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宝主演电影（嘉宝是上世纪最神秘的女演员）

作者：Margaret Talbot

译者：易二三

校对：覃天

来源：The New Yorker（2021年12月6日）

名声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放弃它似乎是一种至高的权力之举。从公众视线中突然消失的名人（霍华德·休斯、J·D·塞林格、王子）将永远是传奇人物，不管他们本来有多么高的地位。复出是极具诱惑力的。狗仔队围观。神秘性固化。

1941年，三十六岁的葛丽泰·嘉宝，世界上最具票房号召力的演员之一，宣告隐退，尽管她在此之后还活了半个世纪，但从未再拍过电影。对于一个比其他任何明星都更能「侵入观众的潜意识」的超级影星——正如罗伯特·戈特利布在他的全新传记作品《嘉宝》（Garbo）中写道的——这是一种主动退位，一种君主般的特权。

但这也是一个特殊的、独一无二的人做出的决定，嘉宝在气质上本来就不适合做名人。除了好莱坞宣传机器的努力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她在电影中说的一句台词——「我想一个人呆着」——与她的形象如此契合。这看似是为了保持公众的兴趣而采取的策略，但也可能是出于真诚而坚定的愿望。

葛丽泰·嘉宝

很少有其他演员能像嘉宝那样迅速提升到以姓氏代替全称的地位——她一开始就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以名和姓来称呼，但随着围绕她的宣传愈来愈多，名字很快就消失了，就像废弃的火箭助推器一般。当她出演自己的第一部有声电影《安娜·克里斯蒂》中时，广告宣称：「嘉宝说话了！」；到了她的第一部有声喜剧《妮诺契卡》，则是「嘉宝笑了！」为什么她会成为这样一种现象，是电影评论家和传记作者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安娜·克里斯蒂》（1930）

嘉宝一生中只拍了28部电影。（相比之下，贝蒂·戴维斯拍了近90部，梅丽尔·斯特里普迄今为止拍了近70部）。这种低产出以及突然消失的行为可能是她神秘感的一部分。但嘉宝甚至在她结束职业生涯之前，就已经拥有了一个神秘的神话——好莱坞像对待皇室一样对待她。她参演的所有作品中只有少数几部在今天被反复观看或欣赏，这似乎也不重要。

嘉宝所提供的，首先是她那张非凡的脸庞。当时的特写镜头，以其超强的亲近感，和对情感和色情想象的空前助益，还出于相对较新的阶段。许多被誉为是第一批特写镜头的镜头并没有太让人心花怒放，因为它们聚焦的往往是物体——一只鞋、一把扳手。但电影人很快就把握住了人脸的向心诱惑力。

《妮诺契卡》（1939）

编剧兼导演保罗·施拉德认为，格里菲斯1912年的电影《朋友》中的一个时刻是转折点，镜头紧紧盯着玛丽·碧克馥的脸，揭露了她在两个追求者中左右为难的矛盾心理。施拉德写道：「对演员的特写是出于情感上的动因，而这是你无法用其他方式得到的。当电影人意识到他们可以使用特写镜头来实现这种情感效果时，摄影机开始向人靠近。人物形象也变得更加复杂」。

《朋友》（1912）

像嘉宝这样美丽的脸庞——巨大的眼眸和深陷的眼睑，爱意、温柔或一些私人而无法表达的愉悦在一瞬间解开了她的眉头，融化了她的肃穆——当它出现在银幕上时，几乎令人难以抗拒。正如罗兰·巴特所写的那样，她属于「电影中的那个时刻，即人们对于人的面孔的恐惧使其陷入不安，从而在此过程中失去自我的时候。」这并不是要贬低她作为演员的演技。

但嘉宝的演技也许在她的无声电影或有声电影的无对白场景中最为释放，在这些场景中，她的脸庞就是情感的画布。在《瑞典女王》（1933）著名的最后一个镜头中，嘉宝扮演的雌雄同体风格的瑞典女王站在船头，即将离开她的国家；她的爱人在一次决斗中为她而死，他的尸体被摆在甲板上。嘉宝凝视着远方，她的脸是一种面具，但却不因此而失去丰富的表现力。

