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文明原始部落的战争 解放神学与游击队

刘健芝、薛翠

1994年1月1日，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EZLN）打响反击新自由主义的第一枪，如今迈进第28个年头。本文作者于2021年为澎湃新闻撰写了四篇文章，纪念其扎根建设海螺自治区的奋斗经验，妇女参与的重要角色，在拉丁美洲原住民抗争的历史长河的意义。2021年6-7月，几位年轻的萨帕塔人乘船漂洋过海到欧洲，宣示曾经被欧洲入侵殖民的美洲原住民之到来，不仅象征原住民抗争的文化绵延不绝，而且，谴责欧洲野蛮资本主义道路挟持人类走向灭亡。玛雅青年无畏地继承了先辈顽强斗争的精神，究其源头，既不仅聚焦于举世震惊的1994年起义，也不仅关乎于号称切格瓦拉第二的马科斯副司令（Subcomandante Marcos）一位英雄。理解萨帕塔，更需要我们叩访墨西哥原住民500年血泪史，尤其1960-1980年代，那种在绝境中反抗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与发展主义的历史脉络，梳理寻求自治的原住民、实践解放神学的教士、抗暴的武装游击队三方力量错综复杂的关系。

2021年6月15日-7月19日，全球大学堂举办了第八届南南论坛：“希望的政治：在逆境中自救与创造未来”，其中6月29日的研讨，名为“墨西哥：1960-70年代恰帕斯原住民社区动员轨迹”。2022年1月20日开始，全球大学堂将举办2022南南大讲堂（系列一）“与玛雅人同行：墨西哥恰帕斯州原住民宇宙观与可持续实践”，讲者是来自墨西哥的赫韦尔·巴尔加斯（Javier Vargas）和凯瑟琳·赛布·巴尔加斯（Kathryn Seib Vargas）。受到解放神学的启发，协助支持原住民抗争的神父鲁伊斯主教开展工作，赫韦尔和凯瑟琳分别从1961年和1970年深入拉坎顿丛林，积极参与玛雅原住民社区建设。当地按语言分为策尔塔尔、佐齐尔、托霍拉巴尔和乔尔四大社区，他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策尔塔尔社区。他们向玛雅原住民虚心学习，如何应对逆境，孕育希望。并肩同行的里程碑之一是在1974年举办的第一届墨西哥原住民大会，向世人宣示了坚持走另类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这个系列讲座一共7次，根据玛雅人的宇宙观分为13个部分，命名为“意识觉醒的13个月”（1.宇宙联系的隐藏意识、2.社区的文化意识——习俗和惯例、3.对神圣的意识和对社区任务的顺从、4.融入新能力和技能的意识、5.在主导文化面前的原住民的身份意识、6.对共同利益的认识是社区的实践、7.服务和提高社区话语权的意识、8.意识到原住民的历史贡献、言语和尊严、9.原住民权利/人权的集体意识、10.对原住民团结的认识、11.作为有明确目标的、有组织的社区的意识、12.超越和贡献的宇宙意识、13.面对今天的挑战所需的意识和实践）。【讲座时间与注册二维码见文末海报】

赫韦尔和凯瑟琳将讲述个人轨迹、情感、反思，辅以照片、图像与歌声，带领大家进入时光隧道，重温与玛雅原住民一起艰苦奋斗的丛林岁月。这段宝贵的历史经验承先启后，为1994年反击新自由主义第一枪的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奠下了厚实的基础，同时，印证了500年拉丁美洲原住民的解放运动，到今天依然绵延不绝。

苦难的恰帕斯与原住民的自组织传统

恰帕斯，墨西哥最贫穷的州之一，却同时不仅是墨西哥、而且是世界的无价宝藏之所在。恰帕斯州拥有墨西哥最为丰富、洁净的水资源。1960年，恰帕斯州人口占全国的3%，发电量占全国的5%。到1980年，该州拥有全国50%的水力发电能力，等于全国20%的各种来源的电力。恰帕斯地下沉睡着多种珍稀矿藏，石油储量丰富。同时，这里极为丰富的生物种群早已为诸多号称生物学家、人类学家的欧美“专家”所“采集”（即盗窃），美国市场上早有数十种古老的印第安草药被注册专利、垄断生产，甚至数千年来，印第安人最为古老的饮料玉米饮亦成了美国市场上的专利产品。如果说，当年的殖民掠夺曾将无数印第安原住民从平坦富庶的高原逐向深山密林，那么今日，他们勉强跻身的丛林深谷却再次成为新殖民主义资源战、生物战的场域。

