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祠晋阳湖公园（期待回来的水世界）

大唐天宝十三载（754年），春天，盛世还在继续。没有谁会想到，一年后，眼前的花团锦簇就将凋零于安史之乱的狼烟。

53岁的李白也不例外。游历完幽州、魏州（两州均属今河北境内），他折入山西。在晋阳（属今太原晋源），他买舟南下。彼时，作为黄河第二大支流的汾河，水量之丰沛远超今日。波涛滚滚之上，晋阳与绛、蒲诸州（今山西新绛、永济）甚至长安之间的帆影摇曳不绝。或许是船头的浪花，飞珠溅玉，勾动了回忆。李白想起了十九年前宴游晋阳的往事，写下长诗《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时时出向城西曲，晋祠流水碧如玉。浮舟弄水箫鼓鸣，微波龙鳞莎草绿……”他忘不了晋祠。

那个时候，唐叔虞是晋祠主祀的神明。唐叔虞本名姬虞，乃西周武王的三子、成王的胞弟。幼年某天，他和成王玩耍。成王捡起一片桐树叶子，比作当时分封爵土的凭证——圭，说：“吾以此封汝”。摄政的周公闻知，认为“天子无戏言”。于是，古唐国（今山西临汾翼城、曲沃一带）被分封到姬虞名下。自此，姬虞又称唐叔虞。后其子改国号“唐”为“晋”，累世兼并征讨，鼎盛期囊括今山西全境和河南、河北、陕西、内蒙的一部分。其国祚绵延600余年，至“三家分晋”，方寿终正寝。虽然晋国覆亡，但不知何时创立的唐叔虞祠，屡兴屡废，时至今日，敷演为蔚然大观的建筑群——晋祠。

晋祠中的水镜台是唱戏酬神的戏台。 （庞勉/图）

悬瓮山下

知道晋祠，是在初中上学时。梁衡先生的散文《晋祠》，像一粒种子，埋进我的心底。一埋，三十多年。直到两年前，新冠疫情略微平淡的时候，才破土而出。2020年七八月间，趁差事之便，我去了那里。

与梁衡先生“出太原西南行五十里”不同，我是出汾阳东北行高速公路140余里抵达晋祠的。这个行止，无意中与另一位梁先生——建筑学家梁思成及夫人林徽因的有些雷同。1934年暑假，梁、林赴汾阳预查古建。他俩探访古建有个习惯，多对名胜——尤其像晋祠这样“历来为出名的名胜”——怀疑：“因为最是名胜容易遭重修乃至于重建的大毁坏，原有建筑故最难得保存……直至赴汾的公共汽车上了一个小小山坡，绕着晋祠的背后过去时”，他俩“才惊异的抓住车窗，望着那一角正殿的侧影，爱不忍释。相信晋祠虽成名胜却仍为古迹无疑。”一个多月后，预查结束。返程中，梁、林尽管“心力俱疲”，携带“种种行李什物，诸多不便”，却“因那一角殿宇常在心目中，无论如何不肯失之交臂”，遂于路过晋祠时，“下了那挤到水泄不通的公共汽车……”

下了“网约车”，我的情况不比梁、林好多少。大背包里塞满了从汾阳搜罗来的图书，打算寄存，没承想，到得有点早，寄存处、景区连门都没开。只好背着，随几名当地人，走厕所旁一条花木掩映的小道，“偷偷”溜入景区。进去后，才发现林荫下、草坪上、湿地边都有人晨练。一打听，明白了：原来现在的晋祠景区像一个俄罗斯套娃。外面一大圈为晋祠公园，不收费，供市民休闲。真正的“名胜”晋祠，称为晋祠博物馆，得往里再走几里路。

路一直上坡，蜿蜒曲折且旁逸斜出。我似乎置身于一座小径不断分岔的大花园，动辄“迷途知返”，倒回重走。好在，透过林木挤出的缝隙，不时能望见远处晴空下的一抹青山——悬瓮山。那是个大坐标，朝着走，没有错。

悬瓮山又名县雍山、结绌山，属山西西部的吕梁山支脉。其1200米的海拔，看上去并不高大，盖因我脚下是黄土高原东缘的山西高原，平均海拔达800多米。关于悬瓮山的得名，明末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山腹有巨石如瓮”；清末刘大鹏在《晋祠志》中进一步认为“其石高悬”。可惜的是，宋真宗咸平年间的一场地震摧毁了巨石。近年来，又冒出一个新说法，认为悬瓮山为石灰岩地质，“悬瓮”系山体溶洞内的钟乳石。

