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居为什么那么火（我们终于房住不炒）

不知不觉，《蜗居》播出10年了。/《蜗居》

“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房贷六千，吃穿用度两千五，冉冉上幼儿园一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费三四百，手机电话费两百五，还有煤气水电费两百。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四百，至少……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

十年前《蜗居》中的住房情况要改变，必须把“房住不炒”落实到位，让房价更符合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购买力，民众的刚需和改善性需求才能更好地得到满足。

对现在的中国观众来说，滕华涛不算一个知名的导演，很多人甚至没有听过，直到他拍了一部电影叫《上海堡垒》。

豆瓣3.4分，轻松拿下年度最烂电影颁奖典礼入门券。作为导演，滕华涛难辞其咎，近日专门发微博跟广大观众道了歉。

事实上，滕华涛不是拍不出好作品，不过当滕华涛遇上科幻，只能说“一只公鸡要下蛋，不是他的活儿他偏要干”。

滕华涛似乎有意捆绑《流浪地球》营销，却惨遭舆论反噬。/ 网易娱乐

相较于科幻电影的宏大和瑰丽，弄堂深处的市井和不堪，世俗生活的琐碎和磨人心智，才是他游刃有余的地方。

2009年7月27日，电视剧《蜗居》低调登陆上海电视台，在几乎零宣传的情况下，仅四天就打破了收视纪录。房子，这个耗尽无数国人的心力和物力的产物，第一次被光明正大地摆到了台面上。

《蜗居》的作者兼编剧之一的六六曾认为，该剧播出以后房地产市场肯定会大跳水。

然而十年过去了，老实人小贝成了离婚也要在微博搞文学创作的文章同学，海清陷入女演员的中年危机，李念靠着《都挺好》里的苏家二媳妇入围了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编剧曹盾转行导演拍了《长安十二时辰》，唯有那高企的房价依然触不可及。

买不起房的年轻人，只能实现精神小资。/《蜗居》

刺向现实的一根刺

2009可以说是中国电视剧的大年，《我的团长我的团》《人间正道是沧桑》《大秦帝国》都是现在还会被剧迷们反复回味的经典。

但其中最火的两部，还得是《潜伏》和《蜗居》。也许是巧合，这两部作品中最为人们印象深刻的都是其中的爱情线。

如果说余则成和王翠平的爱情是革命年代的亮色和温暖，那《蜗居》里宋思明和海藻的爱情则是当下现实里一道语义暧昧而残酷的寒光。

上半年观众们还在为高扬的信仰感动，一晃神的功夫，海萍和苏淳的问题又成了全国人民的问题。借用《潜伏》里的台词来说，现实只允许我们浪漫半年。

在动荡的年代里，能在一起就是莫大的幸福。/《潜伏》

虽然《蜗居》因为官场、小三等元素受到了一些批评，但将《蜗居》的走红归因于这些荤腥的边角余料显然失之偏颇。宋思明和海藻都不是这部剧的主角，甚至海萍也不是。

当电视剧的第一个镜头首先缓缓扫过1998年江州市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海萍和苏淳站在老旧的弄堂里说出第一句台词“这就是我们的家了，我们的新家”的时候，故事的主角已经不言而喻。

大都市和房子始终牵动着剧情的走向，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也只是为它平添几条生动的注脚。

作家肖复兴在评价《蜗居》时说它不是一个可以把所有问题往里装的筐，但确是指向现实的一根刺。《蜗居》是社会阵痛的镜像，每一位观众都可以从中看到自己。

三代共居一室还要被拆迁的李家老小，名校毕业、勒紧裤腰带想买上房子的海藻、苏淳，手握多套别墅的宋思明，房子作为一个符号隐喻，清晰地标定了每个角色的社会位置。原本并不可能存在太多交集的三个阶层却因为房子纠缠在一起。

房子有多重要，不言而喻。/《蜗居》

正如哲学家列斐伏尔所言，“空间里弥散着各种社会关系，它不仅被各种社会关系所支持，同时也生产着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生产”。道德、亲情、爱情都在房地产浪潮前节节败退。

当苏淳说从父母那里要到了六万块钱买房钱的时候，海萍在局促的房间开心地旋转跳跃，旁白却冷冷地冒出来“四万块钱是你妈，六万块钱就成了咱妈，要是一分钱没有，估计就成了他妈的了”。