恰帕斯的经济、战略意义远不仅如此。作为地理奇观，特旺特佩克地峡、那崇山峻岭间一马平川的“大道”，穿越恰帕斯的重山丛林。200年来，这始终是北美世界所觊觎的、连接起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最为便捷的通道；随着巴拿马运河的运力不足，打通特旺特佩克地峡，同时将原住民最后的栖身地开发为原材料产地、由廉价劳动力组成的若干大加工基地，便成为美国更为紧迫的需求，在1980年代开始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墨西哥政府的配合下密锣紧鼓的推进。

为了各种开发原材料项目，墨西哥政府不惜耗资大兴土木。1970年，恰帕斯州的所有公路总长约3000公里；到1975年，数字翻了一番。1973年，单单一年的高原地区的公路预算，等于居住在那里的大约30万个家庭所需的所有粮食的开支。基础建设项目接踵落实，地主扩大原材料买卖市场，抢夺原住民更多的土地，以扩大生产。另一边厢，许多原住民在发展政策的扩张中，放弃了土地与耕作，改行做采挖业工人与建筑工人，进而生计深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宣布了震惊金融界的声明：“本国无法按期履行偿债义务。”这是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开端。自此，墨西哥陡然跌入债务困境。

恰帕斯的原住民苦力。

恰帕斯州基本上由大型牧场、咖啡种植园，以及小块家庭土地组成，土地分配不平等，土改没有真正落实。原住民十分贫困，他们所生活的地区耕地短缺——森林覆盖的低地的土壤贫瘠，高原地区容易水土流失。

多年来，原住民社区领袖发声反抗，却惨遭谋杀。1974年，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San Cristóbal de las Casas）举行第一届原住民大会，参会者来自多个族裔，1230名代表包括587名策尔塔尔人（Tzeltales），330名佐齐尔人（Tzotziles），152名托霍拉巴尔人（Tojolabales）和151名乔尔人（Choles），代表了327个社区，约30多万玛雅原住民。这届大会堪称原住民团结顽抗的里程碑。会前一年，所有社区全民参与讨论，同时培训不同方言间的传译，不依赖殖民者的语言西班牙语作为唯一的沟通媒介。

1974年，第一届墨西哥原住民大会

1970年代，当原住民的战斗力增强时，墨西哥政府的政策从自上而下的原住民主义（top-down indigenism）转为“参与性原住民主义”（participatory indigenism），努力将原住民领袖和组织收编。虽然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努力取得了成功，但在其他情况下，如政府创建的印第安人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Indian Peoples， CNPI），“官方”组织发生分裂，产生了自治分支，至今仍然存在，并活跃在自治运动中。

1980年代末，墨西哥在拉丁美洲率先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第169号公约”，在承认原住民权利方面走在前列，为原住民组织提供了更佳的政治发展机会。1990年，墨西哥修改宪法第四条，承认墨西哥是具有多元文化构成的国家，并赋予原住民文化权利，不过，墨西哥政府与原住民领袖匆匆进行了几次“磋商”，却把大多数组织和社区排除在外。这种策略导致了区域自治会议抗议原住民在实施宪法第四条的立法过程中缺席，也欠缺在全国范围内讨论自治的平台。1993年9月6日，在瓦哈卡州，名为“穷人构建社会政策”（The Poor Construct Their Own Social Policy）的全国性民间社会形成，来自格雷罗州（Guerrero）、瓦哈卡州（Oaxaca）、恰帕斯州和伊达尔戈州（Hidalgo）的原住民代表聚集在一起，对政府实施宪法第四条的计划提出了批评。类似的会议也在墨西哥各地举行。许多原住民组织参加了1992年抗议500年殖民主义的活动。因此，早在1994年萨帕塔起义之前，就有了原住民自主组织的重要先例。

正如塞缪尔-鲁伊斯-加西亚（Samuel Ruiz García）主教所说，从一开始，萨帕塔人就提出了国家政权与地方自治的关系：“那些认为他们可以把恰帕斯的问题从国家背景中分离出来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的人，什么都不懂。这是一个上升到国家层面的问题，因为原住民不仅在恰帕斯。他们的情况在各地都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一直认同萨帕塔的事业，即便不认同其手段。”

1996年由政府与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达成的《圣安德列斯协议》（San Andres Accords），要求国家承认原住民在国家之下的集体权利的概念，乃一脉相承的斗争成果。

