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金克木（读不完的金克木）

（崔恒正/图）

起初

2022年8月，金克木诞辰110周年到来前，在上海一家云南餐馆里，青年批评家、《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回忆起过去。

上个世纪末，黄德海还在山东上大学，校门口有间小书店，老板娘卷发，红嘴唇，黑红色指甲。同学们逛书店，多是为了看老板娘。老板娘冷冷的，一脸嫌弃。某天，黄德海在书店看到一本《末班车》，作者：金克木。“我一看目录，书里好像天南海北谈了很多东西，便拎过去请老板娘结账。老板娘拿起书，抬头看了我一眼，微微笑了一下。我现在完全忘记她长什么模样了，但那个笑我记得非常清楚，心里认定是她对我的鼓励。带着这一笑的能量，我晚上回去一口气就把这本《末班车》读完了，觉得说出了我很多想说又不能说出来的话。”

大受启发的黄德海对金克木开始感兴趣，便到处去找他的其余作品来读。他花了七八年时间，差不多将金克木的书收齐，但那本《庄谐新集》一直没找到。彼时，黄德海已经从山东来到上海读研究生。课堂上，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张汝伦讲到金克木，大赞。课后，黄德海问，张老师是否有《庄谐新集》？张汝伦说，金先生的书，我全都有。下次上课，黄德海看到了张汝伦带来的书。

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前段时间，黄德海将自己编的《金克木编年录》寄给了张汝伦。张汝伦已经记不起当年借书的事，但对黄德海的这本书，大赞。

20年前，黄德海在复旦课堂听张汝伦讲康德。再往前20年，康德决定了张汝伦是否能进金克木家门。

1980年代初，张汝伦在复旦读研究生，硕士论文做的是解释学。那时候，在中国，没什么人讲这门学问。他在《读书》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解释学的文章，作者金克木。“当时只知道他是北大教授，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张汝伦去北京，打听到金克木的住处，前往敲门。金克木来开门，问：你是哪里来的？张汝伦说，我在复旦读西方哲学，因为写论文，看到您的文章，想来讨教讨教。金克木说，你做西方哲学啊，那我问你一个问题，答对了，你就可以进来。

“是什么问题呢？”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他问我，在康德那里，‘形式’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虽然听上去很稀松平常，但不是那么好回答的。我回答了以后，他哈哈大笑，说，对了，在他那里，形式就是内容。”

这次进了金克木家门之后，张汝伦再到北京，有机会就去拜访金克木。“如果他对你这个人还觉得可以的话，他会不断地说。他讲话的信息量极大啊，没有废话，每去一次，你都觉得很受用，跟他谈话那才是脑洞大开。”

钱文忠对金克木脑洞大开的谈话形容得很生动。1984年，钱文忠就读北大梵文班。金克木此时已经72岁，不再上课。钱文忠去拜访金克木。他的导师季羡林和金克木同住在北大朗润园13公寓。

去了以后，在没有一本书的客厅应该也兼书房的房间里（这在北大是颇为奇怪的）甫一落座，还没容我以后辈学生之礼请安问好，金先生就对着我这个初次见面还不到二十岁的学生，就我的烂文章，滔滔不绝地一个人讲了两个多小时。其间绝对没有一句客套鼓励，全是“这不对”，“搞错了”，“不是这样的”，“不能这么说”。也不管我听不听得懂，教训中不时夹着英语、法语、德语，自然少不了中气十足的梵语。直到我告辞出门，金先生还一手把着门，站着讲了半个小时。一边叙述着自己身上的各种疾病，我也听不清楚，反正好像重要的器官都讲到了；一边还是英语、法语、德语、梵语和“这不对”，“搞错了”……最后的结束语居然是：“我快不行了，离死不远了，这恐怕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跟很多人见面都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们不当真。”钱文忠说。

资深编辑陆灏有着相似的回忆，“金先生总是说自己老了，眼花、耳背、气喘、甚至不久于人世了。读他的文章，听他聊天，又何尝见得半点老态？若说与时代潮流息息相通，接受新思想，操纵新武器，年轻人也不一定赶得上他的‘时髦’。”陆灏的总结是：“耐读的金克木，也是难读的金克木。”

“几个人能够真正了解金先生呢？”钱文忠的疑问是许多人的疑问。

作家叶稚珊曾是《群言》杂志的主编，每次拜访金克木，也都是听得云里雾里。她约过金克木一篇访谈《如是我闻》。“他当时不愿意接受访谈，”叶稚珊说，“这篇访谈其实是他自问自答。”