《瑞典女王》（1933）

该片的导演鲁本·马莫利安跟她说，她必须「使她的思想和内心完全放空，」清空脸部表情，这样观众就可以把他们想要的任何情绪附着在上面。然后这个镜头将成为某种「珍稀景点」，他说，「一部电影可以把每个观众变成一个创作者。」

嘉宝擅长激发这种投射。不止一个好莱坞的同代人指出，她的魔力只有在胶片上才能真正显现出来，就像一种幽灵般的发光体，在胶片被冲洗之前是无法察觉的。导演克拉伦斯·布朗曾与嘉宝合作过七部电影，他回忆说，在拍摄她的一场戏时，他认为还不错，但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后在看回放时才发现「一些在拍摄现场没有的东西。」他说，在她的脸上，「你可以看到思想。如果她必须用嫉妒的眼光看一个人，用爱的眼光看另一个人，她不需要改变自己的表情。当她从一个人看向另一个人时，你完全可以从她的眼睛里看到这一点。」

嘉宝似乎带有一种倨傲的、稚嫩的冷漠，从来没有想过低头去看芸芸众生。据布朗说，嘉宝只在有声电影倒放时才回去围观。「这就是嘉宝喜欢的东西。她会坐在那里笑得浑身发抖，一直看着电影倒放。但一旦我们按正序播放，她就不看了。」

多年来，关于嘉宝的文章很多，但《纽约客》的前编辑戈特利布围绕她的生活和工作编写了一份极具魅力、情趣且目光清晰的指南——他毫无私心，也没有为嘉宝较差的电影伸张正义。看完这本传记之后，我觉得自己更了解嘉宝这个人，而她身上的神秘光环并没有完全被驱散——就这一点而言，谁又会希望光环消失呢？

这位彰显了一种难以企及的优雅的女演员，甚至穿上睡衣时也会极尽雍容，就好像那是奢华的时代服装。嘉宝在斯德哥尔摩最贫穷的街区之一，一个狭窄的、没有室内管道的公寓里长大。她于1905年9月18日出生，本名是葛丽泰·洛维萨·格斯塔夫森，父母来自农村。按照戈特利布的描述，她的母亲「实际、理智、含蓄」；她的父亲是一个技术一般的工人，但英俊、有音乐细胞、很风趣，葛丽泰很崇拜他。但他患上了肾病，作为家里三个孩子中的老幺，葛丽泰总是陪着他辗转各家慈善医院。

戈特利布写道：「她从未忘记为了求生而忍受的屈辱。」父亲去世时葛丽泰才14岁，不久就辍学了，也留下了缺乏正规教育的遗憾。她去工作以帮助养家，先是在一家理发店，为客人涂剃须皂，然后在一家百货公司卖帽子和做模特。葛丽泰后来说，她「从记事起，童年时代都是很悲伤的……我滑过冰、玩过雪球，但最重要的是我想独处。」

除了害羞和喜欢独处之外，葛丽泰还怀有成为一名演员的强烈愿望。小时候，她会一个人在城里晃荡，寻找可以站在舞台门口看演员来回走动的剧院。嘉宝第一次出现在镜头前是15岁的时候，为雇用她的百货公司拍摄一部广告片。瑞典有着繁荣的电影业，她很快就辞去了工作，出演了几部电影。

17岁，她被斯德哥尔摩的瑞典皇家剧院录取，和一群年轻演员在一个「科学地」分析动作和姿态的符号学系统中接受指导。值得一提的是，她当时的一些课堂笔记还保留了下来——她记下了「头向前弯曲等于温和的让步」或「居高临下的态度」，而「向后甩头」则传达了「像爱一样的强烈情感。」戈特利布赞许地引用了传记作者巴里·帕里斯的话：「嘉宝在无声电影中会高度运用这种符号学系统。」她在有声电影中也是如此。

