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依然要为革命战斗到最后一刻（一场只完成了一半的革命）

“她”字走入大众视野，至今不到100年，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她依然要为革命战斗到最后一刻?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她依然要为革命战斗到最后一刻

“她”字走入大众视野，至今不到100年。

在南朝梁太学士顾野王的《玉篇》中，曾收入“她”字，是“姐”或“毑”（音如姐，母亲的意思，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称，蜀地呼母为姐）的异写，以后渐次湮灭无闻。到1918年左右，当“她”字重新被提出时，几乎所有主张者都不知道还有这段前史。

黄兴涛先生在其杰出论文《“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与认同研究》（以下简称《“她”》）中，对“她”的历史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在“她”如何战胜“伊”等问题的钩沉上，尤显精彩。

然而，“她”字在字形上虽然有所“革命”，在字音上却没有变化，刘半农、周作人等学者曾主张“她”应读如“坨”，以示区分，但未能普及。作为结果，“她”只在字面上取得了独立地位，在日常语言中，依然与他、它含混不分，而这个剥离之路为什么被中断，其实是一个相当有趣的话题，甚至从中可以窥见近百年来“革命”在本土文化中的变异。

刘半农不是“她”字之父

在黄兴涛先生的《“她”》文中，提出“她”字始于翻译需要，一方面，在广州海关的英文教材中，已出现了近似的主张，另一方面，初期倡导者普遍指出英文中的“She”无法对译的问题。

解决方案不外乎三种：

一是采用日文方法，标注为“他女”（女字字号略小），这样可以不用铸造新字，周作人、叶圣陶等人曾是热心的实践者，但一篇文章中字体忽大忽小，且两字读成一字，实在太别扭，所以后来周、叶转向支持“她”字。

二是从白话报纸和小说中直接借用“伊”字，在江浙口语中，“伊”虽然兼指男女，但后期基本成为女性专用，鲁迅先生等一大批作家都拥护这种做法，鲁迅先生使用“她”字还要晚于周作人，后因几名“鸳鸯蝴蝶派”中间作家坚决否定“她”，导致不少进步作家接受了“她”，但事实上，“鸳鸯蝴蝶派”中也有很多人早就放弃“伊”了。

三是另造新字，后人多误以为是刘半农发明的“她”字，理由是他写有诗歌名篇《教我如何不想她》，但这首诗写于1920年，此前康白情等人已经使用了“她”字（康白情于1919年5月20日《晨报》第7版上发表的《北京学生界男女交际的先声》一文中，两次使用“她”，1920年2月俞平伯在《新潮》杂志上发表的《狗和褒章》一文使用将近40个“她”，同年俞平伯发表了《别她》一诗，均先于《教我如何不想她》）。

鲁迅先生曾说，刘半农在北大课堂中提倡过“她”字，但从史料看，他是接受了别人的观点后加以推广而已，并非“她”字的发明者。但在提倡使用“她”字上，刘半农用力甚多，特别是他的《“她”字问题》一文发表，赢得巨大社会反响，以后《教我如何不想她》广泛传播，使“她”进一步流行开来。

在今天看来，与英文无法对译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可在“她”问世的初期，这却是一个相当硬的理由。可见，“她”字诞生在一个对自身语言高度自卑的氛围中，如果当时人们英语足够好，这个借口很可能会被拆穿。

为什么“她”字要闹革命

值得关注的是：“她”字为什么诞生在1910年代，既不更早，也不更晚？应该说，这与时代心理的变迁息息相关。

甲午战败后，白话报纸激增，到晚清时已达140多种，堪称是一次“白话文运动”，这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做了充分的铺垫，可当时却并没有出现“她”字，作家们主要使用的是“伊”，可见，是否使用“她”字并不影响交流，在“她”字背后，不仅是使用是否方便之争，还是文化地标之争，只有当社会整体紧张程度超越临界点，“她”字才真正找到了创生与流布的土壤。而这个土壤，就是“杀死父亲”的情结。

从心理层面看，人类的服从需要理由，而父权是天然的培育所。在古代，东西方的统治者对此都有异常清醒的认知，都会利用公权力来鼓励尊重父亲，孝不仅是传统中国的核心价值，也是古代西方的重要价值。毕竟，父亲是无法选择的，他有足够的暴力来维持一个家庭的等级秩序，这是成为臣民的入门培训，当你不得不爱你的父亲时，你就已经做好了接纳暴政的心理准备。