房子俨然成为新神，每个人似乎都只能在它的指引下勉力求成而无法独善其身。

《蜗居》的结尾，海萍带着刚出院的精神恍惚的海藻散步时有这么一段话——

“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房贷六千，吃穿用度两千五，冉冉上幼儿园一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费三四百，手机电话费两百五，还有煤气水电费两百。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四百，至少……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

《蜗居》的成功在于它忠实地反映和分享着一种广泛的不安与惶惑，当生活变成了一串又一串飞快跳动的数字，普通老百姓被甩在后面，唯有叹息口袋里的钱等于杯水车薪。

多数人的收入，难以负担大城市的住房成本和生活成本。/《蜗居》

老百姓苦房子久矣

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蜗居”也成为了年度关键词。不过与其说“蜗居”是编剧的一次词汇发明，不如说是遮蔽的历史重新发现。中国人蜗居的故事可不是从2009年才开始讲起的。

1919年，三十九岁的鲁迅忙着两件事。一件是写稿，另一件事还是写稿。既为了《新青年》呐喊，也得兼顾还房贷。

此时的鲁迅已经凭借着几篇爆款在京城站稳了脚跟，二弟周作人和三弟周建人都想拖家带口投奔大哥。秉持着一家人就要齐齐整整的想法，鲁迅急需一套大房子来容纳家里这十几口人。

经过一番考察，鲁迅挑中了西城八道湾胡同的一套四合院，前后两进，好友许寿裳评价这套房子大得“简直可以开运动会”。在当时，北京普通家庭的年收入也不过一百大洋，这套房子却要价3500大洋。

饶是在民国作家富豪榜上有座次的鲁迅，也是卖了老家的房子，找银行贷了500大洋才买下。用现在的话说，这套房子就是鲁迅的改善性住房了。可惜大家庭的梦没做太久，鲁迅就因为疲于应付家庭矛盾，带着老母亲搬了出去。

鲁迅故居 / 北京旅游网

不知道那时的鲁迅还会不会想起1912年5月5日，教育部长蔡元培忽悠他住进绍兴会馆的那个傍晚。尽管浙江省绍兴县人民教师周树人的北漂生活是从在招待所小隔间抓臭虫开始，恐怕也好过在大宅子里和亲弟弟挥拳相向。

然而像鲁迅这样的顶级流量毕竟是少数，每天还有更多底层青年在为房子艰难地奔波。

1923年，不久前刚被初恋骗了钱的沈从文失落地离开了凤凰古城，想去北京谋一份差事还债。揣着一本《史记》就到了北京的沈从文想找姐姐和姐夫要点盘缠，他们送给沈从文一句话“既为信仰而来，就要坚守信仰。因为除此外，你一无所有”，当然，也确实没给他钱。

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还怀揣着清北梦，为了方便去京师图书馆自习，只租得起银闸胡同一处由堆煤间改的小房子。

文人都爱给自己的房子起外号，当时胡适有“藏晖室”，徐志摩有“梅轩”，于是沈从文自嘲为“窄而霉小斋”。

晚年的沈从文

这房子有多破多小呢，1924年的冬天，实在走投无路的沈从文给在北大当讲师的郁达夫写信求助，郁达夫在为北漂青年们鸣不平的名篇《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中这样写道：“我今天上你那公寓里来看了你那一副样子，觉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后来沈从文甚至沦落到与丁玲、胡也频夫妇合租一室的窘境，端木蕻良也曾与萧红、萧军同床共枕。时有议论说进步青年观念开放，哪里晓得在高房价面前体面和风雅都得让到一边。

即便如此，民国时，北京的房价在一众城市中其实并不显眼。西方哪个国家没去过的郑振铎惊奇地发现，上海的房价比巴黎还要高，一套普通的石库门房子就要十万大洋。

1928年，鲁迅和许广平定居上海后，也只能靠租房度日。至于南边的广州，更是贵得离谱，连地皮都炒到了每亩420万毫洋，换到现在就是五亿元人民币。全城八十万人，只有两万余人拥有自己的房子。

