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诺贝尔颁奖作品（得奖的是法国的莫言）

作者丨翟晨旭

栏目「编辑Talk」第021期

晚上七点，新闻里刷出来了最新的诺贝尔奖消息：

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2022年10月6日13:00（北京时间19:00），瑞典学院将202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

相较前些年爱丽丝门罗和鲍勃·迪伦的爆料等于提前颁奖来说，这次总算不是赔率榜等于获奖名单了。

不过对于法国人没什么差别，因为原本赔率排名第一的米歇尔·维勒贝克也是法国人，而且还是法国根正苗红的龚古尔奖获得者。

所以无论是谁，法国人都是秦始皇照镜子，双赢。

对于颇有盛誉的法国文学来说，这次获奖的间隔期确实是有些长，上一次的诺奖“法国之光”还要追溯到2014年的莫迪亚诺。

而对于国内来说，纵使开奖的名单中没有村上春树或者余华，也不耽误大家对这个话题八卦一番，所以每年的十月份，都是开聊诺贝尔文学奖的好时候。

中国人真正意识到诺贝尔奖的分量，是在十年前。

那时候的我坐在高中的教室里，晚自习的上课铃刚刚想起，喇叭里传来了级部主任激动地声音，他告诉我们，山东籍的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说的烂俗一点的话，那就是当时自豪之情和爱国热忱在我们青春的心灵里油然而生。

不过话糙理不糙，彼时的管谟业先生还没有今天这么大的争议，人们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八十年代拍《红高粱》时他和张艺谋并肩而立的年轻身影。

因此当得知莫言获得诺奖的消息后，大家的第一反应还是激动。

也许从那时期起，对于很多人而言，诺贝尔文学奖不再是一个遥远到触不可及的事物。

不再是《百年孤独》或是《老人与海》，不再是萧伯纳和叶芝……

人们开始尝试着了解那些曾经光耀过外国文学史的大师们，例如萨特和川端康成，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中国境内，莫言和诺贝尔奖互相成就。

我也大概在那几年，读到了安妮·埃尔诺《悠悠岁月》，在这本书里，这位当时离诺奖还有些遥远的女作家，用她自称是“无人称写作”的方式，勾勒了二战后一个法国女人的“社会自传”。

这让人很自然想到了杜拉斯的那本《情人》，而事实上，后来埃尔诺也确实获得了“杜拉斯小说奖”。

如果对比前几届得主来说，安妮·埃尔诺算得上是“老朋友”了。

比起当年颁完奖一群出版社都在紧急引进爱丽丝门罗的作品而言，前者的作品在国内流传已久，早在201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出版了《悠悠岁月》。

我抱着幸存者偏差的心态采访了身边几个人，结果很令我惊讶，我周围知道安妮·埃尔诺的人要多于知道残雪（最近几年赔率榜上排名最高的中国作家）的人。

甚至很多人可以张口报出《悠悠岁月》的书名，但未必知道《黄泥街》。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安妮·埃尔诺对于国人而言或许更亲近一些，不仅仅是那本《悠悠岁月》，还有她的人生经历和写作内容。

就像她在中文版序言中说的那样：“在中法两国人民的特性、历史等一切差别外，我似乎发觉了某种共同的东西”。

埃尔诺所谓的这种“共同”，我们也许能在莫言身上找到相似之处。

二战后的世界深刻地改变了一代或者不止一代人，莫言和埃尔诺都是这个潮头的第一代。

他们都曾经历了什么，然后以一种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交错纵横的方式展现出来。

在《悠悠岁月》里，安妮·埃尔诺这样说道：

“这个世界留给她和她同代人的印象，她要用来重建一个共同的时代，从很久以前逐渐转变到今天的时代”。

这位女作家出生于1940年“白旗飘摇”的法国滨海塞纳省，当地直面大西洋的海风，四年之后，这里将因为隶属于“诺曼底”而闻名世界。

与很多职业作家或是艺术家不同，终其一生，安妮·埃尔诺都在履行着教师的职责。

在漫长的人生中，她见证了第四共和国的崛起与倒塌，见证了戴高乐的铁腕手段与黯然离场，见证了阿尔及利亚的国际风云和周围小市民的“习俗、姿态和语言”。

法国半个世纪的兴衰荣辱仿佛过眼云烟，在埃尔诺的书中浮现。

历史不都是宏观的，至少在文学家笔下是如此。

那些破碎的回忆从“被淹没的一切印象里涌现出来”。

70年代驶过法国街头的巴士，一如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有着一个时代的印记。

这一印记最后被碎片化的胶卷和镜头承载，有一种特殊的滤镜在其中。

仅就作品而言，安妮·埃尔诺也和莫言很有几分神似。

后者的《红高粱》，是山东农村的一种家族史般的自传。

而安妮·埃尔诺所写的《一个女人的故事》（这本书即将在本月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真是神来一笔），则是将自己“被强奸”和堕胎的经历融入了进去。

