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人为什么是黑色头发（为什么现在流行自称）

谈到罗马，大多数人只会想起意大利，想起那座城市，但在五百多年以前，它还是一座帝国。罗马帝国虽然亡了，但是罗马人的香火却历经千年传了下来。

直到今天，可以在各国互联网的亚文化社区里发现传承罗马香火的这群人，他们自称“精神罗马人”，大致就是要在精神上通过冥想的方式让罗马帝国永存。

在中文社区里，他们简称自己为“精罗”。

B站“精罗”视频

“精神罗马人”和不复存在的帝国

精神罗马人，顾名思义，在肉体上成为不了古罗马人，所以在精神上想象一下自己的身份。

为什么有人要想象自己是罗马人？显而易见的理由是，罗马帝国曾经不可一世的强大过。

正如法学家耶林说的，罗马帝国三次征服了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指基督教），第三次以法律（罗马法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法律基础）。

罗马帝国诞生于公元前27年，或者再往前一点，与其共用一个拉丁文名字的罗马共和国（SPQR）诞生于公元前509年，这就是精罗开始做梦的起点。罗马帝国让地中海成为了罗马的“内湖”，盛极一时。

全盛时期的罗马帝国（图源：bilibili）

但是这并不是真正让精罗们高潮的那个罗马，精罗们魂牵梦绕的罗马是悲壮陨落的东罗马。

公元395年，时任罗马帝国皇帝的狄奥多西一世驾崩前夕实在选不出太子，又不忍看到骨肉残杀，遂将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即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可惜西罗马不争气，不到一百年皇帝就被日耳曼人废了。东罗马承袭了一千多年，鼎盛时期也曾恢复罗马曾经的盛况。

“精罗”的梗其实来自历史策略游戏公司P社（Paradox Interactive）推出的一系列游戏，一个游戏把背景设计在1444年，东罗马帝国灭亡（1453年）前夕，这个背景设计精妙狡猾，拯救罗马的复国使命落到了精罗们的身上，这让他们澎湃且狂喜。

游戏《帝皇罗马》

“圣母请有耐心，此时无需眼泪，许多年后你会再次归来。”

这首《你将如闪电般归来》是精神罗马人心中的神曲。铿锵激昂的语调，以及对远去帝国的呼唤，都撩拨着精罗们虚幻的思绪，延续着他们的千年一梦。

做一个合格的精罗，能背诵罗马皇帝列表，精通罗马复国游戏是远远不够的，让精罗语录入脑入心也是必要条件。

“精罗震怒”、“精罗落泪”、“精罗狂喜”是精罗自嘲语录中的必备口号，也是他们最频繁的情绪状态。

B站中的精罗

此外，精罗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威尼斯总督”。1204年十字军东征时，威尼斯将领丹多洛教唆无法进军中东的十字军转攻东罗马，致使首都君士坦丁堡陷落。沦陷区人民打了好几十年仗才得以复国，所以“吊死威尼斯总督”也成为精罗们挂在嘴边的怨言。

“在圣索菲亚大教堂，我们将会归来”，精罗神曲中的这一句歌词既让精罗们狂喜，也让他们落泪不止。从狂喜、震怒到落泪，精罗之所以人人都有“躁郁症”一般的心理起伏，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帝国归来”，终究只是一场历史的虚妄。但他们仍然乐此不疲地为罗马零星的香火找寻线索，在精神共同体的狂欢中攫取快感。

游戏《帝皇罗马》

“言必称罗马”的西方追随者们

罗马为什么让精罗们如此痴狂？

严肃的宗教或者是法律显然不会是主要原因。真正令人迷醉的在于，虽然帝国已经灭亡，但文明崩塌后的追随者们却难以计数，他们争相抢夺“罗马继承人”的地位，这场斗争持续了一千多年直到今天仍然留有余音。

1453年，东罗马帝国陷落。罗马，这个自公元前509年就建立起的国家名号被消灭。但打败东罗马帝国的战胜国奥斯曼帝国，却没有推行焦土政策，反而要修缮罗马人心中的神圣地标——圣索菲亚大教堂，这被精罗们戏称为“新朝雅政”。

