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想成为作家应该报什么专业(这些著名作家的高考志愿)
很多中文系的学者,也不认为中文系可以培养出作家。北大中文系的“老”主任杨晦教授曾在上课时表示:“本专业不培养任何作家,请有这种想法的同学马上转系。”而朱光潜也劝过自己的学生齐邦媛不要去读武汉大学中文系,他说:“学写作,毫无意义,纯粹浪费时间。”其中,最有说服力的可能是小学四年级肄业的郑渊洁与高考平均45分的路遥……他们甚至不曾经历过选择专业的苦恼,却依旧写下那么多经典作品。
这些“不完整”甚至有些任性的上学经历,就是文学存在于生命中最好的证明——人生在任何时刻都可能遇见文学,真正热爱的东西是不会因为一次选择而错过的。
——凤凰网读书
王小波“数学肯定要砸,最后居然还及了格”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 贸易经济系商品学专业1984年,美国匹兹堡大学 东亚研究中心
王小波(1952年5月13日—1997年4月11日),作家,代表作《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等
王小波曾写过一段对自己的高考回忆——《高考经历》。
1978年,王小波参加高考,这是高考恢复的第二年。当时,王小波还在北京西城区半导体厂工作,高考前,王小波仅上过一年中学,并且是在12年前。对于中学的课程内容,王小波要么没学过,学过的也都忘光了。
家人劝他考文科,因为觉得他记忆力好,考文科比较有把握:“你毫无基础,最好还是考文科,免得考不上。”王小波却觉得自己对细节的记忆不太行:“我的记忆力是不错,一本很厚的书看过以后,里面每个细节都能记得,但是书里的人名地名年代等等,差不多全都记不得。”
他还认为“我层次很低,也就配去学学理科”,然后就去考理科,结果竟然考上了。理科里也要考一门需要背的课程,这门课几乎要了王小波的命。当年他准备了一道题,叫做十次路线斗争,每次斗争都有正确的一方和错误的一方,正确的一方不难回答,错误的一方的代表人物是谁就需要记了。
临考前一天,他整天举着双手,对着十个手指一一默诵,总算是记住了所有的左和右。但光顾了记题目中的左右,现实生活中的左右却混淆了。后来王小波在美国开车,妻子李银河在副驾指挥往右拐或者往左拐,记不清左右的王小波把车开到了马路牙子上,保险杠都撞坏了。现在王小波想起来这次考试经历还心有余悸:
“一门课就把我考成了这样,假如门门都是这样,肯定能把我考得连自己是谁都忘掉。现在回想起来,幸亏我没去考文科——幸亏我还有这么点自知之明。如果考了的话,要么考不上,要么被考傻掉。”
王小波最没有把握的一门课程是数学,因为之前都没有学过,“其实哪门功课我都没学过,全靠自己瞎琢磨。物理化学还好琢磨,数学可是不能乱猜的。”没想到数学最后还及格了。
麦家
“首长握着我手说:回家等通知吧”
1981年,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 无线电系
1989年,解放军艺术学院 文学创作系
麦家(1964年1月5日- ),小说家、编剧,代表作《解密》《暗算》《风声》《人生海海》,电影《风声》《听风者》等
1981年的高考,录取率大概有3%,按照麦家平时的成绩,肯定考不上。结果那年高考,麦家班上54名同学只考上了三人,其中就有麦家。他考了班里的第二名——以数学100分、物理98分的高分和语文60分的低分勉强过线。
回忆那三天的高考,麦家曾在文中写到,后面两天他都在发烧,是在昏昏沉沉中应考的,否则自己一定会考得更好。
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是当时军队的重点大学,录取分数很高,最初定的调档线比录取线高出40分,然而好多考到高分的学霸被大学带去体检后溃不成军:“检测视力的‘山’字表简直像一架机关枪,一下子撂倒了20人中的14人,加上其他关卡卡掉的,最后只剩下2人。”于是,校方重新划了调档线,比前次降了一半,但对麦家来说还差得远。
体检当天,麦家因为医院里的味道难闻,去楼下树荫乘凉。不一会,出来一个戴眼镜的同志,50来岁,胖墩墩的,他显然是来乘凉的,站到了麦家身边。
正是中午时分,树又是一棵小树,罩出的阴凉只是很小一片,要容下两个人有点困难,于是麦家主动让出大片阴凉给他。两个人开始攀谈起来,麦家才知道他就是负责“工院”招生的首长。于是麦家表示,自己很愿意去他们学校,就是成绩差了。
招生首长得知麦家的分数后,认为他的分数确实低了些,否则可以考虑要他。但是当得知麦家数学满分、物理98分的高分时,盯着麦家问,是不是真的想上他们学校。
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后,麦家被直接带过去体检,一路检查下去,身体状况一路绿灯,“哪怕连脚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鸭脚板)”。于是,当天下午麦家离开医院时,首长握着他的手说:回家等通知吧。
