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时期欠饷多严重（明末三饷的产生）

三饷

明末“辽饷”、“剿饷”、“练饷”三项赋税合称三饷。1618年，为对付后金的军事需要，亩加三厘五毫之赋，明年复加三厘五毫。明军萨尔浒之役的失败，导致原有的辽饷不够用，1620年，又加二厘，平均每亩土地加征银九厘，计五百二十万两。

小冰期带来的旱灾及其后的饥荒，导致更多贫民破产，产生了更多盗匪或流民，为维持社会秩序，明朝军事开支进一步增大，1631年，辽饷提高到一分二厘，共银六百六十万两，另加关税、盐课及杂项，共得银七百四十万两。此时辽饷已经不再是主要用于辽东地区了，而是用于明军与农民武装的周旋上了。

随着小冰期带来北方旱灾范围的扩大，农民武装活动范围增大，需要的军事开支相应增大，原来的辽饷已经不足以应付了。1637年，为镇压农民武装的费用，加征“剿饷”，总数两百八十万两，由于有更大数额的“练饷”的出台，1640年停止“剿饷”。

1638年九月至1639年三月，清兵数次绕境蒙古长驱直入内地，需要训练“边兵”，加强九边各镇防御力量。“剿饷”数额不大，也不好听，不够应付新形势，这就产生了巨额的“练饷”七百三十万两，主要靠田赋每亩加一分获得。“练饷”主要用于镇压农民武装，与辽饷的主要功能一样。如此巨额的“辽饷”或“练饷”主要用于内战，如果全部用于辽东地区，完全可以派遣20万以上的野战军队，用不了两年就可以完全解决后金问题，明朝国民又可以恢复低税负的悠闲生活了。在同一个时间段内，1637年之前只有“辽饷”，之后是“辽饷”与“剿饷”或“练饷”并存，三饷不同时存在。

清兵入关后，1644年七月下诏蠲免三饷，清军入关，也就没有辽东这个战场了，免去也是正常的。谁知，这只是权宜之计，清军镇压南明等汉族武装，很快钱就不够用了，这个“辽饷”只停了两年，1647年复征“辽饷”。1650年，多尔衮边外筑城加派9省额外钱粮250余万两，1651年的清廷依然缺钱，就强制发行纸币。1657年，“辽饷”编入《赋役全书》，成为田赋的正式份额，伴随整个清朝。

这三饷是明朝正常税收以外的税收，我们可以通过清朝“辽饷”正常化，感受明朝长期的低税负事实。清朝由于需要养活众多旗人，国民税收负担明显比明朝重，多一个“辽饷”也是很正常的。

从明朝的低税负事实，绝大部分人口几乎没有兵役（明朝前期和中期有专门的兵户提供兵源，后期主要是募兵，这也是明朝后期战争格外花钱的重要原因），明朝国民生活应该是较为闲暇的，较为幸福的。不过，笔者怎么没有感受到人们对明朝幸福生活的描述内容呢？女性裹脚的普及是降低明朝生产力的恶劣习俗，这可能是明朝国民富裕程度不如北宋的原因。不过，大家还是可以通过明朝的小说内容，感受明朝国民的优裕生活的。

按照明朝征收三饷的势头，明朝应该可以通过大规模发行纸币解决财政困难，并且其危害相对小得多。发行纸币等效于征收货币税，这与农业税明显不同，这是全民税收，非农业人口也要负担一些。并且货币税的最大优势是对社会的危害小，比如征税成本低，这不需要官员去地方征税，可以避免官员徇私舞弊行为，可以避免激化官民矛盾。还有一个最大好处是；货币税类似于财产税，钱多者多交税，钱少者少交税，没钱者不交税，对于底层或濒临破产的劳动力来说，货币税的负担几乎为零。这样的货币税同样可以为明朝提供财政支持，但是却不会因此而带来民变。如果明朝从萨尔浒之役后，就开始推广纸币，后金问题也许就可以很快解决了。

努尔哈赤的分裂活动带来明朝国民“辽饷”负担，“辽饷”增加了明朝国民的不满，甚至导致部分贫民破产，诱使民变产生。如果不遇到北方的小冰期，华北局势不会进一步恶化，也就不会产生“剿饷”或“练饷”了。“剿饷”或“练饷”的产生，进一步加剧了国民的贫困程度，增加了社会的不满程度，产生了更多的流民或破产贫民，为农民武装提供了更多兵源，这意味着需要征收更多赋税。赋税的增加促使破产农民的增多，促使农民武装的增大，需要更多赋税维持强大明军，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这个恶性循环的根源是努尔哈赤的后金问题和小冰期带来的可怕旱灾问题，努尔哈赤问题的产生是明神宗万历时期的重大失误，小冰期是自然问题，非人力所为。

农民武装主要与旱灾带来的饥荒有关，饥荒是人们漫长时间的挨饿，在得不到帮助的情况下，人们会为生存而铤而走险，这是可以理解的现象，人们有生存的权力，可以不受到指责。不过当时的情况有所特别，面临着后金的威胁，农民武装队伍等效于后金的内应，从后来的实际结果看，也确实成功地为后金做了内应，等效于汉奸功能。

明朝政府对待农民起义军的态度是招抚为主，在接受招抚以后，意味着不再面临饥饿，就没有继续参与农民武装的道义理由了，如果重新叛变，理应受到指责，给以汉奸帽子是不亏的。而李自成与张献忠都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们已经脱离了为温饱而战的范畴了，完全为了一己之利，而不顾民族安危，客观上为后金做内应，成为民族大罪人。如果为当时的民族罪人排一下名次，李自成第一，吴三桂第二，张献忠第三，这是当时真正的三大民族罪人。

瘟疫对社会也有很大的破坏力，瘟疫的效果类似于现代生化武器。瘟疫可以破坏社会生产力，但是对农民起义影响不大，一般不会因为瘟疫而诱发更多起义军，这与饥荒的效果不一样。旱灾产生饥荒，蝗灾产生饥荒，这是产生饥荒的两大原因。蝗灾与旱灾有因果关系，旱灾诱发蝗灾。瘟疫与饥荒有因果关系，饥荒诱发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