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瓦萨里（瓦萨里赞美的神迹存在吗）

Jackson Arn/文；黄松/编译

1550年，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理论家乔治·瓦萨里（Giorgio Vasari）完成了《名人传》（最优秀的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的生活），他笔下的艺术家几乎一出生就天赋异禀，作品也趋于奇迹。

此后，几乎所有的艺术家传记都在含蓄地问：“他们是如何做到的？”瓦萨里以“上帝”作答。但当下的时代不会容忍如此简单的回答，同时人们也开始怀疑瓦萨里所赞美的伟大创造力是否真的存在？《美国艺术》近期刊发了杰克逊·阿恩（Jackson Arn）盘点艺术家传记作家的文章，讲述他们是如何探索艺术作品和艺术家生活之间的关联。

高更，《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1897-1898年，布面油画，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1543年，红衣主教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Alessandro Farnese）在罗马宫殿里招待宾客，其中一位名叫保罗·吉奥维奥（Paolo Giovio）的医生兼历史学家告诉他，自己想为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同时代的伟大艺术家写一系列传记。红衣主教将吉奥维奥介绍给了另一位宾客——乔治·瓦萨里，他是一位债台高筑的画家和建筑师，声称曾跟随米开朗基罗学习，并提供给吉奥维奥大量艺术家的信息，以至于吉奥维奥开始质疑自己的资格，并建议瓦萨里接手这个项目，《名人传》就此诞生。

提香，《红衣主教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约1545-1546年，布面油画，那不勒斯卡波迪蒙特国家博物馆

瓦萨里获得这份工作是因为他对事实的出色掌握，但直至今日也没有人认为《名人传》完全真实的。《名人传》中每一个生命都有属于自己的书页——牛津经典版中米开朗基罗75页，达·芬奇15页，吉贝尔蒂（Ghiberti）有17页。瓦萨里调查了数百名意大利艺术家，其中的错误几乎和正确一样多，比如，他说雕刻诞生于佛罗伦萨，其实不是；他说卡斯塔尼奥（Andrea del Castagno）谋杀了一位对手画家，然而他并没有。

另有一些不准确之处，更像是神话。瓦萨里笔下的艺术家们几乎一出生就天赋异禀，少年乔托的天赋是“不可思议的”，是“上帝恩典”的产物，是神创造的版本：“上帝创造了生命，小乔托画了一只栩栩如生的苍蝇，看到的人试图把它拍走。”《名人传》中也有一些艺术家的八卦——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不合，皮耶罗·迪·科西莫只吃煮熟的鸡蛋……这让艺术家的作品趋于奇迹。

《名人传》上，瓦萨里肖像，最初出版于1550年。

一本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书讲述吉贝尔蒂的篇幅多于达·芬奇，这听起来奇怪，但在情理之中。近500年后，作家们仍然通过社交获得机会，准确性仍然很重要，但也是相对的。艺术家传记仍然畅销，因为人们认为艺术很有趣，艺术家也一定很有趣。

构成艺术家传记的基本公式也保持不变——人情味、佐以可以分析但无法解释的天赋。但如今艺术家传记动辄几百页，而不是几十页。那些八卦和天赋必须用更多的字数传播，直到榨出汁液，天才看起来也并无特别。

虽然作品的成功引发了对艺术家生活的关注，但通常他们的生活与艺术文化价值没有直接联系。

一些艺术家在20多岁时便声名鹊起，此后的岁月在荣誉中度过；也有一些默默无闻工作了几十年，才获得眷顾，对其可以讲述的生活史极其有限。但艺术家传记作家则需要关注艺术家从出生到死亡的各个阶段，无论其间经历的事情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因此，一部适当详尽的传记通常耗时长久。

避免传记冗长的一种方法是忽略其他，详述艺术家生活中特别有趣的年月。亚历山大·涅梅罗夫（Alexander Nemerov）的《激烈的平衡：海伦·佛兰肯瑟勒和 1950 年代的纽约》（2021 年）是近年来最轻松有趣的艺术家传记之一。他用217页聚焦了画家的十年，仅以10页讲述了其他的一切。这本传记不是、也不想为艺术家盖棺定论。

海伦·佛兰肯瑟勒，《山与海》，1952年

波洛克（左）、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左二）、佛兰肯瑟勒（右二）、李·克拉斯纳（右一）

