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片放逐法的特点及背景 什么是古希腊的陶片放逐法

古希腊作为西方古代民主政治的发源地，曾经拥有一套充满智慧的政治制度。陶片放逐法，就是在希腊民主精神的指导下，设计出的一项优秀实践手段。一开始，陶片放逐法确实体现了希腊的民主精神，作为一种解决观点冲突的不流血手段，维护了城邦的利益，但随着这项机制被滥用，雅典人最终将其废弃，陶片放逐法在完成历史任务后，退出了希腊政治生活。

古希腊

“放逐”（ostracism）源自“陶片”（ostrakon）一词。据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记载，每年6月，约6000名希腊城邦选民组成的人民会议（ekklesia）以举手表决今年是否启动放逐程序，假如多数赞成，则两个月后再举行放逐投票。

人民会议（ekklesia）开会的地方

到了约定日期，放逐程序启动，组织者在阿哥拉（Agora）城开辟投票场所，人们在陶片上写下放逐人的名字并投进票箱，由专人收集起来后，请执政官监督并清点。6000票为门槛，达不到6000票，则此次投票无效，如果超过6000票，则统计出得票最多的人，此人作为最不受欢迎人物将被逐出城邦，放逐期限5至10年。放逐期间不得擅自回乡，否则将被处决。然而，放逐并不等于带罪在身，流放者不会被没收资产，可以在另一个城邦舒适生活，只不过不能踏入希腊，放逐期限到了就可以重返家乡，重新参与政治生活，历史上也确实有被放逐后东山再起的顽强政客。

写有姓名的陶片

根据德国考古学家斯蒂芬·布伦（Stefan Brenne）在雅典西南发现的9000多块陶片，我们发现放逐的人物五花八门，但主要针对位高权重的政客。事实上，陶片放逐法的创立，本就是防范僭主操控城邦，危害民主精神，诸如雅典海军创立者帝米斯托克力（Themistocles）、战功卓著的将军客蒙（Cimon）和科桑西普斯（Xanthippus），全都被放逐过，政治家迈加克勒斯（Megacles）甚至被放逐了两次。

这些在历史中如雷贯耳的名字，被放逐的理由也各式各样，比如帝米斯托克力被斥为“大地上的污染”（a pollution in the land）；客蒙被指责与斯巴达关系密切，图谋不轨；科桑西普斯则被控犯下宗教罪行，必须逐出城邦；迈加克勒斯的名声最差，他被指责生活骄奢、爱慕虚荣、为人傲慢又贪财，最重要的一点，他对城邦不忠诚，这样的人被放逐也是必然的。

写有帝米斯托克力名字的陶片

陶片放逐法，看似剥夺了一个人生活在城邦的权利，似乎并不文明，但实际上却充满了政治智慧。人们有权放逐“罪大恶极”的人，既满足了城邦居民的发泄心理，又能促使政客们谨言慎行，而每次放逐一个罪魁祸首，又避免了大规模冲突。放逐程序启动前争论激烈，但投票一过，城邦气氛立刻恢复平静。所以，陶片放逐法最大的优势在于两个方面，第一、体现了雅典的民主精神；第二，用不流血手段解决了冲突。

陶片放逐法充分体现了雅典民主的精神。在两派、甚至多个派别因为政策观点的歧见，或权力斗争相持不下的时候，人民会议适时启动陶片放逐程序，无异于一次全体雅典人民的公决。

面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全体雅典人以自己的理智来判断谁是谁非，并最终决定接受哪个观点。他们一旦决定放逐某个政客，就等于放弃了这个政客的观点，同时支持了其他人的政治主张，确定了城邦日后的发展道路。

帝米斯托克利

同时，雅典人放逐政客考虑的不是他们的官职有多高，功劳有多大，即“放逐不避亲仇”，哪怕像帝米斯托克利、客蒙这样的战争英雄，只要他们威胁城邦的公共利益，也会被无情放逐。这就迫使政客们不得不收敛起来，不能居功自傲，要想不被放逐，只能以城邦的公共利益为重。实际上，陶片放逐法就是全体雅典人整体意志的体现，全体雅典人掌握城邦权力，使雅典的民主精神成为了可操作性的实践活动。

陶片放逐法作为解决不同派别观点冲突的手段，又是最温和、最富人情味的，体现了古希腊政治制度的淳朴和高效。在没有发明陶片放逐法之前，或者没有实行陶片放逐法的希腊城邦，政治观点的歧见常常导致流血冲突甚至内战，而在实施陶片放逐法之后，只需要放逐某个代表性人物就把问题解决了。