修缮后的圣索菲亚大教堂

奥斯曼帝国虽然以伊斯兰教取代基督教（东正教），但仍然要自封为“绿罗马”。而“绿罗”兴起之时，西边的“神罗”早已荒诞地存在了数百年。

罗马人曾经耻笑日耳曼人是“北方蛮族”，但骁勇的日耳曼民族却成功地痛击西罗马并取而代之。不过日耳曼人同样选择以德报怨，他们建立世俗帝国后，取国号为“神圣罗马帝国”，国王要接受罗马教皇敕封，从而以“罗马皇帝”的身份统治着日耳曼人。

可以说，整个欧洲文明都因为罗马而迷醉。

拿破仑取代神圣罗马帝国后，颁布那本著名的《法国民法典》仍然要将罗马法典奉为圭臬。

1804年原始版本的第一页

东边的“第二罗马”东罗马帝国陷落后，俄罗斯帝国的皇帝娶了东罗马的公主，以女婿身份承袭了罗马正统地位，非要自称“第三罗马”，并开始大量使用东罗马帝国的“双头鹰标志”，至今仍然是俄罗斯国徽上的主要符号。

俄罗斯国徽

除了这几个自称“罗马”的帝国之外，从希特勒“德意志第三帝国”（神圣罗马帝国为第一帝国）的罗马复兴，到意大利宣称“罗马当然在罗马”，再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正统后代”，各个大大小小的欧洲国家无不以传承了罗马的衣钵为骄傲。

罗马帝国即使陷落千年，但它依然在西方文明中有着不可比拟的向心力。

而目前最扎眼的西方文明就是美国，虽然美国只是存在了400多年，看似和600多年前就灭亡的罗马帝国八竿子打不着，但它也不遗余力地跟罗马攀上关系。

“美国和意大利共享者共同的文化和政治遗产，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古罗马时代”，特朗普在今年10月会见意大利总统时曾信誓旦旦地这样说。

特朗普说的话并不是无稽之谈，美国的国会山原名为詹金斯山（Jenkins Hill），确立为国会山后改名为卡匹托尔山（Capitol Hill）。卡匹托尔山也是罗马市政广场的名字，与之共享这一名称的还有美国的国会大厦和州议会大厦。

此外，美国人还用罗马元老会（Senatus）作为参议院（Senate）名称的词源，“世界上有过许多议院，但举足轻重的只有两个：罗马元老院与美国参议院”，美国参议院史撰稿人罗伯特·伯德曾做过这样的类比。

精神罗马人并非诞生在游戏里，他们总是降临在各种重要的历史时刻。谁和昔日的“罗马”能沾上关系就要自称罗马，他们或许并没有听说过“精罗”，但他们已经对“罗马精神”报以不加怀疑的体认，罗马成为合法性的代表，更成为权力的象征。

罗马之所以拥有源源不断的信徒，或许就在于它与其他文明区别开来的普世性。 “帝皇罗马”的游戏只是精罗们实现“复国”想象的一个载体，他们真正狂热的，是至今仍深刻影响人类文明的罗马精神，或者说一种世界主义精神。

“这个世界是一个大城邦，有一个总的法规，命令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斯多亚学派的先贤们从希腊迁徙到罗马，他们带着质朴的世界主义情怀，“在此这个国家中，我们不是关注这个或那个角落，我们将我们的国家范围限于太阳之外的整个大地。”

“大地皆为我的国家。”如此具有文明高度的话语，落地在君士坦丁堡这个被称为“世界首都”的地方，6000年的城市历史里它将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系在一个支点上。

当西方度过黑暗的中世纪，开始了力图复兴罗马的文艺复兴运动，可以看到从那时起，西方仍然在孜孜不倦地追随着这一文明的脉络，地中海沿岸各国似乎拥有不可推诿的责任去坚守世界主义精神，好像每个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有义务做一个“罗马人”，因为罗马意味着世界。

做真正的“精神罗马人”