500年抗争历史长河

在委员会里，我们辩论了整个下午。

我们在语词中寻找SURRENDER（投降）这个词，但我们没有找到。

在佐齐尔和策尔塔尔语言中没有这个词。

也没有人记得这个词在托霍拉巴尔或乔尔语言中存在。

——马科斯副司令《“投降”并不存在于真正的语词中》

玛雅“遗民”顽强抵抗殖民者由来已久。殖民者征服恰帕斯州的战争于1524年开始，但玛雅人拼死抵抗四年，直到1528年，才被迭戈·德·马扎里戈斯（Diego de Mazariegos）领导的部队镇压下去。

恰帕斯州殖民地时期发生了多次叛乱，历史学家强调了“1712年策尔塔尔起义”（The Tzeltal Rebellion of 1712），甚至将其称为“坎库克共和国”（Republic of Cancuc）或者“策尔塔尔共和国”（Tzeltal Republic）。原住民和殖民者之间敌对关系在1711年进入了新一轮的危机，原住民的抗争，挪用了天主教的圣母形象。在圣玛丽亚（Santa María）的佐齐尔社区，据说“具有原住民特征的圣母”通过木雕向两名佐齐尔村民显现，此事在邻近的社区中引起了骚动，宗教裁判所赶紧没收了这个木雕。

此外，政府的苛刻税收制度，以及主教收取的巨额佣金，加剧了社会的不满，导致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反叛新西班牙当局。此时，圣母的身影再次出现，这次是坎库克社区的一名村民看到圣母显灵。这被起义军解释为新的信息。起义军为了保护这位“与圣母沟通的媒介”，组建了“圣女兵团”，汇集了32个策尔塔尔人、佐齐尔人和乔尔人社区，队伍中有三千名民兵。圣女兵团通过半秘密的宗教活动来招募支持者，从而使原住民坚持自己的组织结构，也保持了与王室相对独立的特性。

原住民参与教会活动。

后来，在西班牙人的挑拨离间下，族裔间的冲突、领导人被收编，以及新西班牙军队的残酷打击，结束了“坎库克共和国”。1727年，西班牙人逮捕了起义的肇事者及其子女，“不使叛乱的种子逍遥法外”。殖民者为了让起义者记忆中保留失败的印记，报复西班牙人的人被杀，并割下所有起义者的“同谋者”一只耳朵。

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玛雅原住民的抵抗时而公开，时而隐蔽，但始终存在。该地区的原住民和整个美洲大陆的原住民一样，经历了浩劫，大部分人口被灭绝，是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种族灭绝。但是，无论是通过加入独立军的行列，还是通过在革命期间加入萨帕塔领导下的南方解放军，恰帕斯的原住民仍然积极参与了墨西哥建国伟业。

拉丁美洲的原住民，特别是恰帕斯原住民，在长期殖民战争中，并没丢失自己的身份认同。社会清洗与种族灭绝政策，却加强了原住民的社会凝聚力和集体意识。值得一提的是，征服、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战争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上大致是失败的，其无法把西方理性作为唯一的思维方式，或者将天主教作为唯一的精神表达方式，强加给原住民。在20世纪末，抵抗再次出现在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中。正如墨西哥社会学家González Casanova所描述：“玛雅人在众多抵抗西班牙征服的族裔中脱颖而出。在尤卡坦和危地马拉，他们直到1703年才被征服，并很快再次起义。”在恰帕斯，他们于1712年发动了大规模的起义。玛雅文献《契伦巴伦》（The Book of Chilam Balam）中提及，“玛雅人的诉求是秘密的、愤怒的、暴力的，却没有乞怜的。”

历史见证了玛雅人在1994年1月1日再次起义。

毛驴上的主教

原住民的诉求，日益得到墨西哥的非原住民的同情与支持。针对政府提出的大赦提议，马科斯副司令问道：“为什么要由我们来请求赦免？”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墨西哥作家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被马科斯的雄辩所折服：“这真的让我感动——不是墨西哥的印第安人，而是我们才应该是要求赦免的人。我不会对我们的权威人士，特别是恰帕斯的权威人士所要承担的责任视而不见，也不会对这个富裕省份的自私和狭隘的安逸阶层同样要承担的责任视而不见。这一责任也延伸到整个墨西哥社会。几乎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对墨西哥印第安人的不公正惨况负有责任，因为我们以被动或冷漠的态度纵容庄园主、牧场主、地方的传统势力（Caciques）和腐败政客的敲诈和虐待。”

