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加莎克里斯蒂全部书籍 克里斯蒂诞辰130周年

撰文｜阿莫

“我”即是凶手：古典推理黄金时代和叙述性诡计

罗杰·艾克罗伊德是个知道得太多的人。他知道他爱着的女人毒死了她的第一个丈夫。他知道有人在敲诈她。晚班邮件很快就会让他知道那个神秘的敲许者是谁。但是罗杰没能把信读完就死了——他坐在书房里被人用刀抹了脖子……而凶手就是“我”，此刻正在给你讲故事的人。

——《罗杰疑案》

克里斯蒂《啤酒谋杀案》《无人生还》《五只小猪》等部分作品的中译本封面（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1920年，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和弗里曼·克劳夫兹的《桶子》一同震撼了文坛，拉开了推理小说新纪元的序幕。

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酝酿的虚伪繁荣时代与总爆发的大萧条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欧洲国家的社会矛盾却远没有解决。社会贫富分化急剧拉大，犯罪事件急剧增多。面对纷繁复杂的谋杀、绑架、抢劫、敲诈事件，人们在表现出对国家机器的守护者——警察失望的同时，也期待着智勇双全、洞察世事的侦探类人物出现，这为侦探小说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温床。与此同时，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迅速发展，工业化促进城市化，一批新兴城市的出现、城市市民数量的增加直接催生市民通俗文学的兴起与发展。侦探小说以其悬念丛生的故事情节和对读者智慧的挑战赢得了广大市民的青睐，成为通俗文学的主流——推理小说迎来了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亦被称为“古典解谜推理时代”。“解谜”是这一时期推理作品的最高目的。匪夷所思的犯罪手法，无懈可击的掩盖方式，真假难辨的证词……各式各样的谜题在黄金时代大行其道。人都有着本能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解谜”正是抓住了这一人的本性，从而大鸣大放。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这个看似简单的衡量标准是古典解谜推理的最高境界，更是区分一、二、三流侦探小说作家的试金石。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第一部侦探小说《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即展现了她不俗的创作才华。在一次神秘的案件中，凶杀案发生后，英格利桑先生受到了民众和警方的一致怀疑。然而，这个嫌疑人却有着可靠的不在场证据。经过审讯，被陪审团宣判无罪。结尾处，情节峰回路转。经过一系列调查，英格利桑先生确为杀人犯，只不过他用极为巧妙的方法掩盖了自己的罪行而已。

《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是克里斯蒂侦探小说的处女作，图为早期中译本封面。

古典推理小说的“解谜”特性在阿加莎的创作中所体现的巅峰或许是开创了叙述性诡计的《罗杰疑案》。所谓叙述性诡计，是指作者利用文章结构或文字技巧，把某些事实刻意地对读者隐瞒或误导，直到最后才揭露出真相，让读者感受难以形容的惊愕感。这部小说里克里斯蒂用第一人称叙述整个故事，使读者先入为主，进入“我”的角色，从而刻意诱导读者轻易相信“我”所描述的事实，并且假定作为叙述者的主人公不会是凶手。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读者不断地猜测着其他嫌疑人中到底谁是凶手，而随着其他除了“我”之外的人物的嫌疑一一被排除，读者愈加迷惑不解。最后，小说的结尾令人意外又合乎逻辑地的揭示：凶手正是叙述者“我”本人。

由克里斯蒂作品改编的《时尚之罪》（2017）剧照。

什么能让你不顾一切地去杀人？心理推理的巅峰

在一辆疾驰而过的火车上，侦探波洛夜间三次被吵醒。第二天清晨，人们发现，同车的美国富商雷切尔被人谋杀，死者被戳了12刀。波洛默默地观察着各种可疑迹象，逐个进行了对同车人士的讯问，发现凶手竟然不止一人，这是一场“集体复仇”的奇案……

——《东方快车谋杀案》

比起柯南·道尔等以短篇小说见长，注重表现侦探个人智力的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推理更成熟、也更有魅力。她喜欢采用层层深入的手法设置悬念——并不急于通过一两次推理便求得实质性结论，而是留下更多空间给读者分析与想象。此外，阿加莎大幅度引入了心理证据，将心理学分析作为推理的一个重要手段。如果说福尔摩斯们注重的是现场调查，擅长从指纹、毒药、血迹、烟灰等细微的痕迹中寻找破案的线索。那么，克里斯蒂笔下的侦探们最擅长的就是通过对话探究心理，找出罪犯。

正如她笔下最有名的侦探波洛所宣称的：“没有什么比隐瞒谈话更危险。说话……是人类用来阻止思考的发明。而它同时又是找出别人企图隐瞒什么的最可靠的工具。”

克里斯蒂让波洛和嫌疑人谈话，谈话的内容不但涉及案情，还有关于性格、喜好、牌技、服装等多方面，看似平实无奇甚至漫无边际的谈话中暗藏玄机。在冗长琐碎和看似随意的日常交谈中，波洛已经嗅到了凶手邪恶恐惧的气息。

通过对谈话的思考，波洛甚至可以揭露“合作谋杀”。在侦探小说里，一般都是一到两个嫌疑人是真正的凶手，这一模式在侦探小说里已经被创作者和读者所接受。但是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车上的乘客证词中的谎言却一个接一个地被揭穿。最终证实这是一起由12个人共同参与的谋杀。