金克木在这篇访谈的开头说：“我不是专家，也许可称杂家，是摆地摊子的，零卖一点杂货。我什么都想学，什么也没学好，谈不上专。学者是指学成功了一门学问的人，我也不是。说我是教员也许还可以。因为我从乡间小学教到初中、高中、大学，除了当过图书馆员和报馆编辑以外就是当教员。”

在1985年版的《旧巢痕》里，金克木用“辛竹”这个笔名，在开头写了一段小引：“我有一个曾经同我形影不离的朋友，他喜欢自言自语似地对我谈他的出身和经历，说话时沉没在回忆之中几乎忘了我这个听话人的存在。”他是在说自己。他是讲话的人，也是听讲的人。

旧巢

北大朗润园13公寓，金克木一个人在下围棋。“我印象很深，是一个雨天。”叶稚珊说，“他不跟别人下棋，自己这边看看，然后换到另一边看看。感觉他的脑细胞比别人多好多，脑子不停在动，人也在动。”叶稚珊的丈夫是作家徐城北，徐城北那时候忽然对围棋感兴趣，但听金克木讲了一通围棋之后，觉得学不了，太深奥。徐城北惊讶于金克木的博学，不止围棋，就连徐城北研究的京剧领域，金克木说的一些东西，徐城北都不一定知道。

金克木的围棋是跟他大嫂学的。在《旧巢痕》里，大嫂给了年幼的金克木两本书，一是《桃花泉弈谱》，一是《弈理指归图》。

大嫂对他说，“下棋、唱曲子比不得写字、画画、作诗。可是都得会。这些都得在小时候打底子，容易入门。将来应酬场上不会受人欺负。长大了再学，就晚了。你们男人家什么样人都会碰见的，什么事都会遇到的。光背四书五经，不够用。现在不比从前了。不是考八股文中状元了。文的、武的，上中下三等都得懂一点。世道越来越难了。变了。像上一辈那样做官，靠不住了。再过些天，你去打开书箱，晒晒书，顺便长点知识。趁小时候，各方面打点底子。少玩一点，就有了，长大了不会吃亏的。”

金克木对这些话似懂非懂，只知道是要教他本事，而且是让他多看书，至于什么本事，什么书，却一点也不明白。大概是因为这一切都很新鲜，所以给他留下了一个多少年也不磨灭的印象。大嫂是他的第一个老师。

1934年秋，金克木在北平

大嫂所言“像上一辈那样做官”，指的是金克木的父亲。他曾是江西万载县知县。黄德海查了《万载县志》，在光绪三十二年“知县事”栏录有：“金沛田，字心农，安徽寿州优贡。”

8岁前的人生，金克木写在了小说体的《旧巢痕》里。“对金克木有了解的人，才读得懂这本书。”叶稚珊说。

金克木说过为什么写这本书。“写此书于七十年代末，为给上山下乡儿女知道前代的事，不为发表。过了三年才有出版之议，所以不像小说也不足为怪。”

金克木是笔名。他最早的名字叫金业勤，1912年8月14日出生。当时父亲59岁，母亲19岁。母亲江西万载县人，生于铁匠铺，为丫鬟收房。“没想到这丫头真有福气，竟在这‘鼎革’之年，老爷头上的花翎和顶戴都掉了下来的倒霉年头，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

金克木在《末班车》里说，“不仅是当教员，教外文，我一生的经历中，许多次都是不由自主上了末班车。我本无意来这世间，是我父亲逼我来的。我做了他的最后一个儿子。他生活在清朝将近六十年。民国成立后，我还不满周岁，他就离开了世界。我生下就遭遇抄家，尿片被搜检过。我母亲出身卑微。一家人中有四省人。回到老家以后，在低矮的祖传茅屋里还照清朝末年的老规矩生活。”

金克木8岁时，这个大家庭分了家。“名义上，他得了半块田地和半所老房子，是同三哥合得整的；事实上，他什么也没得到。妈妈还得侍候大妈。三哥管他上学。大侄和二哥各得一块地，合得这所大房子。二哥不要房，大嫂给他折价一千元，他给小弟弟作为读书费。大嫂也给小弟弟一千元作为结婚费。这两千元都归大嫂出，却没有时间限制，从此无下文，只是一句话。三哥什么也不出，光管教育弟弟。这母子两人实际是附属品，自己什么也没有，不能独立。”总之，金克木母子二人的境况是——没钱，这直接影响了金克木之后的求学之路。

金克木以小学学历而成北大教授，在许多人眼里是传奇。“跟金先生接触多了，你会知道，他很不愿意说自学成才，他也不承认自学成才，他觉得自己是有老师的。他的母亲是偏房，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受到很不公平的待遇。家产几乎都没怎么给她。金先生比较追求正规的学业。但因为没钱，没上成什么学。他终身都有一种不平不快不满意。他觉得这个旧巢对他和母亲特别不公平。到了晚年，这都还是一个心结。”叶稚珊说，“《旧巢痕》的叙事细节里，能感觉到那种冷。”

