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共有多少人感染（当年SARS的病原是怎么找到的）

2003年春节前，一条广东出现怪病的传言在民间流传，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非典共有多少人感染?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非典共有多少人感染

2003年春节前，一条广东出现怪病的传言在民间流传。

仅仅6周后，WHO将这种疾病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与大部分根据病因命名的疾病不同，这只是一个依据症状进行的命名，因为人们对这种疾病的病原几乎一无所知。

​“这个病要关注”

春节后，尽管那时候非典还未见全国性暴发，但来自广州的“内部消息”令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的陈竺意识到“怪病”的严重性：高度传染、致死、病因不明。

更严峻的是，参与救治病人的医护人员也出现了感染和死亡。

他私下对时任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的赵国屏说，“国屏，这个病要关注”。

听了陈竺的话，赵国屏意识到，要为这个“怪病”做些事情。

4月19日，赵国屏从上海飞到北京，参加中科院微生物所一个重点实验室的会议。当他出现在会议上的时候，微生物所的同事大感意外，跟他开玩笑：“赵老师，你真挺勇敢的，你还敢来开会！”

赵国屏这才发现，上海就来了他一个人。

国家疾控中心的好友告诉他：“北京有可能马上就成为下一个广州。”

当天下午，赵国屏赶到中科院院部，刚好遇到国家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短暂的交流之后，赵国屏心里初步形成了相应的工作方案。

赵国屏印象特深刻，他从北京回上海的飞机上，都是大白口罩。

回到上海的第二天，赵国屏给生科院和组学中心的同事开会，安排大家着手针对SARS开展工作，包括研发诊断、抗体、动物模型等。安排完工作，赵国屏觉得，要尽快拿到样本，以鉴定新制备的抗体。

去哪儿找样本呢？赵国屏想。

北京？早就乱成一锅粥了，而且管理特别严。

5月2日，他一个人跑到了广州。

这期间，他做了第一步的“家庭作业”，读完了Fields Virology中关于冠状病毒的两个章节。

SARS分子流行病学

在广州，他遇到了“臭味相投”的另外一位科学家，就是中科院动物所的“蝙蝠专家”张树义。张树义告诉赵国屏，SARS的源头很可能是蝙蝠。

除了张树义，赵国屏还从广东省肿瘤医院一位得过SARS的医生那里，第一次了解了SARS的传染力和患病后临床症状的情况。

随后，中央防控SARS科技攻关领导小组组织“中央专家代表团”南下。赵国屏和张树义作为专家组成员，获得了与广州科学家、医生以及疾控工作人员交流信息的宝贵机会。

访问期间，陈竺嘱咐赵国屏去做分子流行病学。

赵国屏体会得到，陈竺用心良苦：通过对SARS分子流行病学的研究，就能揭示SARS冠状病毒的分子进化规律，进而摸清SARS病毒的传染规律。

这对于防控SARS来说意义重大。

苦心人天不负

赵国屏当时还不太懂分子流行病学，因为他研究的微生物主要是工业放线菌，它一则不是病毒，二则无关流行病。这是后话。

他很快认识到，当时做SARS的分子流行病学，有两大难题：

第一，冠状病毒极难在体外培养成功，SARS冠状病毒只在一种猕猴的肾细胞中易活，而且在培养过程中很容易基因突变；第二，测得病毒的基因型之后，必须要与表型对比，才能发现基因型与表型之间的关系。可是那时候，什么是SARS冠状病毒的表型？去哪找有规律可循的表型？

这可真难。

赵国屏心凉了半截：这两个难题摆在面前，研究工作几乎没办法进行。

“苦心人天不负。”就在代表团访问穗港两地期间，一篇论文进入他的视线。

这是一篇新加坡科学家完成对从新加坡分离到的病毒株的全基因组测序的文章。这篇文章首先解决了区分培养突变与原始突变的问题，然后结合国际上公开的病毒序列，将病毒基因组的变异与SARS流行病学的数据结合起来分析，率先提示病毒序列的变异与疾病流行的高度相关性，并找到了可能的分子标记。

新加坡科学家的成功实践，解决了SARS冠状病毒进化研究中的两个关键科学与技术难点。

赵国屏至今想来，仍感念不已。

然而，由于信息的局限，文章中所测的病毒基因序列都只代表了病毒从广州向外界传播之后的两个分支，并没有打开发病早期SARS冠状病毒变异进化的“黑匣子”。

赵国屏意识到，要揭示SARS冠状病毒进化的规律，还需要解密更早期的样本，而世界上最早的病例，就在我国广东。

这意味着，SARS冠状病毒分子进化规律秘密所在的“黑匣子”就在广东！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以科学实验验证假说？

“给我复印一份可以吗？”

