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向晖儿子简历（82年熊向晖要退休）

前言

1983年6月9日，在中信公司任职才一年的熊向晖，向中央打报告，称自己年事已高，想在有生之年写写回忆材料，想辞去在中信的职务。

图|熊向晖晚年

这件事儿，不知道怎么，被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信公司董事长荣毅仁知道了，荣毅仁6月13日写了封信给国务院：

“向晖同志多年从事涉外工作，经验丰富，到公司近9个月来贡献很大，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善于出主意、想办法。我们在一起工作中相互支持，配合得很好。因此恳请中央不要批准他离休。”

谈及熊向晖，我们想到的更多的是他在解放前的龙潭虎穴里，却没有想到，熊向晖不仅在建国后从事过外交工作，还与中信公司也有一段缘分，与中信公司董事长荣毅仁之间，也有深厚的友谊，两人相互扶持，共同走过了一段探索的艰难岁月。

中信公司草创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上，并做出了施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

事实上，就在邓小平复出工作后，对沿海一些城市视察以及考察国外的同时，就在不断地完善改革开放的决策，为了振兴经济，提出了两个利用

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以及经验发展自己；利用国外的资金发展自己。

1978年5月30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

“现在的国际条件对我们很有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它们自身的利益出发，很希望我们强大一些。他们的资金没有出路，愿意把钱借给我们，我们却不干，非常蠢。现在东方有四个“小老虎”，它们的经济发展很快，对外贸易增长很快。它们都能把经济发展得那么快，我们难道就不能吗？”

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访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指出：

“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各国学习的时候了。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

图|邓小平

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以及经验，利用国外的资金，这听上去像是个天方夜谭，如何让国外的资金和技术进入中国，帮助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如何让外国的资金技术对中国扶持经济的政策更有信心，更愿意来中国呢？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古耕虞五位老工商业者吃涮羊肉。

一桌人其乐融融，几个人都是工商业深有名望的人，对经济建设有着自己的一套经验，邓小平请客吃饭，一是请教，二是委托：

“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引进外国的技术和资金，这也要量力而行，处理恰当。”

邓小平的一席话，也让荣毅仁有了新的想法。

荣毅仁当时也刚刚复出工作，还担任着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并准备受邀担任部长一职。

图|荣毅仁年轻时

可回了家以后，荣毅仁改变了主意，决定借鉴西方经验，办一家信托公司，还写了一份报告《建议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给邓小平，邓小平看后十分赞同，为此还专程找到荣毅仁嘱咐：

“你来带头办实体，搞成对外开放的窗口。人由你选，业务由你管，事情由你负责。要排除干扰，不要搞成官僚主义企业。”

1979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10月，中信公司正式成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对外的一个窗口，而荣毅仁则是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不管如何说，公司成立在当年是一个非常稀罕的事儿，更不用说“信托”，据说有不了解情况的顾客手持旧衣服，要求寄售。

事实上信托公司的真正任务是，吸引国外投资商，一些国外的投资商，出于信任的缘故，将投资的财产放到中信公司，受托人接受委托人的意愿，为受益人（通常是委托人）利益以及特定项目进行管理，信托可以算得上是一种理财方式，也是一种特殊的财产管理制度。

不过办公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是公司成分的问题。

一开始荣毅仁想将公司办成一个私营企业，还是陈云考虑到，要使得外商资金充分信任，最好还是以国家的名义，因此中信公司一开始就是归属于国务院直接管理的国有企业。

可在当时，有不少人认为，中信公司就是荣毅仁独资的，事实上就在中信公司创办之初，国务院拨付的启动资金一时之间不到位，也是荣毅仁从自己家里拿钱垫资的，荣毅仁任董事长直至卸任，他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确实是有当老板的感觉，但他没拿过一分钱工资，所有的经营利润，也都全部归属于国家。

有人还曾经这样说过：

“荣毅仁真傻，放着部长不当，却去搞这有‘风险’的新玩意儿，他的苦头还没吃够呢！”

图|时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的荣毅仁(右二)和公司事务部经理经叔平(左一)等商谈工作

更为关键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办公司基本没有任何前路可寻，而荣毅仁硬生生地凭借自己的能力杀出一条血路。

而在管理上，他更是找到了熊向晖来帮助自己。

熊向晖任中信党组书记、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1982年10月的一天，熊向晖接到了荣毅仁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称：

“向晖同志，我要来拜访你。你就要到中信公司来领导我们了。中央已经决定了，让你当中信的党组书记。”