金克木的女儿金木婴曾经回忆：“有人说，和我父亲谈天，往往你的专业是什么，他就和你谈什么，如果正好是他熟悉的，自然谈得热闹；如果并非他的专长，那他就更高兴，会说：‘又长知识了。’不过，他常对人说：‘要是为考试，不要问我，我不会考试，那另是一门学问。’他确实没有参加过什么正规考试，没有大学学历，连中学文凭也没有，倒不是考不上，是没钱考。但他从不承认是自学成才，总是强调他是有老师的，而且老师都是最好的。”

金克木与母亲

老师

“这是对金克木非常重要的一位老师。”黄德海把《金克木编年录》翻到了印度部分。从这部分摘录文字的篇幅，便可知这段经历对金克木的重要性。这位老师叫憍赏弥（法喜老居士），是位奇人，曾经在哈佛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执教。

“在鹿野苑跟在美国苏联教大学后退隐乡间的印度老人法喜居士学读古书。先是东一拳西一脚乱读，随后我提出一个问题引起他的兴趣。他便要我随他由浅追深，由点扩面，查索上下文，破译符号，排列符号网络，层层剥取意义。本来他只肯每天对我背诵几节诗，用咏唱调，然后口头上改成散文念，仿佛说话，接着便是谈论。我发现这就是许多佛典的文体，也是印度古书的常用体。改读他提议的经书，他的劲头大了，戴上老花镜，和我一同盘腿坐在大木床上，提出问题，追查究竟。”金克木笔下的记忆，也充满了劲头。

憍赏弥的多国经历，提供给金克木广阔的国际视野。“这位老人只用他所精通的一种印度古语和他自己家乡的一种印度现代语写文、著书，可是头脑中却阅历过三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美国资本主义文化，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印度古代文化。他的书架上是全部暹罗字母的巴利语佛教三藏，还有印度古典，其中插着他在苏联时读的俄文《战争与和平》。他坚持印度古代文化中和平思想的传统，是公开地激烈地批评印度教最流行的圣典‘薄伽梵歌’为鼓吹战争的书的唯一人物。不过，他在口讲指画古典之余，也热心谈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苏联卫国战争，关心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的正义战争的胜利。”

用梵语讲经让金克木有了超凡的学习经验。“是他在给我讲梵语时提出试验‘左右夹攻’《波你尼经》，指导我和他一起试走他自己一直没有机缘尝试的途径。也是他提出对沙门的见解，更是他使我能亲见亲闻一位今之古人或古之今人，从而使佛教的和非佛教的，印度的和非印度的人展现在我面前。”

“金克木学的是婆罗门的梵文。”黄德海说，“这是祭祀用的，秘密传授的。”这很重要，在中国教梵文的老师几乎没人有过这样的学习经历。

金克木去印度有偶然性。“为什么去印度？吃不上饭了啊，只好去《印度日报》当编辑。”黄德海说。

金克木见憍赏弥，是一段机缘。“我初见这位老居士是在一九四三年。……我到小屋去见他，只见屋内一张大床像个大炕，上面铺着席子，摆一张小炕桌。靠墙是书架，一望而知最多的是泰文字母的全部《大藏经》。屋里剩下的地方只能在窗前放一张小桌子，两个小凳子。他大概是在屋后自己做饭。一天吃一顿，过午不食，遵守戒律。‘法光比丘对我说了你的情况。在这战争年月里，一个中国青年人到这冷僻的地方来学我们的古文，研究佛教，我应当帮助你。四十三年以前我也是年轻人，来到迦尸（波罗奈）学梵文经典，以后才到锡兰（斯里兰卡）寻找佛教，学巴利语经典。’他说着忽然笑起来，‘都是找我学巴利语、学佛教的，从没有人找我学梵文。能教梵文的老学者不知有多少，到处都有。我四十三年前对老师负的债至今未能偿还。你来得正好，给我还债（报恩）机会了。’”

“（两次没有准点出现，未入门。）这回我才明白了，临走时把表和他的钟对准。第三次去时，先在门口张望一下那正对着门口的闹钟，才知道我们的钟表快慢不一样，他的钟还差两分。我站在门外等着，看见闹钟的长针转到十二点上，才进门。他仍然睁眼望一望钟，这回没有赶我走了。”