正义之士直面残酷现实，转向支持原住民抗争的生动例子，非鲁伊斯主教（1924-2011年）莫属。1959-1999年，鲁伊斯担任恰帕斯州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教区主教。1960年代，解放神学席卷拉丁美洲，鲁伊斯的教区积极帮助原住民社区，鲁伊斯曾经在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制度党（PRI）之间的冲突中担任调解人，举世触目。

鲁伊斯出身白人底层社会，母亲是女佣，父亲是农业工人。1952年，鲁伊斯获得格雷戈里安大学哲学和神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墨西哥瓜纳华托，在莱昂神学院任教。1960年，鲁伊斯被祝圣为恰帕斯州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教区主教，直到2000年退休。

在他担任主教的早期，鲁伊斯赞同关于教会和福传的传统观点。鲁伊斯的第一封牧函警告共产主义在墨西哥发展的危险。当时教区内早期的福传方法主要是自上而下，侧重于西方的社会变革方法。慕道者往往向原住民社区传达接受现实的信息，而不是提高改变现实的意识，这与当时的政府政策是一致的，往往是以“发展”和“文明”的名义要原住民顺从。

抵达圣克里斯托瓦尔不久，鲁伊斯骑着小毛驴巡视他的教区，访问每个城镇和村庄。在途中，教区的真实情况令他十分震惊。1993年，他写的牧函反映了这一段自我反省的经历：“我们只用自我的民族中心主义标准来判断当地习俗。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站在了压迫原住民的一边。”鲁伊斯开始慢慢识别并挑战压迫的结构，质疑政府和军队的结构，以及教会中支持这些制度的人物。他鼓励原住民社区掌握自己的生活，公开表示恰帕斯的穷人是结构性压迫和制度化暴力的受害者。鲁伊斯倾尽全力扶持玛雅原住民的社区建设。

鲁伊斯主教和玛雅原住民

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在1962-1965年召开，重点讨论了基督徒的社会责任，并使教会向神学发展和对话开放。会议鼓励将讲道内容翻译成当地语言并向社区宣读，并鼓励教会更多地参与解决社会问题。鲁伊斯参会受到激励，将经文翻译成当地的各种方言并付诸实践。鲁伊斯从思想到语言，受到原住民文明的熏陶，学会了四种玛雅方言。

1967年，鲁伊斯主教成为墨西哥主教主理原住民委员会（CEPI）的主席，1968-1972年，被任命为拉丁美洲主教会议（CELAM）传教部主席。1968年在哥伦比亚麦德林举行的这次会议形成了共识，即拉丁美洲的贫困和压迫的根源是结构性问题，是由美帝国主义的扩张和发展伦理所产生的。鲁伊斯认为，主教对穷人和被剥夺权利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有一定的一致性，后者强调“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巨大冲突起源于“遵循最大利润原则的企业家对工人的剥削”。这种解放神学对政府机构和那些拥有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人构成了威胁。实行这些解释圣经的新方法，并鼓励穷人为自己的权益而战斗的地区被贴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往往受到打压。

墨西哥政府多年来压制恰帕斯的抗议活动，以创造必要的政治和经济条件，确保其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不难想象，政府对1994年萨帕塔的起义感到非常愤怒，并指责鲁伊斯的牧民理念与实践是萨帕塔起义的根源之一。

鲁伊斯被选为谈判的调解人，他解释：“很明显，教区不能不参与其中。我们的工作既不是代表萨帕塔人去找政府，也不是代表政府去找萨帕塔人，而是调解双方的矛盾，让双方在谈判中相互信任。”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与政府的谈判中，不仅要求宪法承认原住民自治地位，还要求改革让他们遭受压迫的根源：国家系统结构。

1995年2月，墨西哥政府抓捕14名被认为与萨帕塔组织有关的人，其中8人被移交给司法当局，还缴获了重要的武器库。当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拉坎顿丛林受到墨西哥政府的军事围攻时，马科斯向政府军发出了以下信息：“地狱见”。经几番调停，1996年，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和联邦政府签署了《圣安德列斯协议》，承诺对恰帕斯原住民给予基本的尊重，授予参与决定其发展计划的权利，对行政和司法事务的控制权，以及自治权。可惜，政府没有实践承诺。1998年，鲁伊斯主教指责政府的和平进程是虚假的，愤然辞去和平调解人的职务，委员会也随之解散。但是，鲁伊斯继续充当恰帕斯州的保护者和支持者，倡导原住民的人权，直到2011年去世。

