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生平事迹简介（从普希金之死到莱蒙托夫的决斗）

1830至1860年代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一大批影响深远的文学家和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脱颖而出。1825年，随着以“十二月党人起义”为代表的贵族革命宣告失败，沙皇尼古拉一世反动统治的残酷时代成为新的现实。如今被誉为“现代俄国文学的奠基人”的普希金率先登上了时代的舞台，他的作品是反映当时俄国社会的一面镜子，但也因此成为沙皇政府严密监视的对象。正如思想家赫尔岑所说：“只有普希金的响亮辽阔的歌声在奴役和苦难的山谷里鸣响着，这个歌声继承了过去的时代，用勇敢的声音充实了今天的日子，并且把它的声音送向那遥远的未来。”

对于新一代文学青年来说，普希金是他们共同的向导。诗人莱蒙托夫深受其影响，他的早期作品借鉴了普希金的风格，并且常常在诗中塑造一种拜伦式的英雄——以一个被放逐者和复仇者的姿态出现，坚定而冷漠地对抗世界。1837年，普希金在与沙皇禁卫军军官、纨绔子弟丹特斯的决斗中负伤而死。那时，莱蒙托夫还没有进入到与普希金关系最亲密的圈子，两人并不相识。然而，他在获悉普希金去世消息后立刻写就的《诗人之死》却引发了轰动。在诗中，莱蒙托夫直言贵族是普希金之死的真正罪魁祸首，他将上流社会描绘成一群自私自利的恶棍，是“杀害自由、天才和荣耀的刽子手”。事后，莱蒙托夫被捕，并被流放到高加索。但与此同时，他也声名鹊起，被誉为“普希金的继承人”。

某种程度上，莱蒙托夫与普希金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他们都出身贵族，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不满贵族阶级醉生梦死的生活和对沙皇专制统治的盲目服从；他们都通过诗歌探寻社会的方向，却也因此被流放，作品难以出版；更巧合的是，两人都死于和他人的决斗。俄国作家伊·伊·巴纳耶夫在其文学回忆录《群星灿烂的年代》中指出，尽管莱蒙托夫意识到普希金之死源于他的上流社会习气，但前者却也未能摆脱上流社会的吸引力，“他和普希金完全一样，假如有人把他看成是一个文学家，他就感到受了侮辱。”

这种上流社会习气在1830年代的文学圈十分普遍，而当时作为文坛新秀的巴纳耶夫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对作家及其作品的巨大伤害。他的文坛好友别林斯基也注意到，文学界有一种“可怜的、幼稚的对权威的崇敬”，人们不敢公开批评显贵。巴纳耶夫同样出生于贵族家庭，但从青年时便醉心文学创作，对官场升迁毫无兴趣。1834年，他通过发表作品接触到以普希金为核心的文学圈，见证了这一时期莱蒙托夫、果戈理、赫尔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大师的传奇往事，也看到了他们不为人知的性格品质和生活日常。

《群星灿烂的年代》（节选）

文 | 伊·伊·巴纳耶夫 译 | 刘敦健

二十、三十和四十年代有些文学活动家很容易染上所谓的上流社会习气，这种倾向对他们本身和他们的作品都十分不利。就连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这样有巨大影响的天才人物也常常陷入这种倾向。

莱蒙托夫不惜一切代价，首先要获得的就是作为上流社会人物的名声。他和普希金完全一样，假如有人把他看成是一个文学家，他就感到受了侮辱。顺便说一句，尽管他意识到，普希金之死归因于他的上流社会习气，尽管莱蒙托夫有时也想对上流社会的人们投以铁的诗句，但他怎么也无法摆脱上流社会的种种偏见，上流社会对他仍然很有吸引力。

莱蒙托夫是以《诗人之死》一诗而出的名，然而在此之前，当他还在士官学校读书的时候，他杰出的诗才便有所传闻—他的《恶魔》一诗也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开来。他那篇关于商人卡拉希尼科夫的故事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主编的《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以后，文学评论才开始注意他。