“这像是张良与桥下老人的故事，也像是孙悟空和菩提祖师的故事，也像是六祖的故事，这些都是一个故事，高手的教学故事都一样，好玩吧。”黄德海说。这像是传奇在各个时空里的延续。

我想起金克木将张汝伦拦在门外，答对了问题才让进。“他（金克木）那时要是收我为学生，我就不出国了。”张汝伦说。

虽然金克木没给学生再上课，但钱文忠从老师蒋忠新的录音里听到过金克木吟诵的梵文。钱文忠之前觉得梵文听起来像各种动物的叫声，听了金克木吟诵的梵文，觉得是音乐。

这是一种学习梵文和印度学的路径，但是这么多年，像金克木这样去印度学习的人不多。钱文忠说到了这种路径的重要性。他认为，研究金克木，有重大的思想史的价值。“放在中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他是活生生的思想史的史料。怎么在时代的洪流当中，最终成为金克木？这值得我们思考。每个人后来都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但是他为什么会成为金克木？季羡林先生为什么会成为季羡林？这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课题。”

金克木和季羡林只差一岁，他们都是在中国大变局的时代出生。

“季先生马上接续了当时的一个主流，到西方世界去接受学术训练，完善自己的人生。金克木先生反而去了印度，能不能把金先生看作一个大时代洪流当中为数极少的做出独特选择的人物？我想是可以的，确实像他这样的情况很少，当然不是他一个，比如徐梵澄、谭平山，是有，但很少很少。当然有生命的偶然。季先生到欧洲去也有偶然，金先生到印度去也偶然，偶然的东西背后是不是有某种必然的东西在？金先生始终觉得，他在印度的经历对他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是非常重视的，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倔强，或者是一种自信，或者是一种特立独行。”

这些年，钱文忠一直在思考金克木这个人。有时候会有点伤感。“这种伤感是我感觉金先生会被遗忘。我现在感到欣慰，因为金先生没被遗忘，反而注意他的人越来越多，仰慕他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我的伤感也加深了，为什么加深了呢？因为我觉得金先生之所以没被遗忘，还因为读者被他的这种传奇吸引了，没有很多人像黄德海先生那样，关注背后更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金先生当时在印度，印度是这样，印度的学者基本上是政治家，跟传统中国有点像。他接触的印度学者，在印度的独立运动当中都是很重要的人物。他在印度接触的是一些婆罗门学者，但这些婆罗门不是我们现在大学里专业的象牙塔式的专门化的学者，他们是有关怀的，对东方民族命运的关怀。把金先生放在这样的背景下去思考，金先生就会彰显出极其特殊的意义。”

金克木写过甘地。黄德海认为这篇关于甘地的文章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重要文章。 “《甘地论》实际是最早而且是在‘梵竺庐’那间屋里写的。那时太平洋大战爆发，印度在中国成为热门话题而老甘地又以‘反战’罪名入狱。我便写了一些对话说明事实真相是印度人要求独立，要求英国交出政权，并澄清对所谓‘甘地主义’的误会。”金克木说起过这篇文章。“甘地所主张者并无主义之名，只是古印度的信条之一，这个古梵字Ahimsa照英译改为中文，可称‘非暴力’。但在佛教小乘说一切有部的七十五法中有此一法，真谛玄奘二师皆译为‘不害’……意思就是不用暴力害人。名字虽是消极的，甘地应用起来却是积极的。他将这信条大肆扩充，化为有血有肉的运动。这运动虽称为‘消极抵抗’，意义却是积极的。其古梵字Satyagraha的名称，依我们古译，应为‘谛持’或‘谛执’。谛者真理，持者坚持，即坚持真理之意。为显明起见，再加运动二字。其英文译名应译为‘文明反抗’，意即不用武力而反抗，另一名字即为世界俱知的‘不合作运动’。”

金克木对甘地的认识充满了见地。能有这种见地是因为他在那片土地上生活过，对其文明有深刻理解。不是“知道”，而是“理解”。

1946年7月，金克木在印度加尔各答校梵本《 集论》

读书

在许多人的回忆中，金克木家里没有什么书。作为《读书》杂志编辑，扬之水多次去过北京大学朗润园的金宅。“一几，一榻，一张写字台，一个惟底层疏疏落落躺了几本书的书架，一个坐下去就很难站起来的旧沙发。床头的一边，由地而起，摞了几叠从新到旧的杂志。”

金克木依靠什么写作呢？“后来，先生做了教授。依了清清的湖，倚了郁郁的树，无论武大还是北大，不用说，都傍着一座教人艳羡的图书馆。如此，最聪明的办法，自然是把自己的书房设在图书馆里。”

还有一个原因。“他不藏书，却有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大脑。”

