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照见的中西文明）

“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这是白居易《简简吟》中的诗句，以琉璃与幻化涣散之彩云作对，足见其脆而易碎的娇弱体质。而白居易口中如此脆而易碎的“琉璃”，便是今天触目皆是的玻璃。

玻璃诚然脆而易碎，但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人们，已然无法离开这脆弱的造物。从手中的手机屏幕，到看得见风景的窗户。从近在眉目跟前的近视镜，到远望浩瀚星空的望远镜，玻璃不仅占据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更拉近人类彼此，让世人将目光得以放远到无尽宇宙。

玻璃对现代人类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玻璃的世界。但回顾历史，我们便会发现，玻璃并非从一开始便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明末陈洪绶《瓶花图》。精心插着花枝的瓶子为一只透明的玻璃瓶，对晚明追求雅致生活的士人来说，玻璃作为瓶花雅器，是足以为文房生色的。

玻璃，与人类文明并行

人工玻璃出现于4500年前，起源地可能是埃及，也可能是两河流域，具体是哪目前还在争论中，但两者都属于“新月沃地”。新月沃地从今日之伊拉克向西，在地图上呈新月状分布，包括土耳其、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国的一部分地区。在新月沃地出现的玻璃，可以说与人类文明史相始终。

将石英烧至熔化即可获得玻璃，但玻璃不像金属，并不会熔化为液体，高温状态下玻璃会很软，易于塑型，随着温度的降低，玻璃会越来越硬，最后完全凝固，但内部仍保持着液态结构。玻璃的这种奇特属性，让一些人将其视为固态、液态、气态之外，物质的第四种状态。但是石英的熔点很高，古代技术水平不高时难以烧到那么高的温度，所以要加入一些助燃剂。西方多选用自然纯碱和草木灰，另加石灰石做稳定剂，其玻璃器含钠、钙较多，为钠钙玻璃，东方则多以铅丹为助燃剂，烧出来的是含铅、钡较高的铅钡玻璃。这两种玻璃在质地上的区别，决定了日后东西方玻璃器不同的发展路径。

碱可以让烧制玻璃变得容易，玻璃最早出现在新月沃地，跟埃及有天然碱湖，盛产自然纯碱有关；而中国优先发展瓷器，则是因为中国有丰富的高岭土，易于用来制作瓷胎和瓷器表面的釉料。玻璃器对世界的影响并不在瓷器之下，正因为有玻璃容器可用，欧洲和中东没有发展瓷器的刚需，所以在很长时间内，瓷器仅停留在奢侈品的位置上。同样，欧洲和中东的玻璃器在中国也一度是胜过黄金的奇珍异宝。

玻璃器最初的制法，是用裹着黏土的棍子伸进烧着玻璃的干锅，蘸上一层软化的玻璃后，用石器将玻璃抹匀及刻花，冷却之后去除黏土，玻璃器即完成。不过，早期的玻璃是不透明的，但有光泽，人们热衷于用玻璃来替代宝石。

在原始人的心目中，天是一块硕大无比的固体而不是气体，天是靠高山和大树撑着，才没有塌下来把人全部砸死，地上那些发光的石头被认为是天掉落在地上的碎片，蕴含着天界的神圣能力，佩戴它们可以让自己能量不竭，长生不死。

上古时代，世界各地都有类似观念，两河从阿富汗进口的青金石，埃及的绿松石，中国的玉石，美洲印第安人的黑曜石，都被视为富含能量的圣物。但是天然宝石毕竟数量有限，而需要宝石的人很多，所以，能够用来仿制宝石的玻璃在欧洲和中东就大获追捧了，玻璃传到中国，大家重视的也依然是宗教职能，从中亚传入中国的玻璃珠作为王侯贵族的陪葬品，帮助王侯贵族灵魂永生。这个时候，玻璃的生产能力还很低下，需求量却很大，所以玻璃价值尤在黄金之上。