01 一个总要拿别人当牺牲品的顽童

我初次见到莱蒙托夫是在奥陀耶夫斯基公爵家的晚会上。

莱蒙托夫的外表非常出众。

他个子不高，身体健壮，头和脸庞都很大，前额宽大，有一双深邃、聪明而又锐利的黑眼睛。当他久久凝视别人时，会使人不由得感到发窘。莱蒙托夫了解自己眼神的力量，喜欢用他那持久而锐利的目光使那些胆怯而又神经质的人感到窘迫难受。有一次他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那里碰见我的朋友米·亚·雅泽科夫，雅泽科夫坐在莱蒙托夫对面，当时他们互不认识，莱蒙托夫目不转睛地盯了他几分钟，雅泽科夫一时间觉得神经受到强烈刺激，他受不了这种眼神，便起身到另一个房间去了。他至今没有忘记这件事。

我曾多次听莱蒙托夫的同学和团队的伙伴谈到他。据他们说，喜欢他的人不多，只有同他关系亲密的人除外，但他同这些人也很少倾心交谈。他很喜欢在自己的每一个熟人身上寻找可笑之处、寻找某种弱点，一旦被他找到，他便一再纠缠那个人，经常拿他取笑，直至别人无法忍受。当别人终于发起火来时，他却感到十分惬意。

“说来也怪，”他的一个伙伴曾对我说，“他这人其实倒也不坏：饮酒作乐呀，玩乐一番呀——他在哪个方面都不落在大伙儿后面，可他对人一点儿也不温厚，总要拿别人当牺牲品，否则他就不得安宁；选中了谁当牺牲品，他就死死缠住人家不放。他免不了要遭到这种悲惨的结局：就算马丁诺夫不杀他，他也会被别的人杀死。”

就结识和交往的范围而言，莱蒙托夫属于上流社会，他只结识属于这一阶层的文学家，只结识文学权威和知名人物。我初次见到他是在奥陀耶夫斯基家里，后来又经常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那儿见到他。他是在什么地方和怎样同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结交的，我不了解，但他和他关系相当亲密，甚至以你相称。

莱蒙托夫通常是上午到克拉耶夫斯基先生这儿来（那是在《祖国纪事》创办初期，即1840和1841年），并把自己新的诗作带给他。克拉耶夫斯基的工作室里摆设着样式古怪的桌子和大大小小的书架，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书籍和报刊；主编则坐在一张桌边埋头看校样，神情庄重，身穿一套炼丹术士的服装。莱蒙托夫总是大声喧嚷着走进他的工作室，来到他的桌前，把他的校样和文稿撒得满地都是，把桌子上和房间里搅得乱七八糟。有一次他甚至把那位学识渊博的主编从椅子上撞到地板上，致使他手忙脚乱地在一堆校样里挣扎。克拉耶夫斯基先生一向举止稳重，习惯井然有序、认真细致的作风，对这类玩笑和顽童式的举动该是不喜欢的，但他对他以你相称的这位伟大天才的种种举动却不得不忍受，总是半皱眉半微笑地说：

“唉，够了，够了……别闹了，老弟，别闹了。瞧你这个顽童……”

这种时刻，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很像歌德笔下的瓦格纳（注：诗剧《浮士德》中的博士），莱蒙托夫则像是梅菲斯特（注：诗剧《浮士德》中的恶魔）暗中派到瓦格纳身边、故意扰乱他深沉思绪的小鬼。

当学者理一理头发、拍一拍衣裳，恢复正常以后，诗人便开始讲述自己在上流社会的种种趣事，再读读自己新的诗作，然后起身离去。他的来访总是十分短暂。

02 作为普通人的莱蒙托夫和作为作家的莱蒙托夫

莱蒙托夫同法国驻彼得堡公使巴朗特先生的儿子决斗的那一天，我也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那里见过莱蒙托夫……莱蒙托夫在决斗以后径直乘车来到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处，给我们看了他手臂上的一处伤痕。他们决斗时用的是长剑。那天上午莱蒙托夫异常快活，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别林斯基当时也在场。

别林斯基经常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处碰见莱蒙托夫。别林斯基不止一次试图同他认真谈一谈，但从来都是毫无结果。莱蒙托夫每次都用一两句笑话敷衍过去，再不就干脆打断他的话头，使别林斯基感到难堪。

“莱蒙托夫很聪明。谁要是怀疑这一点，那是很奇怪的。”别林斯基说道，“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莱蒙托夫说过一句有道理的、聪明的话。他似乎是有意炫耀上流社会的那种空虚。”