有些传记一开始就力求明确，但由于不可预见的原因而未能达到目标。比如亚历克斯·丹切夫（Alex Danchev）在《马格利特:一种生活》（2020）的开头宣布，马格利特是“现代世界最重要的图像提供者”，此后全书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但丹切夫于2016年因心脏病去世，马格利特传记的最后二十年没有完成。艺术史学家莎拉·惠特菲尔德（Sarah Whitfield）续著了该书最后一章，她认为当面对一个最终重复自己的画家时，精简是一种处理方式。

左至右：芭芭拉·布洛明克的《弗洛琳·斯泰特海默传》(2022年)；杰德·珀尔的《考尔德:征服时间》(2017年)；亚历山大·涅梅罗夫（Alexander Nemerov）的《激烈的平衡：海伦·佛兰肯瑟勒和 1950 年代的纽约》（2021 年）

即使抛开金钱与荣耀，也有很多很好的理由来写一本长长的艺术家传记。毕竟，有些艺术家创作了伟大的作品，仍然会抽出时间过上有趣的生活。即便他们很忙，但依旧是所处时代的观察者，所以他们的传记更像是时代的传记。写传记还可以发现被遮蔽的艺术家的重要性，如果以此为目标，作者可能需要足够权威。

所有的艺术家传记，似乎都在含蓄地问：“他们是怎么做到的？”16世纪的瓦萨里曾以“上帝”作答。但当下的时代不会容忍如此简单：我们知道艺术家从大学课程、心爱的兄弟姐妹、死去的父母、恋人、宠物、电视、广告、笑话、导师、威士忌、疾病中获得灵感。

这些东西变成艺术的过程是不可知的，但瓦萨里笔下文艺复兴时期的“英雄”吸入了神圣的精神，而近代以来的艺术家不得不呼吸日常的空气，却依旧产出杰作。在不确定哪些东西激发了哪些艺术作品的情况下，传记作家倾向于寻找更多的可能性，读了哪本书、看了什么电影、参加了谁的派对、猫叫什么名字……每个问题的答案都有可能拼凑出结果。

也许少年时代看到热气球毫无征兆地落在自家房顶上确实可以揭开马格利特艺术的秘密，或者如丹切夫所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带来了21世纪艺术家传记受欢迎一个原因：在详细说明日常生活的细节时，读者发现艺术家和我们一样。反过来，这也是传记相对于批判性研究的一个主要优势，生活的细节不会轻易改变或消失。

马格利特，《戈尔礼达》, 1953年

阅读一本好的艺术家传记会让你意识到有多少艺术史被过度简化了。画家、诗人、舞台设计师弗洛琳·斯泰特海默 (Florine Stettheimer) 被认为是一个闲散的美食家，芭芭拉·布洛明克的传记修正了这一刻板印象，但没有完全摒弃它。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被描述为孩子气、不关心政治，杰德·珀尔在他那本考尔德传记中，用了一些最发人深省的篇幅来阐述这位艺术家关于自由的哲学。毕加索八岁时就宣称自己能画得像拉斐尔一样好，在他的四卷本传记中，约翰·理查森展示了毕加索的少年时期是多么不像拉斐尔。

1952年，考尔德和他的作品。

这不仅是对艺术史记录的更正，传记作家的观察，为艺术家抹去诸如“享乐主义”“拉斐尔式”之类的标签，并看到艺术和艺术家的真实面貌。但罗莎琳德·克劳斯（Rosalind Krauss）认为，真正的问题是艺术家和艺术之间的联系过于简单化。1980年10月，在理查森的毕加索传记第一卷出版的十多年前，克劳斯在《纽约书评》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嘲笑理查森，建议他可以从爱情生活、朋友等方面分析毕加索的风格。

克劳斯认为，这种对毕加索自传式的解读，削弱模棱两可的内容，却正在毁掉他的作品。例如，毕加索1903年蓝色时期的作品《生命》包含了朋友卡莱斯·卡萨吉马斯（Carles Casagemas）的肖像，卡萨吉马斯在两年前自杀身亡。这鼓励艺术史家从“卡萨吉马斯”的角度诠释画面。“当以‘卡萨吉马斯’命名作品时，我们就（或者我们认为）破解了这幅画的密码，它就没有更多的秘密可以隐藏了。”当然，克劳斯对此有所夸大——应该没有哪个艺术史学家会认为，一旦知道了卡萨吉马斯是谁，《生活》就没有什么值得探索的。但在这种讽刺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严肃的观点——当代艺术家的传记确实过于简单化了，即使长达四卷，充满了打破神话的复杂性，但依旧过分强调外在事实，而忽略了艺术家的内心世界。