在校期间,麦家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之后麦家以多年写的日记为素材写成第一篇小说《私人笔记本》(后以《变调》发表),同年又发表中篇小说《人生百慕大》。正是靠《变调》和《人生百慕大》两篇小说,麦家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白先勇
放弃保送,报考水利系
1956年,台南成功大学 水利系
1957年,台湾大学 外文系
白先勇(1937年7月11日- ),作家,代表作《台北人》《孽子》等
1937年7月11日,白先勇出生于广西桂林,他是家里的第八个孩子,从小备受父母的疼爱。可是七八岁的时候,突然得了肺病,那时候,肺病是一种无药可医的绝症,所有人谈痨色变。于是,不能去学校,也不被允许和家里人在一起,只能被隔离起来。从那时起,白先勇从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变得沉默自闭起来。
多年后,当白先勇被问到,研究了一辈子《红楼梦》最喜欢里面哪个人物时,他侧着发白如雪的头,想了一下说:“林黛玉。因为她也得过肺痨。”
被隔离的白先勇,整日对着院子发呆,开始幻想现实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白家的一位厨子,无意中成了白先勇的文学启蒙老师。这位厨子除了做一手好菜,还讲得一口好故事,《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平西》、《薛刚反唐》,这些引人入胜的演义故事,在他的口中栩栩如生,小小的白先勇听得入了迷。这些口头文学,为他后来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厨子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从五六年级开始,白先勇便开始自己读书。初中时在老师的鼓励下,白先勇在一本叫《野风》的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文章《纪念我的外祖母》。白先勇第一次有了一个念头:我要当一位作家。
中学毕业时,因为门门功课都是优,老师推荐他直接上大学,不用考试,保送台大。那时,白先勇无意间看到一篇文章,讲三峡大坝建成以后,可以发很多电,灌溉很多农田。他便想着报考水利系,以后可以一边修建大坝,一边对着优美的景色写小说。然而,念了一年水利系后,专业要求进入工厂磨铁。他对磨铁没兴趣,别人都在磨铁的时候,他躲在一旁偷偷看小说。
那时,虽然水利系的功课成绩都还好,可是他还想继续写东西,继续投稿。于是,19岁的他自己做了一个主张,决定重考。在一位老师的建议下,白先勇最终报考了台湾大学的外文系,从此一脚正式踏入文学的大门。
刘慈欣
“学水力发电是因为好分配工作”
1981年,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水电工程系
刘慈欣(1963年6月23日- )作家,代表作《超新星纪元》《球状闪电》《三体》等
刘慈欣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到,高考时,能选的学校和专业就那么几个,学水力发电是因为好分配工作。
大学时,刘慈欣有过当科学家的想法,但要当科学家就得读研究生,他没有考,“考了也考不上,我们班没有一个人考上,只有一个保送的。”
大学毕业后,刘慈欣在基层电厂做工程师。他和同事们在一起从不谈科幻,也不谈写作。枯燥日常的工作,让刘慈欣想起来自己曾经阅读科幻的经历与热情。由于原本在北京工作的父亲被下放到山西阳泉,小学二年级时,刘慈欣转到阳泉读书。跟着父亲回山西的还有一大箱书,都是当时的禁书,被父亲藏在床底下,刘慈欣便偷偷拿出来,一本一本地看。
其中的莎士比亚著作、苏联小说,他读完都没有太大兴趣,直到三年级时,读到凡尔纳的《地心游记》,“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就像是寻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感觉这本书就是为我这样的人写的。”现在,刘慈欣把这种感觉描述为“我生下来就是看科幻的”。
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科幻”这个词,当刘慈欣拿着《地心游记》问父亲这是什么书时,父亲告诉他,这是科学幻想小说。当时,他身边也没有人知道科学幻想是什么东西。在“文化生活的贫乏是无法想象的”时代,刘慈欣只能一遍遍地读箱子里的那几本科幻小说和《十万个为什么》等科普书籍。与科普书籍相比,他觉得凡尔纳的书“更浪漫,读的时候觉得离科学很近”。