确实，莱蒙托夫仿佛总是炫耀这种空虚，有时还想加上一点撒旦式或拜伦式的成分：敏锐的观点，刻毒的玩笑和哂笑，竭力显示他对生活的鄙视，有时甚至是一个好斗者寻衅滋事的情绪。毫无疑问，即使他不是通过毕巧林（注：莱蒙托夫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的形象描绘他自己，那么至少这也是在当时搅得他心神不安、他很想效法的一个理想人物。

当他同巴朗特决斗以后被关在禁闭室时，别林斯基前去探望过他；他同莱蒙托夫面对面地谈了将近四个小时，随后径直来到我这里。

我朝别林斯基看了一眼，一下子就看出他心情异常愉快。我已经说过，别林斯基不会隐瞒自己的感觉和印象，也从来不伪装。他在这一点上同莱蒙托夫完全相反。

“您知道我从哪儿来吗？”别林斯基问道。

“从哪儿呢？”

“我去禁闭室见了莱蒙托夫，谈得非常成功。他那儿一个人也没有。哎，老兄，我头一次看出这个人的真实面貌！！您是了解我的：既不机灵，又不会上流社会那一套。我一到他那儿马上就窘住了，就像我平时一样……说实在的，我感到十分懊丧，决心在他那儿最多待十五分钟。开头几分钟我觉得很不自在，但后来我们不知怎么谈起了英国文学和沃尔特·司各特……‘我不喜欢沃尔特·司各特，’莱蒙托夫对我说，‘他的作品很少有诗意，干巴巴的。’于是他开始发挥这种见解，越谈越来劲儿。我望着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他脸上的表情变得十分自然，他在这一刻现出了自己本来面目……他的话里有那么多的真知灼见，那样深刻而又淳朴！我头一次见到真正的莱蒙托夫，而这一直是我的愿望。他的话题从沃尔特·司各特转到库珀身上，谈到库珀时他热情洋溢，他论证库珀作品中的诗意比沃尔特·司各特多得多，论证得非常透彻，很有见地。我的天呀！这个人的美感该有多么丰富！他有一颗多么细腻、多么敏感的诗的心灵！……可他这人也真怪！我想他现在正在后悔，觉得不该暴露自己的真相，哪怕只有一会儿——我确信这一点……”

怎样才能把作为普通人的莱蒙托夫和作为作家的莱蒙托夫这两个概念连在一起呢？

作为一个作家，莱蒙托夫首先以他那大胆机敏、孜孜进取的才智令人惊讶：他的世界观较之普希金已博大和深刻得多——这一点几乎是公认的。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显示出他具有远大前程的作品。他在人们心中激起了希望，他不会欺骗这种希望，要不是死亡使他过早搁笔，说不定他会在俄国文学史上占居首位……那么，为什么大多数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他是个空虚的人，几乎是个凡夫俗子，而且心术不良呢？初看起来，这一点似乎不可理喻。

然而大部分认识他的人中有些是上流社会的人，他们用轻率、狭隘和肤浅的观点看待一切，有些是眼光浅薄的道德君子，他们只抓住一些表面现象，便根据这些表面现象和行为对人作出武断的、盖棺定论式的结论。

莱蒙托夫比他周围的人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他不可能用认真的态度对待这样一些人。看来令他特别不快的是后一部分人，即那些头脑迟钝的正人君子，他们摆出一副头头是道、很有理智的架势，实际上却是鼠目寸光。在这些先生面前装扮成一个最空虚的人，甚至装扮成一个顽皮的小学生，这样做可以带来某种精神享受——这是十分清楚的事。

当然，一部分是由于莱蒙托夫在其中长大和受教育的那个圈子的各种偏见，一部分是由于他处在青年时期，由此便产生了一种愿望，想披上一件拜伦式的外衣卖弄一番——这些因素使许多思想真正严肃的人感到很不愉快，也使莱蒙托夫显得矫揉造作、令人厌恶。但是，能因此而苛责莱蒙托夫吗？……他死的时候还那样年轻。死亡迫使他搁笔的时候，他在内心深处正在同自己进行一场激烈的斗争，其结果他有可能取得胜利，转而用朴实的态度同人们交往，并树立坚定牢固的信仰……

