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人间四月天里的绝美句子（金句时代从面朝大海）

撰文 | 徐鲁青

编辑 | 黄月

在诗人海子逝世后的三十年时间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已从一句载着生命哀痛的诗，变成了一个迷幻而泛滥的牧歌梦想。诗人翟永明曾说：“海子对诗歌贡献了一个诗人的全部激情，对时代贡献了一个诗人在当代社会的可供想像的生存形态，对社会贡献了一个可供房地产商用一辈子的广告词。”这句本与现实呈现对立之姿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最终却被现实无情收编，成为了这个热闹残酷的消费社会中人们的欲望符号之一。

不少经典文学语句也同样难逃被疯狂消费的命运。以苏轼的“人间有味是清欢”为例，词句出自他的《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在他写作《浣溪沙》的这一年里，王安石主持的新法松动，苏轼从黄州升官至汝州，而他的幼子路途中不幸夭折，且家财几乎花尽，他最终放弃奔赴遥远的汝州，请求留在常州居住，这首词就作于这样的时刻。在今天的传播语境之下，词句背后沉重的人生之痛被小清新的闲适情调遮蔽了。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出版了《人间有味是清欢（那些阅遍繁华的经典生活美文）》，将苏轼这句词作为散文集书名；2013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梁实秋文集也以此为书名，2016年作家出版社又推出了梁实秋关于美食和谈吃的散文精选集，书名变成了《人间有味，最是清欢》；2015年于丹谈个人成长生活经历的作品《人间有味是清欢》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2017年，佟大为主演的职场爱情电视剧《人间至味是清欢》开播，豆瓣评分4.4。与之类似，林徽因“你是那人间四月天”、张爱玲“低到尘埃里然后开出花来”、沈从文“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和纳兰性德“人生若只如初见”等句子也频繁出现于社交网络，呈现曲解和泛滥之势，更有一类诸如“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你若安好，便是晴天”的语句，不仅语义暧昧模糊，连其来源也成了谜。

是谁发掘、包装并兜售着文学作品中的“金句”？这些句子之所以能够成为“金句”，它们有着哪些共同的特质？作者写作时的语境与今时今日之间有着多么惊人的断裂？层出不穷的新“金句”是当代作家发掘林徽因、张爱玲等前人人设经济的副产品吗？在这样一个“金句时代”，从“面朝大海”到“人间四月天”，我们如何误会了经典？

民谣风与畅销书：“金句”的诞生

经典文学在和大众传播手段结合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改造与消费文学的方式之一是视听化，这一点从当下民谣界的流行做法——将诗歌作为/改编为歌词配曲演唱——中就可以看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代表性人物阿多尔诺在《音乐社会学》中曾对流行音乐的标准化和伪个性提出批判，他认为，在编入音乐后，诗歌丰富的意义层次被削平了。

例如，民谣歌手程璧将沉重的诗歌和轻快的民谣曲调相结合，在她的歌曲里，不管是诗人北岛在《一切》中爆发出的痛苦与无奈（“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西川《夜鸟》中虚幻之梦的最终破碎（“我却看不到它们的／身体，也许它们／只是一些幸福的声音”），还是塔朗吉《火车》中面对未来的满怀希望（“愿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都被谱成了一曲曲温暖悠扬、干净甜美的民谣，在愉悦听者感官的同时，也为人们制造出了一场诗意的幻想。再比如，诗人张枣的《镜中》被民谣歌手钟立风、周云蓬相继改编成歌曲，“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成为了流行金句。这首诗中遍布隐喻——“镜子”“南山”与“河的另一岸”，同时涉及时间、自我、真实与虚幻等主题，在歌曲中往往被单向度地理解为爱情故事。

在央视原创音乐真人秀节目《中国好歌曲》中，刘胡轶将木心的《从前慢》改编为了一首民谣，这首歌在2015年登上了春晚舞台；那年的春晚上，莫文蔚还演唱了独立音乐人赵照改编自叶芝诗歌《当你老了》的同名歌曲。春晚，这个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最重要的场所之一，也成为了推动经典文学大众化、流行化的重要力量。诗就这样从纸张走入人们的耳机，这是一次从阅读文化向视听文化的转向。视听文化提供的高密度信息内容，使接受者无法在短时间内理解内容并进行深层思考，诗歌作为歌词，其本身带有的复义性特点在一次次不假思索地传唱中被逐渐消磨，原本含有的多层意蕴变得愈加扁平化。