那时,刘慈欣只在一个地方能看到与科幻有关的信息,就是父亲办公室里的《参考消息》。他还记得初中时第一次在报纸上看见有关科幻的新闻,说的是电影《星球大战》在美国上映,引起轰动。但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每年只有几部样板戏可看,一直到10余年后,他才看到了这部电影的剧照,而《星球大战》正式在中国上映,是22年以后。
“也许写科幻跟看科幻一样,很多时候都是出于一种补偿心理,因为自己的生活太平淡,我就是这样。”刘慈欣在一次访谈中说。
余华
“我们的老师说:你们都落榜了”
1977年,高考落榜,进入卫生院当牙科医生
余华(1960年4月3日- ),作家,代表作《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等
1977年高中毕业的余华,正好遇上了恢复高考。当时,他们都准备过了秋天后去农村插队落户,突然收到消息说,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可以考大学,于是大家一片高兴,认为自己有希望去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生活,而不用去农村了。
余华这一届学生都是在“文革”开始那一年进入小学的,“文革”结束那一年高中毕业,所以都没有认真学习过。余华回忆说,在中学的时候,他经常分不清上课铃声和下课铃声,经常是在下课铃声响起来时,夹着课本去上课,结果看到下课的同学从教室里涌了出来。
所以到了高考复习的时候,他们很多同学仍然认真不起来,虽然都想考上大学,可是坏习惯一下子改不过来。1977年的第一次高考下来,余华所在的整个海盐县只录取了四十多名考生,其中应届生只有几名。
当时,在高考前就要填写志愿。余华班上有几个同学填写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成了班里的笑话。不过那时候大家对大学确实不太了解,大部分同学都填写了北大和清华,或者复旦、南开这样的名牌大学,也不管自己能否考上,先填了再说——
“我们都不知道填志愿对自己能否被录取是很重要的,以为这只是玩玩而已。”
余华高考那一天,学校的大门口挂上了横幅,上面写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教室里的黑板上也写着这八个字,两种准备就是录取和落榜。一颗红心就是说在祖国的任何岗位上都能做出成绩。
“我们那时候确实都是一颗红心,一种准备,就是被录取,可是后来才发现我们其实做了后一种的准备,我们都落榜了。”
高考分数下来的那一天,余华和两个同学在街上玩,被老师叫住,余华回忆道,老师的声音有些激动,他说高考分数下来了。于是他们几个也不由地激动起来,然后老师说:“你们都落榜了。”
就这样,余华没有考上大学,他所在的那个年级的同学中只有三个人被录取了。
后来余华也没有再报考大学,先在卫生学校学习了一年,然后分配到了镇上的卫生院,当上了一名牙医:
“我们的卫生院就在大街上,空闲的时候,我就站到窗口,看着外面的大街,有时候会呆呆地看上一二个小时。后来有一天,我在看着大街的时候,心里突然涌上了一股悲凉,我想到自己将会一辈子看着这条大街,我突然感到没有了前途。就是这一刻,我开始考虑起自己的一生应该怎么办?我决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我开始写小说了。”
紫金陈
“金钱是我最大的写作动力”
2004年,浙江大学 水利专业
紫金陈(1986年- )作家,代表作《无证之罪》《坏小孩》《长夜难明》等
2020年,根据紫金陈的小说《坏小孩》和《长夜难明》改编的《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播出。《隐秘的角落》里的“爬山梗”大火,豆瓣近90万人打出了8.9的高分。原著《坏小孩》也一度卖到脱销,出版社加印了三次,紫金陈甚至被读者们称为“中国的东野圭吾”。
其实“紫金陈”这个笔名,就来源于他所读的大学——2004年,紫金陈被浙江大学水利工程专业录取,因为学校在城西紫金港校区,所以取了“紫金陈”这个笔名,意思是“紫金港的陈同学”。
大学期间,紫金陈就开始在天涯、红袖论坛上模仿古龙的风格,写出财经商战小说《少年股神》,上传至网络。
写作的过程就是紫金陈入市的过程,自此紫金陈保持着炒股的习惯,去年11月份,紫金陈在投资社区平台上晒出年化收益,紫金陈的一个账户收益已接近80%,显示“击败了96%的股民”。网友纷纷表示,这样的炒股水平还写什么小说。而紫金陈则表示“工作是为了追求个人价值的社会认同感”,“每天都写,炒股是娱乐休闲,金主盯着我的。”
