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从未远去（那个江湖远去了）

2018年10月30日，金庸去世了。

全民哀悼。

哀声遍野。

一个时代落幕了。人间再无武侠。

似乎没有任何一个作家，能像金庸这样，因为离开而让全民心碎。整个微博一片烛光，朋友圈同样泪水涔涔。

但没办法。

我们都是看着金庸长大的啊。70､80年代的人读他的小说，90年代的人，看他的武侠电视剧和武侠电影。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哪一部，不曾牵扯起万千柔肠。

大家已经把金庸当成了一种现象，一个符号，一种成人童话。

他是一面旗帜。

大旗一挥，无数人跟随前往。

为什么我们就认准金庸？

为什么我们因他荡气回肠，痴迷神往？

用《金庸评传》里的一句话来说，那就是：金庸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浪漫的一章。

金庸给了我们一个江湖。

在这个江湖里，有浩气当空，有凛然正义，有邪恶，有恩怨情仇蜚短流长。

它是生活。但又不是生活。

它比现实更快意，也更浪漫。它将成人世界里的秩序、追求与恐惧，全部架空，放到一个恢宏壮阔的时空里，去重新发生。

在那里，你能看到另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太迷人。许多人一生，都无法走出。

50年代以来，香港许多武侠作家，都在奋笔疾书，源源不断地创作。但是，唯有金庸，以其皓首穷典，穿穴群经，下笔璨然，创造了一个无人能及的武侠梦。

又以其大气象和大格局，征服了所有华人。

可惜少有人知的是——

这种“大”，是由“苦”喂大的。

金庸出生于浙江海宁。原名查良镛。

查家是名门望族。

康熙曾亲笔写过匾额，赐予他们家。

查家人都爱读书。

藏书多得吓人，多达两三万卷。实在是当时的一大传奇。

读书蔚然成风，查家人自然成就蜚然。“查氏获得生员资格人数为800人，考取进士、贡生者共133人”。

而我们现在熟悉的名人，不少与金庸是近亲。

徐志摩是他表哥。

穆旦是堂哥。

钱学森是表姐夫。

甚至琼瑶，也与金庸有姻亲关系。

一个人优秀不叫优秀，全族人优秀才令子孙们受益无穷。

金庸的祖父叫查文清。

爱读书，爱作诗，也爱助人。家族里有谁要读书，可以从他手中领取津贴。如果出国读书，钱会给得更多。

他编了一部书，叫《海宁查氏诗钞》，是雕版，堆了满满两屋子。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金庸和兄弟们从小就熟读诗词，通读经典。

他母亲是徐志摩的姑姑，也是读书人。

父亲更不必说。

所以，金庸爱书，是有家学渊源可寻的。

幼年时期，他就在天仙河畔，赫山房里，终日与书为伴。

战乱之后，他们家仍然有三间书房，摆满了线装书。弟弟对人说，这些书他都翻过。

到香港后，山顶道宽大的书房里，依然摆满了外文精装书。

逃亡时，他的肩上，也挂着一个大书袋，手中捧着两盒围棋，这个景象令同学们印象极深，说起来，都说“查良镛很痴”。

可惜，无忧无虑的读书时光稍纵即逝。

不久，日寇侵华。时局动荡。

海宁陷入危境。

这时候，金庸家人相继离世。

母亲得了痢疾，无医可治，最终病亡。她死时，金庸不在身边。

不久，弟弟良栋也病逝了。金庸也不在身边。

查家的家产、书房、钱财，也在战火中大部分被毁。一个历时600年的书香门第，就此没落。

50年代的时候，金庸父亲离世。金庸在千里之外的香港。

1976年，金庸大儿子自杀。金庸同样不在旁侧。

他说：

“我家庭本来是相当富裕的，但住宅给日军烧光。母亲和我最亲爱的弟弟都在战争中死亡......不过战争也给了我一些有益的磨炼。我此后一生从来不怕吃苦。战时吃不饱饭，又生重病，几乎要死，这样的困苦都经历过了，以后还有什么更可怕的事呢？”