隋代李静训墓出土的绿玻璃瓶，现藏于国家博物馆。李静训墓共出土了24件玻璃器，这件绿玻璃瓶为其中之一，其主要成分为高铅玻璃，虽然使用来自西方的吹制技法，但器型与中国传统器物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自西徂东，来到华国

玻璃在古人眼中如此珍贵，无论东西，皆是如此。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会看到战国楚地神秘的“蜻蜓眼”、隋代李静训墓出土的可爱的绿玻璃瓶，以及乾隆时代华丽的戗金玻璃器。足见玻璃在中国古代受到珍视的程度。有说法认为西周时代中国能够自产玻璃，证据是西周墓葬中出现的人造彩色珠、管，但这些物件的内部结构是石英晶体而非液态，所以不是玻璃，而是一种被称作费昂斯（faience）的彩色釉陶，4000年前即在埃及和两河流域出现，3000年前印度也有了，西周墓葬里的这些费昂斯应该是中东传来，或者是学了中东技术自制的。

玻璃到春秋末期出现在中国，目前中国最早的玻璃实物是吴王夫差剑、越王勾践剑上镶嵌的玻璃装饰，以及墓葬里的镶嵌玻璃珠。严格来说这些剑上的玻璃仍然是武器而非装饰，在上古时人的观念中，剑用来进攻看得见的敌人，剑上的玉石、玻璃饰品具有神圣力量，能够进攻看不见的敌人诸如鬼魂、精怪之类，对照石峁古城城墙上镶嵌大量玉石以抵抗精神敌人，可以知道这是上古各地通行的做法。所以此时国人使用玻璃器，主要看中的仍然是其宗教功能。

到了战国时代，中国有了制造玻璃的能力，战国时代，楚地尤其是今日湖南、湖北的玻璃工业发展起来，不但继续制造从伊朗输入的“蜻蜓眼”器型，也开始制造玻璃璧、玻璃印章等中国特有的玻璃器，而且随着玻璃产量的提升，贵族之外的人也能用玻璃陪葬。

中国的玻璃器烧制，与原始道教的炼丹活动有关，战国时代，这些巫师炼丹时常会使用铅，结果歪打正着地烧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铅钡玻璃，日后还影响了朝鲜和日本的玻璃制造，即王充《论衡》所言“道人消炼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补殊别”。与欧洲、中东的钠钙玻璃相比，铅钡玻璃透明度较高，但是相对脆弱，倏冷倏热容易开裂，这一点影响了东西方玻璃器的发展方向。

公元前一世纪，希腊人希帕洛斯发现横贯印度洋的季风，从此，罗马船只可以借助季风横穿印度洋抵达印度，不用再沿着海岸行驶绕道阿拉伯、波斯，这一发现促进了罗马与印度的贸易。公元前后，罗马帝国出现了玻璃吹制法，不需要模具就可以生产玻璃器，提高了玻璃产能，平民百姓逐渐也能用得起玻璃，与此同时，罗马又发明了玻璃马赛克装饰、车床抛光技术，这些高级产品通过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或者印度海路到达中国。

印度则因为缺少东地中海的天然碱，开始用草木灰作为烧制玻璃的辅料，结果造出了含钾量颇高的钾玻璃，其时南印度的朱罗帝国商贸极为繁荣，钾玻璃也在汉代传入中国的广西。可惜，随着南越国被汉朝消灭，南越的排水系统、钾玻璃等先进技术逐渐都失传了。

汉朝灭亡后，魏晋南北朝长期动荡，尤其是北方，十六国北朝如走马灯般变换，中原的铅钡玻璃产业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日益衰落。