当她在《大饭店》（1932）中扮演一名俄罗斯芭蕾舞演员时，身体语言是紧张的、神经质的。郁闷的时候，她让自己的头耷拉下来，仿佛它根本就重得抬不起来；而惊讶于与约翰·巴里摩尔饰演的珠宝大盗即将展开的罗曼史时，她夸张地向后甩了一下头。这可能会让人发笑，但它无疑令人心动。

《大饭店》（1932）

1923年春天，天才导演莫里兹·斯蒂勒来到斯德哥尔摩的剧院，寻找女演员出演他的新电影——一部根据瑞典小说《科斯塔·柏林的故事》改编的史诗。斯蒂勒来自芬兰的一个犹太家庭；年轻时是个孤儿，为了避免被征入沙皇的军队，他逃到了瑞典。

嘉宝和他从来不是恋人——斯蒂勒更喜欢男人——但他们的关系也许对两人来说都是影响一生的。他的高傲、对奢侈品的品味（皮毛大衣、金丝雀黄色的跑车），以及他对演员的霸道风格，都让他多了几分魅力。但斯蒂勒信任嘉宝，就算当时（正如一位资深女演员所说）葛丽泰还是「一个无名小卒......一个笨拙、平庸的新人，」而且他爱她。他似乎也是建议用「嘉宝」替代「格斯塔夫森」的人。

葛丽泰·嘉宝与莫里兹·斯蒂勒

当好莱坞打来电话——路易斯·B·梅耶为米高梅物色欧洲电影人才时，不知道受到了斯蒂勒还是嘉宝的诱惑；斯蒂勒当然更有名。无论如何，斯蒂勒力保两人是一揽子交易（而且，戈特利布补充说，后来嘉宝的工资被提高到了每周400美元，这对一个未经市场考验的女演员来说是「闻所未闻的」）。两人于1925年一同启程前往美国，在纽约仲夏的热浪中抵达。（嘉宝此行最喜欢的部分似乎是科尼岛的过山车之旅）。然后他们转坐火车去了好莱坞。

对于像嘉宝这样的无名小卒，电影公司的大亨们往往只提供非常短的实习期。米高梅与这位瑞典女孩签订了两部电影的合同，即《激流》和《妖妇》，正如电影历史学家罗伯特·丹斯的新书《斯芬克斯之谜：嘉宝如何征服好莱坞》（The Savvy Sphinx: How Garbo Conquered Hollywood）中写道，「如果前两部电影票房失利，米高梅将不会与她续签第二年的合同。结果，这两部电影都很成功。

《妖妇》（1926）

美国电影协会是宣称她的出道之作「圆满成功」的行业机构之一：「与其说她是一个演员，不如说是被赋予了某种个性和魅力。」嘉宝成了影迷的最爱，尽管她完全拒绝其他明星所忍受的那种愚蠢的特技动作和略带色情的照片拍摄。

当嘉宝像莉莲·吉许一样出名时，她对一位早期的采访者说：「我不会再......与职业拳击手和农夫握手，这样他们就会有八卦照片刊登在报纸上。」相反，她与技巧精湛的肖像摄影师合作，他们也为她拍摄了许多光彩夺目的照片。最终，她的电影赚取了足够多的票房，以至于她能够谈成一份不同寻常的合同——这份合同让她有权否决剧本、合作明星和导演。她一直回避采访，以至于最后她的隐私变成了一种宣传的形式。

尽管有如此任性的态度，但嘉宝从未真正适应这个新国度或自己的新命运——至少是片场之外的生活。看似精心培养的高傲气质，部分是尴尬、迷失方向和悲伤的产物。她刚来的时候几乎不会说英语，而且不到一年，她得知她心爱的姐姐（一个有抱负的女演员），已经在家乡去世。斯蒂勒也并没有顺利地适应好莱坞，而且，他没有被选中执导嘉宝的第一部美国电影，对两人来说都是一个打击。