“他的记忆力太好。”叶稚珊说。

张汝伦觉得，理解力更重要。“我最佩服他（金克木）的是，他对于我们古代和西方的典籍，不但涉猎广，而且有见地。有的人，涉猎还可以，但没有见地。这相当于一个两脚书橱，现在电脑发达了，不需要。一个人记忆力好也是值得夸耀的事情，不是所有的人记忆力都好的，可是作为学问的继承和开拓，还有教学生，这是远远不够的。金先生在《读书》上发的很多文章，都是有自己的理解，这是我们最缺乏的。比如西方一流的文学批评，比谁能说出新的东西来，而不是比茴香豆有五种写法，你只知道三种啊。”

1986年，扬之水还叫赵丽雅的时候，开始到《读书》杂志工作。她有记日记的习惯。《读书》十年，留下许多日记。金克木人生的最后二十年，跟《读书》发生的关系最多。而他的许多文章，都是扬之水经手编辑。

1946年10月，金克木与沈仲章、崔明奇、吴晓铃在上海虹口公园

8月份，扬之水在网上讲《中国金银器》，她现在是研究中国古代名物的知名学者。直播的第二天上午，我联系了扬之水。她说她现在记性很差，关于金先生的记忆，都在她已出版的日记里。

翻看五卷本日记，发现许多条跟金克木有关。比如，1987年6月19日，星期五，她去北大金克木家接他去香山饭店。“今日最大之收获是同金先生的交谈，几个小时的活动，除了拍片的短暂间歇，几乎无时不谈。”

扬之水的记录非常细致。“从金先生家出来之前，他指着桌上的一盆仙人球说：你们看，开花了，要养三年之后才开花，只开一天。是一朵白花，细长的花瓣，开得劲挺，开得舒展。待送金先生归家后再看，花已收得即将抱合，唯留一丝细微的香气了，——却不似通常的花香，而若草之香。”这样的叙述令人着迷，一个带着香气的让人怀念的时代扑面而来。

“那时候是80年代，特别值得怀念的时代。”钱文忠说，“我当年在《读书》上登的文章，也是扬之水老师发的，她那时候还叫赵丽雅。金先生后来被社会知道，主要是因为《读书》杂志。”

北大教授陈平原做过统计，金克木在《读书》上发表文章一百三十多篇，是《读书》二十多年中发表文章最多的作者。2000年，金克木去世的时候，陈平原说，“今日中国，学界风气已经或正在转移，专业化将成为主流。我相信，日后的读书人，会永远怀念像金先生那样博学深思、有‘专家之学’做底的‘杂家’，以及其发表在《读书》杂志上活蹦乱跳、元气淋漓的‘不伦不类的文章’。”

陈平原说，“仰望星空，叩问人生真谛与宇宙奥秘，老顽童金先生真的是生命不息，猜谜不止。所谓‘猜谜’，不是追求彻底解决，而只是提出问题，最多稍带提示努力方向。这里有顿悟，有个人趣味，也有学术上的考虑——明知一时无法解答，那就留下若干探索的路标，让后人接着做。如此无拘无束，上下求索，融会贯通文/学、古/今、中/外、雅/俗，本身就其乐无穷。”

金克木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在那篇《如是我闻》中，他说，“我从少年时期便因失学而求学，逐渐有了一种意愿，那就是做学术的通俗工作。我翻译出版的第一本书便是《通俗天文学》。我是为和我一样求学不成的人着想的。后来又想到另一种‘通俗’，便是在由分科而形成的‘科学’基础上打通学科，可说是另一种的通俗经。现在我才明白，问题不仅在于‘通’，更在‘俗’的方面。对不同的‘俗’有不同的‘通’。”

“他在《读书》上发的那些文章，往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个人的眼界会那么宽，而且能不断接受新事物。他在《读书》上的一些文章，写的是西方刚刚流行的东西。那时候，出国留学的人还很少。他不拘泥于什么教条，这都很值得我们回味和体会。”张汝伦说。

1992年，金克木与启功在北师大

1993年，金克木与邓广铭在朗润园

通人

张汝伦特别看重金克木所说，“在由分科而形成的‘科学’的基础上打通学科”。前些年，张汝伦看到报纸上有人发问：现在还有没有“通人”？“《泰晤士报》做了一个调查，在英国，这样的通人也就十来个了。他们的结论是，走一个少一个，不会再增加了。”

张汝伦惊叹前辈学人的修养。“我们这里有个王水照先生，他复旦毕业后在社科院文学所工作。有一次，他听钱锺书先生说，找个时间，我把《十三经》温一下。他后来在回忆录里讲，你看看，这是什么功力，我们《十三经》看都没看全，他是温一遍。这些文化典籍在他看来，是人生必须要看的东西。现在学者，做李白的做李白，做苏东坡的做苏东坡，我就做我这一块。《十三经》，对不起。他们这一代人不会这么想问题。”