三世纪危机后罗马帝国衰落，波斯萨珊王朝接过了玻璃制造业的龙头位置，乳突玻璃碗尤其美观受欢迎。罗马、波斯这些精美的玻璃器都对统治中国北方的五胡贵族产生莫大的吸引力。建立十六国的羯、氐、羌等族、建立北魏的拓跋鲜卑，在入主中原之前就与中亚粟特商人颇有交往，羯族甚至直接就是东迁的粟特人，他们对罗马、波斯的精美器物并不陌生，热衷于接受舶来玻璃器，自然也就没有兴致去推动中国传统的铅钡玻璃的生产。

北魏自从兴起，长期通过粟特商人进行经济、外交甚至军事活动，粟特人也为北魏输入了大量波斯、中亚、印度乃至罗马的技术，其中也包括玻璃吹制法。河北定州北魏塔基出土了一系列用吹制法制作的中式器型的玻璃器，可以证明中国匠人已经掌握吹制法，但因为玻璃器在中国属于小众产业，这项技术不时失传，隋代的粟特商人后裔何稠很可能重新发明了玻璃吹制法。

左图：清代金星玻璃冰裂纹笔筒。金星玻璃，又称“温都里那石”，因红褐色玻璃中有无数金色光点而得名。乾隆六年在西方传教士纪文、汤执中的指导下，宫廷造办处正式烧造成功了这种金星玻璃。金星玻璃是中西方技术匠人智慧互通合作的结晶。

右图：清乾隆搅胎玻璃瓶，故宫博物院藏。这件搅胎玻璃瓶口径11厘米，足底阴刻“乾隆年制”四字款，是清代搅胎玻璃工艺的典型器物。

昔日宫廷寺观物，流入寻常百姓家

隋唐时代，中国工匠使用吹制法制造玻璃，而且随着炼丹术的发展，传统的铅钡玻璃演变成更适合吹制的高铅玻璃。铅钡玻璃的时代，中国工匠制造玻璃器时主要用方铅矿来助燃，方铅矿中含钡较多，到隋唐则直接用铅块助燃，杂质少了，玻璃的含铅量自然高了，能达到70%以上，这种高铅玻璃延展性好，能够加工薄壁器物，透明度也较高，生产的玻璃器明显胜于汉代。隋唐时代中国也生产了少量钠钙玻璃，但毕竟缺少地中海南岸碱湖里取之不尽的自然纯碱，因而没有发展起来。

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兴起后，夺取了东罗马和波斯的玻璃制造中心，阿拉伯帝国代表了世界玻璃器制造的最高水平。阿拉伯帝国不但制造了诸多美观的玻璃用具，而且烧制出了透明度较高的玻璃器皿，在百年翻译运动中，阿拉伯科学家热衷于做实验来验证古希腊、古罗马的科学，没有透明的玻璃器皿难以实现，日后，混合了古希腊罗马科学和阿拉伯人实验的学问回传欧洲，直接促成了近代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

其时伊斯兰世界在借鉴罗马、波斯玻璃技术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贴花玻璃、刻纹玻璃、釉彩玻璃美轮美奂，深受唐人喜爱。唐代宗收到岭南节度使路嗣恭进贡的直径九寸的玻璃盘，将其视为至宝，因为伊斯兰玻璃工艺日新月异，许多唐人甚至不知道有些器具是玻璃器，还以为是某种有神力的域外宝石，唐传奇中胡人用玻璃瓶施法术进行诈骗，一些唐宋画中观音菩萨手持的是玻璃瓶，后唐末帝李从珂将写有官员姓名的纸条放入玻璃瓶中拈阄，都是将玻璃器用作法器的表现。

根据佛教《一切经音义》中“吠琉璃……其宝青色，莹澈有光”的说法，许多唐人以为域外传来的绿色玻璃器即是佛教七宝之一的琉璃，以为是佛教圣山须弥山的碎片，于是在一些佛塔中，用玻璃器来作为包裹舍利子最内层的容器，并且形成制度。按照舍利函从外到内珍贵程度递增的规律，在石函、铜函、银函、金函之内是玻璃函（或者是唐人心目中的琉璃函），无疑说明域外玻璃器比黄金还要珍贵。