鲁伊斯主教（左）与马科斯副司令（右）

2000年，鲁伊斯主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西蒙·玻利瓦尔国际奖（Simon Bolivar International Prize），以表彰他为保护恰帕斯原住民所做的工作，致力于促进拉丁美洲人民的人权和社会正义。

1997年，鲁伊斯主教获得马丁·恩纳斯奖 （Martin Ennals Award），接受访问时，说：

“我曾经访问一个村庄，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和那里的村民一起庆祝。之后，我和一位慕道者走到外面，他对我说：‘亲爱的主教，我们知道你要来有一段时间了’。我问：‘有多久了？’他说：‘四个月啦’。谁告诉他们的？‘那个大地主’，‘他说你要来，而且会和他住在一起。他还向我们要了一笔钱。我们已经支付了你们在这里的住宿费。’四个月来，每个农户每周贡献5比索，涵盖了14-15个村庄。这是我喝过的最昂贵的一杯咖啡。也是最后一次。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对农民的压迫与教会领袖之间存在着联系。我告诉农民，我宁愿和他们待在一起。这件事打破了教会对本地村民的管治权力。当情况恶化的时候，我们不能保持沉默。因为当时没有人敢于反抗。悲惨的事情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我们有一盘前段时间的录音带，里面有一些妻子的陈述。她们哭着说，地主是如何把她们的丈夫从农业部那里得到的土地上赶出去。她们亲眼目睹丈夫活活被烧死。”

“为了抗议主教的行为，有一个当地机构得到地方和联邦当局的支持。人们还来烧毁教堂和主教的房子。作为教会，我们理解‘受够了’的呐喊，理解萨帕塔人面对压迫所并发的暴力。虽然暴力不是解决办法，但这是非常特殊的情况。暴力源自于绝望。”

鲁伊斯主教被称为“Tatic”，在玛雅语中意为“父亲”，深受原住民敬重。1992年，当他遭到教会的保守势力攻击的时候，15000多名原住民从山上跑下来，举行一场从帕伦克（Palenque）到墨西哥城的游行（约1000公里），这次抗议活动被称为蚂蚁游行（Xi Nich），乃恰帕斯州历史上最大的抗议活动，甚至比1992年反对西班牙侵略500周年的抗议活动还要声势浩大。

恰帕斯原住民社区

拉美解放神学浪潮

像鲁伊斯主教这样批判主流教会的基督教神职人员，早在征服战争和殖民化进程中出现，谴责西班牙王室对原住民实施的暴行。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神父（Fray Bartolomé de las Casas）是典型的例子。几个世纪后，在独立战争期间，两位神父发挥了重要作用：米格尔·伊达尔戈·科斯蒂利亚（Miguel Hidalgo y Costilla）和何塞·玛丽亚·莫雷洛斯·帕翁（José María Morelos y Pavón）。然而，直到20世纪下半叶，人们才深入分析了教会及其陪伴社会运动的作用。

二次大战后，为了加强天主教会，教皇约翰二十三世（Pope John XXIII）召开了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在1962年至1965年期间举行。在那次会议上，天主教内部古老的分歧浮出水面，特别是“反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分歧。作为这次会议的一部分，教皇保罗六世（Pope Paul VI）——他在约翰·保罗二十三世去世后接替他——呼吁拉丁美洲主教团更新其愿景和做法，使之与现实更加一致。

为了响应这一号召，1968年8月和9月在哥伦比亚麦德林举行了第二届拉丁美洲主教大会。这次会议的组成、讨论的问题和得出的结论，对天主教会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麦德林会议期间表达的许多观点，主张教会应谴责第三世界政府对穷人的系统压迫和剥削。与会者同意不仅要谴责剥削和压迫，而且要行动，以任何必要的方式提供帮助，以有组织的方式，使贫困的人们能够成功地改变其贫困状态。

恰帕斯原住民社区宗教活动。

麦德林会议的结果鼓励宗教和非宗教人士深入研究教会在拉丁美洲的作用，研究这个大陆的特点，即由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结构产生的明显的剥削关系。