张汝伦讲到了当下的新文科建设。他觉得立意是好的，但是在我们现在大学的格局下，不太可能做好。“大学里，各个系互相提防，学校里的这一块蛋糕，大家都要分嘛，自己总要把自己说得比别的系更重要。一起开课，一起交叉融合，很难。因为我们本身每个系里边，彼此讲的话已经不懂了，如果他是搞古希腊史的，那你跟他讲元史，他懂什么啊。他认为这是合法的，我可以不懂的，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在这儿，新文科要打破这一块，问题是小鸡是老鸡养的，老师对学生的示范效应是很强的，尤其是混得好的老师，学生都学着呢。”

“学科的分类是现代性的产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来不懂什么叫分科，卢梭和黑格尔也不会承认分科。从根本上来说，学科不是学科，是人类对真理的追求，只是我们的精力能力有限，我们只能弱水三千，取一瓢饮。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文史哲基本的东西你要知道的，坑挖大了，根才会深嘛。”

“我不瞒你说，我当年写关于金先生的文章，就是不能让别人忘记他，这就是我的一个目的，这些文字留下来了，以后大家就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个人。”张汝伦说，“金先生有一次跟我说，大家讲新儒家时，都讲熊十力，因为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都是他的学生。马一浮没有什么学生，讲马一浮的人就没那么多。后来金先生退休了，他没教过多少学生。我觉得他有感慨在里边，才会跟我说这些话。”

对于金克木给《读书》写那么多文章，张汝伦觉得是他那一代人耽误的时间太长，他急于把一生的积累和想法写出来。“肯定有许多人不以为然啊，觉得他只是懂得点皮毛，不系统。金先生不是什么都对，但他能激发人的想法，这很了不起啊。他每次都有新的东西啊。他这个年龄，不得了。金先生学不来的，是天赋和境界。这样的天赋不是一般人有的，自学成才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有天赋的人还是有的，但不要被外在的东西束缚了。后人可以做的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是他播下的种子可以生根发芽，这是我的想法。”

纪念金克木先生主要纪念什么？这也是钱文忠想的问题。

“我在北大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跟金先生见面很多。只要见过金先生的人，你都会被他吸引。我特别想念他。金先生这样的人物，只有他那个时代才能产生。他是一个学术传奇，一个文化传奇。”钱文忠说，“他文凭都没有，为什么能得到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广泛尊重呢？为什么能在北大成为被大家公认的一代宗师呢？我们现在纪念金先生，也许更有意义的是反思一下，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环境，才能出现金克木。这是第一个问题。”

“纪念金先生，还有一点值得我们反思的。”钱文忠继续说，“金克木先生的著述、翻译、论文，现在看来恐怕都不符合学术规范。你能说金先生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吗？你能说金克木先生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吗？放在今天的学术评审体制之下，金先生可以说是没有学术成果的人啊。但是，他留下的著作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

张汝伦说，“我们强调专业化，他要是专业化的话，会受到人家尊崇，他要是说自己是杂家，别人可能会觉得他无非知道的多，没什么专业。我们对他的评价和他实际的成就、才气，是远远不相称的。”

1980年代，张汝伦去金克木家，天上地下，能聊很多。金克木说话，他听。“他没废话。”张汝伦说，“老一辈学者的风范现在不可及。我总觉得，这样的人，是很令人向往的。”

张汝伦觉得，他说这么多话，是希望把自己的想法多告诉别人。“他是觉得，我老了，很多东西做不出来了。他在《读书》上那些文章，把他的idea列出来，后人觉得有意思，可以顺着他的idea做下去。他的书，我觉得实际上一直被人低估了。有没有学生研究金克木的学术，把他做一个论文题目，硕士的也好，博士的也好，其实真的值得做，他代表了一种类型，这种类型在我们国家很少有。”

“他老人家讲的话，不一定都对，但是这个不要紧啊，能打开思路的东西更重要，比你正确的但没有增加任何新的信息的东西要好得多啊。真正的创新，是让人家眼前一亮。

“金先生最得意的是，有一天我去拜访他，他说有个英国人，剑桥的，做中国现代文学九叶派的博士论文，来采访他，一看他桌子上摆着德里达的书，大吃一惊，因为当时在国外读文学的人都视此为畏途，很难读的。来人问他，你到底是哲学家还是文学家，还是诗人，他哈哈大笑。这是他最得意的一件事情。”