苦难压身，战乱频繁，他置身其中，对生死、爱、亲情、战争都了如指掌。

他了解人生的苦，了解人世的艰辛与无奈。

这些经验，都被他写进小说，成就了一代经典。

今天的读者读金庸，会感到厚重的底蕴。

而且，这些厚重感，不仅有苦难打底，还有自由主义的气息在其中。

他不爱江山。

他爱江湖。

因为江山是一种权力。

而江湖是一种秩序。

所以，在他的小说中，庙堂与江湖之争时，往往最潇洒最正义的人，会选择在江湖中隐迹，而非在庙堂中求生。

这是他的价值观。

在这种价值观导向下，令狐冲才放荡不羁，杨过才亦正亦邪，郭靖才能以一己之力，去保卫襄阳城。

所有这些侠义，都不是“你让我做”，而是“我想做”，因为这是对的。

也因此，读者们向往这个世界。

因为比之于现实，这个世界更浪漫，更自由，也更接近于道义。

金庸在《新晚报》连载的第一部武侠，是《书剑恩仇录》，开始几期，没有太大反响。后来开始反响惊人。

整个香港都在疯狂追捧。

有一回，有制片人和金庸约了个茶楼，说要把《书剑恩仇录》拍成电影。谈的时候，忽然忘记了其中一个小人物的绰号。

这时，茶楼的女招待和邻座的客人立刻插话进来，告诉了他们。

这部小说的受欢迎，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

金庸自己也说，“游戏文字，居然有人喜爱”。

但他更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传奇，正随着他笔下的传奇开始。

从此，一个妇孺皆知、老少咸宜、男女通杀的武侠时代，正式拉开帷幕。

再后来我们都知道了。

金庸成了读者最多的作家，赚了很多钱，有了大名。

有人说，中国人从9岁到99岁，都在读金庸。

还有人说，地球上有人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

这样的成就之下，金庸却有自己的困惑。

在当时的大陆作家看来，金庸写的，都是下里巴人的东西。上不得台面，登不得大雅之堂。

1994年，北京大学曾经聘请金庸，作为客座教授。

一时之间，大陆文化圈纷纷反对。

因为在当时，金庸=低俗，武侠=瞎扯。

李泽厚专门著长文，称《北大聘金庸为客座教授是荒唐事》。

鄢烈山则写《拒绝金庸》，称武侠先天就是一种头足倒置的怪物。

易中天在《谈金庸》一文中冷嘲热讽，说金庸根本不是什么“文学大师”，而是“营销大师”。

王朔也加入了反对派。

说：“港台作家的东西都是不入流的，他们的作品只有两大宗：言情和武侠，一个滥情幼稚，一个胡编乱造。尤其是武侠，本是旧小说一种，80年代新思潮风起云涌，人人惟恐不前卫，看那个有如穿缅裆裤戴瓜皮帽，自己先觉得跌份。”

其他文人更不用说了。

遇了这种事，肯定忙着来踩一脚，生怕没办法赚优越感。

对于泼天非议，金庸也只是淡淡说：“……上天待我已经太好了，享受了这么多幸福，偶尔给人骂几句，命中该有，也不会不开心的。”

很是体面的回应了。

其实读过金庸的人，都会知道，他不是一个媚俗的作家。

他有风骨。

也有情怀。

在《射雕英雄传》里，他借郭靖这个人物，表达了一个观念：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也许是家学如此，也许是他天性使然，他从年少开始，就是有政治抱负的，一直想做外交官，为中国人做一些实事。

所以，中学毕业后，他去了中央政治学校。

没想到，一年后，因为一些仗义直言的事，他被开除。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被开除了。

第一次是在中学，因为无法忍受训导主任不把学生当人，写文章理论，结果被请出学校。

这一次是在大学，又是因为行侠仗义的事。

他说：“一事能狂便少年。”

这种狂气，一直跟了他一生。哪怕他著文立说，狂气仍然不泯。这点气质，也造成他笔下的主人公，无论出身市井，还是来自名门，都有一股潇然之气。

后来他开始谋生。

在农场工作过，在图书馆工作过，在报社杂志工作过。

到了香港以后，他在《大公报》做记者和编辑。梅汝滶给金庸写信，希望他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并向上举荐金庸。

