断。

义熙土断

东晋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东晋恭帝司马德文，自立为帝（宋武帝），国号宋。刘裕掌权后，对东晋的弊病进行了改革。

宋武帝 刘裕像

东晋初年以来，各地设立了许多侨郡县，以安置北方南迁的士民，增添了许多官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严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造成了版图混乱。东晋虽进行过土断，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义熙九年（413年），刘裕再次实行土断法，取消侨置郡县。居民不再区分土著侨人，一律归当地郡县管辖，承担一定数量的赋役。义熙土断时也尤为严格，会稽大族虞亮因藏匿亡命千余人而被处死。称帝以后，下令赦免“亡叛”，限制官僚乱征租税，减轻杂税徭役。这些都有利于生产发展和增加政府收入。

此外，刘宋孝武帝时期对雍州地区进行过土断，齐高帝时期对豫州、四州和郢州等地区实行过土断，南梁和南陈时期对南徐州地区也进行过土断。

南北朝并立形势图

侨置郡县的设置表达了东晋南朝对收复失地的决心，也寄托了南渡汉族人民回归故乡的情感，对于稳固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侨置郡县后，侨人在当地开垦良田，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但随着越来越多侨郡县的设立，也导致了社会管理制度的混乱。同一地名在不同地区出现，并且朝令夕改，造成了地名系统极大的混乱。户籍制度的不统一也使得政府在赋税征收、人口管理方面面临困境。

土断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规范了行政区域划分，缓解了赋税征收、人口管理等问题，但并不能真正做到解决，这是由当时南北分裂的政治环境所决定的。至隋朝统一，侨置郡县与土断终于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