先秦奇书《山海经》最早记载了悬瓮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铜，其兽多闾麋，其鸟多白翟、白䳑。晋水出焉”的描述，给它涂抹了一笔魔幻神秘的色彩。而晋祠，确凿记载始自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编撰的《水经注》，“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于晋川之中，最为胜处。”

一只鸟正好飞过大殿上方。 （庞勉/图）

智伯溪与李唐龙兴

当我汗流浃背，跨过晋祠博物馆(下称晋祠)大门，一瞬间，如同穿越爱因斯坦的“虫洞”掉进了遥远的古代。“左右杂树交荫，希见曦景”，这1500多年前的文字依然生动概括了我的初见。未等定神，洋洋洒洒参差广布的楼台亭阁又迫不及待地奔至眼底，竟有应接不暇之感。此般感受，不独有我。博闻强识的梁、林也认为晋祠“过于初时的期望……那一种说不出的美丽辉映的大花园”，使他们“惊喜愉悦”。

在一株虬枝盘曲的唐槐下，我注意到不远处有两道石砌护栏，走过去，低头发现沟底镶嵌的水流，纤细柔弱。对照手中导览图，我看见了它的名字——智伯溪。如果没有史志的记载，我简直不敢想象它曾经的水势浩大。春秋末期，晋国正卿智伯率韩、魏伐赵，见赵氏固守晋阳，便开渠筑堰，引悬瓮山下的晋水，围灌晋阳。城破在即，赵氏以唇亡齿寒之词，偷偷说服了韩、魏。晋哀公四年(前453年)三月，韩、魏倒戈，赵军掘开堰堤，大水反噬了智军。智伯兵败身死，晋国势成三分，中国历史由此递进战国。这就是有名的“晋阳之战”。后人将“助战”的渠水称作智伯溪，自东汉起“踵其旧迹”，重加疏浚，用于灌溉。北宋范仲淹赋诗云:“神哉叔虞庙，地胜出佳泉……千家溉禾稻，满目江乡田。”

范仲淹拜谒晋祠的时间，在庆历四年(1044年)夏天。作为主管陕西、河东路(今山西大部)军政的宣抚使，他的目的，就是为了饱受旱魃之苦的苍生求雨。可见，彼时的唐叔虞已司掌“行云布雨之责”。

无独有偶，时间再上溯四百二十七年的话，同样在晋祠，同样在夏天，另一场求雨则掀开了一个王朝的序幕。大业十三年(617年)，隋朝大乱，唐国公李渊在其子李世民的劝谏下准备起兵。与此同时，隋炀帝亲信王威、高君雅觉出异样，想骗李渊到晋祠求雨，伺机诛杀。不料，风声走漏。李世民抢先下手，清除王、高。最终，李渊前来拜祭唐叔虞，名虽求雨，实则“用竭诚心，以祈嘉福”。在他看来，自己反隋无异于武王伐纣。是年七月李渊举义晋阳；翌年五月称帝长安。二十九年后，也就是贞观二十年(646年)，李世民重游晋祠，触景生情，写下《晋祠之铭并序》，勒石树碑(下称唐碑)于晋阳城内。宋太宗赵光义亲征北汉时，将其都晋阳夷为平地。此碑侥幸逃脱水火之劫，移入晋祠。

匾额是晋祠的一大观。 （庞勉/图）

智伯溪左岸的贞观宝翰亭，就是唐碑“藏身之处”。入内，我竟看到仿若“孖生”的两通大碑并肩而立，3米多高、1米多宽。根据碑额图形，我判断右为“原版”，雕螭首一对；左为清乾隆年间担心“原版”风化的“复刻”，雕二龙戏珠。

亭外，西北隅，朱墙折绕的唐叔虞祠高耸于一摞台阶上。或因避讳之故，其山门匾额仅书贴金篆字“唐叔祠”。这是一座两进庭院，别有清幽。跨进享堂，14位泥塑乐伎手持箫笛笙钹分列左右。我卸下背包，轻轻地，生怕打断了她们的演奏。伫足观赏之际，偶一扭脖，瞥见那头，大殿内，唐叔虞神像也在端坐聆听……