阿根廷/墨西哥哲学家Enrique Dussel指出有三代解放神学家：第一代是在殖民时代对西班牙王室进行批评并站在印第安人一边的神学家，如安东尼奥·德·蒙特西诺斯（Fray Antonio de Montesinos），多明戈·德·维科（Fray Domingo de Vico）和巴托罗梅·德拉斯·卡萨斯（Fray Bartolomé de las Casas）。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是何塞·玛丽亚·莫雷洛斯·帕文（José María Morelos y Pavón）、米格尔·伊达尔戈·科斯蒂利亚（Miguel Hidalgo y Costilla）和塞尔凡多·特雷莎·米耶（Fray Servando Teresa de Mier）；他们领导了使墨西哥成为自由和独立国家的斗争。第三代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并在麦德林会议后变得清晰，如古斯塔沃·古铁雷斯（Gustavo Gutiérrez）（秘鲁）、莱昂纳多·博夫（Leonardo Boff）（巴西）、卡米洛·托雷斯（Camilo Torres）（哥伦比亚）、埃内斯托·卡德纳尔（Ernesto Cardenal）（尼加拉瓜）、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Jean-Bertrand Aristide）（海地）、费尔南多·卢戈（Fernando Lugo）（巴拉圭）、奥斯卡·阿努尔福·罗梅罗（Oscar Arnulfo Romero）（萨尔瓦多）、塞尔吉奥·门德斯·阿尔塞奥（Sergio Méndez Arc）和塞缪尔·鲁伊斯·加西亚（Samuel Ruíz García）（墨西哥）。

解放神学的出发点是对现实和带来这种现实的历史进程的具体分析，但总是在神学层面上。德国神学家Franz Hinkerlammert指出，解放神学认为贫困是“主体之间相互承认的否定”，一个有穷人的社会是一个没有上帝的社会。“这种上帝的缺席存在于有人哭泣的地方。上帝的缺席存在于穷人身上。穷人是缺席的上帝的存在。上帝的存在—有效的存在—是由不存在来提供的。”出于这个原因，解放神学家选择帮助穷人，让他们脱离贫困状态，让所有主体得到承认，并在地球上建立上帝的王国。

梵蒂冈和一些地方的正统势力对此作出反应：一场针对解放神学家的立场和工作的抹黑运动开始了，他们被指控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与游击队有关系，等等。根据这种解读，梵蒂冈认为解放神学家是仇恨和暴力的推动者，所以不配做天主教会的代表。

这样一来，拉丁美洲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和天主教之间的共生关系。解放神学家们对成为教会层级结构的一部分不感兴趣，工作更注重社会组织，与穷人和无产阶级一起。随着辩论超越了话语和知识层面，在实践中，由基层教会团体（Base Ecclesiastical Communities ，CEB）组成的运动日益壮大，在巴西和尼加拉瓜甚至发展成为政党。墨西哥的基层教会团体起源于最贫穷的农村和城市地区，在遭受剥削、饥饿、压迫和痛苦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中。主要行动者是原住民和农民、工人、失业者，他们在牧师、宗教人士的陪伴下，致力于优先选择穷人，是墨西哥教会的希望种子。基层教会团体和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教区——以鲁伊斯主教为首——在原住民社区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他们积极参加了1974年第一届原住民大会。教区的工作加强了原住民的内部组织，促使他们与该州、墨西哥和世界的类似组织建立联系网络。

在这过程中，恰帕斯教区的工作被原住民的特殊宇宙观所颠覆或影响，以至于一种“原住民教会”开始形成，由2608个社区组成，有400名预执事和8000名慕道者，与教区的结构协调，但也有一定的自主性。鲁伊斯主教在原住民社区领导的工作，成为后来新萨帕塔主义者的政治工作的理想前奏。许多曾经是“原住民教会”的预执事和慕道者的原住民，后来选择加入了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的行列。

1994年1月1日，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起义背后，有复杂的政治和文化愿景的网络，交织在一起，突出了社会很大一部分人被压迫和剥削的现实。这不仅是一场争取原住民权益的斗争；《拉坎顿丛林第一宣言》提到他们的斗争要广泛得多，是“为了墨西哥人民”。

梳理1960-1980年代的恰帕斯州的社会现实与各方参与的历史，便会看到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本身是综合体，一个社会进程将墨西哥和全球的广泛的社会诉求、斗争传统和批判思想结合了起来。