嘉宝在给瑞典的一个朋友的信中谈到了她的悲惨遭遇：「这个丑陋不堪的美国，全都是机器，令人痛苦。」她还提到，唯一能让她开心的事情是给家里寄钱。戈特利布写道，在年轻的时候，嘉宝发现自己「被困在好莱坞式的剧烈聚光灯下」，而且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来应对那种不仅对她、而且对全世界来说都是全新的超级影星的名气。

嘉宝喜欢运动，身体也不安分，很快就开始了漫长的夜间散步，这成了她的避难所；她习惯性地把帽子拉得很低，隐藏身份。斯蒂勒可能觉得他的年轻门生不再需要他了，于是回到了瑞典，并于1928年在那里去世，时年45岁，据说他逝世时手里拿着一张她的照片。

戈特利布写道：「他似乎从来没有抱怨过她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名之路，只希望她能够快乐和幸福。」回到瑞典悼念他时，嘉宝和他的律师一起去了存放他财产的仓库，她在那里走来走去，抚摸着他的物品，喃喃自语着他们的回忆。

戈特利布说，这段经历肯定是《瑞典女王》中的一个场景的灵感来源，在那场戏中，嘉宝的角色在旅馆的一个房间里来回踱步，触摸所有无生命的物品，它们提醒着她将永远不会再与爱人共度一夜。在片场，她有时会轻声地自言自语，说着她的导师可能会要她怎么做——与她合作的一位导演称斯蒂勒为「绿色的影子。」

嘉宝似乎在某些方面情感并不成熟——因失去父亲、姐姐和斯蒂勒而受到伤害，因英语和教育的受限而感到羞赧。虽然她很有幽默感，但在戈特利布的描述中，她是一个易怒、固执、吝啬的人。突如其来的名人效应使她变得更加固执。

她从未结婚生子，或者说显然也不想结婚生子；她有过短暂的恋爱关系，主要是与男性（演员约翰·吉尔伯特，或许包括指挥家列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也可能还有女性（主要怀疑对象似乎是作家梅塞德斯·德·阿考斯塔——用戈特利布的话说，她是一个「毫不掩饰的女同性恋者」，并与玛琳·黛德丽等知名人士有染）。

她最持久的关系是与朋友之间的友情，正如戈特利布明确指出的那样，特别是那些在生活方面帮助她、给她提供建议以及坚定地拒绝泄露她的信息的人。在这些方面，她有相当好的品味。其中，最亲密和最持久的关系可能是与莎尔卡·菲尔特尔的友谊——她是一个机智风趣的人，同时也是洛杉矶一个由来自德国的难民作家、作曲家和电影人组成的社群的核心人物。

从她在好莱坞的无声电影生涯开始，嘉宝就经常被塑造成吸血鬼般的形象——那种在20年代的许多电影中摇摇晃晃、走来走去并在家里捣乱的男人杀手（参照蒂达·巴拉的整个职业生涯）。正如罗伯特·丹斯所指出的，「通奸和离婚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电影观众来说是一种偷欢。」这些角色很快让她感到厌倦。

「我看不出穿得光鲜亮丽、除了诱惑男人什么都不做有什么意义。」在工作之外，她摒弃了化妆，喜欢穿着休闲裤、男式牛津鞋和皱皱的毛衣。她的衣柜里装满了男士定制的衬衫和领带。她经常称自己为「伙计」，有时在信件里署名为「哈利」或「男孩哈利」。

似乎她最喜欢的电影角色是十七世纪学识渊博且热衷变装的克里斯蒂娜女王；这让她可以穿着长衫、紧身裤和高筒靴大步流星，亲吻她的一个女侍的嘴唇，宣布她打算「以单身汉的身份死去！」（很多性别研究学者会告诉你，《瑞典女王》是一部酷儿电影）。

她表示渴望扮演亚西西的方济各，蓄起胡须，以及奥斯卡·王尔德笔下的英雄道林·格雷。用今天的话说，嘉宝可能位于非二元光谱之上。戈特利布没有强调这一点，但他说：「如果『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宁愿自己是个男人，那可真是讽刺。」

