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至县剧团杨鹏（我王鹏辉与周至剧团）

公元2009年11月22日晚，首都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作为"陕西秦腔文化周”活动的压轴戏，周至县剧团演出大型秦腔古典剧《母子恨》。剧场爆满，连过道也站满了观众。随着剧情进展，场内时而鸦雀无声，时而掌声雷动。演到动情处，不少观众流下热泪，唏嘘不已。第二场演出，观众更为踊跃，气氛更加热烈，大幕刚一落下，剧场一下子沸腾了!掌声、叫好声一再响起，观众久久不愿散场。三位主演每人来了一大板清唱，戏迷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去。笔者身临其境，虽已到了不易动情的年龄，依然颇为激动。回想当年，思绪万端，往事历历在目。

周至剧团成立于1953年。前十多年，由于文化生活单调，看戏几乎成了老百姓的唯一精神享受。剧团在县城演出，往往一票难求;偶尔下乡，更是人山人海。加之当时正旦代秀芳、生角于冬梅等人的名角效应，很是红火了一番。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的狂风骤雨，文艺单位首当其冲，剧团一下子跌入深谷。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传统戏的恢复上演,曙光初现，一本“十五贯”，也曾连演月余，士气略有恢复。但“文革”造成的巨大伤害，使人际关系错综复杂，各种矛盾互相交织，问题成堆，积重难返。今日分队，明日合并，一直在困难中蹣跚。到了1983年，实在混不下去了。县委、县政府痛下决心，快刀斩乱麻，解散了原周至剧团。

周至是文化大县，不可能没有剧团，解散是为了重建，要重建首先得选一位称职的团长。作为文化主管部门的县委宣传部，自然担当起了向县委推荐人选的责任。本人当时就在宣传部工作，并分管文化，深知选人内幕。人事干部屈尚民同志协同组织部,先后物色了几位人选，一谈话，没有一人愿去。剧团这个烂摊子当时是出了名的，谁也不愿去趟浑水。于是，县委决定暂放一段。在毫无前兆的情况下，1984年6月17日，县委常委会决定任命本人为县剧团团长兼党支部书记。当组织部长向我传达县委决定时，我一下子头就大了，立即去找我们部长朱效东同志吵了起来。因为早在两年前，一次闲谈中，我就向他说过，作为年轻干部，迟早得离开县委大院。让他为我把个关，除了人民公社和县剧团，到哪儿去都行。咱不熟悉农村工作，又深知剧团水有多深。现在偏偏派往最怕去的地方，我能不着急吗?老朱苦笑着说，事前他也不知道。作为朋友，我还能说什么呢!

正式赴任前，主管副书记李志忠同志找我谈话，我表示最多两年，把剧团引上正轨，请组织把我调出来。李同时任县委书记的邵文强同志通气后转告我:两年太短，三年如能把剧团搞好，就可调出。”这个君子协定,由于邵书记的荣升，后任书记走马灯式的换人，直到十多年后的第五任书记高献同志手里，我才被任命为广电局长，离开了剧团。

早在三原南郊中学上学期间，就接触过一段剧团;在宣传部工作，又分管文化，自知对剧团工作尚有了解。但一接触实际，才真正感受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人员来自方方面面，各人有各人的想法，矛盾错综复杂;经济更是异常困难，一年多未发工资，人心涣散；没钱交电费，供电局断了电；交不起电话费，邮电局掐了线；房子是五十年代建的土坯房，破烂不堪；院子污水横流，杂草丛生，简直一派破败光景。怎么办?既然接了这个帖，就得扑下身子干。开始一个月，每天上班前先跑县委、县政府和财政局，见庙齐烧香，感动上帝，总算争取到两万元，解了燃眉之急。同时，大力整治卫生，创造起码的工作环境。找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谈心，掌握思想动态，先把人心拢在一起。这样，逐步打开了工作局面。