到了宋代，玻璃器变得很尴尬。宋朝虽然在政治上有较多集权措施，对社会的管控却比唐朝要放松很多，促成民间经济繁荣。随着玻璃器等宫廷玩物普及到民间，宋人已经明白了那些进口的玻璃器虽然漂亮，但跟国内的一样，不过是砂土烧制的，并没有多值钱，也不具有神秘效用。于是玻璃器被称为“药玉”、“假玉”，价值一落千丈，富贵人家不屑再用掉价的玻璃器来装饰自己，也就没有意愿去发展玻璃工艺。

对民间社会来说，如果玻璃器具有广泛群众基础，仍然有可能发展起来，但宋代的中国已经具备了高度发达的陶瓷工艺，作为器皿，陶瓷器已经足够满足各阶层人民的日常需求，民间也缺乏再去开发一种新材质器皿的动力。何况中国的高铅玻璃还有清脆易碎的缺点，冷热交替时极易损坏，这一点就远远不如陶瓷了，域外的钠钙玻璃器虽然质地厚重，不怕冷热交替，但舶来品价格偏贵，要成为主要的民用品很难。

相比于唐代，宋代较为世俗化，玻璃器虽然不再具备神秘力量，但融合了宋代文人的雅趣，出现了玻璃花瓶、玻璃盏等风雅之具，作为观赏物，也出现了玻璃动物、玻璃瓜果、玻璃灯等新器型，南宋宫廷甚至制作过高达五丈的玻璃灯山，艺术水平都达到相当高度。

宋辽对峙的时代正是伊斯兰玻璃器的黄金时代。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不再能掌控整个帝国，帝国分裂为多个地方王朝，地方王朝的埃米尔们在地性增强，更加重视本地利益，而且地方王朝之间虽有纷争却不戕害商路，穆斯林可以在各伊斯兰王朝之间自由旅行和经商，在这种“伊斯兰和平”的氛围之下，中东各地的经济文化比帝国强力掌控的年代更加繁荣，伊斯兰世界的玻璃艺术也达到顶峰，釉料彩绘玻璃和浮雕玻璃可谓精彩绝伦，宋、辽双方对伊斯兰玻璃器都爱不释手，进口了不少，一些辽塔、辽墓都出土了伊斯兰玻璃器。

元代以来，中国乃至世界的玻璃器生产都产生了很大变化。蒙古西征过程中将包括玻璃匠在内的工匠甄别出来带回蒙古，不过玻璃器生产的规模效应和技术交流毕竟受到了损害。元代设置瓘玉局，为宫廷制造玻璃器，但是规模不大，而且不知是出于蒙古统治者的喜好还是技术的失传，元代的玻璃器透明度低，主要用来仿造玉石。元代玻璃生产的助燃剂也从铅块变成硝石，氧化钾、氧化铝和氟的含量大增，铅的含量却有所降低，因而元代的钾钙玻璃既不同于欧洲、中东的钠钙玻璃，也不同于中国隋唐以来的高铅玻璃，透明度比二者都要低。

“京字牌”眼镜。眼镜腿上可见“京字牌”三字。“京字牌”是北京玻璃集团公司旗下诸多著名品牌之一。对北京人来说，“京字牌”眼镜不仅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也是时尚的象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京乃至全国，拥有一副“京字牌”眼镜，可以说是走在时尚的前列。特别是当时被谑称为“蛤蟆镜”的黑框大片墨镜，更是装扮起一段不羁的青春岁月。

世界是透明的

明代以来，伊斯兰世界或者说中东的玻璃工业持续衰落。1401年，帖木儿帝国征服了硕果仅存的伊斯兰玻璃中心大马士革，将部分工匠带到撒马尔罕，但传承、规模都无法恢复往日旧观，其他工匠则逃往意大利。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的玻璃匠人也大量逃亡意大利。此后，意大利尤其是威尼斯的玻璃工业达到鼎盛，但明朝实行海禁，导致进口有限，而明朝士大夫心，亦认为域外玻璃器“奈无雅品”（高濂《遵生八笺》）。明代玻璃产量不低，甚至玻璃珠被郑和的船队卖到南洋和西洋。