《瑞典女王》（1933）

嘉宝的第三部美国电影《灵与肉》（1926）——20年代电影的终极命题——将她捧上了国际明星的宝座。这部电影讲述了一段牵扯了两个挚友的三角恋，两位男主角由极富魅力的约翰·吉尔伯特和英俊的瑞典演员拉尔斯·汉森扮演，嘉宝扮演的女主角处于其关系的顶端。

《灵与肉》（1926）

《灵与肉》也是一部相当酷儿的电影，尽管它似乎没有像《瑞典女王》那样对其能指进行把控。正如戈特利布所指出的，两位男主角永远都在热切地拥抱对方，两人的脸贴得很近，好像要接吻一样。（按照无声电影的风格，汉森在某些时候似乎涂了口红，而吉尔伯特则画了眼线，加剧了两人之间的暧昧氛围）。

《灵与肉》还有一些我在电影中看到的最色情的场景。其中一个场景是在夜间的花园里，嘉宝将一支香烟叼在她的双唇之间，然后又把它递到吉尔伯特的嘴唇边，她的视线从未离开过他，因为他划了一根火柴，照亮了他们美丽而彼此迷恋的脸庞。

还有一个镜头，她性感地躺在沙发上，吉尔伯特的头靠在她的腿上，他抬起她的手，将她的手指掠过他的嘴唇。

然后是我最爱的一场戏：她和吉尔伯特在教堂的圣餐栏杆前。到目前为止，吉尔伯特的角色已经在决斗中杀死了她的第一任丈夫，而她嫁给了另一个朋友，但他们仍然为对方疯狂。在牧师把圣餐杯递给嘉宝之前，吉尔伯特先抿了一口圣餐杯，然后她把圣餐杯转过来，贪婪地从爱人嘴唇刚刚碰过的那一侧喝下。她的表情是一种缓慢燃烧的狂喜。

吉尔伯特和嘉宝在拍摄这部电影时因戏生情，但两人的故事十分悲伤，主要是因为吉尔伯特是一个悲伤的人。他经常被视为一个无法安然过渡到有声时代的演员的例子——据说他的声音过于尖锐。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都市传说：他的声音很棒。

问题是，他最擅长扮演被爱情冲昏头脑的稚气男人，而在那个时代，正如戈特利布所观察到的，大萧条时期的好莱坞更倾向于「明快的对白、黑帮片和歌舞片。」嘉宝和吉尔伯特经历了《一个明星的诞生》式的故事轨迹。

葛丽泰·嘉宝与约翰·吉尔伯特

当两人合作《灵与肉》时，吉尔伯特是一个处于巅峰状态的大牌演员，而他主动帮助嘉宝，确保镜头的角度适合她，每一次拍摄都是最好的状态。有一个传说是，吉尔伯特在自己位于好莱坞山的庄园里种了一棵树，以让嘉宝想起瑞典的森林，而且他显然多次向她求婚。（她自称对自己一直拒绝更长久的亲密关系感到不解，但她的确一直表现出了拒绝姿态）。

到1933年拍摄《瑞典女王》时，嘉宝已经拿到了最高的片酬，她坚持让当时已经与他人结婚、在职业上处于低谷的吉尔伯特扮演她的情人——拒绝了制片厂选择的年轻的劳伦斯·奥利弗。吉尔伯特后来回忆说，尽管他喝了很多酒，时不时吐血，而且对自己的表演很紧张，但她在片场对他还是很体贴。

「这是嘉宝人生中一个罕见的时刻，」戈特利布写道，「我们可以完全欣赏甚至爱她，作为一个人，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艺术家。」吉尔伯特三年后去世，时年三十八岁。嘉宝的状态还是其标志性的不动声色。「天哪，我不知道自己看上了他的哪一点，」她在他还活着的时候说。「哦，好吧，他还算帅气。」