金克木看夫人与孙女下棋

先生

因为给杂志约稿，叶稚珊接触过许多北大老一辈的学者，其中包括冯友兰、陈岱孙、张岱年、邓广铭等等。“我跟季先生和金先生接触最多。”叶稚珊说。

叶稚珊说，“金先生的晚年很平静，他沉浸在自己的爱好里边。子女们很低调，对父母很尊重，继承了金先生那种很落地的性格。”

季羡林和金克木住在北大朗润园同一栋楼的两个单元。“季先生住在其中一个单元的一楼，一楼的两套房子都是他的。金先生住在隔壁单元的二楼。我去金先生那里，他都得不经意地问一句，你去那边了吧。我说，去了。去季先生那儿，他也问，你上那个楼了吧。我说，上了。金先生说了，他耳朵不好，眼睛不好，血压也不好，心脏也不好，不久于人世了。季先生说，哎，二十年前他就这么说。金先生身体不太好，基本不怎么出去，下楼很少。季先生住一楼，他可以出来看看荷花什么的。金先生很简朴。后来分了蓝旗营的房子，他一天也没住进去。金伯母也是身体不好，眼睛也看不见。金先生去世之前，金伯母被发现脑瘤。金伯母不工作，没有公费医疗。做了一次手术后，金先生跟我说，像抄了一次家一样，积蓄都投入进去了。你想想，金先生一个人的工资，要是家里人一场大病的话，全都给花去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很简单。印象中在他们家吃过一次饭，韭菜饺子什么的，很普通，特别家常的饭菜。金先生家完全跟他做学问一样，随心所欲，盘碗筷，都不怎么讲究搭配，比普通人家还普通一些。我觉得是关注点不一样，他们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

将近三十年前，钱文忠去拜访金克木。“我是没见过书。金先生肯定借书来看。不像季先生，几间房间都是书。”

季羡林和金克木，这两位的名字经常放在一起，是难以避免的。“金先生跟季先生，共同创建了中国的印度学科和很多学科，在北大都是泰斗级人物。这两位老先生的比较是非常有意思的。季先生有德国名校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接受了清华大学完备的教育。金先生则完全没有。一般人没有注意到他们学历的差距。大家都认为季金二位先生是了不起的学者，但是我们从这两位先生的对比，可以思考很多问题。”

“金先生离开我们22年了，真的是一眨眼，我现在都56岁了。当时初见金先生的时候我18岁。如果金先生在，金先生会怎么说？我觉得以金先生的智慧，还会用他那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笔，来写充满智慧和学术的文章。我觉得他会这么干，他一直这么做。另外，我自己也是去西方留学的学生。金先生去印度留学。今天我们研究印度学，好像没有人去印度留学了，都去美国欧洲留学。我们研究埃及学的，也是在欧美留学。我们研究好多古老民族的人，往往去欧美名校留学。金先生去印度留学的经历带给我们什么启示？你想真正了解一个民族一个文化，是不是需要更接近他们呢？”

钱文忠一直致力于印度学和梵学的教学。“现在，在中国，梵文研究，印度学研究，已经不再是冷门学问了。这几年很多大学都有梵文课程，很多年轻人学习梵文，而且很有成就。这确实是非常让人开心的一件事情。”

“黄德海的这本《金克木编年录》非常好，我没有见过他，他寄了一本书给我，我非常认真地拜读了。我觉得这种纪念和研究金先生的态度就特别特别好。非常扎实，好多东西我根本不知道。要不是他收集整理，我们没有这么多关于金先生确切的资料。”

钱文忠觉得，看黄德海编写的《金克木编年录》，会有一种更深的感受，就是金克木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读书人。“他是一个中国的士人。他是有关怀的。他可以关怀宇宙，他去学天文学。去关怀一个跟中国同样积弱的民族，他去学梵文。作为一个在印度决定了他学术生涯的学者，他和在中国占主流的那些学者和知识分子，是有明显不同的。”

黄德海将《金克木编年录》翻到靠后的位置。《秦汉历史数学》刊登的时候，金克木已进入人生最后的时日。这篇文章写于1999年9至10月间，刊登在《读书》2000年第7、8期。他考察秦汉之间的承续及变化，指出高层机制运转的奥秘，兼及人才、经济、金融问题。“单就功能说，一个虚位的零对经济、政治、军事构成的三角形起控制作用。这个三是数学的群，不是组织、集体，是核心，不是单指顶尖。三角的三边互为函数。三个三角平面构成一个金字塔。顶上是一个零，空无所有，但零下构成的角度对三边都起作用。”“‘孤家、寡人’需要亲近助手，实际是隐形的稳定核心。能干的皇帝如文帝、武帝会灵活运用周围的起这类作用的人，无能的就不行了，非有不可，于是他身边的能干人自然会发挥有效功能了。历史确实是数学，虽是人所创造，却不知道人的感情爱憎和道德善恶，只按照自己的隐秘公式运行。历史前面挂着从前城隍庙里的一块匾，上写着四个大字：‘不由人算’。”