熊向晖当年与荣毅仁打过交道，相互之间也认识，但说起来，要到中信去任职，这是他之前没想到的一件事。

建国前，熊向晖负责地下工作，在胡宗南身边潜伏，历经九死一生，后来在周总理的安排下，作为助手从事外交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后来还曾担任过中国驻墨西哥大使，尽管回国以后没有再从事外交工作，但熊向晖后来调任到统战部任副部长。

到了1982年，熊向晖主动向中央请求，从调查部副部长、统战部副部长的位子上退休，打算回家将自己这一生回顾一番，写成回忆材料流传后世。

就在荣毅仁打来电话后不久，中组部又找到熊向晖谈话，他这才确认，荣毅仁不是在开玩笑，而是真的要将他叫来中信工作。

不仅如此，还是叶剑英、聂荣臻两位老帅推荐的，他们听说熊向晖准备退休了，立即向中央建议：

“熊向晖很有才华，在老干部中还是比较年轻的，应该出来做事。”

就这样，在当年的10月9日，熊向晖被任命为中信党组书记、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

荣毅仁将熊向晖找来帮忙，确实是因为中信在当时太需要一位这样的干部。

中信创办之初，对于应该如何管理，从事哪些项目，实际上是一头雾水，而最为关键的是，中信还必须考虑当时的社会环境。

也正因为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以至于中信每走一步都会碰到阻碍，荣毅仁与中信一大批领导人，就在其中充当调和剂的作用，荣毅仁自己也说过：

“我不要钱，要的是特殊政策，就像对待几个特区那样。”

图|1988年，邓小平与荣毅仁交谈

荣毅仁具有高度的敏锐性，在中信建立之初，就在公司管理上设置了党组，并报请国务院批准，党组对于对公司重大问题的决策，包括业务、经营、人事安排有提出建议和协商的职能，但对董事长的最高决策依旧要服从。

最初荣毅仁只是以党外人士的身份来主持全面工作，这难免会有许多人议论。

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下，熊向晖就被荣毅仁请来，作为中信党组书记，负责公司的领导管理。

而熊向晖上任伊始，就碰上了政府精简机构，各个部门都在实行裁员减编。

中信属于国务院直属的部级企业，一开始制定的人员编制是60人，可随着规模不断的扩大，到熊向晖上任时的1982年，已经达到206人，已经属于是严重超编。

可根据中信公司所承担的职能上来看，他又属于编制严重不够的情况。

尽管中信一开始负责的任务是“拾遗补缺”，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与资金，为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事业铺路，但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中信的业务迅速扩大，除了引进外资以及先进技术，还加入了国内外发行债券、国际租赁等诸多项目。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初，荣毅仁就意识到，改革开放以后，对住房的需求将大大增加，因此提前在中信设立了房地产部，明确将房产当做商品经营。

中信一开始连办公场所也没有，但在荣毅仁拍板下，投资了北京国际大厦的建立。

这样看来，中信的办公人员，就有些捉襟见肘起来。

另外，中信公司与其他有关部门的关系也非常紧张。

改革开放指出，中央财政困难，陈云有一次在会议上提出，中央直接掌握的资金只有137亿元，也因为缺钱，不少大型项目陷于停滞，如纺织工业部在江苏仪征投资兴建的一家年产18万吨的化纤工厂，工程才进行到一半，就面临资金链锻炼，不得不陷于停滞。

图|熊向晖晚年

这是荣毅仁提出一个想法，向日本发行债券。

这个提法一出，立即遭到各部门反对，中国在过去历史上，一直主张是不欠外债的，尤其是在中苏关系发生变化以后，更是勒紧裤腰带还了苏联的借贷，可这一次不仅要发行债券，还要向日本举债，许多人心里上接受不了。

荣毅仁只好上门一家一家地说服，使得向日本发行债券的计划，于1982年1月通过，通过在日本发行的100亿日元的私募债券，资金短缺情况得以解决，仪征的化纤工厂得以顺利推动。

即便如此，尽管荣毅仁在商业上具有相当的天赋，但提出所有的商业方案，无疑是划时代的，是很难被人接受的。

间接造成了中信与其他各个部门的紧张关系。

由于与各部门矛盾，荣毅仁甚至向国务院提出，实行“三脱钩”计划，即人事、业务、财务与国家三脱钩，导致了中信与各个部门的矛盾进一步增大。

那么，熊向晖上任后，又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沟通的桥梁

毫无疑问，在生产经营管理上，熊向晖是没有经验的。

熊向晖在中信的任职，更大一部分在于与各部委的沟通，熊向晖一方面是一个党龄近50年的老党员，二来从事外交工作以及统战工作多年，对党的统战政策理解十分透彻。

上任伊始，熊向晖便宣布：

“共产党请荣毅仁“出山”，就是要向世界表明对外开放的决心。因此，只要在任，决不敷衍塞责，尽自己所能，坚决支持荣毅仁和中信的发展。”