这就是为什么，革命往往会以“杀死父亲”为开始，因为一个人只有在心理上杀死了父亲，并将自己与父亲的关系彻底剥离开来，才有可能获得打破旧秩序的勇气，革命才拥有了她最坚定的儿女。否定父权作为标准的社会动员技术，从法国，到俄国，再到中国，一脉相承。

然而，“父爱”是现实存在的，一旦被否定，就会给人带来巨大的心理真空，需要新的价值来填补，这就为“同伴爱”的神话铺平了道路。因为相同的价值观，陌生人成为兄弟，不惜为此付出生命，在这个“同伴爱”的天空下，没有欺骗、世故、推诿、隐忍等“父爱”的缺点，却有价值至上、彼此忠诚、绝不苟且的浪漫，有了这样的替代品，“杀死父亲”也就不再那么艰难。

在这个心理置换的过程中，“男女爱”作为“同伴爱”的辅翼，往往会得到推崇，于是，革命才会有如此多余的情怀，率先投射到书面语言中，为“伊”转向“她”创造了契机。“革命加浪漫”给不谙世事的年轻人们勾勒出一个现实的乌托邦，从而最大化地激发出他们的创造力与牺牲精神。女人以为这将解放自己，男人以为这将自我实现，可结果却出人意料。

正如著名作家阿西娅·吉巴尔在《房间里的阿尔及利亚女人》中描写的那样，在谋求国家独立的过程中，阿尔及利亚女人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可当胜利到来后，她们身上的枷锁反而变得更加沉重，革命在不知不觉间背叛了她们。

其实，道理很简单，革命从未承诺过个体的尊严与价值，它是用否定的方式来重新定义自我的，否定现实秩序，对于重重压力下的女性们有巨大的诱惑力，可新秩序会如何，只有一张美丽的蓝图。现实的问题是：每次失序以及每次秩序重建，对于弱者可能都是一次莫大的伤害，可能都会成为一次对她们的公开抢劫。

历史往往由对个体的背叛写成，“她”的文化史自然也无法幸免。

就这样一步步走向极端

“杀死父亲”是一个曲折、遮蔽的过程。

以“法国大革命”为例，长期以来，我们误以为启蒙作们家的创作曾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的进程，可事实上，在当时的畅销书排行榜中，《社会契约论》《法意》《波斯人信札》《爱弥尔》等名著根本无法排入前十名，只有卢梭的一本书曾位居第九，而真正把持榜单的都是黄色小说。

为逃避出版检查，当时普遍的做法是将启蒙书籍拆成散页，分别装订在色情图书内，换言之，如果你不是好色者，几乎得不到启蒙的机会，而阅读一本好书的代价是，至少要看3-4本下流小说才行。

我们以为攻占巴士底狱的是觉醒者和战士，但事实上，他们都是色情小说读者，他们一边沉浸在下流的描写中，一边走上街头，并顺手推翻了专制制度。

色情小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因为它是一种反叛，是对父权的无言对抗，它能给人以僭越的快感，毕竟，在性的层面上，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色情是权威的腐蚀剂，在色情小说中，路易十六和他的夫人不断成为主角，特别是路易十六的夫人，被描写成色情狂，甚至连亲属、老人、孩子都不放过，这样的人还有当“国母”的资格吗？而路易十六视而不见，他还有当父亲的资格吗？对这样愚昧和失德的父母，难道还要继续服从不成？

砍下路易十六的头后，人们疯狂地冲上断头台，痛饮他的血，并互相议论着：为什么有点咸？这让革命政府极为尴尬，他们不想被世界嘲笑为野蛮人，在路易十六受戮一周年后，就是否举办庆祝仪式，高层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终，游行还是举行了，并且砍了四个罪犯的脑袋，以让人们重温曾经的狂欢。

类似的历程在中国近代史中同样存在，而这与“她”字生根发芽，乃至被大众接受的过程，几乎是完全同步的。

而最奇妙的，莫过于《红楼梦》的重新阐释。《红楼梦》问世后，虽然影响极大，但未被主流认可，长期背负着“诲淫”的名声。然而，戊戌变法失败后，《红楼梦》地位陡升。梁启超远避日本后，力主“文学救亡”，畅言要在诗界、文界、小说界中搞“三界革命”，梁启超们写了大量诋毁慈禧太后的文章，很多是色情小说。而到辛亥革命时期，陈悦说：“《石头记》一书，虽为小说，然其涵义，乃具有大政治家、大哲学家、大理想家之学说，而合于大同之旨。谓为东方《民约论》(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认为贾宝玉“不怨”“不骄”“不忮”“不谄”“能爱”“不淫”“不怒”“不恋”，“纵观始终，可以为共和国民，可以为共和国务员，可以为共和议员，可以为共和大总统矣。”从此，《红楼梦》由世情小说陡升为政治小说。