恰帕斯原住民妇女集会。

恰帕斯州游击队

在这个错综复杂进程中，有意思的是，和平主义的教会竟与所谓“暴力手段”的游击队相辅相成。

1969年8月6日，在新莱昂州蒙特雷（Monterrey），“民族解放力量”（The National Liberation Forces，FLN）成立。领导该组织的是塞萨尔·赫尔曼（Cesar Germán）和费尔南多·穆尼奥斯·亚涅斯（Fernando Muñoz Yáñez）兄弟，阿尔弗雷多-扎拉特（Alfredo Zárate）和劳尔·佩雷斯·巴斯克斯（Raúl Pérez Vázquez）。该组织的策略是在沉默中建立自己的力量，不与国家力量正面对抗。1972年，塞萨尔·赫尔曼·亚涅斯（Cesar Germán Yáñez）在恰帕斯州建立了名为“钻石”（El Diamante）的营地，“萨帕塔游击队核心”（Emiliano Zapata Guerrilla Nucleus， NGEZ）就是从这里开始运作的。“民族解放力量”成立五年后，在塔巴斯科（Tabasco）、普埃布拉（Puebla）、墨西哥州、恰帕斯州、韦拉克鲁斯（Veracruz）和新莱昂（Nuevo León）都有网络。

1974年2月14日，在位于墨西哥州圣米格尔-内潘特拉（San Miguel Nepantla）的主要安全屋之一“大房子”（“The Big House”），“民族解放力量”遭到了警察和军队的袭击。5名游击队员被杀，16人被捕。同时，恰帕斯州的奥科辛戈（Ocosingo），“钻石”营地遭到袭击，几名游击队核心成员被杀；有一些人逃脱，包括塞萨尔·赫尔曼·亚涅斯。

从1974年到1983年，“民族解放力量”更频繁地进入拉坎顿丛林。许多学生从马克思主义大行其道的大学中被招募，如自治市立大学（Autonomous Metropolitan University）和查平戈自治大学（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Chapingo），“民族解放力量”的许多活动都在恰帕斯州。

1983年11月，在具有丰富组织经验的政治化原住民团体的帮助下，同时得到来自大学的新激进分子的支持，马科斯副司令等领导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的第一个营地成立了，名为“虱子”（The Tick）。马科斯副司令解释说，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政治军事团体，一群政治化的、非常有经验的原住民，以及来自丛林的原住民运动。马科斯提到的第三个部分在1983年后成为该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开始了“在沉默中建立自己的力量”的第二阶段；但这次主要是在该地区没有政治武装经验的年轻原住民中寻找战士。

第一批进入拉坎顿丛林的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成员很快就发现他们生活在与其思想理念截然不同的、异常陌生的现实。在最初几年，他们不仅没有与原住民建立信任，而是恰恰相反，“有时他们迫害我们，因为他们说我们是偷牛的，或者是女巫或土匪。许多现在是同志甚至是委员会指挥官的人，在那个时候追捕我们，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坏人。”

与原住民社区的接触导致了原有群体彻底的自我改变。马科斯讲述了脱胎换骨的过程：“我们真的遭受了再教育的过程，重新改变了风格。仿佛他们解除了我们的武装。仿佛他们解除了我们所有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城市文化、诗歌、文学——所有构成我们一部分的东西，甚至解除了自己不知道拥有的东西。他们解除了我们的武装，然后再次武装我们，但以不同的方式。而这是生存的唯一途径。”

游击队核心在恰帕斯发展工作，却是在吸收采纳原住民不同的宇宙观与抵抗传统，才成熟起来，成为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

恰帕斯原住民教会学校

印第安人的沉默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在1976年写了一篇短文，题为《沉默的政治：印第安人的长征》（The politics of silence： the Long March of the Indians）。1973年，拉丁美洲原住民大会在巴拉圭和委内瑞拉召开，几千人出席，尽管经历了几百年的殖民甚至种族灭绝，仍然相濡以沫、互相砥砺。围着火堆取暖，喝着咖啡以“欺骗饥饿感”，唱歌跳舞，“觉醒的时刻，是我们要书写自己的历史的时刻”。德·塞都从这次大会出发，回顾历史，指出资本主义把民众剥离于土地和生产资料，被赶进矿坑和庄园的“第一批无产者”，就是美洲的原住民；殖民者尔后把这个模式用在欧洲本国，打造了欧洲的无产阶级。相比起骇人的杀戮、迫害、强奸的政治事件，延绵不绝地伤害原住民的，是经济异化、文化支配、社会羞辱，这是每天每时每刻的日常的族群灭绝暴力。

