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价值的意义(文明的内涵和标准)
世界伪史研究 2021-12-15 18:07,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文明的价值的意义?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文明的价值的意义
世界伪史研究 2021-12-15 18:07
以下文章来源于文行先生 ,作者文行先生
文行先生.
一、本号理念:中国立场,实事求是。 二、本号内容:西方史前史伪史、西方上古伪史、西方古典伪史、西方中世纪伪史、西方近代伪史、世界史伪史,三皇五帝夏商、诸子百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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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23日,第一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在上海中华艺术宫举行,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70余位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和100多位国内研究机构和大学的一流考古学家参与论坛,交流彼此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当时国内学界对良渚古城到底是不是属于文明争得不可开交,于是,就请这些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去良渚看看。王巍回忆说:“2013年我们在上海搞了一个世界考古上海论坛,吸引了国内外顶级学者参加,大概一共有二百位。我们请这些学者到浙江的良渚去看一个重要的区域文明,他们都非常震惊。原来我们心里都没有底:这些我们号称是早期文明的遗迹他们是否会认可?没想到他们非常认可,他们说这当然是文明的证据,那些大型的水利工程、大型都城的兴建、大型宫殿建筑所反映的等级差别以及表明等级身份的一系列物品,他们认为这当然是明证。”这段话说明,直到2013年8月第一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之前,中国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对良渚遗址是否属于文明还是稀里糊涂、莫衷一是,最终居然要外国人来给国内学界定纷止争、一锤定音。由此可见,直到四年之前的2013年,中国考古界或学界对文明起源的标准的理论认识还是非常浅薄、肤浅、糊涂的。看来,文明起源的讨论是个复杂的问题。之所以中国考古界或学界对文明的认识稀里糊涂,主要原因是陷入文明三标准或四标准而不能自拔。文明起源的标准问题,主要是考古工作中对具体遗址是否属于文明而提出的若干标准作为判断依据。195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召开的一次“近东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上,有一位克拉克洪的学者提出了文明起源的考古学三条标准。1968年经丹尼尔整理发表于《最初的文明》,之后在全世界得到了普及流行。书中所列考古学的三条标准为:城市、文字、复杂礼仪建筑。1977年,日本贝塚茂树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的补记中提出,把青铜器、宫殿基址、文字作为文明的三个标准。1983年,夏鼐在日本的一次“中国文明的起源”演讲中,提出国家、城市、文字、青铜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准,并认为文字最为重要。这几乎成为国内学术界通行标准。正是基于这种文明标准的认识,导致了中国考古界或学界关于文明起源认识的稀里糊涂,导致了关于良渚古城是否属于文明的纷争不已。无论考古学所列几个文明标准,如城市、文字、青铜、复杂礼仪建筑,其实都难免受限于地域性特征,不具有普适性。以形而上来抽象上述三标准或四标准,可以一般化为:1.农业、2.手工业、3.社会组织形式、4.信仰、5.交流方式。我们可以进一步根据地域特征归纳为:农业有大米、小米、小麦、牧业,手工业有青铜、金银器、玉器,社会组织形式有聚落、城市、城址,信仰有宗教、图腾、祖先等,交流方式有文字、结绳记事。