清朝的康熙帝对西洋科学、艺术颇感兴趣，一度解除海禁，并且在造办处设置玻璃厂，利用欧洲传教士带来的技术生产玻璃器。康雍乾三代，宫廷作坊不惜工本，开发出金星玻璃、缠丝玻璃、套色玻璃，制造了一批极为精美的玻璃器，艺术水平不在欧洲玻璃器之下，尤其是将漆器的戗金工艺移植到玻璃器上创造的戗金玻璃器，更是极具特色。中国玻璃器也多次引进域外技术来更新换代，体现出中国工匠高度的学习能力，玻璃器堪称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

清宫玻璃器是帝王的玩物，而不是植根于社会的需要，成本极高。不过，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帝王的喜好也促使清代民间玻璃器有所复兴，康乾以来出现的玻璃鼻烟壶就是世界玻璃艺术中的一朵奇葩。

清代中国玻璃的主要配方仍然是元以来的钾钙玻璃，而非欧洲的钠钙玻璃，而且元以来中国更偏好不透明的玻璃器，为此在烧制玻璃时特意加氟作为乳浊剂，一些欧洲人不了解中国人的喜好，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烧不出透明玻璃只能烧浑浊的，因而认为清代玻璃器水平很低，是不客观的。中国产的玻璃珠质量精良，甚至跟茶叶、瓷器、丝绸一样成为出口产品，美国用中国玻璃珠跟印第安人交换毛皮，中国玻璃珠深受印第安人喜爱。

十七世纪末，欧洲发展出透明度极高的铅玻璃。平板玻璃窗、玻璃镜对油画等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玻璃器皿以及建立在透镜基础上的望远镜、显微镜则对科学革命至关重要。玻璃制品从整体上促使欧洲人更加重视细节。中国玻璃器则从玉石崇拜的传统出发，主要注重玻璃的仿玉职能，把玻璃器当纯粹的艺术品和宗教用品来设计。中国有高度发达的陶瓷器，因此在古代，玻璃器成为一种相对小众的艺术门类，但即使如此，仍然达到很高的水准，显示出中国工匠的聪明才智。

在缕述了玻璃在中国的漫长历程后，我们不妨将目光转向这样一件玻璃器，它是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乾隆时代搅胎玻璃瓶。搅胎，是“套玻璃”的一种，这是中国玻璃匠人别出心裁的发明。清代艺术大师赵之谦在《勇庐闲诘》中将套玻璃视为升平时代的技术创造：“时天下大定，万物殷富，工执艺事，咸求修尚，于是列素点绚，以文成章，更创新制，谓之曰套。套者，白受彩也。”

当你去端详这件玻璃瓶时，你或许会大感惊异——因为它的设计是如此大胆，蓝色、红色和白色的彩条像飞舞的霓虹一样缠绕在瓶身上，如此活泼，如此热烈，却又如此典雅，犹如行云流水，凝视久了，色彩似乎在瓶身上盘旋起来，本是静止的器物，却被这活泼而典雅的色彩，注入了勃勃生机。如果不是标签上注明它来自于十八世纪，你一定会把它当作是当今国际时尚舞台上最新款的设计品。

玻璃的本体是透明的，所以它才能容纳如此多的色彩。玻璃是多彩的，因此它可以被同样多彩的文明所悦纳，所喜爱，并且踵事增华，发扬光大。直到今天，玻璃依然沟通着这个世界，我们透过玻璃屏幕，看到彼此的多彩文明，透过玻璃窗户，共赏同一轮清朗的明月——这世界本应是多彩的，这世界也本应是透明的。

文/彭治宇

编辑/李阳 罗东

校对/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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