让贾宝玉当总统，虽是陈悦一家极端的说法，但体现了当时革命者的普遍心态，他们之所以与贾宝玉“心有戚戚”，因为贾宝玉也有一个糟糕的父亲，他也向往“同伴爱”“神圣的友谊”，而他与林黛玉的爱情更是建构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这是多少年轻革命者的心中向往？正是从这时开始，宝、黛形象渐渐变成了反封建战士

翻开“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学，有太多糟糕的父亲，他们要么如华老栓那样愚昧，要么如周朴园那样狡诈，要么如方遯翁那么腐朽，要么如吴老太爷那样封闭……在阶级性大于人性的借口下，父亲压榨、出卖、欺骗儿子几乎成了母题，不断被翻出新的花样，而在父亲们诸多的共罪中，破坏婚姻自由、制造爱情悲剧成了必有之旨。打倒父亲，保卫爱情，曾是太多青年人的荷尔蒙。

被背叛的“她”

然而，后来的事实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如果说，革命前人们所想象的未来，是一个更自由、人性充分解放的社会，可结果却相当令人意外：我们反而进入了一个空前的性禁忌社会中，人的生理不再完全属于自己，还要承担社会责任。在道德洁癖的秩序下，女性遭遇了更多禁忌，这与革命的初衷似乎背道而驰，可事实上，这又完全契合于革命的逻辑中。

革命建构在否定的基础上，不得不以虚构的平等为前提，但现实是，这个平等并不现实存在，人的天赋、文化、背景、机遇等天然存有差异，我们既不可能向美貌收税，也不可能平分好运气，正是由于对这个虚拟平等的恐慌感，使革命不断制造出继续革命的借口，而女人试图“成为女人”，本身就是对平等的否定，以承担国家、社会责任的名义，女性被拉入到革命进程中，而革命试图把她们改造成非女人。

面对否定与颠覆，社会中层本来是重要的稳定器，他们本应承担起捍卫并传递传统与文化的责任，可他们为何没能阻挡局面的变化呢？

可以看到，虽然在书面语中的“她”剥离过程中，学者们充当了主力，几乎所有名教授、名作家都参与到争论中，然而，在口语“她”的剥离中，只有周作人等少数人有所主张，绝大多数学者漠然视之。

这背后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传统士人阶层与社会脱节，他们互不关心，自说自话，中层本是链接上下层的力量，但明清两代残酷专制，使社会各阶层彼此孤立，信息只能在小圈子里流通；二是近代精英文化屡受冲击，传统士人的自信被彻底摧毁，他们无力领导社会，反而特别想融入到“人民群众”中，向后者“学习”。

其实，即使主张使用“她”的学者中，又有多少人真的是站在“女性的发现”的立场上呢？思想开放如鲁迅，亦不能超越世俗偏见，他多次对张竞生大加嘲讽，并说：“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

因为，那一代中国知识人生于忧患，成于焦虑，他们急于从西方文化中找到解药，无法静下心来系统地学习，这种功利心态使他们的知识不系统、认识偏肤浅。鲁迅崇尚自由，却反对自由主义，胡适高呼实用主义，却错误理解了杜威的思想，达尔文明确提出不同意将生物学的进化论引入社会学领域，可他却成了中国人眼中的思想家，严复主张系统学习西方文化，可他的《天演论》却突破了赫胥黎的原文，完全在谈自己的观点……

现实的压力使他们在介绍西方文化的同时，却又在误会、歪曲、否定西方文化，西方文明是在其本土环境中博弈而形成的，截取其只言片语，硬性移植过来，必然丧失其原有的生命力，成了只有形式没有灵魂的空架子。可以看到，当时绝大多数留学西方的中国学人在学术上的成绩无法超越其师，可知他们已陷入了集体性的惶惑中，无力自拔。

书面的“她”作为变革成果被继承了下来，而口语的“她”则还没有扎下自己的根。从参与，到边缘化，再到遭遇背叛，女性在文化上、精神上乃至社会地位上，离真正平等还遥遥无期，而当一个社会连这个基础层面的平等还无法实现，则更多的道义诉求难免被虚化、被延宕、被忽略。

其实，百年来上下求索而迷失初心的，又何止是一个“她”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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