在广东抗SARS专家讨论工作的会议上，赵国屏以那篇文章为例，初步讲述了他对开展分子流行病学研究的思想。

随着代表团结束对香港的访问，大家分别回原驻地，赵国屏和张树义在广州留了下来。他打电话给广东疾控中心的领导，希望商量一下开展合作研究的可能性。

也许是因为工作太忙，也许是正处于敏感时期，对方的反应出奇地冷淡。

碰了冷钉的赵国屏“郁闷坏了”，他写了一份关于分子流行病学研究的建议书，请他第一军医大学的好友王小宁转给省领导。

“我说了我该说的，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赵国屏说。

王小宁和张树义知他心有不甘，劝他趁这个周末留下，并安排他在广州住下。

事情再次有了转机。

赵国屏在广东研讨会上讲他的思想的时候，在省疾控中心工作的一个小伙子听进去了。

这个小伙子身份有点特殊：他曾在解放军农牧大学学畜牧兽医，懂人畜共患病的动物源性，后来在中山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研究。SARS发生后他到广东疾控中心做研究工作，但又不归疾控中心“管”。

当天会后，小伙子就找到他说：“赵老师，广东疾控中心收集了从疾病一开始的所有样本，你想做吗？”

就在赵国屏去意徊徨的时候，小伙子又来到酒店找他，跟他说，那里的年轻人都想做点事。听到这个消息，赵国屏喜出望外。

当晚，王小宁安排大家一起喝茶。再见面时，小伙子拿了一个本子给他。这个本子，记录了广东流行病学的内部资料。

赵国屏一看，不得了，自2002年12月份起有关SARS患者的资料，里面的记录非常详细：病人几号生病、几号住院、何时何地传染给谁、何时何地出院或死亡等所有的传染链，应有尽有。

赵国屏如获至宝，激动地问那个小伙子：你去给我复印一份行吗？

他至今记得那天他们喝茶的酒店的名字：枕木酒家。

科研大协作

拿到这份资料，赵国屏连夜画了一张反映全部分子流行病学研究设想的路线图：以新加坡画出的病毒分子演化图和早期SARS传播链图为基础，建议打开早期广东传染病的“黑匣子”，尽可能找到流向香港和北京的两支传播途径的源头。

时至今日，赵国屏认为那是他这一生画得最重要，也是被证明最准确的科研“路线图”。

趁周末，在王小宁的安排下，赵国屏把这张图拿给广东两位流行病学专家看，得到了他们的肯定。

此时，赵国屏胸有成竹。

5月20日，周一。赵国屏和张树义在广东省科技厅的安排下，他们见到了广东疾控中心相关领导和专家。

赵国屏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我知道广东疾控中心有早期样本，又有相关的流行病学资料。如果我们测出早期SARS病毒的基因型能与相关的传播链对应，我们就把SARS冠状病毒早期进化的这个黑匣子打开了。这不是我们共同的任务吗？”他有些激动。

随即赵国屏提出：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中心自成立之始，中心主任陈竺就提出了一个合作的原则，就是“科研水平一流，论文排名第二”。

就是说，如果能发表论文，广东省疾控中心是第一作者单位。

合作终于达成了。

此后的关键，是要落实这个堪称宏伟的攻关项目——

首先是人的问题。他当天就向广东疾控中心流行病所和微生物所的一线工作者解释了整个研究思路，又和他们一起整合了样本信息和流行病学信息。

回到上海，陈竺找到做反转录技术顶尖的科学家参与进来。赵国屏又将上海所有的最好的反转录酶包下，连同上海生化细胞所提供的细胞株和培养基，一起运往广州。

接下来，来自广东、上海、北京、武汉、香港以及美国芝加哥的先后15个单位、60多位工作人员，也参与到这个项目中。

第一军医大学的一位教授，甚至撤回了自己已经被接受的一篇论文，将他课题组完成的一个序列，加入到这个协作项目中来。

这个重大的科研项目从开始到完成，并没有在国家或地方立项，开始的时候甚至没有国家拨给的一分钱——从“名分”上说，项目参加者没有任何正式的任命。

但他们要接触的，是随时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生命危险的SARS病毒。

做英雄，不做“狗熊”

赵国屏定了两条原则：

第一，我们不能因为害怕而不去做这个事情，国家到了关键的时候，我们做这一行的科学家，必须做该做的事情；第二，绝对不能因为做这个事而生这个病。科学家因为科研生这个病，你不是英雄，是“狗熊”。任何一人倒在这个试验台，整个研究就会付诸东流。

研究项目《中国流行期间SARS冠状病毒的分子进化》的论文，于美国东部时间2004年1月29日下午2点，以“中国SARS分子流行病学协作组”的名义，由Science在线发表。

SARS这个全新、突发病毒的变异和传播规律，从研究到发表，用了八个月。

这一科研成果在科学上的价值在于，人类对SARS的发生与发展有了一个初步的科学认识，为今后预防、诊断、治疗等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了理论依据。

同时，该科研成果为防治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病原学、病原分子进化和疾病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提供了当时最新的方法学方面的范例。

本文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3-04-12 “SARS十年”专刊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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