写有伯利克利、客蒙、阿里斯提德名字的陶片

对于被放逐的政客来说，流放也不是不可接受，所谓放逐，只不过剥夺了他5到10年参与政治的权利，另外就是临时改变居住地，除此之外，他的人身和财产权并没有受到侵害，不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一且放逐期满或城邦紧急征召，被放逐者就可以按期或提前恢复他身份和权利，继续为国效力。阿里斯提德、客蒙等人都在放逐期间被提前召回，临危受命继续担任雅典的将军，他们将功补过，都立下了不小的功勋。

被放逐者离开雅典后，他的追随者也不会受到追究、清算和歧视，所以陶片放逐法避免了城邦内部的仇恨与对立，有利于维护雅典的统一和团结。

对雅典的政治生活来说，陶片放逐法是一种有效的制度，然而任何制度都有缺点，也有其寿终正寝之时。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实践后，陶片放逐法渐渐背离了人们的初衷，开始向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雅典最后一次放逐发生于公元前417年，当时雅典深陷战争泥潭，人们对城邦前景十分悲观，政客阿尔西比亚德斯（Alcibiades）趁势崛起，他与较温和的尼西阿斯（Nicias）针锋相对。为了解决观点的分歧，人民议会启动了放逐程序，城邦人民都以为他们二人有一个会被放逐，结果两人玩弄手段，合作将另一对手希帕波鲁斯（Hyperbolus）放逐。据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记载，雅典人对放逐结果相当不满，因为希帕波鲁斯代表的是平民利益，他被两个玩弄权术的政客当成了牺牲品，很多人开始怀疑陶片放逐法的有效性。

普鲁塔克（Plutarch）

据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Parallel Lives）记载，雅典人对于这一结果感到愤怒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代表他们利益的希帕波鲁斯被放逐，而是阿尔西比亚德斯和尼西阿斯对整个投票过程的操纵。本来体现城邦民主精神的政治制度，最终退化成了政客打击异己的工具，他们失去了对陶片放逐法的信心。

除了政客的操弄，平民对于陶片放逐法的不尊重，也是导致这项制度最终被取消的一个原因。普鲁塔克就记录过一个著名案例：某个希腊人走入市集，要求别人替他在陶片上写下阿里斯提德（Aristides）的名字，碰巧那人正是阿里斯提德。他边刻字边问缘由，那人回答：没有原因，纯粹是厌倦听到“正义者阿里斯提德”（Aristides the Just）这个称呼。

写有名字的陶片

不管是政客的操弄，还是平民对放逐行为的不尊重，陶片放逐法的机制最终不可避免地被滥用了，它已不能体现城邦的意志，所以雅典人将其弃之不用，希帕波鲁斯也就成了雅典历史上最后一个被放逐的人，陶片放逐法退出了希腊历史。

英国希腊史专家乔治·格罗特曾高度评价陶片放逐法，他认为如果没有这项制度，雅典民主制的其它各项制度都难以达到完善。这一评价道出了陶片放逐法的重要性和历史意义。

陶片放逐法，一开始确实能够体现城邦的意志和希腊民主制的优势，比如说，伯里克利在与政敌修昔底德周旋时，冒险启动了一次放逐程序，他豁出前途，想要看看他和修昔底德到底谁更不受欢迎，最终修昔底德远走他乡，伯利克利留在了雅典。

伯里克利

伯里克利是雅典历史上著名的民主政治家，素有威望和政声，即便是他在陶片放逐法面前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其他政客就更不敢贸然启动放逐程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这个例子我们也能看出，陶片放逐法威力十足，足以震慑雅典城内的各种派别和势力。因为这项制度掌握在雅典人民的手中，能够充分反映大多数人的要求和意志，所以在维护希腊民主制方面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从人民议会举手表决是否启动放逐程序，到放逐决议必须满足6000票的门槛，再到认定被放逐人的追随者无罪，陶片放逐法的各个细节都体现出雅典的民主精神，虽然最终陶片放逐法的发展背离了城邦的初衷，它的存在使希腊民主精神遭到亵渎，这项制度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我们还是得承认：陶片放逐法是古希腊政治制度的优秀设计，它在雅典民主政治生活中曾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

参考资料：

《雅典政制》亚里士多德

《希腊罗马名人传》普鲁塔克

《西方政治思想史》徐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