金庸喜不自禁。

立刻辞了《大公报》的工作前往北京。可惜因为他在中央政治学校学习的经历，他被刷下来了。

政治梦已碎。

只有在文字之中，重建一个政治梦。

那时候，香港报业开始发达起来了。他离开《大公报》，和一个朋友，一起创立《明报》。这是一张非常小的报纸。

但几年以后，《明报》成为香港发行量最大的刊物。

之所以能有这样的逆袭，就是因为金庸。

他以不同的笔名，在《明报》上不断发表作品。当时的工人都说，每天都在等着金庸的文章下印厂。

他当时发表的文章有两块。一是武侠，二是社评。

那几年时局动荡。大陆更是如此。

金庸太厉害了。

他对一切都洞若观火。

某些大事件尚未开始时，他就能预测到事件走向。而且，每一次都预测对了。

所以，邓小平接见过他。

撒切尔夫人专门拜访过他。

《香港基本法》的起草，不是一帮政治人物做的，而是金庸。

这样的地位，普通作家不可能企及。只有拥非凡见识、非凡影响力、非凡格局的人，才可能做到。

有人猜，金庸笔下哪个人，更像他本人。

他后来回答记者：“我肯定不是乔峰，也不是陈家洛，更不是韦小宝......因为我做事毕竟是严谨的，不可能会这样潇洒风流......”

他觉得自己是郭靖。

“写郭靖时，我对文学了解还不深，较多地体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如果说，郭靖有我自己的影子的话，那可能指我的性格反应比较慢，却有毅力，锲而不舍，在困难面前不后退。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下苦功夫，不求速成。”

和他相交多年的沈西城也说：“他一向木讷，不喜多言，他心里面的话，似乎完全宣泄在他的小说里，读者喜欢的郭靖或令狐冲，大半是金庸的化身。”

办《明报》时，他是老板，也是主编。

但是他的管理，丝毫没有管理学的套路，不喜欢开会，不喜欢搞团建，更不喜欢画大饼、搞口号。

甚至话也不多说。

就喜欢写信。

他给下属派活儿，不会用说的，直接写一封信给他。

所以在《明报》做事的人，每个人手上，都有一大撂金庸的手写信。

有一回，也在《明报》上写武侠连载的倪匡想要加稿费，“给我加稿费啊呀喂。”

金庸说：“行，加！”

回头加了5%。

倪匡一看，这不是玩我吗。就打了个电话给金庸，吧啦吧啦说了一大堆。金庸没办法，说是说不过了，怎么办呢？

“这样吧，我给你写信吧！”

倪匡一听，惨叫一声：“吾命休矣。”因为金庸一写起信来，逻辑缜密，情感动人，没有一个人会不被说服的。

果然，他写来一大封长信，谈到了时局啦经济啦危机啦使命感啦，总之一句话：不加。

倪匡没辙。也只好不加。

后来怏怏说：“我从来不曾见过有一个人像查良镛那么喜欢写信的人。”

实在是令人忍俊不禁。所以沈西诚谈金庸时，说他像郭靖，但又比郭靖多了一份“狡黠”。当然这并非贬义。

金庸是中国文人版的侠。

他有抱负，有责任感。孟子说，中国的士，应该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金庸做到了。

当年在战火中流亡时，他做到了不自弃。始终读书，侠义满胸。

后来成了一代文豪，能影响一代人时，也做到了不作恶，不圈钱，不为虎作伥，以写小说、编法典等方式，为民众的自由而积极努力。

金庸在《天龙八部》里写阿朱：四海列国，千秋万载，只有一个阿朱。

放在他身上，同样成立。

“四海列国，千秋万载，只有一个金庸。”

晚年的时候，他早已不怵生死。网络上多谣传他离开。他说，如果哪一天真的离开，希望后人能在他的墓碑上写上一句话：

“这里躺着一个人，在20世纪、21世纪，他写过几十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所喜欢。”

如今先生已逝，江湖已远，一代传奇落幕。但新的传奇仍在发生。

恰如傅国涌在《金庸传》的末尾写的：

“滚滚红尘，转眼成空，是耶非耶，天下后世，自有公论。

无论多么辉煌，多么耀眼，天亮了，星星终将隐去，千千万万平凡的心灵，又将开始一天新的生活，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故事终将落幕。”

作者：周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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