许多年后，埃尔诺才逐渐理性地看待年轻的自己，然后将那些过往一一研磨，洒在了缝隙之中，这种自传式的“超脱”，当然又比“房思琪”高了一筹。

至于文学经历上，埃尔诺走的也是莫言的路。

两个人之于文学，其实都是半路出家，一个是军人，一个是老师。

而在成名的过程中，莫言是影片带动了作品，《红高粱》拍完所受到的赞誉和争议，让人们“只知余占鳌不知管谟业”；

安妮·埃尔诺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由她的作品改变的电影《正发生》也已经火遍法兰西。

换句话说，安妮·埃尔诺和莫言一样，描写的都是一个时代的碎片，只是当他们动笔时，那个时代正在飞快地远去，他们只能将只言片语凑成书页，记下草草几笔。

换一种说法的话，那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在十年后来了彻底的回归，这十年间我们许多次对诺奖的办法感到诧异，但这一回，评委们的阅读习惯，这也让人忍不住发出灵魂之问：

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到底是文学，还是素材本身？

我们总是习惯于带着滤镜去看待文学作品。

例如我们从前讨论是不是“批判小说”造就了今天的莫言，是不是“卡夫卡式纯西方式写法”让残雪成为了屡被诺奖提名的中国作家。

这次我们依旧可以说：是不是女权主义和自传式的写作成就了安妮·埃尔诺，尽管这位诺奖新贵曾明确表示“我只是个写作的女性”。

这种猜测当时不是空穴来风，诺贝尔文学奖搞这种幺蛾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往近处说，去年的格尔纳就有些让人大跌眼镜，很难不让人怀疑是“反殖民主义”导致的思想正确。

往远处说，1901年的第一届诺贝尔文学奖，当时已经过世的诺贝尔生前属意的是托尔斯泰。

但那会沙皇俄国和欧洲整体的关系“不大和睦”，再加上欧洲文艺界整体对现实主义看不顺眼，最后首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法国诗人普吕多姆，这就闹出了“诺奖配不上托尔斯泰”的笑话。

毕竟文学奖是文学标准，而不应该是题材奖，否则大家为了迎合标准，都去改变题材而不是提高水平，那就丧失了文学奖的初衷。

实际上我们现在回头看，上面两个争议或笑话的本质，都是没有分清“题材”和“文学”的区别，当然这种操作在近十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中数见不鲜，这也难怪今年突然换成埃尔诺会让人有些不适应。

文学奖当然不可能客观，即使是龚古尔奖、布克奖甚至茅盾奖都有很离谱的时候，但当诺贝尔奖这一奖项变得至高无上且进入公共标准的时候，它就不可避免地会把“文学”和“题材”的界限模糊化。

因为不可能指望评委会把作者的几本书掰开揉碎，然后告诉全世界好在哪里。

家常菜往往注重食材是什么，但到了国宴级别，大师们却更关心如何处理食材，于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矛盾，在诺奖的问题上显得格外突出。

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其实不应该是明确标准，而是应该让读者们拿起筷子，去尝一尝“诺贝尔奖”这道大菜。

所以回到本节开头的那个问题上，所有人当然可以质疑诺奖在题材上的侧重。

但在质疑之前，何妨先去读一下作品本身呢，毕竟伟人曾说过：没有调查权，就没有发言权。

写到这里，似乎又感受到了莫言获奖时的秋风阵阵，即使在忽略各种滤镜的十年前，埃尔诺和莫言的作品也充斥着文学的美好，这种“美好”当然不在灰色的题材本身，而在那些文字的跳动间，你隔着纸张与作者彼此凝视。

好的题材可以成就文学，文学何尝不曾成就经典的题材呢？

正如《悠悠岁月》中说的，“墙壁尚炫目的阳光，挽回我们将永远不再存在的时代里的某些东西”，这大概就是文学之于题材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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