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快递小哥的一天（结束隔离重返岗位）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潘璐 文/摄

四月初，顺丰快递的派送小车重新出现在街头巷尾。结束隔离后重返工作岗位的快递小哥们，面对的是积压已久的快件、接连不断的询问，以及更加严格的防疫消杀工作。

我们跟着一位小哥体验了他一天的辛劳：每天的核酸、反复的消杀、紧迫的时效、公司的考核、严格的管控、激增的投诉……

是的，很难，但站在物流安全最后一道防线上的他们，仍需要用双手为自己和家人挣未来。

严格的防控，一身消毒水味

顺丰派送车灵活地穿梭在早高峰的车流里，蒋彬坐在没有雨棚的驾驶室里，戴着消毒手套的右手紧握着方向盘，左手支着被风吹歪的雨伞。雨水把工作服背部已经被磨得黯淡的反光条浸得亮亮的。

这天早上的快件比平时更多，一百多个。爬满铁锈的车厢裹着一身消毒水味稳步前进。这气味来自于快递行业持续升级的疫情防控措施：货车进出网点时大型消毒喷枪从内到外的喷淋；分拣带上配备的自动消毒机；快件被归入不同片区的快件筐后，值班人员按动的消毒喷瓶。蒋斌已经习惯在消杀流程中被这种气味浸泡两个多小时，它意味着安全。

派送车停在街道免费核酸采样点，这是近来蒋斌每天的必经之地。黄色的外卖车和白色的派送车三三两两地停靠在路边，赶早来做核酸的他们需要这份“工作凭证”。几分钟后，蒋斌小跑着从采样点出来，一骨碌钻上了派送车，来不及拍拍座椅上的雨水——大雨拖长了网点卸货装车和多轮消杀的时间，不变的是两小时内派件的硬性规定，他经不起任何耽搁。

派送车的终点是这片大型住宅小区大门附近一个不起眼的拐角。影响效率的雨伞被搁置在了坐垫上，蒋彬在漫天雨幕里快速移动着，把快件一摞摞地摆在小推车上，直到没过他的头顶，然后迅速地把车拉到干燥的拐口处——人可以淋着，快件不行。一车快件需要五趟搬运才能卸完。

大多数时候，蒋彬都弯腰蹲在快递围城下的一小块地面上打电话，湿透的薄外套紧贴着瘦削的脊背。屏幕已经被刮花的备用机是妻子的老手机，偶尔会突然卡顿一下。雨水滴在手机屏幕上，他就在已经被泅染成深色裤腿上擦一擦，接着扫描下一张面单。

“您好，我是顺丰，您有一个快递到了，方便来超市对面拿一下吗？”为了提高满意度，70%以上电联率的考核标准要求顺丰小哥在派件前给每个客户打电话。而无法上门投递的小区管控，以及各种各样的取件需求，让限额报销的1500分钟话费往往在月中就告罄。

蒋斌必须提高自己在其他环节的效率来弥补前期花费的时间：先把生鲜挑拣出来马上联系；东区和西区的丰巢点需要分开投放；有的客户要求放到驿站，有的则要求放到门卫处；中午在西区门口取的，晚上八点来丰巢拿的……他用记号笔一一备注，字迹很工整。客户只要报出名字，转头几秒他就能准确地找到对方的快件。

在进商铺取件之前，蒋彬会在门口的地毯上把鞋子踩干净再进去；每派完一车快件，他都会将快递垃圾收好，安置在一边的废弃快递箱里。余杭中转场多人确诊后，不少顺丰小哥在派件时“走到哪里都被嫌弃”。恢复工作后的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一份干净和体面。

激增的投诉，他不停解释道歉

往往蒋彬刚送了一圈快递回来，新电话就接踵而至，随后他就消失在雨幕里。坐垫上铺着的快递袋在十几次的往返里被雨水泡烂了，他没有时间换新的。

一位老奶奶撑着伞蹒跚地走到快件摊前，拿着两张在拼多多上购买的音频版苏州评话。“哔剥哔剥的，不好听。本来疫情不敢出门还打算在家听呢，怎么退货啊？”蒋彬从黑色快递袋里直起身，按了按口罩的封条，一个一个步骤地教老人，“您交给我就行，下次可以选运费险，您就不用自己付钱了。”老人家迟疑地盯着手机上的大字，“原来这么方便，谢谢你啊小伙子”。

附近商铺的职员带着怒气，把文件袋掷在快递箱上。“九点就给你打电话了，预约九点到十一点上门，怎么还不来，到时候发不了了怎么办？”蒋彬认真检查了一遍收件预约单，语气是一惯的温和，“不好意思，我们系统是提前一小时才会派单的，现在十点还不到，一般中午肯定会尽快去拿的”，他连着说了好几声对不起，直到对方脸色稍霁。