还有许多“金句”是通过流行畅销读物进入大众视野的。安意如写的纳兰性德传记《人生若只如初见》和《当时只道是寻常》，使得这两句话在后来成为了纳兰性德最广为流传的句子。2015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沈从文文集，以他被广泛传播的句子“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命名——这句话出自他的短篇小说《雨后》，其广为流行的部分是因为网络小说《凉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的引用。白落梅曾为林徽因和张爱玲写作传记《你若安好，便是晴天》和《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两个书名在传播过程中逐渐成为了指向这两位女作家本人的“金句”。实际上，林徽因从未说过“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有人称此句出自徐志摩书信，但此信亦不可考；而“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据胡兰成传记《今生今世》表述为张爱玲信上的句子，但唯一确凿的一手资料是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里范柳原和白流苏的一句对白：“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流行“金句”被出版商挪用作为经典文学的包装，这一现象也十分有趣。例如，“最朴素的生活和最遥远的梦想”出自七堇年2007年出版的青春小说《被窝是青春的坟墓》，在2016年作为胡适、老舍、丰子恺等人文集的书名，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推出。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推出“民国大师经典”书系，胡适册的书名为《此去经年，谁许我一纸繁华》，沈从文册书名为《一指流沙，我们都握不住的那段年华》，鲁迅册书名则为《风弹琵琶，凋零了半城烟沙》，如此包装，一言难尽。

小确幸、田园风与浪漫人设：“金句”为什么“金”？

“小确幸”是许多“金句”的共同特点，反映着一种着眼当下快感、远离公共生活的私我化情绪。“小确幸”出自村上春树1984年的的随笔集《朗格汉岛的午后》，其中一篇名叫“小确幸”，指的是生活中“微小但确切的幸福与满足”。村上说他自己选购内裤，把洗涤过的洁净内裤卷摺好、整齐地放在抽屉中，就是一种微小而真确的幸福与满足——“小确幸”一词在2004年由译者林少华译介进入现代汉语。

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陶东风在《去精英化时代的大众娱乐文化》一文中写到，“去精英化的趋势与去政治化的趋势同时出现、齐头并进，它们甚至就是一个硬分币的两面。”纵使许多所谓“金句”本是为公共话题而作，但在解读和传播过程中，其公共性和历史背景被过滤掉，剩下的往往只是一种“为我所用”的私人情感。比如对于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朦胧诗歌，当代读者往往剥离了其政治语境进行解读，而被剥离掉的元素恰恰是当时推动朦胧诗产生的关键。顾城的“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这类命题已不再吸睛，“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成为了他最热门的引用诗句之一。这句诗写于文革结束后不久，诗中人平静闲适的状态是长期劳作之后的释放和解脱，安稳的语调中透露出了顾城对未来怀抱的希望，这首与时代情绪紧密相连的诗，在今天成为了不明就里的引用者们对小确幸时刻的经典描绘。

这类描述“微小而确实的幸福”的句子为人们提供了幻想的出口，而出自著名作家笔下则巩固了这一幻想的可靠性。借由对“金句”的断章取义和附会使用，人们得以暂时忘记令人沮丧的现实，忽视残酷、矛盾、分裂的社会环境。这一点正如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所总结的那样，大众文化是一种“肯定”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特征是通过为人们提供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幻想的精神世界，而平息社会的内在反叛欲望，压制人们的批判思维，通过使人们在幻想中得到满足而美化和证明现存秩序，为现实辩护。

如果现实不尽如人意，怀旧就成了一个寻找和维系“小确幸”的途径，不少“金句”所流露出的对于慢节奏、田园牧歌式的前现代生活的向往，正是契合了这一心理。民国时期不少京派作家其人其作散发出了古朴精致的慢生活气息，如周作人、沈从文、梁实秋等，他们部分闲适淡雅、聊吃喝谈风雅的散文在当下文学市场颇受欢迎。周作人在《知堂谈吃》中写，“得半日之闲，可抵上十年的尘梦，”这文中的半日之闲或许也可带着今日的读者，一览旧时光里的十年尘梦。与之相对，常以城市为书写对象的海派作家则少有“金句”流行，当然，除了张爱玲。纵使她的作品背景几乎都是城市，但并不像其他海派作家如施蛰存、刘呐鸥那样，常以光怪陆离的舞厅、现代城市的快节奏生活为书写对象。张爱玲描写的多是城市中带有旧式气质的家庭及其中的爱恨纠葛，比如《倾城之恋》中的白公馆和《金锁记》里的姜家大宅——庭院深深，里面的人与快速变化的外界近乎隔绝，那些上海弄堂和老公馆中的时光，也淅淅沥沥流淌出着古老、轻缓而怀旧的气息。这一点契合了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提出的观点，“怀旧是对于某种具有集体记忆的共同体的渴求，是在一个被分割成片的世界中对于延续性的向往。在一个生活节奏和历史变迁节奏加速的时代里，怀旧不可避免地就会以某种防卫机制的面目再现。”