剧团的工作千头万绪，说到底，就是要演戏。只有向广大观众奉献出一台台精品剧目，群众才会满意，也才能维持自身生计。陕西的县级剧团是大集体单位，基本上自负盈亏，财政补贴视各县财力而定。周至财政十分困难，每年补贴剧团的仅有两、三万元，连最基本的办公费和添置都不够。人员工资全得靠演出，否则就无法生存。所以，抓好演出，就是抓住了剧团工作的牛鼻子。当时演员由三部分人组成:原剧团少数骨干;县剧校毕业学生;社会招聘人员。原来各自能演的戏演不成了，得先抓眼面前戏的恢复排练。导演景丰龙、业务股长张精武、副股长高广杰通力合作，仅用四个多月时间，就恢复整理出十余本大戏，保证了农村会戏三天四夜十场演出的需要。从八五年春节正式下乡，演出再未间断。

戏是能演了，正常的工作局面打开了，但谈不上什么质量。而当时周围各县剧团都在正常运转，基础比我们好得多。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如何在竟争激烈的演出市场站稳脚跟?在实践中大家逐步形成共识，必须在质量上狠下功夫。进而总结为“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精，以质取胜"的十六字方针。靠着这条方针，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前进，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打出了自己的品牌。

人无我有，即别人没有的戏，我要能演。1985年，我在《当代戏剧》杂志上看到《新台啼血》剧本，觉得颇有新意，也适合我们的演员，就同业务股同志商量，决定排演。并请易俗社李敏君同志作曲，当年搬上舞台。1986年，我在《剧本》杂志上看到了两个本子，一是福建的《秋风辞》，一是湖北的《狱卒平冤》，这两个剧本当时都在全国获得一等奖。《秋风辞》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西安，更令人感到亲切。但作为高甲戏，要搬上秦腔舞台，还得有个移植过程。能不能排演，一时还有分岐。我同导演景丰龙同志研究了剧本，并承担了移植任务，统一了大家意见。又通过友人介绍，找到省戏曲研究院肖炳老师，请他担纲作曲。在演出不断的情况下，全团上下同心协力，挤时间排戏，先后把《秋风辞》、《狱卒平冤》搬上了舞台(为了适应农村观众，移植后的《秋风辞》更名为《汉武哭宫》)。重建之初短短两年时间，先后有三本新戏亮相，受到观众极大欢迎，一下子改变了人们对周至剧团的故有印象，上门定戏者络绎不绝。

如果说三本新戏的上演，奠定了周至剧团振兴的基础，那么后来排出的《封神榜》一至四本、《梁宫案》一至三本、《飞犬奇案》、《母子恨》(亦名《忤逆坟》)等别人没有的独家大戏，更是在广大观众中引起了一次次的轰动，也令业界同仁刮目相看。这除了我们挖掘内部潜力，全团上下共同努力外，长期聘请戏剧高手雷平良同志担任导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早年受到梅兰芳大师称赞的雷平良同志，在失嗓后潜心钻研导演艺术，打下了比较扎实的理论功底。他最大的特点是能挖掘演员潜能，根据演员条件设计唱腔，排练的剧目很适合广大观众、特别是西北农村观众的口味。上面提到的剧目，除《封神榜》外，都是他的杰作，上演后大受欢迎。尤其是由他编剧、导演的《母子恨》，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打磨，成为我团的精品剧目。2004年参加省上汇演，荣获一等奖；这次晋京演出，又受到专家、观众一致好评，为剧团争得殊荣。

人有我新，就是我能演、别人也能演的戏，要以崭新的面貌出现。《黑叮本》、《回荆州》、《葫芦峪》、《破宁国》等被业内人士称为“米汤、面"的戏，大家都演了几十年了，但仍然是离不了的。农村人讲究个吉利，第一晚上的戏不能死人。只有《黑叮本》、《回荆州》符合要求。不管哪个剧团，第一晚的戏必在这两本中选其一。我们就从舞台设置、灯光布景、音乐伴奏等方面入手，尽量出新。文武乐队前边加个挡板，使整个舞台浑然一体；晚上演出打出字幕，让观众一目了然;灯光布景从严要求，烘托气氛。特别是对主演的安排，一定要“唱的美"，使观众看的过瘾。《黑叮本》一开场，青衣、龙套、彩女、镇殿将应上全上，步伐整齐划一，在金碧辉煌的金殿布景配衬下，一下子就提起了观众的兴致。《回荆州》中几位主演各具特色、珠联璧合的表演，总能提起观众兴头，不因戏熟而感到枯燥。