从浙江大学水利工程专业毕业后,紫金陈选择在一家证券公司里工作。然而转行的理由竟然是因为“工资太低”。2010年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了996的工作模式,但工资只有三千出头,这促使他成了网络小说家——在一次采访中,紫金陈说:“金钱是我最大的写作动力”。
此后,从在天涯论坛连载的高校实景恐怖小说《浙大夜惊魂》,到第一部推理小说《谋杀官员》(出版时更名为《高智商犯罪》),再到让他爆火出圈的《坏小孩》,紫金陈现在所有作品都是“未写先卖”了。
马尔克斯
为了文学梦,挂掉的科目都不补考
1947年,波哥大国立大学法学系
加西亚·马尔克斯 (1927年3月6日-2014年4月17日),小说家、记者,代表作《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等
18岁时,年轻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为满足父亲的愿望,考入哥伦比亚国立大学法律系,对课程毫无兴致、对自己的未来一无所知的他,只能靠文学尤其是诗歌消磨时日。
当时他对诗歌情有独钟的程度几乎达到狂放的地步,这可从他在后来写的一部书《番石榴飘香》中一目了然。他写道:“星期天,在无轨电车里度过令人忧伤的下午……而我在这种放任兜风的旅途中惟一所做的事情,就是读诗,读诗,读诗……”
朋友推荐他去看当代作家的作品。这位朋友像极了我们所说的“损友”,他推荐的“闲书”令马尔克斯天天“不务正业”,一发不可收拾地迷恋上了当代文学。马尔克斯朋友那儿借到了弗朗茨·卡夫卡的《变形记》,小说开头的描写令马尔克斯大跌眼镜:“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他头一次意识到,居然能这样写作:
“突然之间,我发现在我的中学课本那些理性的、学究气十足的范例之外,文学还存在着多种别的可能性。”
而本可以成为律师的他却对法律毫无兴趣。为了文学梦,他甚至连大二大三挂掉的科目都不去补考。年过40岁的马尔克斯终于等来了他能真正依靠写作为生的第一笔版税。而在他毕业后穷困潦倒的那些年,和他一起学法学的大学同学们有的甚至已经读完了博士,开上了小车。
马尔克斯说,他是偶然开始写作的,“也许只是为了向一位朋友表明,我这一代人是能够写出作家的。”
东野圭吾
“千万要慎重地决定自己的未来”
1977年,大阪府立大学 电气工学专业
东野圭吾(1958年2月4日- )日本推理小说作家,代表作有《白夜行》《嫌疑人X的献身》等
东野在第一次高考失利后,不得不走上复读之路,在大阪一家数一数二的预备校念书。按理说,作为一名复读生应该奋发图强,争取二战成功,然而,东野当时的心境是这样的:
“说实话,我真的不想去读预备校。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聚集在那种地方的全是高考的失败者,相互间散发着的全是阴沉负面的气息。置身于那样的环境之中,光想想就已经起鸡皮疙瘩了。但是考虑到自己的性格,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一个人坚持学下去,更重要的是父母也不同意。所以我还是去上了预备校。
而那里的氛围并不如想象中阴暗。大家都是复读生,自然没有人整天乐呵呵地泰然处之,但也很少有人挂着暗沉阴郁的脸。大部分学生都带着一种“反正已经这样了也没办法”的想法,抖擞着精神听课。渐渐我也觉得,失败者就和失败者们一起,互相鼓励度过接下来的一年也挺好。”
结果他们只是互相鼓励着逃课,去游戏厅或者打雀球机,后来他和那位同伙的成绩下降得越来越厉害。到最后大家都变得坦然了,因为没有再下降的余地了。考完试后,东野勉强读上了自己的第二志愿电气工学。
当时东野的第一志愿是电子工学,他的选择理工科专业,因为当时人们普遍认同“以后就会是电脑的时代”。但当东野圭吾真正开始学习才发现,理工科的路很艰苦,要学的东西很多,而且全都晦涩难懂。诸如电磁学之类的课程常常让他一头雾水,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并不适合走理工科的道路。
为此,东野圭吾还在采访中告诫青少年们:“千万要慎重地决定自己的未来。”
当他念完大学后,进了一家不知名的公司当技术工程师。混了两年后,东野没有任何研究成果,于是考虑转行,却觉得自己干啥啥不行。直到偶然的一天,他在书店看到“江户川乱步奖”获奖作品《原子炉杀人事件》,后面附了条投稿事项,第一次萌生了靠写作为生的想法——“写小说不花钱,可以边工作边写,如果能得奖,说不定有大笔稿费收入,也许还能买房”。
成功比预想的来得快些,1985年东野圭吾凭借的《放学后》得到了江户川乱步奖。27岁就获得大奖的他,果断辞掉工作奔赴东京,开始了职业作家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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