这篇文章跨越了文理，充满了独特的思考，是金克木所思所想的集中写照。

2000年8月5日，金克木去世。他说他是“哭着来，笑着走”。“金先生这样的人，现在我们纪念他，是希望中国还能出这样的人。有老师能给学生莫大的启发。引导学生走上一条创造性的道路，这样的老师功德无量啊。”这是张汝伦的期待。

金克木读信

宇宙

叶稚珊记得在金克木家看到过一张照片，他仰天大笑。“我想到他的第一个表情永远是笑，开心地笑，会心地笑。他说他一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发现了快乐。他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但他在精神上一点都不悲观，他呈现给人的是乐观和豁达。”

在上海这家餐馆里，黄德海对于金克木的讲述也快到尾声了。他特别提醒说，他在《金克木编年录》里留了一条感情线。这条感情线是“保险朋友”。

扬之水在日记里写到过与金克木的一次聊天。“于是与我聊起了青年时期的一个恋人……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八八年，五十年啊，他说，他一生中只有这一次真正的爱情，虽然不过短短一年（甚或不足一年）。那一位就远走他乡（生活在瑞士—美国两地），如今只是一年一两张明信片的交往，倘有朝一日再次相会，真是相对尽白发了，而这种可能也是不会有的。”

《保险朋友》发表于1990年第4期《收获》。在这篇文章里，金克木相约和Z做保险朋友。“我下了决心。既然到了好像是总得有个女朋友的境地，那就交一交东京这个女同学作朋友吧。是好奇，也是忘不了她。于是写了信……又说，还是她这个通信朋友保险。……没多久就来了回信。……‘你只管把我当作保了险的朋友好了。’”“真是心花怒放。有了个保险的女朋友。一来是有一海之隔；二来是彼此处于两个世界，决不会有一般男女朋友那种纠葛。我们做真正的朋友，纯粹的朋友，太妙了。不见面，只通信，不管身份、年龄、形貌、生活、社会关系，忘了一切，没有肉体的干扰，只有精神的交流，以心对心。太妙了。通信成为我的最大快乐。我不问她的生活，也不想象她是什么样子。甚至暗想她不如别人所说的美，而是有缺点，丑。”

从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金克木一直保持着与“保险朋友”的通信。直到这位“保险朋友”去世。

在1990年1月24日的日记里，扬之水记下：“前些时金克木先生打电话来说，他那位青年时代的恋人自日内瓦给他来信，道自觉生日无多，欲将旧日往来书信寄还与他，金恐经过海关时遇麻烦，问我有无便人。次日与老沈说了，老沈说可通过董秀玉从香港回来时带回。于是复金以信，今接来信云：‘谢谢你的信，多承关心。但我与她俱是风烛残年，她后事托我，我后事托谁？故已复信，不要将我的旧信旧稿寄来。’”

黄德海从《金克木集》里翻到了“保险朋友”的一半照片。“发乎情，止乎礼，这是伟大的感情啊。”

“在这件事情上，他很坦荡。‘她后事托我，我后事托谁？’这种自问，有一点冷酷，又有理性的成分。他是智者，这是金先生的奇特之处。”叶稚珊说，“要了解金克木，不能光读书，要读他这个人。”

耍枪杆的，耍笔杆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都见过。不同肤色的外国人对我讲着不同语言，表达不同思想。不知怎么我竟能记得住这么多人。若是电视连续剧吗，也太长了。还有什么样的人我没有见过呢？只怕是没有多少了。然而，我渐渐不懂这个世界。同样的，我想，这世界也不懂得我了。我在这世上已经是完全多余的了。

末班车可以是头班车。离开这一个世界，在另一个世界里，我又是初生儿了。

“人生天地间，譬如远行客”。望见终点，我挥舞着这些小文要下车了。

这是金克木1995年写下的文字。

1936年春夏，金克木在西湖边孤山脚下的俞楼住了大约一百天。这是他一段“既闲暇又忙碌，既空虚又充实的时光”。这一百天中，他译出了一本《通俗天文学》。戴望舒来杭州看金克木，见他竟然翻译天文学，大为惊诧，写了一首《赠克木》——

你绞干了脑汁，涨破了头，

弄了一辈子，还是个未知的宇宙。

这是未读完的金克木，这是未知的宇宙。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卫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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