试想一下,如果选择小麦普遍种植为文明起源的标准,那么中国恐怕要直到汉朝才能算进入文明阶段,以此来看青铜作为文明起源标准,其局限性就凸显出来。其实,中国的玉器工业在史前非常发达,以今人的眼光看都难以想象古时候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其知识技术度密集,完全可以媲美青铜。如果说古埃及文明金字塔以巨大而不可思议,那么,中国古代文明的玉器以精微(比如红山文化的一对玉玦重量完全一致,比如凌家滩的玉器钻孔小至0.15毫米)而不可思议。根据摩尔根《古代社会》,文明标准可以分为两套体系,其一为发明和发现,其二为制度。发明和发现与制度在发展序列上大体而言是相对应的,但这种对应关系不是绝对的。比如摩尔根在说到不列登人时道:“古代的不列登人虽然已习惯于使用铁,但仍当属于这一期(按:指中级野蛮社会)。因为他们与大陆上更进步的部落邻近,所以促使他们在生活技术方面的进步远远超过他们在家族制度方面的发展。”事实上,就算独立发展,也并不完全一致,比如玛雅文明没有青铜,印加文明没有文字,印度哈拉帕文明没有阶级分化和国家,良渚文明没有成熟文字和青铜。因此,现今流行的考古学上所列的文明标准是有问题的,这种问题在严谨的中国考古界面前显得矛盾重重,造成中国考古界直到2013年对于良渚古城是否属于文明还纷争不断。反过来,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了流行于考古界的文明标准不具有普世性,必须推倒重来。回顾历史,文明起源的讨论很早就开始,从1877年摩尔根《古代社会》、1884年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开始,到1968年丹尼尔的《最初的文明》、1975年塞维斯的《国家与文明的起源》、1978年穆瑞主编的《文明的起源》和柯恩、塞维斯主编的《国家的起源》,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兴起了文明起源研究的热潮。要谈文明起源,首先要明确文明的定义和内涵,然后才能据此提出文明起源的标准。如果对文明的定义和内涵都不清楚或清楚而无视之,空谈文明起源标准,岂非无的放矢?中国学界之所以对文明标准纷争不已,就是因为脱离了文明的定义内涵而奢谈文明标准,结果导致文明标准与文明内涵“两张皮”。对文明的定义内涵有多种说法,按照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的阐述,以社会人类学角度看,文明是指人类脱离动物界的蒙昧状态后、进一步脱离原始野蛮状态而进入的社会状态。具体讲,即脱离动物界之后,脱离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再发生社会分化,氏族社会解体,进入政治社会即国家。这里面包含三层含义:其一、脱离动物界的蒙昧状态,其二、脱离原始野蛮状态的氏族社会,其三、进入政治社会,即国家的建立。这里,大体把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简要罗列一下,以明确文明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阶段,主要是从社会组织形态即制度层面而讲的,对应于不同阶段,在各个地域和各种文明中有不同的发明和发现。如西亚是小麦,中国北方是小米,中国南方是稻米,美洲是玉米等。再比如,西亚青铜,中国玉器,美洲金银器。现今学术界普遍认为,国家是文明产生的根本标志。至于作为生产力的发明和发现如青铜、铁器、文字等,只能作为参考性指标,可用以衡量国家发达与否,并不能决定国家产生与否。因为发明和发现所体现的生产力水平最终要通过扩大人口繁衍,生活资料丰富,使人类族群复杂化而产生社会组织方式的变革即国家的诞生。而城市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准又显得不够严谨和明确,如果按照5000人以上的城市(遗址面积只要50万平米以上)即可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准,那么,中国史前文化有很多很早,比如仰韶文化的双槐树遗址算不算?因此,文明起源的内涵和标准,必须摒除地域影响,纯粹从人类社会结构的变化进行研究。因为不同地域的不同器物发展促进生产力提高,最终会导向物质产品增加、人口增加、社会分化、人类社会结构的变化。无论稻米还是小麦,无论青铜还是玉器,无论文字还是符号抑或结绳记事。社会结构变化是文明内涵和标准的金标准,是综合性指标。因此,考古学要紧扣社会结构变化来研究文明起源,社会结构变化会在史前遗址上会发生什么变化?氏族社会没有阶级分化、氏族公墓等,进一步发展,则出现阶级分化,乃至出现家族墓地,最终出现大型都城等国家形态。