图|熊向晖年轻时与妻子合影

荣毅仁与熊向晖商量后，一开始便决定，扩大公司的方针与任务，针对人员编制不够等问题，熊向晖与荣毅仁分别向中央以及国务院反应情况，及时沟通理解，不仅如此，熊向晖还大胆做出决策：中信现在人事最好冻结，同时向国务院打报告，要求扩编到800人。

一听扩编人数，荣毅仁有些犹豫，在国家大力施行精简机构，裁减编制的风口上，中信提出扩编，是否有些不合时宜。

两人经过一番商量后，最终确定，熊向晖将800人缩减为500人，并写成报告向国务院审批，熊向晖配合荣毅仁向各部委以及国务院说明情况，国务院召集相关部门商量后，最终同意中信扩编的请求。

1983年2月，国务院同意中信扩编，在原500人的基础上，缩减为400人。

中信与各部委矛盾问题，熊向晖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请各部委分别派人到中信坐镇。

1983年，荣毅仁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继续担任中信董事长，而总经理一职，荣毅仁打算交给熊向晖。

熊向晖经仔细考虑后，建议由中信副总经理徐昭隆接任总经理的职务，并提出副经理的人选，可以请国家计委、经委各推荐1名，中组部委派1名，内贸部提升1名，公司内部再选1名。

由于安排恰当，中信这一方案报上去以后，迅速得到了计委、经委等部门的支持，在各部门的鼎力配合下，中信在各方面的工作也迅速展开。

在熊向晖的努力之下，中信发展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图|中信银行

1984年年底，荣毅仁向中央专函，要求在中信公司系统下成立一个银行。

荣毅仁以一个商人的思维模式，认定银行乃金融事业的枢纽，开办商业银行，可以打破垄断，搞活金融，与国际接轨。

中信要成立银行的事儿，一开始确实是引起了不小的议论，但国务院与各部委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商讨后，决定同意中信内部先设立银行部，扩大经营外汇银行业务。

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中信公司银行部改称中信实业银行，成为中国最早成立的商业银行。

短短的10年不到的时间，中信公司就成为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大企业，同时也世界观察中国的一个窗口。

熊向晖到中信任职一年，使得中信公司发生了不小的转变。

考虑到年事已高，熊向晖再度向中央提出引退的请求，准备趁着有生之年撰写回忆材料，荣毅仁得知此事后，直接写信给国务院总理，说明熊向晖在中信发挥的重大作用，并恳请中央“不要批准熊向晖离休的神情。”

不仅如此，中信许多的老人，对熊向晖的能力十分赞誉，更是视他为知心朋友，一听说他要离开，也都纷纷挽留。

鉴于这种情况，熊向晖也只好继续留在中信服务。

图|2019年6月26日信集团企业文化部与中信出版集团及《经济导刊》杂志社共同举办第31期“中信读书讲坛”

到1985年8月，熊向晖因年事已高，辞去了中信党组书记一职，但仍然继续担任这副董事长一职，一直到1989年1月离休。

1993年3月，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按照国家规定与国际惯例，荣毅仁正式卸任中信公司董事长一职务。

尽管两位老人都离开了中信，但在他们的带领下，到荣毅仁卸任这一天，中信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员工3万多人，拥有中信实业银行等13个直属公司、7个直属地区子公司、6个下属公司、7个直属海外子公司，公司总资产超过800多亿元人民币。

中信始终对熊向晖、荣毅仁两位老领导十分怀念，每年节日都会送去祝福

2019年6月26日，中信集团企业文化部与中信出版集团及《经济导刊》杂志社共同举办第31期“中信读书讲坛”，还专程邀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原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副社长熊蕾作“熊向晖的革命生涯与中信岁月”专题讲座。

图|熊向晖女儿熊蕾

而熊蕾也是熊向晖的女儿，中信人不仅仅记得熊向晖晚年对中信的贡献，还将他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经历，也当成了中信人的奋斗经历，讲座上，熊蕾满怀深情的回忆了父亲：

“父亲是一位“把信仰保持了终生的共产党人”，他严于律己、公私分明、清廉正直的精神品质是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铭记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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