嘉宝为什么息影？好像她的明星光环似乎还没有真正衰微。她很早就成功地过渡到了有声时代，她成功地演绎了尤金·奥尼尔笔下台词颇多的安娜·克里斯蒂。从她说出第一句台词 「请给我一杯威士忌姜汁汽水——别吝啬，亲爱的」开始，她的口音就被证明是一种性感的特征。嘉宝曾四次提名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译者注：1930年，嘉宝凭借《安娜·克里斯蒂》和《罗曼史》两部影片入围）。

《安娜·克里斯蒂》（1930）

1939年，嘉宝拍摄了浪漫喜剧《妮诺契卡》，她在其中扮演一个到巴黎执行任务的苏联官员，爱上了一个花花心肠的伯爵，并发现，正如影片的宣传语所说，「资本主义其实没有那么糟糕。」戈特利布写道，这部电影大受欢迎——在无线电城音乐厅的三周放映中，有40多万人去看了这部电影。

嘉宝略显古怪，在影片的前半部分穿着方正的夹克，理性地点评着茂文·道格拉斯的魅力。（正如另一位传记作家罗伯特·佩恩所写的那样，这部电影中的表演之所以如此精彩，是因为它讽刺了「嘉宝本人，或者说是她的传奇形象：冷酷的北欧人，对婚姻免疫，庄重而固执己见。」

《妮诺契卡》（1939）

嘉宝拍的下一部也是最后一部电影《双面女人》是一个笨拙的尝试，试图与道格拉斯重新创造喜剧的魔力，这部电影是一次滑铁卢，但她肯定能轻松挺过去。不过，她考虑了一些最终失败了的项目，而且拒绝了不少项目（戈特利布写道，她曾受邀在希区柯克的《凄艳断肠花》中担任女主角，据说她给经纪人发了一封电报，说「不要母亲角色，不要杀人犯角色」），并慢慢远离了电影这一行。

《双面女人》（1941）

戈特利布还写道，她从不喜欢出风头，而且缺乏像玛琳·黛德丽或琼·克劳馥等同时代人那样的不懈努力。她似乎对自己的美貌并不特别自持，但她很实际，知道其确切的价值，并能预见到其消退的代价。而且，尽管她似乎很喜欢表演，但她从未对结果感到满意。「哦，如果有一次，仅仅一次，我能对样片感到满意就不错了，」她在一次电影放映后如是说。

嘉宝不是《日落大道》中的诺玛·德斯蒙德——后者会一遍又一遍地观看自己的老电影，以欣赏自己的形象。巴里·帕里斯的书中提到，多年后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放映嘉宝的一些影片时，她从模仿自己中得到了乐趣：「罗-罗-罗德尼，我们这段痛苦的爱情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她曾对演员大卫·尼文说，她不想演下去了，因为她「演够了。」这种故事体现了嘉宝的典型特征——鲁莽、神秘、悲观。

田纳西·威廉斯认为，她是「最可悲的人——一个放弃了自己艺术的艺术家。」然而，嘉宝似乎并没有这样看待自己。也许是适应了在好莱坞变得衰老的风险，她搬到了纽约东区的一个公寓里，并去往欧洲与那些富有或机智、抑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朋友度过了漫长的时光——看戏，收集一些艺术品。

她没有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回忆录作家或慈善家（尽管她在1990年去世时，遗产价值约为5000万美元），也没有成为任何一种亲善大使。人们喜欢这一切的神秘感；摄影师们总是在追逐她。但她并没有躲藏起来；她只是离开了这场游戏。有人称她为「闹市里的隐士。」

嘉宝是否有丰富的内心生活来支撑她息影后的余年？没有太多证据表明这一点。她不是一个杰出的或引人注意的写信者、日记作者或健谈者；她也似乎没有知识分子般的求知欲。在电影中，她总是能够传达出一种隐藏的深度、记忆和情感，照亮了一个个空间，从来没有过于表面地阐述什么信息。

这些感觉是否复杂、有趣？我们似乎被说服了一定是这样的。在嘉宝生命的最后几十年里，她与名声之间的关系也类似：看起来很深切，甚至是精神层面的——对作为名人的祝福和诅咒的放弃。但谁知道呢？也许她只是厌倦了演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