毕加索，《人生》，1903年，布面油画，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评论家克雷格·布朗（Craig Brown）曾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写道:“传记受信息支配，而当你需要信息时，信息却很少出现。”但是关于外部事实的信息肯定比内心更多。无论对心理学或人性怎么看——你无法像知道战争爆发或表亲结婚日期一样知道艺术家头脑中发生的事情。但相比其他传记，内心生活可能是艺术家的驱动力。但进入内心世界的窗口是有限的，表现它的工具也同样有限。

克劳斯在《毕加索传》的第一卷宣布，《生命》中卡萨吉马斯肖像最初是一幅自画像，“《生命》被认为是对卡萨吉马斯的神化，或者是他自杀的寓言。”在其他部分，理查森用克劳斯认为毕加索传记专家所缺乏的微妙专业知识来解开《生活》中“矛盾或对立的意义”：他讨论了卡萨吉马斯的自杀，还讨论了毕加索对格列柯和高更的研究，以及他与他的父亲，他对塔罗牌的兴趣。

格列柯，《圣约翰的幻象》，约1608-1614年，布面油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从这些书页中浮现出来的艺术过程是一种死板与灵活、谨慎与粗心的迷人混合体。毕加索几乎在他开始创作《人生》之前，应该记住了高更的《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1897-1898）。

理查森坦诚地承认他对《人生》的一些想法是假设。他抵制住了过度诠释的诱惑，认为画中一些看似富有象征意义的元素只是“巧合”。他说，这幅画让他想起了艾略特的诗。他以传记作家的敏捷性，给出了关于艺术创作最坦率的描述之一，坦率是因为他让《生活》的存在看起来远不是必然的——这是一个来自西班牙马拉加、嗓门很大的22岁青年的作品，而不是一个传奇人物。这不是对毕加索内心生活的描绘，但通过对外部事实的收集，或正在接近其内心生活。

左：毕加索，《自画像》（局部），1901年，巴黎毕加索美术馆藏；右：格列柯，《老人肖像》，约1595-1600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理查森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收集他所能收集到的关于毕加索的“每一个信息”。单独的碎屑可能只是碎屑，但汇集在一起则不同。这些碎片信息，也证明了要写出让艺术创作显得生动的传记需要做多少案头工作，而传记作者能够传达这种生动性少之又少。但奇怪的是，“创造力”是艺术家成为艺术家的根本原因，却又是传记中最不擅长解读的东西。

而且，相比1543年，现在对创造力的来源没有更多了解。虽然神经学研究声称可以得到答案，但却迟迟没有结果。作家马尔科姆·葛拉威尔(Malcolm Gladwell)坚持认为，这与10000小时有关，他对这个神奇的数字推崇有加。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瓦萨里所赞美的伟大创造力并不存在，也从未存在过。对艺术史学家琳达·诺克林（Linda Nochlin）来说，“伟大”是男性气质的艺术残余；对于文化评论家路易斯·梅南（Louis Menand）来说，这是类似詹姆斯·鲍德温、罗伯特·劳森伯格等艺术家的自我推销。

约翰·理查森的四卷本《毕加索传》，于1991年至2021年出版

艺术家传记在瓦萨里之后数百年后仍然是一种宗教类型。传记作者对艺术家的生活进行耐心研究，甚至一生与其相伴。理查森于2019年去世，享年95岁，他成年后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研究和写作毕加索，这是一种虔诚。或许，乔托所认可的瓦萨里神性的微光仍然存在，当你阅读所爱的艺术家的传记时，你所追求就是那种微光。

艺术家传记以四五百页或六百页的篇幅试图以文字表达创造力，但总达不到完美。或者正是由于达不到，创造力变得更为闪耀。

注：本文编译自《美国艺术》2021年6 / 7月号，原标题为“从上帝到10,000小时”。

责任编辑：顾维华

校对：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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