进步青年尚且只能住堆煤间，普通老百姓的住房状况更为恶劣。当时在上海的苏州河畔有大量“滚地龙”，用竹子、草席搭建简易窝棚，在地面铺上烂棉絮，就是一家人的居所。夏季水涨，则污秽横流，瘟疫丛生，再硬的命也很难活过五十岁。

上海窝棚 / 上海历史展览馆

蜗居时代结束了吗？

摄影师周明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花五年时间，走访了上海上千家居住困难的家庭。从这些珍贵的黑白老照片中可以看到，石库门里七十二家房客不是一句玩笑话。

浴室里吃饭，搭阁楼拓展空间、轮流烧饭洗澡，仍是那个年代半数上海人的日常。1986年，上海市区人均居住面积还只有5平方米。上海人爱说自己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如今上海人精明与距离感的背后，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辛酸过往。

上月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报告数据显示，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9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32.3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47.3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39.2平方米。如此看来，中国人的居住条件似乎确凿是得到了很大改善。

不过翻翻这条新闻下网友的评论就能知道，就此声称中国已经告别蜗居时代可能还为时尚早。

广州一家三口蜗居厕所。/ 天涯论坛

随着人口从三四线城市向一二线流动，一方面是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过剩，大量房屋空置；另一方面则是源源不断涌入一二线的年轻人依旧需要一个容身之处。

《蜗居》播出的那年，学者廉思带领的学术团队出版了关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调查报告——《蚁族》。根据研究者对《蜗居》观众群的画像，他们正是那些被《蜗居》刺痛的人。

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却只能在城中村或城乡结合部聚居的年轻人，日益成为继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当白领阶层的想象和现实之间产生断裂，他们正沦为相对意义上的“新穷人”。而蜗居问题只是都市中产白领“下流化”趋势的一个外在表征。

一位IT男在自己几平米的屋子里边吃饭边上网。/ 财新网

当年《蜗居》播出后，面对“价值观导向”的批评，导演滕华涛打了个太极：

“一个社会在30年的高速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如果让你选择，你是愿意活在当下，还是愿意活在三十年前呢？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活在当下。我们更想探讨的是，既然你活在当下，你会选择做哪一种人？”

然而年轻人真的有太多选择的余地吗？

且不说房屋租赁市场的不成熟，让年轻人被迫选择蜗居以省钱买房，毕竟谁也不想哪天突然被房东赶走露宿街头。

况且今天的房子早已不单单是日常起居的商品，还附加着诸多本不应捆绑其上的福利和权益。

兜兜转转，恐怕还是要回到售楼中心。/ 图虫创意

在一二线城市接受着中国最好的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如同顺流入海的鱼群，很难再回头接受江河湖泊的寡淡——那里不仅没有“伊势丹、博物馆、明珠塔”，更重要的是，缺乏“逼着你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现代气质。

但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来了北上广深你不一定是北上广深人，有了房你才算是北上广深人。

或许谜底早已写在了《蜗居》里：“资本市场原本就不是老百姓玩儿的，但老百姓又逃不出陪练的角色。”

要改变老百姓的陪练地位，也唯有将“房住不炒”落实到位，让房价符合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民众的刚需和改善性需求才能更好地得到满足，告别“蜗居”。

参考文献：

蔡骐. (2011). 社会性文本与粉丝型受众——解析电视剧《蜗居》及其粉丝.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 71-75.

金介甫.(2018).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雅众文化/新星出版社.

刘建新. (2010). 社会转型期集体寻唤心理的投射——《蜗居》热播的受众社会心理分析. 兰州学刊(1), 210-213.

鲁迅博物馆. (1999). 鲁迅回忆录. 北京出版社.

苗国. (2010). “蜗居之痛”:一项关于青年置业观念的社会学考察. 中国青年研究(7), 80-86.

张蕾. (2010). 媒介文本的符码呈现与受众的差异化意义生产——源自实证调查的《蜗居》受众分析. 国际新闻界(6), 58-63.

张体坤. (2010). 论电视剧《蜗居》的社会效应与意义生产. 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2),64-68.

祝东力, 何吉贤, & 胡鹏林. (2010). “蚁族”的时代处境：幻想的《奋斗》与现实的《蜗居》. 艺术评论(3), 17-20.

✎作者 | 曹徙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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