人新我精。在竞争十分激烈的演出市场，大家都争着赢得观众。你出新了，我也会学。我们就在“精”字上下功夫。要求演员在唱、晗、做、打的每一环节上，都要做到一丝不苟。观众人多人少一个样，演出条件瞎好一个样。在角色配备上，根据演员条件，扬长避短，各展其能。被任哲中老师誉为“好演员"的高广杰，是我们团的台柱子之一。他唱腔饱满、高亢激越、吐字清晰、韵味十足，大板唱腔一气呵成，观众百听不厌。导演、作曲就根据他的特点，设计唱腔，充分发挥他的唱功特色。《黑叮本》 中他饰演后半场的杨侍郎，上场一句"赵……,响遏行云，一下子就引起剧场轰动。由他主演的《下河东》、《金沙滩》、《大报仇》、《汉武哭宫》等十几本大戏，本本出彩。尤其是他同花脸张精武同志合作的《梁宫案》，珠联璧合，用观众的话说“一下子就把戏刨热了!”

以质取胜，这是剧团长盛不衰的不二法宝。就象工厂要出高、精、尖产品一样，剧团就得拿出一台又一台高水平的演出，才能不断赢得观众。每排本新戏，导演景丰龙同志都要做大量案头准备工作。排练场上，不仅精心指导，而且十分重视发挥演员的主观能动作用。对历史剧目，要求弄清当时的时代背景，对全剧内容融会贯通，以便更好地刻画人物。排《汉武哭宫》时，我们专门开辟时间，给大家上历史课，讲解“巫蛊案”的来龙去脉。主演高广杰更是翻阅大量历史典籍，研究了汉武帝刘彻的整个一生，以及同周围人物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从而把一个雄才大略又刚愎自负、猜忌多疑的汉武帝形象，栩栩如生地立在了舞台上。戏的最后，在逼杀太子真相大白、怀抱儿头时，一大板悲愤交加、荡气回肠的苦音唱腔，一下子把剧情推向了高潮，令观众既唏嘘不已，又大呼解馋。

为保证每本戏都是高质量，我们还经常开“诸葛亮会"，发动全团各方面的能人献计献策。排《封神榜》时，有人建议，借鉴杂技手法，在秦腔舞台上出彩。我们欣然接受，搞出了真假妲已当场变幻、申公豹割头被鹤衔去、姜子牙现场钓活鱼等绝活。这看似一瞬的表演，当初却不知耗去了我们多少心血。不仅团内集思广益，还借助我当年工作过的单位周至变压器厂技术人员的力量，反复试验，终获成功。甫一上演，便引起极大轰动，观众拍手称绝。

要出能拿的住人的好戏，就得有一支高水平的演员队伍。所以，人才的培养是剧团一切工作的基础。重建之初，我们虽然也有高广杰、郑金莲(其在剧校时就因主演《周仁回府》而小有名气)等个别名角，但总体水平参差不齐。经过研究，我们制定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计划，就是整体推进，重点突破，以戏带人，稳步提高。

1984年冬，我们在整理剧目的同时，集中进行了冬训。请来西安市豫剧团黄玉振父子为教练，大练基本功。就是刚从剧校毕业的学生，也一样从跑圆场重新练起。进而，把大练基本功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每天早晨集合后，先集体跑圆场，身体发热后再分开行当练身段、练唱腔。这一做法长期坚持，从未间断。就是一天三开箱的下乡演出，早晨照样坚持练功。从八六年起，在经济十分拮据的情况下，我们不惜高薪聘请京剧前辈王元喜老师长期跟团，以京剧之长培训演员。数年下来，大多数演员身上都有了京剧表演的影子，尤其是武行演员，效果更加明显。一次，我们在宝鸡郊区演出，几名内行看完戏到后台对我说，你们团肯定有京剧教练。我说何以见得?他们说从演员身上可以明显看出。这方面，学得最为扎实、成效最为显著的，当数武生强美峰和武旦孙巧莉。他们一有空就缠着王老师学，认真领会，刻苦钻研，坚持数年，脱颖而出。强美峰饰演的哪吒和孙悟空，每每赢得满堂喝彩;孙巧莉在91年春节戏曲晚会“巾帼闹春”一章中的绝活，更是令观众击掌叫绝。