可是，原住民有着“悠长的记忆”，未必书写流传，却烙印在他们身体上，一如被伤害凌辱的大地母亲的身体，在困苦和反抗中，构建政治重生的意志。沉默，却没有湮灭。

原住民族群维持社区自治最根本的，是与土地的关系。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常见的由法律确立的个人私有制，而是社区土地和其他“资源”并不世袭，即使分配给人使用，也连带着义务与责任。微型的社会政治体，联合编织成网络；它们的存在，基于传统生活里的默契互动，因此，社会模式的组成，没有领导者分立的代表形式，也就是说，大部分原住民社群是蜂巢模式，不是层级化和权力集中的，因此无所谓反对权力中央化的架构。可以说，这种民主的、自治的生产和生活模式，同时带有农业社群与印第安社群的特色。

原住民的社会模式，经常被自居“现代文明”高地者嗤之以鼻地贬为“前现代”、“落后愚昧”。可是，当欧美所谓“发达国家”纷纷出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危机，当资本主义显现它的无解的两极分化、金融垄断与气候崩塌之时，要让人类和万物有一线生机，必须寻找新的可能性。那么，原住民饱受蹂躏但不完全臣服于由种族灭绝和种族主义衍生的资本主义的淫威的经验，超越内生于资本主义的贪婪和人类中心的宇宙观，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与现实的参照。正如副司令马科斯所引用的——“投降”（surrender）这个词不存在于托霍拉巴尔或乔尔这些原住民的方言中。他们在沉默中坚持不屈。

与此同时，原住民的组织和斗争经验，不应被浪漫化。一方面是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剥夺，另一方面是现代教育与传媒文化的同化，导致不少原住民社区分崩离析。恰帕斯原住民经历了500年来的殖民戕害、百年民族国家特别是二次大战后的“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的流离失所，在这个脉络下，作为最被践踏、最被边缘化的社群，为了求存，为了传承，踟蹰行走。他们的无声苦难和不屈，成就了1960年代解放神学的践行者，糅合了神学与马克思主义，也颠覆了游击队的革命观，糅合了马克思主义与原住民宇宙观。。一直以来，土地斗争是原住民最核心的斗争诉求，反对开发矿藏、反对“经济发展”的保卫家园、保卫土地的斗争，延绵至今。对于原住民来说，有了土地，就有他们的自力和群居精神寄托的实体。1960年代开始，通过解放神学践行者的行动，他们的诉求被世界看见。1960年代开始的连结，尽管带着不同社区的不同机遇，有些传统势力依赖执政党撑腰（例如Chamula社区），有些联合解放神学、新教流派甚至游击队来壮大力量；但是，总的来说，他们走出了历史的晦暗处——1974年的恰帕斯原住民大会成为一个里程碑，1994年的萨帕塔解放军起义，更让他们的革命精神和主张为全球社会运动点燃了希望。原住民的宇宙观和历史经验可资借鉴，以改出资本主义深重危机、建设社会正义和生态正义的理想社会。可是，受到现代性百年潜移默化的人，尽管看到资本主义的无解矛盾和危机，正在带着全人类走向悬崖、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却能否改变对“前现代”的原住民的偏见，蓦然回首注目灯火阑珊处？

参考资料：

Bishop Samuel Ruiz Garcia， 1997 Laureate，

https://www.martinennalsaward.org/hrd/bishop-samuel-ruiz-garcia/

Jan Rus， "The Comunidad Revolucionaria Institucional: The Subversion of Native Government in Highland Chiapas， 1936-1968"， from Gilbert Joseph and Daniel Nugent， eds.， 1994， Everyday Forms of State 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the Negotiation of Rule in Modern Mexico，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 265-300.

Jonathan Fox， "The Roots of Chiapa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29， No. 19 （May 7， 1994）， pp. 1119-1122.

Raúl Romero， "A brief history of the Zapatista Army of National Liberation"， January 1， 2014， http://roarmag.org/2014/01/brief-history-ezln-uprising/

Michel de Certeau， "The Politics of Silence: The Long March of the Indians"， Heterologies: Discourse on the Oth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pp. 225-233.

"Who is Rebelling in Chiapas?"， March 1994， https://www.culturalsurvival.org/publications/cultural-survival-quarterly/who-rebelling-chiapas

"Indigenous Rights 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Mexico"， March 1999， https://www.culturalsurvival.org/publications/cultural-survival-quarterly/indigenous-rights-and-self-determination-mexico

责任编辑：伍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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