03 文学应当脱离孤立的艺术高坛

莱蒙托夫的作品发表在最初几期《祖国纪事》上，这对刊物取得成功无疑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然而一个刊物，不论它的文学作品专栏办得怎样出色，没有评论栏还是不能发展……

彼得堡的文学界和期刊出版界在我置身局外时曾一度对我很有魅力，但随着我同他们日益接近，这种魅力便日渐消失。当我跻身于文学舞台的幕后时，我看出我一度奉若神明的那些人所怀的动机是些多么卑劣的人类的贪欲——爱慕虚荣、贪图钱财、嫉妒别人……别林斯基发表在《望远镜》和《群言》上的文章、果戈理《密尔戈罗德》一书中的小说和莱蒙托夫的诗篇开始稍稍扩大了我的视野，让我感受到一股新的生活气息，使我的心里预感到会有一些更好的作品出现。别林斯基的文章使我对一些文学权威的盲目信仰和对他们的卑怯之情开始彻底动摇。我已不时地认真思索起以往不会引起我任何思想的那些现象，我开始更加留心地观察人们、观察我周围的现实生活，我开始产生疑虑，心里也感到不安；由于家庭和学校的陈规旧习，我从小就对各种生活事实习以为常，不持异议，然而现在我似乎已经不愿意相信这些生活事实并对它们无条件加以接受。但是，所有这些日益觉醒的意识的征兆在我的思想上还表现得非常模糊、非常微弱……

艺术应当为它自身服务，艺术乃是一片单独的、独立的天地，艺术家在其作品中愈是态度冷淡，或者如当时所说的愈是客观，他就愈是高尚——这种思想在三十年代的文学界最为突出、最为盛行。普希金用他那铿锵和谐的诗篇发展了这种思想，而在《诗人和群氓》一诗中则把它发挥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利己主义程度，然而我们当初朗诵这首诗时无不异常欣喜，认为它几乎可以算是普希金最优秀的抒情诗。继普希金之后，当时所有杰出的文学活动家和活跃在他们周围的青年都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竭诚而热烈的捍卫者。

库科尔尼克也是这一理论的赞赏者。我们已经看到，他在普希金去世前几年，尤其是在他死后，还一再宣扬真正的艺术不应当留意于日常的、当代的、庸俗的生活，艺术应当翱翔于云天，它描绘的只能是英雄人物、历史人物和艺术家。由此也就产生了那些冗长而又极其乏味，内部冷如寒冰、表面却热情沸腾的描写艺术家的戏剧和幅面巨大、明暗对比强烈的画幅——而且一出戏愈是冗长乏味，一幅画的底布愈是巨大，人们对诗人或画家就愈是感到惊讶。……他通过这些作品助长了一种十分荒唐的自信心，仿佛俄国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制服全世界，这种自信心后来使我们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社会上已经朦胧地感到需要有一种新的见解，并且已经表现出一种愿望：文学应当脱离孤立的艺术高坛，并接近现实生活，应当或多或少关注社会利益。夸夸其谈的艺术家和主人公使所有人都感到极为厌烦。

我们想看到的是普通的人，尤其是俄罗斯人。就在这样一个时刻突然出现了果戈理，普希金以其艺术鉴别力最先看出了他的巨大才能，但波列沃伊对他却根本不理解，而在当时大家仍然把波列沃伊看成一个先进人物。

果戈理的《钦差大臣》获得极大的成功，然而在开始时，就连果戈理最热烈的崇拜者中也没有什么人充分理解这部作品的意义，也没有预感到这部喜剧的作者将会实现多么重大的变革。库科尔尼克看了《钦差大臣》的演出后仅报以讥讽的一笑，他没有否认果戈理的才华，但同时却又说：“这终究只是一场闹剧，称不上什么艺术。”

继果戈理之后出现了莱蒙托夫。别林斯基则以他那犀利大胆的评论文章使那些文学贵族和因循落伍的文学家十分恼怒，但却使新的一代心向神往。

一股清新的气息已经吹进了文学界……

本文书摘部分选自《群星灿烂的年代》一书第八章，较原文有删减，小标题为编者自拟，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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