对于在实践中崭露头角的好苗子，我们送出去拜师学艺，一对一重点培养。现在已为西北观众熟知的肖(若兰)派传人李淑芳，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河湾洗衣》、《数罗汉》、《藏舟》等名剧，都是肖老师手把手传授的。她已作为陕西戏剧界确定的最年轻的秦腔传承人，大受戏迷追捧。著名须生演员刘健，嗓音宏亮甜美，表演不温不火，大有杨天易的风格。经杨老师悉心调教后，水平显著提高。一出《回荆州》中的《诸葛撑船》，受到时任陕西电视台文艺部主任田秉毅同志的高度评价。经电视台播出后，在广大群众中广为传颂，被誉为“活诸葛”。由杨老师亲授的《镇台念书》，更是得到业内外一致好评。青年旦角演员何粉莉拜肖玉玲老师为师，经肖老师言传身教、耐心指点，使她的演唱、表演明显上了一个新台阶。就连年近四十的业务股长张精武同志，也在这热气腾腾的学习氛围中不甘落后，拜著名花脸米新洪老师为师，一有空就远赴天水学艺。功夫不负有心人。尽管《芦花荡》这出戏他已演过十数年，但经米老师点拨后的张飞形象却别具风采，令人耳目一新。

以戏带人是我们培养演员的基本手段。现在已是知名度很高的省戏曲研究院一级演员刘随社，当年正是通过大量剧目的排演，一步一步走向了事业的高峰。他有一付好嗓子，演戏很有激情，加之扮相俊美，台风严谨，是不可多得的好苗子。我们把他作为重中之重，加大培养力度。给他压担子，吃偏饭，让其担当了《金沙滩》、《下河东》、《浪子闹官场》、《母子恨》等十几本大戏的主角，从而演技日趋成熟。对他演出的经典剧目《放饭》进行精加工，使之成为看家戏，1993年参加西安市汇演荣获一等奖。我们又适时推荐他参加陕西电视台春节戏曲晚会，一板“赵廉悔路”唱段，在录制现场就引起了轰动。青年演员马喜婵，在上剧校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导演景丰龙针对她可塑性强、有悟性的特点，安排为多部大戏中的主演，使她不仅原来主攻的老旦行当大有长进，而且小旦、正旦亦相当出彩。先后荣获西安市创作剧目演员二等奖、西北地区“太阳杯”大赛一等奖。朱乃群、赵巧苗、柳水涛三名旦角演员，均有一付好嗓子，且各具特色。就安排她们出演能够发挥自身特长的大量剧目，形成争奇斗艳的舞台效果。朱乃群的《赶坡》、赵巧苗的《杨门女将》、柳水涛的《四贤册》，演到哪儿红到哪儿，成为各自的拿手戏。经陕西电视台先后播出后，大获好评。

人才战略的实施，使一茬又一茬戏剧新秀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刘随社进入省戏曲研究院、高广杰退休，齐晓春立即挑起了须生行当的大梁，很快赢得了观众;生角周昌岐也去了戏曲研究院，陈鹏军马上顶了上来，并荣获省上汇演一等奖;赵巧苗离开剧团自己创业，柳水涛又去了戏曲研究院，史蝴蝶很快担纲成为主演，压住了阵脚;花脸晁红勃进入易俗社，师弟王群厚又冒了出来，堪称大……。当外省某市以优厚待遇短短半年先后挖走我们十名演员时，放在一般县级剧团可能就跨了，而我们仅是一时演出质量有所下降，但也为一批新秀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一年多后，不仅恢复了元气，演出质量还超过了以往。

治理国家，需要大法；办好剧团，也应该有一套自己的小法。基于这种认识，上任后在打开工作局面的同时，我即把制定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列入自己重要的议事日程。八四年秋忙放假期间，我用半个月时间，收集散见于各种报刊和资料上兄弟剧团的管理经验，从中汲取营养。正式下乡后，从演出前的演员化妆、乐队调弦、舞美准备，到演出结束后的收拾舞台、打扫卫生，每一个环节我都紧盯不放，仔细观察。有时还坐在观众中看戏，倾听他们的议论。利用坐在台下打字的机会，对演出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如角子左顾右盼、演员蹋架子、前场掉东西等，熟记于心。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又通过召开各种座谈会，找老同志谈心，研究对策，逐步提出了一套演出管理制度。又经过实践，反复修改，不断完善，一年多后，包括考勤、练功、排戏、演出、生活等内容的一整套剧团管理规章制度打印成册，下发执行。

