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个时期为啥天灾那么多（明朝的灾疫防治）

自朱元璋到朱由检，明朝在救灾中前期要强于中期，中期要强于后期。明朝的经济反而是后期非常发达，中期比前期要强。从隆庆开始，因为美洲和日本的白银大量输入中国，高达二三亿两的白银催高了明代的通货膨胀现象，造成晚明经济畸形问题越来越严重。最终到了什么地步呢？

在2017年7月27日发表的“朝鲜战争致明亡有多可笑？大明财政支出主要是这三样儿，可悲”一文，我们特别指出：从明朝中后期五个年份的财政支出分析，我们得出过一个比较让人气馁的事情：军费支出2970万两、宗室支出2824万两、官员俸禄1490万两，那么，这五年的赈灾支出有多少呢？不过区区36万两。其比重不足5‰。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救灾疫，在古代真的不是钱的问题，而是重不重视。

朱元璋时期创造了整个封建社会最先进、最发达的“洪武荒政体系”

在勘灾与报灾、救灾、灾后重建方面都进行非常好的制定，例如不论何时何地对于灾荒问题可以随时上报、任何官员必须亲赴灾区、救灾物资发放必须公示制、灾后重建政府给予各方面的补助。

虽然绝大部分救灾机构都在宋元时期就已经建立，但因为“治理能力、统治能力”上的缺陷，例如北宋一朝、南宋政权统治地比较小；元朝的统治比较松散、疲弱，所以没有把这些机构进行“有效整合”。

要知道，朱元璋建国时期经济萧条、内部和外部安全问题非常多，其救灾体系却很好的运行。晚明经济很发达了，却没有钱去救灾，这只能说明朝中后期统治者自身出现问题。

明朝瘟疫爆发情况综述，因为历史资料和记录奇缺，我们无法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明朝276年历史中，有明确记载发生瘟疫的月份共有55次。其中七月名列第一。之后就是六月、八月、五月，而这四个月正是北方相对较热多雨的时候。发生瘟疫最少的月份则是十一月、十月、十二月。

但是，朱元璋、朱棣父子之后，问题却越来越多，其原因无外乎：父子二人乃是刀头舔过血的人，朱元璋不用说了那是草根出身，深知民间疾苦。

朱棣作为藩王，也打过仗，但比朱元璋就差了。朱棣出生时已经攻占了南京，已经具备“王霸之气”。由此，朱棣多的是“狂霸”，少了朱元璋的“对民畏惧”。但朱棣能够继续朱元璋的“洪武荒政体系”的原因就在于：藩王造反后，不得不“重视民间”。

和现代军队不同，现代军备的装备，主要有战机、导弹、枪支弹药等。古代军队中的骑兵非常重要，战马损失也是战斗力下降的一个体现。

《中国灾荒史·明代卷》中记录了187瘟疫事件，最少的就是朱元璋时期，只发生了2起。整个明朝前期(1368—1450年)有31起。

明朝中期(1451—1550年)为72起。明朝后期(1551—1644年)最多，达到了84起。整个明朝，瘟疫爆发时期，夏季最多45起，之后分别为春季38起、秋季36期、冬季23起、不详45起。

在月份中，瘟疫主要发生在五月15次、七月14次、四月11次、二月10次、八月9次、三月9次。比较少的月份为十一月4次、十二月5次、九月7次、六月7次、一月7次、十月8次。

发生瘟疫最多的省份前六位分别为：浙江26次、山西23次、福建21次、北京18次、江西和湖北16次。

瘟疫比较严重的是万历十二年到十八年，连续七年都发生瘟疫。

明代的瘟疫包括：鼠疫(腺鼠疫死亡率30—70%、肺鼠疫为90%以上、败血型鼠疫几乎100%)、天花(死亡率40—90%)、霍乱(触恶)、伤寒、疟疾。

明朝在灾疫救灾中，后期比较差，只能靠民间自救，好在当时基本的防治理念已经存在了

基本上明朝在这方面的贡献，除了在天花种痘方面比较知名外，在其他方面基本上继承前朝的成果。只是在明末，吴有性(1582年-1652年)写成《瘟疫论》一书，对传染病研究有了很大进展。

在该书中，吴有性认为：通过自然界的空气，各种“戾气”(我们现在说的病毒)可以传染到身上。这是一种热病、温病。因为人的身体不同(吴有性的说法就是“正气”是否充盈)发病时间是不同的。

三种人最容易受到感染而且危险程度不一：空腹者死、饮酒者病、饱食者不病。同时“遇饥饱劳碌，优思气怒正气被伤，邪气始得张溢”。

其实，吴有性所说的在现在也是可以被印证的。空腹者其实就是长期营养不良、身体比较弱的人。当然，明朝的人你说把现在的医学都提前证明了，这也不可能的事情。

医学往往是通过经验积累、知识功克也要一步步地来。

明朝人能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错了。

在书中，吴有性还认为，不同的戾气会导致不同的器官、经络发生疾病，由此就有了大头瘟、虾蟆瘟、疟痢、赤肿痛、瓜瓤瘟、探头瘟、疙瘩瘟等等。因此，要早治疗、因人因病制宜地抓住发病原因去治疗，而不能“一招鲜”。

同时，各种瘟疫也有医治方法。例如大头瘟就有：五克马勃三克连，十克牛玄翘板蓝。柴陈桔草薄荷三，三克升麻六芩蚕。这种病来得比较急，憎寒发热、头面部焮赤肿痛、伴有咽喉疼痛、口渴烦躁、舌赤苔黄等。

除了以上这些内容外，在病毒防治过程中，医学家们提出重视居家隔离、预防措施、卫生杀菌等。例如李时珍(1518—1593年，即正德十三年到万历廿一年)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了灭鼠、灭蝇的方法。例如运用抹墙、堵洞、酒石灰等几种草药结合。

由此，我们可以确知：从古到今，人们面对疫情的心情、态度也是类似的。因此，过去、现在、未来，我们仍然会遇到这类问题。但我相信：随着科技越来越好、管控能力和水准越来越好，我们的未来可以更平稳的度过“灰暗”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