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语改编成中文的经典歌曲（不管你愿不愿意）

几乎在中国所有正处于爬坡阶段的行业当中，都有这样的成熟模式：以“来料加工”的方式进行贴牌生产，将外国核心零部件拼凑成国产货。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划算且少有争议的。

港台唱片业也是这么干的，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并不只能用“划算”来形容，更多的时候是“毁”了集体记忆。而现在的“80后”一代正在集中进入“毁”记忆的时间。

有一天你突然发现——

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其实叫《What's your name》，由一个日本少年组合首唱；《红蜻蜓》的原唱其实是一个1956年出生的日本摇滚大叔。

王菲在1992年的成名之作《容易受伤的女人》，翻唱自一首日本老歌，这首歌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有了。也就是说，当年中国的流行乐要比日本晚了20多年。

据不完全统计，港台歌手至少翻唱了中岛美雪原创的70余首歌曲。

这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岛美雪，1952年生人，比中国大部分“80后”的父母的年纪还大，但她在跨度40年的演艺生涯当中，足足影响了中国三代人，而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位日本歌手的存在。

2001年，台湾歌手李翊君推出一张新专辑，所有歌曲都翻唱自中岛美雪，可见中岛美雪在华语唱片工业当中不可忽视的幕后大姐大地位。

玉置浩二则是另一位被翻唱最多的日本男歌手。

主力翻唱者包括谭咏麟、李克勤等人。还记得《红日》这首励志粤语歌吗？其实是彻头彻尾的日语歌。

也就是说，1958年出生的玉置浩二假手众多香港歌手，间接统治了大陆流行音乐市场长达十余年。

细究起来，日本演艺界向港台输出核心资源——歌曲，并在香港“贴牌”——也就是换个歌词，换个歌手，重新包装，然后送往大陆以及东南亚音乐市场，并不是圈内的秘密。

只是互联网日渐发达的今天，这些曾经的贴牌流行音乐的规模，才慢慢被圈外人知晓。

这也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跑马圈地的过程。

1991年，周华健发布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主打歌风靡一时并且传唱至今。但其实这首歌的歌曲版权从日本购买之后，歌词一直难产。

制作人李宗盛起初让周华健来写，周面有难色，他的心态很简单：我们要做原创音乐，为什么还要翻日本的口水歌？

到了进棚录音前一晚，周华健给李宗盛打电话，说写不出来。当时李宗盛和时任女友正在香港度假，怒气冲天的李宗盛挂完电话，一个人坐在卫生间的小板凳上写歌词到凌晨。

按照李宗盛的说法，头两句“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分明就是写不出来了，在乱写。

结果却是这首翻唱歌曲红得一塌糊涂。

另一个故事也基本代表了当时港台唱片工业的常态。

《花心》的词作者厉曼婷，刚进滚石唱片公司不久，一次与李宗盛吃饭，李宗盛叫嚷着说晚上要录音了，歌词写不出来，请厉曼婷来写，要下午交稿。厉写了两个小时交出去。

于是，厉曼婷成了徐克电影《东方不败2》的主题曲词作者。

插一句，《花心》也是一首日本歌，准确地说，是一首琉球歌曲。原作者喜纳昌吉，是琉球国三司官杨太鹤的后人，日本吞并琉球后改姓“喜纳”，所以喜纳昌吉本姓杨。

这首歌原本是一首反战歌曲，经厉曼婷改词之后，成为一首彻头彻尾的情歌。

相似的例子还有邓丽君的《又见炊烟》——抱歉，它也是一首日本歌。原曲的场景，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带着孩子在自家后院想念战场上的丈夫。

词改完之后，也使整首歌的情绪大变。作词的老先生庄奴，一生作词3000余首。

你一定听过他写的歌——《冬天里的一把火》，这是他60岁左右时写的。但是，同样很抱歉，这首歌也是翻唱的……原曲叫《Sexy Music》，由一支爱尔兰家庭乐队创作。

这还没完，你听听这首原曲的前奏就知道，跟刘德华《独自去偷欢》的旋律简直太像……

萝卜快了不洗泥。陈慧娴在1989年7月发布的代表作《千千阙歌》，是一位日本歌手在同年2月出版的歌曲。

其中《千千阙歌》中的“阙”应为“阕”，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出版专辑时，把歌名都搞错了。但因为歌曲很快走红，这个错误也就没再去纠正。

总之，在那个出专辑就像开动印钞机的年代，港台大红的歌手，得到的待遇是音像经销商付货款预订，一出手就是上百万的专辑销售量。

歌手如果勤快，一年能面向不同市场出四张专辑：国语一张、粤语一张、英语一张，再来一张精选集。

原创产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将日本歌改头换面就是现实选择了。只是这种商业考量最终成为影响几代人集体记忆的最大变量。

大家可以想象80，90年代的歌手创作能力有多不足，正好证明了现在原创人才是有多重要，像周笔畅，许嵩，《凉凉》的作者刘畅等一些很有才华的创作人是有多吃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