制度再好，没有人的自觉性，只能是种摆设。制度中有不少处罚条款，如何使人接受，口服心服?干部首先得带头。一次，业务股副股长高广杰碍于朋友情面，为一家业余剧团帮忙演了一场戏，这是当时我们不允许的。当我找他谈话时，他欣然接受了罚款处理，一下子在群众中引起震动。因为在一般人看来，柿子是专拣软的捏的。刚下乡演出第三台戏时，因第一晚演出需要分班，少数观众不明就里，嫌剧团去的人少(这是早就协商好的)，同外交人员发生冲突，造成不好影响。我主动承担领导责任，自罚十元(当时月工资不足50元)。会上大家都不同意，我反复做工作，说明只有正己才能正人的道理。这以后，凡违反条例规定的，都能自觉接受处罚，毫无怨言。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如何把遵守规章制度变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这就要求提高全体人员的整体素质，抓好扎实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我早年从事共青团工作，又在宣传部工作多年，自认为有这方面的优势。首先自己坚持学习不间断，随时掌握党的大政方针，了解时事动态，再利用演出间隙向同志们宣讲，使大家心中有个主心骨。剧团一年四季下乡奔波，演出十分辛苦。如何培养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议题。我利用自己过去在工业战线工作时对大庆精神的了解，反复宣传大庆人当年在冰天雪地的大荒原上，住地窝、啃干粮，“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迈精神，激励演职人员冒酷暑、战严寒，自己吃得苦中苦，多为群众演好戏。在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那段特殊时期，随时组织大家学习报上有关报道，特别是青年战士为国捐躯的英雄壮举，使大家受到极大教育，觉得自己再苦再累也值得。为了培养演员做到德艺双馨，我常以豫剧大师常香玉、京剧名家盖叫天、秦腔皇后肖若兰等先辈的从艺经历为教材，勉励大家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这样长期坚持，起到了明显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关心人、爱护人，表面威严严厉，内心诚挚待人，是我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又一方面。重建之初，剧团大多数同志系临时工，后顾之忧颇多。不少同志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而工作问题尚未落实。我要求大家只管好好工作，努力做出成绩，这些事情归我处理。在县市劳动和文化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先后四次争取到55名招工指标，几乎解决了所有青年人的问题。平时，哪个同志病了，家里遇到什么困难，自己都一一过问，尽最大努力帮助解决。青年演员郑金莲，产后身体虚弱，又演了一场重头戏，我立即嘱咐炊事员准备好荷包蛋，让她能补补身子。转点时，又安排她同保姆坐在司机驾驶室，自己同其他人一样，坐在拉箱子的卡车上面。

一个人的能量再大，又能管得了多少事!上任之初，领导只有我一人，就先组建好业务班子，保证排练、演出正常进行。经过几年实践培养，即向组织推荐，任命业务股长张精武同志为党支部副书记，业务股副股长高广杰同志为业务副团长，后勤股长邵重义同志为行政副团长，组成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大家既各负其责，又互相配合；干部严格要求自己，处处能为群众做出表率。张精武同志是“一头沉”干部，在其农村家中盖房时，剧团正是演出旺季。他说服家属，委托老人和亲戚帮忙照料，自己坚持工作，只利用转点当天回去看一下，没有请过一天假。

在班子建设中，我们十分注重青年人的培养，这关乎剧团的未来和发展。早在组建业务股时，就选拔刚从剧校毕业的两名优秀学员张新宇、孙伟华进入业务股工作，并有意地压担子，培养他们独当面的工作能力。经过多年锻炼大有长进。高广杰同志退居二线后，张新宇挑起了业务副团长的重担，后又调入县剧校任校长。孙伟华在去甘肃工作年后，也被委任为兰州市秦剧团副团长。

现任周至县剧团团长的孙多祥同志，是八五年第一批转正的学员。他是眉县娃，在周至举目无亲，事前更未寻情钻眼。在众人争过“独桥”的情况下，为什么优先考虑孙多祥?就是看中了他的勤奋与执著，想为当时演技一般却爱日敬业、忠于职守的同志立个榜样，让他们感到只要以团为多好好干，同样会有希望。孙多祥在我任内虽未担当干部，但也经常给他分配一些具体工作，他都能认真对待，件件事干得很漂亮。实干出人才。多年后他被任命为行政副团长。在邵重义同志退居二线后，又顺理成章成为重新建团后的第三任团长。现在，在周至县文化系统，下属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多一半来自县剧团。