之所以要成为精神上的罗马人，是因为物质实体的罗马已经不在了。尽管罗马城依然屹立，但精罗们渴望朝圣的并不是意大利的“旧罗马”，而是君士坦丁大帝命名的“新罗马”。

“新罗马”就是君士坦丁堡，但这个名字已经被封印在历史书里了，如今的它叫伊斯坦布尔。

如同现在的精罗们一样，几百年来西方国家一直坚持称这座城市为“君士坦丁堡”，直到1923年土耳其建国定都，伊斯坦布尔才正式成为国际上通用的名称，精罗会用“精罗落泪”来表示对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这一事件的悲怆心情。从另一个侧面，这反映了“精罗”背后象征的所谓世界主义信念的单薄与幼稚，到头来仍未摆脱‘文明冲突论’的桎梏。

君士坦丁堡时期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图源：

bilibili）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一种刺耳的喧嚣让我感到绝望”，哈贝马斯在就自己的著作《分裂的西方》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他认为我们身处在一个“断根化”的时代，那些从罗马时代就延续而来的共识或许正在失效，怪诞的是亦没有系统的新秩序形成。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交通的变革使得全球时空被压缩，地球村好像实现了，但是现代性塑造的一切却在痛击世界主义，资本市场的控制、民族国家意识的对立以及为隔离而设计的签证制度，致使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自由地实现国际流动，大多数人没有资格拥有世界公民的身份。

“精神罗马人”本该拥有的地球村愿景变成了一个天真的笑话，也不难发现如今这个词的话语实践只保留了它戏谑的那一部分意义。

比如，精罗们惊喜地发现，拉丁语里的中国也可以简称为SPQR（Sino Populusque Republic），现代中国成了罗马文明投胎的产物，成了精罗们口中“第四罗马”。那些挥舞着“SPQR”旗帜的人们是真的要恢复罗马的世界主义精神吗？其实未必，精罗们或许只是在现实的泥潭中寻找一些自我安慰罢了。

部分精罗把中国视为“第四罗马”（图源：

知乎）

今天的世界哪怕相比十年前，或许都是更加分离的。我们一度如此迷醉于“全球化”，但如今地球村的愿望正在离我们远去。

美国政治家亨廷顿认为不同文明具有不可调和的区别，他预言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冲突论遭到了众多世界主义者的抨击，比如著名理论家萨义德曾说，亨廷顿在制造关于文明的迷思，因为他试图告诉人们文明的核心有多么浑然天成，因而彼此不可理解，只能够走向冲突。而看看我们今天的世界，脱欧、特朗普、贸易战……世界正朝着对立、分离的未来一路狂奔。

所以，我们需要呼唤真正的“精罗”，需要呼唤罗马精神，需要呼唤一种站在“文明冲突论”之外的真正的世界主义精神。

在如此思路下，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不但不应该“精罗落泪”，反而要“精罗狂喜”。

因为如果仔细了解这座城市的命运就会知道这是一座在我们人类历史上真正实践“四海一家”信念的城市，文明的碰撞非但没有毁灭任何一种文明，反而造成了多元文明的和谐共处，文明间的对话是可能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

“我住的地方像极了巴别塔：在佩拉，他们说土耳其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亚美尼亚语、阿拉伯语、波斯语、俄罗斯语、斯拉沃尼亚语(Slavonians)、瓦拉几亚语(Wallachian)、德语、荷兰语、法语、英语、 意大利语、匈牙利语......(服务生)同时学习所有这些语言，但程度还没好到能够读写。”

我们可以从1717年到1718年，在奥斯曼人统治下的君士坦丁堡，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写给友人的信件中一窥这座城市迷人的世界主义。由于积极地欢迎移民，穆斯林重建的这座城市迅速的发展成了世界性大都会。了解伊斯坦布尔，就能了解四海一家的意义。这座城市提醒我们，我们的确是世界的公民。

一个超越了“文明冲突论”而真正具有世界主义情怀的“精罗”无论如何不应该不对这样的情形感到欣慰。或许像《伊斯坦布尔三城记》作者贝塔斯休斯总结的一样：

“无论我们是谁，无论最后我们身居何处，我们都会明白，虽然人类有许多面孔，却共享一颗同样富有人情味的心。”

说明：

本文授权转载自公众号

“理想国”（ID：lixiangguo2013）

文中内容不代表东亚评论观点和立场

作 者 | 孙文豪

编 辑 | 星 汉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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