通话则是由疑问和解释组成的：“雨下得那么大你让我自己下来拿，之前都能送到门口，为什么现在不行？”“这个快递安全吗，消毒了吗？”“现在能不能寄安徽啊，我看有的顺丰卡在中转站了”……

在疫情“黑天鹅”的笼罩下，代表着便利和日常的快递能否按时送达，成了人们心心念念的问题。无法预计的疫情形势、各地每天更新的物流防控措施、再次升级的消杀工作、每个小区甚至是每个保安不同的要求和限制，让快递行业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而客户所有的疑问和不满，最终都会指向快递尽头的派送员。

蒋彬记得，3月10号晚上，他的电话都被打爆了。客户们问他，中转站有没有问题，他也不清楚，“但客户会说，我是从你手上拿的快递啊。”即使是居家隔离的两周里，手机铃声几乎也从未间断，一声声都是紧张的质问和焦灼的催促。

蒋彬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五年前，他开始负责这个片区，很多客户都是熟面孔，大多能理解他在特殊时期无法上门送货的困难。但他仍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因为一次投诉扣掉的工资和工分，就意味着一天白干了。

怀着这份担忧的不只是蒋斌。从3月初开始，多地快递物流出现了阶段性延缓甚至中断，投诉单量迅速攀升。申诉渠道或是很难起效，或是根本没有。而大多数加盟型快递公司采取“以罚代管”的管理方式和“处罚一刀切”的政策，很多快递小哥，因而成了客户损失的直接承担者。

复工后快件堆积，妻子赶来帮忙

有出来买菜的老人带着家里的小孩一起取快递，蒋彬就会对着小朋友招招手，笑得眼睛弯弯。到杭州打工的十几年里，他基本只在过年的时候回家，因为疫情，去年还没回成。两个孩子由老家务农的祖父母照顾，小区里的小朋友比自己的孩子更熟悉他。

把这一班的件派完、等待下一班接驳车到达的间隙是他唯一的休息时间，蒋彬谈起自己的孩子。“我女儿背很直，现在在学拉丁舞，她自己喜欢”，他用肿肿的手指在空中比了一个舒展的舞蹈姿势。

这一双手并不像是90后的，上面爬满了冻疮留下的紫红色疤痕和撕扯胶带留下的勒痕，“这个位置是风口，冬天特别冷，”他说。

到了傍晚，大风裹挟着雨水刮得愈发剧烈，气温降到了十度左右，住宅区的窗户纷纷亮起了灯光，拎着菜的行人们匆匆从昏暗泥泞的拐角处经过。片区里其他几位同行都下班了，而顺丰最多的业务和最严格的制度，让蒋斌成了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他冷得腰都弯不下，只能靠在快递柜上揉一揉，缓解僵痛。

然而工作远没有结束，晚上最后一班车还有四十多个快件。复工后，蒋彬所在片区的快件量比去年同期要更多一些：半个多月的停工期产生的积压件、顺丰较其他快递承担更多的生鲜及鲜花类快件、居民们采购的各类生活物资……“什么快递啊？”电话那头的客户问蒋斌，他辨认不出英文字母，只能描述快件的大小和形状，才知道这是居家运动器材。

有人希望着能早点拿到装着生活必需品的快递，有人希望家人能早点归家。来往的人群里，有个圆脸姑娘在两摞快递盒中间蹲下，从包里摸出一颗糖和保温杯递给蒋彬。“这么大雨，这几天又忙，他回来得太晚了，我下班过来看看有没有要帮忙的”，她冲记者笑了笑，她就是蒋彬手机壳上的大头贴中的人——李玉婷。

两年前，为了分担丈夫的压力，李玉婷也来到杭州，夫妻俩和其他两户人家合租在小区附近，房间十平米不到，一个月租金1600元。

这个娇小的姑娘显然对派送业务很娴熟。蒋彬卸车的时候，她就踮着脚在旁边给他打伞；需要送到驿站的快件，她小跑过去寄存。夜晚的摆摊点只有丰巢柜的顶灯照明，李玉婷打着手电辨别面单上的信息。她掂了掂手里薄薄的快递，小声嘀咕：“又是驿站费又是话费，这单不划算。”蒋彬估计，这单是刷单的。