规范化的制度管理，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过硬的领导班子，保证了剧团整台机器的正常运转，各项工作一步一步迈向高峰。

在周至剧团前进的道路上，洒满了许多热心人士的心血；剧团今日的辉煌，他们功不可没。历届县委、县政府负责同志，对剧团既加强领导，又大胆放手；剧团工作经常过问，又不插手内部事务。过去那种演员、尤其是女演员动不动寻领导告状的现象没有了。这就为剧团正常开展工作创造了宽松的环境。省、市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更是十分关心剧团的发展。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李沙铃同志，多次深入我团，进行面对面的指导。省文化厅副厅长叶增宽、振兴办主任王军武，对剧团的每一点进步，都予以极大关注。为了总结剧团工作经验，市文化局派出艺术处处长权宽洲、办公室主任杨云超等同志组成的调查组，随团下乡，同吃同住，深入群众，实地调查研究。随后在我团召开了“西安市剧团管理现场经验交流会”。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后任市文化局局长)的王相民同志亲自到会，对我们的工作、尤其是当时形势下，仍能坚持思想政治工作不动摇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现任省文化厅副厅长刘宽忍同志，刚一上任，就来周至剧团了解情况，调查研究。领导的关心，使全团上下深受鼓舞，极大地增强了搞好工作的信心。

我是宣传干部出身，深知舆论的重要，但更懂得“只有栽下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的道理。所以，开始的几年，只是埋头干事，做事张扬。直到1989年，时任省电视台文艺部主任的田秉毅同志带领以张西园为首的“秦之声”栏目组一行，来到周至，看了整整一星期戏，最后决定录制了《封神榜》及《黑叮本》四本大戏。在随后一个月内连续播出后，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加之90年现场会的召开，一下子引起媒体的关注。不仅省内新闻单位纷紛登门采访，还引来了《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中央级报纸的记者。通过这些传媒的大量宣传报道，使我团一时声名鹊起，如虎添翼。在此后的多年，各家新闻媒体连续跟踪报道。特别是陕报资深记者车轰同志，不避严寒，随团下乡，经过十几天采访写就近万字的“去周至看大戏”;《西安晚报》副刊部主任赵发元等同志深入采访后，发表的“一枝独秀"长篇通讯，更是为我们造足了舆论，使剧团在西北、乃至全国越来越红火。

业界同行的提携，同样为剧团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为了代表西安市办好91年春节戏曲晚会，参加全省的比赛，省戏曲研究院秦腔团原团长寇治德、著名导演陈尚华、李箴民等同志亲临现场，悉心指导;陕西电视台重量级主持人陈爱美、张晓担纲主持，为晚会成功增色不少。省戏曲研究院秦腔团老团长、著名编剧、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毋致同夫人杨淑琴二位同志，为帮助我们排演创作剧目《王安石》，通宵达旦修改剧本。又不顾年事已高，驱车一千多里赶往甘肃隆德县演出点，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在土台子上协助导演指导排练。前后工作两个多月，没收一分钱的劳务费。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许德宝同志，更是为周至剧团的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作为周至乡党，从剧团重新组建之初，就给予极大帮助，并且二十多年一以贯之。他把周至剧团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多部大戏由他作曲、配器，全身心投入。此次晋京演出，既是乐队指挥，又是得力的工作人员，甘心为大家服好务。

秦腔来自群众，要发展更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当年的周至变压器厂、八一化工厂;如今的马鞍桥金矿、西安庆华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都为剧团的发展给予了无私的援助。一大批戏迷观众更是从精神上、道义上，为剧团呐喊助威。剧团要晋京演出，在企业家王佑民同志的资助下，八位戏迷朋友提前赴京，为剧团鸣锣开道，演出中又全力服务。

众人拾柴火焰高。有了这么多人士的关爱，才有了周至剧团的红火。我虽离开剧团多年，但对各界朋友的关心支持，是永远不会忘怀的。

1995年在周至剧团的发展历史上，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年初，以一个县级剧团的实力，承担了陕西电视台95年春节戏曲晚会底包团的重任;接着，车轰同志的长篇通讯“去周至看大戏”，以大字套红标题醒目见报;年底，全团上下翘首盼望的六层宿舍楼和排练大厅相继落成;全年演出场次、经济收入创下历史新高;更使全体演职人员高兴的是，剧团被国家文化部、人事部命名为全国文化先进集体。