唐叔虞祠 （庞勉/图）

实际上，“唐叔祠”已非唐朝旧迹，而是元代遗存。不只外观迥异于唐碑形容的“金阙九层，玉楼千仞”，连位置、朝向也发生了更迁：从中轴线的西端挪至中轴线的北侧，从坐西朝东改为坐北朝南。

晋祠的中轴线

中轴线一般强调南北贯通，讲究东西对称。北京故宫、曲阜孔庙莫不如此。但晋祠不同，它的中轴线呈东西走向，与西南流向东北的智伯溪相交于会仙桥。

献殿，顾名思义，献祭之殿。前身系北宋构筑的均福堂，于金世宗大定八年(1168年)重建。这座单檐歇山顶建筑，高约10米，面阔三间，进深二间。“四周均无墙壁，当心间前后辟门，其余各间在坚厚的槛墙之上安直棂栅栏，如《营造法式》小木作中之叉子”，梁、林接着指出献殿的“梁架，只是简单的四椽栿上放一层平梁，梁身简单轻巧，不弱不费，故能经久不坏。”这般设计，依我看来，与其说献殿是一座殿堂，倒不如说是一座放大版的凉亭，通风、采光都极好。

凉风习习，光影迷离，恍惚中，戴着南洋帽的梁思成和蓝衣白裤的林徽因谈笑着经过身旁。顺着他们的指尖，我看到了鱼沼飞梁。

飞梁下的鱼沼 （庞勉/图）

沼者，池也；“鱼在于沼”，鱼沼也。梁者，桥也；“架虚为桥”，飞梁也。疑似实景的记载最早见诸《水经注》，“蓄以为沼……水侧有凉亭，结飞梁于水上”。但郦氏所指，究竟是不是鱼沼飞梁，学界仍有争论。

不管怎么说，等我踏上四五级台阶，走到鱼沼飞梁的十字路口，不，是“十字桥口”时，才发现，原来飞梁并非一架桥的跨越，而是两架桥的相遇。东西为正桥，平板式，长约20米，宽约5米；南北为翼桥，斜坡式，比正桥略短稍窄。可惜背包装的不是无人机，否则，我定能拍下飞梁若白鸟点水般的风采……鱼沼内的锦鲤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成群结队，从许多八棱形小石柱间游来……这些石柱仍如梁、林当年的描述“上端微卷杀如殿宇之柱，柱上有普拍枋相交，其上置斗，斗上施十字栱相交，以承梁或额。”如此水中立石柱，上置斗栱，再架梁、铺板、立栏的桥梁，“即古所谓石柱桥也”。十年后，梁思成在四川宜宾李庄写完《中国建筑史》。书中，关于飞梁，他写到:“此式石柱桥，在古画中偶见，实物则仅此一孤例，洵为可贵。”那个时候，他不知道，飞梁的桥板已由木料换成石料。再往后，又改铺方砖，安装了汉白玉桥栏。

一个多月来，萦绕梁、林脑海里的“魁伟的殿顶，雄大的斗栱，深远的出檐”总算展露出真容。趁天光明亮，梁、林赶紧支起三角架，开始拍照考察，否则错过去太原的末班车，晚上就只能露宿或住店了。“大殿，重檐歇山顶，面阔七间进深六间……在布置上，至为奇特。殿身五间，副阶周匝。但是前廊之深为两间……异常空敞，在我们尚属初见。斗栱的分配，至为疏朗……在下昂的形式及用法上，这里又是一种未曾得见的奇例……这种做法与正定龙兴寺摩尼殿斗栱极相似，至于其豪放生动，似较之尤胜……斗栱彩画与《营造法式》卷三十四‘五彩遍装’者极相似。虽属后世重装，当是古法……”

梁思成在晋祠大殿前廊处拍摄照片。 （庞勉供图/图）

让梁、林不住赞叹“奇特、初见、奇例、尤胜、古法”的大殿，就是和鱼沼飞梁同时落成的圣母殿。圣母殿确系北宋遗构无疑，但具体年代，说法不一。从梁、林判断“结构法及外形姿势……较《营造法式》所订的做法的确更古拙豪放”来看，肯定早于《营造法式》开始编撰的绍圣四年(1097年)，极可能在宋仁宗年间(1023年-1060年)。

圣母殿的创建，使得唐叔虞祠迁离了中轴线终端，“屈居”到如今的位置。熙宁十年(1077年)，求雨越来越灵验的圣母被封为“昭济圣母”、政和元年(1111年)加封为“显灵昭济圣母”……