尽管有妻子帮衬，蒋斌也忙碌到了晚上八点半左右，才有机会喘口气。约定了八点来取件的客户姗姗来迟，取走了今天的最后一件。蒋彬把滞留件和代发件搬上派件车。有一位客户需要寄电脑主机，回到网点后，他还要打包半小时。“冷不？把雨衣带上”，他把雨衣外套放到正准备回家做饭的妻子手上，她一直裹着衣服冷得哆嗦。李玉婷没好气地把衣服推了推，顺便把蒋彬的帽子给拉上：“戴个帽子那么难吗，以为自己还年轻呢？”

同事陆续辞职，人手不够他更忙了

李玉婷眼里的丈夫“起得比鸡还早，回来得比狗还晚”。帮不上忙的时候，她就站在一边忧愁地看着丈夫头顶冒出的白发，“他是不是看上去很老啊？”

今年三月份，几位同事陆续辞职，“有的是不想干了，有的被隔离怕了”，网点人手不足和快件堆积的压力让蒋彬没法喘息。3月24日复工后，他还没有一天休息。属于个人的生活空间被不断压缩，他只能把自己的发条拧得越来越紧。

早上六点不到起床，六点半到网点里卸车分拣，了解各地新的快递收发政策。一天收发近两百个快件，打几百通电话。午饭是在下午两点多几分钟吃见底的兰州拉面，晚餐是晚上八点多打电话的间隙几秒里囫囵塞的一个面包。十四五个小时的工作里，蒋彬习惯忽视自己的需求，不喝水，不上厕所，“有吃的吃点，没吃的就算了。”

疫情让快递小哥们本就超额的工作时长再次拉长。近期，共青团浙江省委针对全省的快递小哥，做了一份详尽的调查，调查显示，有超过9成的小哥平均每周休息时间不足1天，60.41%的小哥每天工作时长8-12小时，19.37%的小哥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

“老家收入太低，杭州发达，潜力大”；“听说干快递工资高，我就转行了”；“厂里太安逸，不自由，快递干得多挣得也多”；“杭州是电商之城嘛，机会也多”……他们在异乡漂泊，大多是想让家人站稳脚跟。咬牙买了老家的学区房、背着每个月6000元房贷的蒋斌分不清文科和理科是什么，但他知道，孩子要读书才有未来，“还是得有知识”。

他们因此无法离开这条在疫情下充满着更多艰辛和压力的道路。快递小哥张晨的家人和李玉婷有着同样的担忧，“让我别干了，说每天接触几百个快件，风险太大，作息也不规律，伤身体。”但张晨想得很简单，只要能赚钱，他就会继续干下去，“我得把这个家撑起来”。

就在蒋彬的“据点”，来自不同快递公司却背景相似的快递小哥们挤在时髦住宅区外的狭小空间里。“给我留两个大号丰巢柜啊”；“给你带了个酱香饼”，为数不多的交流让他们在异乡结成了一种奇妙的情谊，分享着同样的委屈和艰辛。“我们这老蒋最辛苦了，顺丰嘛，找他寄件的也最多”，一位小哥望着不停打电话的蒋彬说。他只需要把快件投递到丰巢柜里就可以完成工作了。

工作五年多的蒋彬，已经是网点里的“老年人”了。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有时候无法满足客户的要求”，体力也在渐渐下降。激烈的行业竞争下，近几年收派件成本一缩再缩，提成减少、要求提升、工作量增大，工资却和两年前基本没有区别，“以前跑两单的钱，现在需要跑三单才能赚回来”。顺丰的口碑和声誉背后，是在收入和付出不对等的困境下如履薄冰的快递小哥们。

负责收派商圈的尤俊也目睹着其他行业的变化，不少公司的发件量只有之前的一半，“生意好不好都看得出来”。作为顶梁柱的快递小哥们，只能在疫情的风暴里紧紧抓住这份尚且还有收入的工作，“隔离了21天，我上个月的房租都欠着，只想着赶紧赚钱”，张晨告诉小时新闻记者。

蒋彬打算再干个两三年就回老家，但他也不知道文化程度不高，又失去了年龄资本的自己能做什么。辞职回乡的兄弟们，有的去了汽配厂，有的转行做销售，有的已经找工作几个月了。“可能和妻子做做烘焙，不会再干快递了”。蒋彬觉得缺席孩子的成长太久，“弥补不了了”，他摇摇头，眼睛盯着抖音上的一条短视频：一起去游乐园玩的父子俩，爸爸是个外卖员。

刚换的口罩遮不住蒋彬脸上的晒斑和皱纹。“他说五一想回去了，我看这疫情，难啊”，李玉婷悄悄说道。蒋彬盯着屏幕，将那条视频又看了一遍。舒缓的音乐从扬声器里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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