另外，也有许多流行的“金句”是为了迎合人们对作家的浪漫想象而出现的。在林徽因传记《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中，作者白落梅写到，“她一生就像一个传奇。她的才情，她的美貌，曾经照亮一个时代。她让徐志摩怀想了一生，让梁思成宠爱了一生，让金岳霖默默地记挂了一生，更让世间形色男子仰慕了一生。她就是林徽因。”林徽因在此被塑造成一位男性群体凝视之下的民国女神，她的人生浓缩为“让世间形色男子仰慕的一生”，而非具体的文学作品或建筑研究成就。大众以“窥视”之姿阅读她的作品，渴望从中寻找其私生活的痕迹。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知道，为什么“你是那人间四月天”从一首母亲写给儿子的诗，被广泛误读成了她写给徐志摩的情诗。至于徐志摩，在今天被反复讲述和塑造的形象，也是一个“令无数名媛佳丽为之倾倒”的多情才子，不过为大众提供了名媛佳丽、文人墨客私生活的另一个窥视孔和又一位男主角。

在以“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为书名的传记中，白落梅将张爱玲的经历描述为“爱情像一场绚烂而冒险的旅程，她坚定地飞蛾扑火”，加之胡兰成自传《今生今世》热卖，张爱玲被人们视作“卑微到尘埃里然后开出花来”的真实范本，其情事比作品被大众讨论得更多。相似地，沈从文最广为流传的“金句”之一出自《湘行散记》收录的他寄给张兆和的家信：“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师生恋浪漫爱情主角的身份或许是一个比严肃作家形象更好的卖点，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以言情短句命名的沈从文文集或书信集，比如201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的书信集《不知为什么，我忽然爱上你》 、2017年台海出版社的书信与小说集《遇见你之前，我以为我受得了寂寞》，以及2017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沈从文散文集《我就这样一面看水，一面想你》。

尾声：“金句”时代，每个人都是消费者

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指出，在现代社会中，物被掏空成为符号，是符号将人与人区别开来，表示着拥有物的人的社会地位。符号越来越多地引领人们的消费导向，符号也更多地成为了阶层划分自己等级的标志。如今，经典文学是否也陷入了符号化的危机呢？它们在大众传媒和社交网络的片段化传播中，被切断为一句句朗朗上口的“金句”，成为大众狂热消费的对象，以及用来标榜自我身份的工具。

在“金句时代”，大众不仅参与了具体的消费行为，同时也参与了消费文化的创造。一方面他们改变了经典文本的存在形态和传播方式，另一方面也忽视或抹平了文本的历史性、深刻性与丰富性——这样的消费是否有可能将文学导向单一化与平面化的危险境地，所谓的“金句”是否是经典文本被文化工业收编的结果，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哲学家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文中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概念，即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商品化了的、非创造性的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所谓的个性选择，只是趋同。消费者的自我选择，只是一个假象，所有的消费者都在生产者的掌控之中，消费者只是在不断趋同。”经典文学由此被消解了意义深度，稀释了精神意蕴，以“金句”的形式成为现代社会无数商品中的一个。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学勇在《消费时代的“文学经典》一文中说：“借助媒体的力量不断地散播着当世情绪、即兴意识，于是，那些曾经在文学史上无立足之地的欲望化、浅表化、娱乐化写作一夜之间合理化、合法化、时尚化。”“金句时代”还将持续多久我们不得而知，值得反省的也不只有出版社和大众传媒，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消费者。

参考文献：

1.赵学勇. 消费时代的“文学经典”[J]. 文学评论, 2006(5):206-208.

2.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第4版[M]. 2014.

3.刘剑, 赵勇. 经典化与大众化:海子诗歌接受中的两种趋向[J]. 探索与争鸣, 2009, 1(11):66-71.

4.维特兰娜·博伊姆. 怀旧的未来[M]. 2010.

5.陶东风. 去精英化时代的大众娱乐文化[J]. 学术月刊, 2009(5):21-28.

6.何宇虹. 简析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J]. 安徽文学月刊, 2008(9):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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