这一年的12月20日，县委常委会议决定，任命我为广电局局长。

接到任职通知，我想了很久很久。当初是不情愿来的，想干两三年把剧团搞好就走;如今真要离开了，心里却是酸酸的。十多年了，每天和同志们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一起摸爬滚打，一个锅里搅勺把，遇到困难，九牛爬坡，人人出力;取得胜利，共同分享喜悦。自己脾气不好，批评同志过于严厉，大家不见怪，还总在背后说我好。被自己作过除名处理的一名青年，不仅不怨恨，还在三原剧团演出的舞台上，大吹我如何"能行”。当三原的朋友向我诉说时，令我格外感动。对于这样好的同志，这样好的团体，乍要离开，能不动情?

当时，剧团正在眉县演出，全团同志还毫不知情。我约了一位同大家十分熟识的老同志赶赴眉县，让他向大家逐步透露信息。开始，同志们还不大相信，当我出面证实后，许多同志情绪波动，有的还准备向县委陈情留人。我首先做好领导班子成员的工作，又同他们分头找有关同志做工作，稳定情绪，安抚人心。当晚又召开领导班子扩大会议，对下一步的工作做出妥善安排。

谁来接班呢?是我当时比较头疼的一件事。论能力，高广杰、邵重义、张精武三位副手，不论哪个都能独当一面。斟酌再三，考虑到邵重义同志年龄较轻，加之高广杰、张精武主动让贤，于是向上级推荐，由邵重义同志主持全面工作。虽然考虑到剧团的平稳过渡，县上领导要我再兼一段团长，对新班子扶上马，送一程。我却让重义同志放手工作，自己尽量不加干涉。一年半后，全团上下已完全适应了我的离去，新班子工作很有起色，我即向组织递上辞呈，邵重义同志正式挑起了团长重担。

我一生走过四个单位，其中在剧团工作的时间最长;又由于剧团工作性质特殊，每天必须和大家打交道，所以感情也最深。人虽去了新单位，心里却还常常在牵挂。离任不久，新班子为了筹措排演新戏的经费，拟搞一次募捐。我即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动员了十余位同僚，慷慨解囊。每有新戏排出，重义同志都要叫我去看，听取意见。我也不把自己当外人，有啥说啥。“阳光卫视" 要搞一部古老秦腔的专题片，向境内外介绍。从小在省委大院长大的午海宁同志一行四人从北京赶来西安。经时任省剧协主席的杨兴同志介绍，他们找到我。尽管已离开剧团多年，我还是同当时的领导班子认真研究，并亲自陪摄制组下去工作。这部专题片播出后，在更大范围提高了周至剧团的知名度。

十三年的经历，在我的内心凝成了挥之不去的剧团情结。晋京演出返回的列车上，随团记者、我在广电局工作时的部下赵昕同志对我说:“王局长， 我发现剧团的同志对你特别亲!”是的，十多年朝夕相处，使我和大家已经溶为-个整体，就象一个和睦大家庭里的一员。虽然演员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新老同志口口相传，这种情感就自然传到了新人身上。一些小青年我连名字都叫不上，大家见了仍然感到很亲切。

时间进入2009年，周至剧团又是喜事连连:四月，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军同志带领大批人马，以“周至剧团现象”为题进行调研。《西安日报》、《西安晚报》、省、市电视台集中宣传报道，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发了专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作了批示，再次使剧团名声大震;五月，省文化厅厅长余华青等一行四人前来视察，对周至剧团二十多年长盛不衰，给予高度评价:八月，孙多祥以唯一县级剧团团长身份参加了文化部召开的剧团体制改革座谈会，受到高层重视；十一月，作为唯一县级剧团晋京演出，引起京城不小轰动。看着这切，作为剧团一名老兵，我感到由衷地高兴。愿剧团全体同志，在孙多祥团长带领下，齐心协力，继续拼搏，再创新辉煌，攀登新高峰。

（作者系原周至县团长王鹏辉）

（注：本文来自于《大秦腔》专刊10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