应龙、蟠龙、蛟龙、螭龙……八条龙，从北宋腾云驾雾而来，又各自抱紧一根檐柱留连不去，这就是“缠龙柱”——今世仅存的能够印证《营造法式》所记的木制雕龙。走进前廊时，群龙依然身姿奇矫，冲我跃跃欲试。左右4米高的镇殿将军，曾经反出朝歌的方相、方弼兄弟，也只怒目圆睁，不发一言。

大殿深处，神龛正中，圣母凤冠霞帔，趺坐凤椅，两旁环立42尊内侍彩塑。其中，宦官像5尊，著男服的女官像4尊，侍女像33尊。从仪态、服饰、手持器物，不难看出，这群内侍正遵照北宋后宫的六尚制度，小心伺候着圣母的饮食起居。对此，现代雕塑大师刘开渠评价到：“站在这些雕像中间，不但能看见她们轻巧的动作，还像听见了她们清脆的笑声，快乐的言谈，或不乐意的小小地讽言讽语，清楚的了解她们彼此间的思想感情关系；这是……令人难忘的抒情的美的境界……”

那么，尊享荣华的圣母是谁？主流说法有二：一说是姜子牙之女、周武王之妻、周成王及唐叔虞之母邑姜；因后世天子祭拜国君唐叔虞，于礼制不合，晋祠遂改祀邑姜。一说是宋仁宗的养母、垂帘听政11载的太后、太原人刘娥，即电视剧《清平乐》里面的大娘娘。

除了圣母，大殿还“埋”有一个秘密。那就是其下方石基包裹着一处泉眼——圣母泉。1953年，鱼沼飞梁翻修，人们发现微温、晶莹的泉水通过古老的人工暗渠，哗哗注入沼内。

像这样的泉眼，据方志记载，在过去，晋祠多达百余处，几乎每座屋宇、庭院都有清泉脉脉、水井幽幽。用梁衡先生的话说，“怕这几百间建筑都是在水上漂着的吧！”究其原因，与悬瓮山特殊的地质构造有关。悬瓮山地处由三条大断层形成的石灰岩三级阶梯，中间的台阶受地质动力作用最强，生成裂隙。这些裂隙长期受地下水的侵蚀、溶解，不断扩大发育为溶洞。这些溶洞宛如地下水库，靠汾河水和大气降水的补给，水位持续上升，直至涌出地表，形成晋祠数目众多的泉或井。除圣母泉外，以难老、善利两泉最为有名。北齐文宣帝高洋(550年—559年在位）于晋祠“大起楼观，穿筑池塘”之时，两泉已赫然列入扩建名单。

去善利泉的途中，我被一株苍龙横卧般的古木吸引。凑近，始知是快三千岁的周柏。北宋欧阳修游览晋祠时，周柏仍为站姿。清道光年间，周柏忽然南倾，幸被另一株古柏扛住，才未砸中大殿。1929年，冯玉祥到太原劝阎锡山反蒋。住晋祠期间，借周柏明志:“大树苍苍数千载，虽然倾斜成大观。饱经世界冷暖事，能耐风霜不畏寒。”

倾倒的周柏 （庞勉/图）

周柏再往北，便是善利泉。泉上有亭，八角攒尖顶，为明嘉靖年间重建。亭内有匾，曰“善利”，典出《老子》:“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尽管知道1972年善利、圣母两泉就已干涸，但我仍和很多游客一样，在围栏外面蹲下来，希冀黑乎乎的泉眼能在俯看的刹那出现奇迹。

1993年，智伯溪的源头、与善利泉南北对应的难老泉也彻底断了流。这眼寓意青春永在的泉水，终于不敌狂伐山林、滥采煤层、过度抽水导致的水系补给衰竭。人们只得埋设管道，用自来水灌满鱼沼，“复活”难老泉，维系水母楼、不系舟、真趣亭等处的流水景观。这一年，距梁思成先生作出“(晋祠)为井垣名胜，清泉出之”的评价不到50年，距吴伯箫先生发表散文《难老泉》32年……

出了晋祠，我再次坐上一台网约车。开车师傅是本地人，他对我说，这些年关了许多小煤矿，效果不错，让村里的泉眼又出了水。等你下次来，也许能看到真正的难老泉了。

庞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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