综上所述,作者认为,考古学不能脱离文明的定义内涵而讨论文明起源,应该把社会人类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综合起来考虑,紧扣文明的定义内涵,打通三个学科之间的隔阂,制定一个相对应且统一的标准或标志。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以国家形成为文明起源的标志;从历史学的角度,以王国为文明起源的标志;从考古学的角度看,以大型都城、地方政权遗址、王陵和大型工程为文明起源的标志。为此,取消限于地域隔离的文字、复杂礼仪建筑和青铜等为文明起源的标准,代之以历史学、社会学和考古学三大体系相统一的“大型都城、地方中心遗址、王陵、大型工程”为新标准。大型都城、地方中心遗址表示一个庞大的组织体系,王陵表示这个庞大的组织体系是基于阶级对立,大型工程表示这个庞大的组织体系具有强大的改造自然的动员能力以及所需的高技术知识。只有大墓,没有大型都城,只能认为是阶级严重分化,不能明确是否有王权的国家存在。要在考古中发现这些并不困难,因为国家是阶级分化的产物,阶级分化促使氏族社会解体,国家形成之前必有一个阶级分化的过程,阶级分化过程在考古学的墓葬等考古发掘中可以得到清晰的反映。从西亚看,乌鲁克文化(3500~3100BC)显示出较为明显的阶级分化;从古埃及看,涅伽达文化晚期(3500~3100BC)显示出较为明显的阶级分化;从中国看,凌家滩文化(3600~3300BC)显示出较为明显的阶级分化。所以,从国家形成之前的考古发掘墓葬所显示的阶级分化的年代看,中国与西亚、北非相比,大抵相当或略早。所以,国家形成的考古学新标准就要在社会明显分化之后的遗址中去找。从凌家滩遗址的面积达到160万平米看,如此规模的遗址在此前是没有的,在同时期世界考古遗址中均没有发现。另外,大地湾遗址面积110万平米,杨官寨遗址面积100万平米,双槐树遗址面积110万平米。这么大面积的遗址在同时期世界考古中是绝无仅有的。当今世界中国人口排名第一(若不是计划生育,今天的人口更多),从考古遗址看,史前时期恐怕也是如此。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文明诞生的年代不会晚于西亚北非,相反,可能领先西亚北非不少。西亚北非因为有破解文字,记载着一些“王朝”,但这些“王朝”是否就是我们所讨论的国家,抑或只是部落或部落联盟,还是需要研究的。比如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基克拉底文明或克里特文明、印度哈拉帕文明、玛雅文明等,如果按照国家形成的文明标准,那么,至少从现有考古资料上看,要证明其进入文明社会,证据是不足的。为了理清国家形成,有必要对阶级分化是如何促使氏族社会解体、国家形成有所研究。人类社会经历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再由母系社会转变为父系社会,之后出现私有制,于是,氏族内部出现社会分化。刚开始富者通过赠予和慈善获取社会地位,进而获取政治地位,类似贿选,长期掌权,最后变成世袭,形成了贵族。之后,贵族拥有附属成员越来越多(其他氏族或部落),本氏族的部分成员破产而依附贵族,未破产氏族成员为寻求保护也加入贵族,于是形成了贵族豪强,类似西汉末年的坞堡。于是,贵族豪强的诞生使得部落由平等关系转变为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部落被大贵族控制,使得部落联盟瓦解,同时出现部落兼并战争,胜出的部落建立了国家而取代了部落联盟,就像古代中国北方草原此起彼伏的游牧部民族一样:匈奴、鲜卑、突厥……这也是塞维斯所谓的酋邦社会。所以,在国家之前,氏族之后,有个家族贵族的形成过程,即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过程,考古学上则在墓葬上体现为氏族墓地、家族墓地、王族墓地的三个顺序相承的过程。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酋邦社会由于是氏族社会内部的社会分化,并不一定出现家族墓地,经常是不会出现的。这些前国家的社会组织结构变化在考古学上的发现有助于研究文明起源问题。从考古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在之前本公众号已有阐述,人类社会发展演进序列为:蒙昧社会、野蛮社会、酋邦社会、国家社会。只有国家社会才是文明起源的真正和终极内涵,文明标准要围绕内涵进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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