电影版《东方快车谋杀案》（2017）剧照。

更令人为之惊叹的，是克里斯蒂运用的心理学知识之准确。在《藏书室女尸之谜》中，马普尔小姐轻而易举地从十几个孩子里抓出一个撒谎者。马普尔小姐的解释是：“撒谎的人总是放松得太快。我的小女佣珍妮特就是这样，她会令人信服地解释剩下的蛋糕被老鼠吃了，但出门时她脸上得意的笑让她露了馅。

另一部小说《神秘的别墅》中，格温达小姐在她的新居中总感受到一些莫名奇妙的幻觉，觉得自己曾在这里目睹过一场谋杀案。马普尔小姐告诉她，这幢房子是她年幼时居住过的。童年的潜意识让她挑选了这所房子。住进房子后，似曾相识的物品摆设使她回忆起了埋藏在童年懵懂意识里的惊天秘密。克里斯蒂将专业心理学知识转化成了简单的破案诀窍，对案情的解释自然也就更加令人信服。

为了让读者的精力更集中于心理分析和推理本身，而不是被猎奇的血腥场面所吸引，忽视现场变成了克里斯蒂小说的一大特色。她曾设计让侦探去侦破几十年前的案件：《啤酒谋杀案》发生在20年前，现场证据早已全部遗失。整部小说中二分之一的篇幅是侦探波洛和案情相关人员的对话，另外二分之一中则有一半是案情相关人员对于案情的回顾笔录。而波洛则在反复的喝茶聊天中挖掘真相，锁定凶手。

的确，波洛的破案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显得陈旧不堪了，然而，在一个指纹就可以掌握犯罪者全部资料的今天，读者们仍喜欢看着波洛穿着他的夹脚皮鞋，慢悠悠走过乡间的小路，到马里亚太太家唠家常。而这种方式对逻辑学和心理学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犯罪心理学因此成为了二十世纪备受关注的课题之一，被应用于现实的案件侦破之中。

克里斯蒂和女儿。

无人生还：残忍的童谣与封闭之地的谋杀

十个人陷入了无法和外界联系的地步。这时他们注意到了自鸣钟的羊皮纸上写着的一首印第安童谣：

“十个黑孩子去吃饭，一个呛死剩九个。

九个黑孩子睡过了头，一个不醒剩八个。

……

两个黑孩子晒太阳，一个晒焦啦剩一个。

一个黑孩子太孤单，吊死自己全完啦！”

紧接着，人们一个接一个死去，死法竟和印第安童谣中一模一样……

——《无人生还》

克里斯蒂擅长用典故、谚语和民谣来揭示书中人物命运的发展。这一类引用大多有很强的暗示性和宿命感，在文中反复出现，以渲染小说气氛。她的长篇小说有很多文学词句和谚语民谣，其运用大多新颖独特又恰到好处。克里斯蒂小说独到的表现手法，给她的作品带来了耳目一新之感。在侦探小说中堪称第一，即使于世界文学中也有着璀璨夺目的价值。

小说《长夜》中，开篇的一句“终了也就是开始”奠定了小说哀伤凄婉的情调。书中反复出现的吉普赛算命师给小说增添了神秘忧伤的色彩。小说结尾处“终了也就是开始”又一次出现，再次暗示了结局早已于冥冥之中注定。

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众多作品中，比喻象征运用最成功的当属《无人生还》。这部构思奇特的侦探小说同时也是“暴风雪山庄模式”的开山之作：互相认识或不认识的一群人与外界隔绝的小岛上，在这期间发生了可怕的连续杀人事件，而凶手就在众人之中……《无人生还》作为这一模式的巅峰之作，至今无法被逾越，被认为是史上成就最高的推理小说之一。

中文版话剧《无人生还》。

《无人生还》中的童谣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烘托气氛，而是直接参与到了小说情节发展中。随着人们按照歌曲所吟唱的方式一个个死去，本应天真无邪的歌谣营造出阴郁的气氛，看似一脉平和的关系背后暗流汹涌，谋杀也变得更加可怕而惊悚。电影《七宗罪》就曾效仿此模式并大获成功。

诚然，由于背景环境神秘虚幻、人物关系复杂多元、故事情节偶然巧合，阿加莎的小说常常被批评家界定为不具备严肃小说和经典小说社会功用性的娱乐消遣读物。然而，正是这样独特的文学手法，塑造了其作品诡谲丰富的离奇故事和无数折服世人的经典推理模式。阿加莎·克里斯蒂是最令人惊叹的推理作者之一，这位伟大的英国作家一生都在书写谜团，不仅仅是用纸笔，还用自己的生活：

1926年的12月3日星期五晚，她上楼吻了睡梦中的女儿，驾驶她的黑色莫里斯·考里运动车离开了位于英格兰伯克郡的家。此后，阿加莎·克里斯蒂消失了，再也没有人见到过她。

本文原发于新京报书评周刊公号，2015年9月15日。

作者｜阿莫

编辑｜禽禽 罗东

校对｜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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